从北京CBD的国贸三往西过一条街，诺安基金大楼后面的巷子里，声名遐迩的餐馆小王府（XiaoWang's Home）旁边，有一家沙县小吃，当年只要十三块钱，就能买到包含一根肉色苍白的鸡腿的盖饭。在国贸三楼下超市买一份快餐的钱，可以在这里吃三根鸡腿。在国贸商场随便哪个餐厅跟同事AA的午饭钱，可以在这里吃至少七根鸡腿。

如果愿意走得更远一点，过了破旧的光华里社区，到韩国文化院附近的小巷里，还能找到那种简易桌椅搭的小吃摊，专门卖驴肉火烧，八块钱一份。脏兮兮的桌子边上坐着的都是来自附近工地的民工。就算在电视台曝光河北假驴肉作坊的时候，也没见顾客丝毫减少。

在读远川研究所的爆款文章《北上广没有靳东，四五线没有李诞》的时候，我脑海中首先闪过的，是多年前这两家小吃店的景象。

北上广没有靳东？我看不见得。

但转念一想，我又发现其实我上当了，我在无意间，被作者带进了沟里，竟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其实他的推理是错的。

作者用骗子选靳东不选“国民弟弟”来说明三四五线城市与北上广深有迥异的审美趣味和文化习惯。这个推理，对吗？

显然不对。中老年妇女被假靳东骗，主要原因不在审美趣味和文化习惯，而在于中老年人没有跟上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对网络平台的陌生，使她们掉入了拙劣的骗局。

一方面，北上广深的阿姨们，喜欢靳东的也未必就在少数。三四五线城市的阿姨们，也不见得就对“国民弟弟”们无动于衷。

另一方面，其实靳东并非唯一“正确答案”，网上还有假蔡国庆、假陈道明、假张嘉译等其他“答案”。他们和靳东一样，不管在几线城市，都有数量庞大的粉丝。

所以假靳东这件事，关节不在是城是乡。

例子和结论之间，貌似相关，其实缺乏联系，这是远川的这篇的《北上广》第一处让我觉得不对劲的地方。

越往下读，不对劲的地方越多。具体而言，《北上广》虽然表达了一种“人文关怀”，但这种“人文关怀”的成色主要还是城市小资的自恋与贩卖焦虑，流于表面的分析里，掩饰不住一股居高临下的猎奇语气。

要说清楚这一点，我想先讲讲被《北上广》引用的李一凡导演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李一凡先生是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老师，他独立拍摄的《杀马特，我爱你》还原了当年那些玩杀马特的厂弟厂妹们的真实青春，引起了广泛关注。

我看了电影，也读了相关报道。比起农村打工少年的青春残酷物语，更让我感到惊诧的是李一凡先生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一开始以为杀马特是倔强的嬉皮士，后来发现只是年轻工人疲惫时的消遣。”

初读这句话，我的感受是：这还要“后来发现”？廉价的服饰、浮夸的头发、稚嫩的面庞、非主流的行为方式，不管怎么看，第一印象都应该是“穷人自娱自乐”吧？

我不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北上广深的人与三四五线城市的人，会有什么分歧。

那问题来了，是什么让李一凡先生一开始居然联想到“倔强的嬉皮士”这么洋气的文化符号的？

在我看来，这不是由身处几线城市决定的，而是出于一种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浪漫想象”。

当然了，浪漫和想象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是，脱离社会。

我并不想否定李一凡导演的卓越工作，也完全肯定《杀马特，我爱你》的价值，但我依旧想说，一些城市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反思反思？你们的思维习惯，是不是需要调整调整？

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里，有多少跟拍摄《杀马特，我爱你》之前的李一凡先生一样，偶尔不偶尔的会进入连自己都察觉不出的“浪漫想象”模式呢？

我这里有另外一个例子。

我本人是反对“阶层固化”这个说法的（《看了家北京的幼儿园：阶层固化是个伪命题吧？》），但我身边的朋友里，有与我意见相左的。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做大学老师的师兄，他是第一个跟我抱怨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人。

当时我感到不解，因为放眼所及，我小初高的同学，包括我自己，许多都是阶层上升的例子。而且根据数据，中国中产阶级的比例才只有25%，比起发达国家动辄60%（美国）乃至80%（日本）的数字，还有不小的上升空间。为什么身为学者的师兄会如此焦虑呢？

这两年我才逐渐想明白，对大学教授们而言，他们平时所见所闻所接触的，要么是官员，要么是老板，要么是国外待遇优渥的同行，他们口中的固化，跟我理解的固化，是两个东西。

我认为在发展中的中国，下层往中层走，还有许多机会。师兄他们认为如今中层往上层走，或者上层中的底层（我把学者归类在此处）往更上走，比以前难了。所以我们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我并不是一定要说谁对谁错，只是，有多少处在社会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要么眼睛只朝上看，要么往下看的时候只有居高临下一种狭隘视角，已经忘了还有走下台阶，平视人民这一观察方法了？

在我看来，《北上广》的作者，更像拍电影前的李一凡，而不是之后。

比如《北上广》提到了X博士的《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北上广》的立意，主要在于描写一线城市白领对荒诞行径此起彼伏的乡村世界的“友邦惊诧”，借以体现城乡对立的审美天堑，突出两拨人无法相互理解只能渐行渐远，最后批判平台（或者还有别的什么）掩盖城乡之间的鸿沟。

又比如《北上广》提到了黄章晋的《在隔壁的中国，那些孩子已经长大了》。黄的文章讲农村教育资源稀缺，于是搞“一刀切的撤点并校”；但这造成中西部山区孩子上学路远，于是搞“校车接送”；中西部条件有限，一些校车不符合安全标准，于是事故频发；事故曝光后学校纷纷转为寄宿制，于是记者们又批评这会使留守儿童“脱离家庭、陷入集体霸凌”。

我把这两个例子放在一起讲，是因为透过《北上广》的参考资料，透过它的评论角度，透过它分析的终点，我又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城市小资自以为是的深刻。

《北上广》的作者也知道说“经济撕裂持续存在，文化撕裂就会持续存在”，可就在我希望看到关于“怎么办”的分析时，作者笔锋一转，开始长篇累牍地描绘辛巴和诺兰，又是“知沟理论”、又是“回音壁效应”，术语拽了不少，书袋掉了半筐，但除了把问题（上文已经描述得很详细了的“城乡割裂”）又重复了一遍，再审了一遍题，答案是一个字也没写，连个“解”字也没写。

甚至，在一通“正确的废话”之后，作者写道：

徘徊于话术与沾沾自喜的深刻假象，圆滑地绕过真问题，这种作风不独《北上广》有，它转引的《在隔壁的中国》也有。

都知道教育是实现阶层突破最好的手段，都知道贫困山区的孩子不接受教育就要出去打工，就像当年的杀马特，但现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没有那么多教育资源怎么办？一个答案是搞撤点并校。搞了撤点并校，路程问题凸显，这时又想到了校车。但有些地方没有那么多钱置办合格的校车，出了事故，于是想到搞寄宿制学校。这些是实际解决问题的人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事情在一步一步地做，一点一点地改进。

现在记者说寄宿制会导致集体霸凌、脱离家庭。我想问，这就说完啦？

动动嘴皮子，批评“一刀切”，或者说“留守儿童脱离家庭”，这很容易，但提建议，做实事，解决现实问题，就难多了。

比如针对《在隔壁的中国》里提出的问题，完全可以接着思考，怎么样改进寄宿学校的管理？怎么样平衡区域发展？需要多少时间？有没有办法增加大城市的入学机会，使留守儿童能跟父母在一起？有哪些人提过这些那些的应对方法？是否可行？哪些已经在做了，效果如何？

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看到更多真正深入的评析，而不是浅尝辄止、似是而非的批判。“批判”不是知识分子的安全线，也不应该是知识分子的舒适区。许多所谓的批判，归根结底只是贩卖焦虑，对推动社会进步，并无实质帮助。

沉湎于对问题的不断重复，或是迷失于纸上谈兵的自说自话，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我很忧国忧民”的幻象，一种孤芳自赏的道德优越感。这是值得警惕的。它沦为罗素所说的“伪知识分子”的范畴，违背了自左拉创造“知识分子”这个词以来，人们对知识界寄予的所有期望。

我从没有说知识分子（本文以记者举例）不应该指出问题，我是觉得有一些知识分子本应该做得更好，不要只满足于指出问题，请试着提出真正经过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

以记者为例，我有一种印象，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有，就是一些掌握了很大话语权的记者，给人一种埋头钻研新闻技术、却疏于系统性了解另一门社科知识的感觉。

经济、法律、政治，任何一门都行，是切实关系着社会治理的学科，其中预测后果与利益衡量的技术，都是值得专门下功夫学习的。

我看过不少报道，形成了一种印象，许多记者拥有第一手的材料，能指出很好的问题，却因为不具备分析的能力，只能靠想象（一般以“常识”的名义）随意解读。这些议论要么沦为吸引眼球（常常会反转）的带风向，要么沦为空谈，要么沦为情绪宣泄式的口号，实在非常可惜。

不单单是记者，许多喜欢在舆论场发声的知识分子，认为媒体是第四权力。既然如此，就应该明白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的道理。知识分子有责任在发言的时候，尽可能减少论证中的逻辑错误，避免行文时的投机取巧，少贩卖些焦虑，多给出一些迎难而上的分析。

一个更好的国家，需要更好的知识分子。至少从《北上广》一文来看，我们面向公众的知识分子做得还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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