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链式反应到网格反应：

SARS和COVID-19传染病期间的动员与限制

项  飚  /文

王立秋/试译

传染病与人口流动性密切相关。但COVID-19的爆发，就2020年中国的人口流动不仅史无前例地普遍和频繁，而且还成为全球经济和许多人的生计的基础而言，是特别的。可以说，在维持生产商，商品的流通和人口的流动要比工厂里的流水线更重要。

COVID-19传染病的爆发和后续的应对影响特别大，因为它们突然中断了所谓的“流动经济”。通过比较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的爆发，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特定的语境。为遏制SARS病毒，中国政府把城市农民工识别为唯一的首要目标。4月和5月中央政府至少发布了八条关于农民工的紧急指令，北京市政府也发布了十六条相关指令。

而在2020年，农民工几乎没有被提及。大多数与COVID-19斗争的举措，都以全部人口为目标。显然，如今，流动性不再为农民工所特有，它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特征了。流动性的意义变了，它与公共健康的关系也变了。2003年政府以农民工为目标是有原因的，当年城市农民工占到了所有SARS病例的百分之14.81（峰值的数据，卫生部2003）。在SARS爆发后，全国大约有百分之12.6的农民工离开了城市（国家统计局，农业调查组，转引自Ma 2003），这些人成为了农村感染的主要来源。比如说，在中国北方的河北省，百分之90的SARS感染者都是返乡的农民工(Asahi Shimbun 2003)。北京社科院的一名研究者评论说“因‘非典’引发的在京流动人口‘外逃’导致的疫情在全国范围的传播，以及流动人口‘集聚’造成北京市内爆发性疫情的蔓延，使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首次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展示在人们面前”(Feng 2003: 10)。

那么确切来说，SARS传染病与人口流动性的关系如何呢？我在当时做的田野工作表明，与公共媒体和政策文件的叙事不同，很少有农民工是因为健康原因，才离开城市的。与他们城市中产阶级同胞相比，农民工对传染病的威胁更不敏感得多。农民工的流动，是链式反应的结果。在2003年4月末的时候，在隐瞒了两个月之后，在国际共同体和国内城市居民的强大压力下，中国政府突然承认传染病是国家紧急状况。公共娱乐场所和建筑工地被认为是高风险区域，并在一夜之间遭到了关闭。5月，北京关闭了百分之七十的餐厅(Yang 2003)，这就可能导致二十三万七千三百名农民失业（这是我根据新华社信息的估测，2003）。没了工作，农民工只好回家。他们变成了病毒、经济动荡、和社会污名的最惨的受害者。

“链式反应”的意思是，传染病和农民工之间的关联，以社会分层为中介(Xiang 2003)。比较而言，COVID-19引起的，则是“网格反应”。住宅社区、城市片区、城市、甚至整个省市像网格一样行动，把地毯式的监视强加到所有居民头上，使流动最小化，并把他们隔离起来。在中国的行政系统中，一个网格一组人家(a cluster of households)，从农村的五十户到城市的一千户不等。网格的管理者（一般是志愿者）和网格的头（领国家薪水的干部）要确保垃圾按时得到回收，车辆停靠规整，以及，网格内没政治示威活动发生。在疫情爆发期间，网格的管理者会一家一户地上门检测每个人的体温，发放许可证（每周每户人家只允许一个人出门两次），并且，在集体隔离的情况下，每天三次把食物送到所有居民门前。

网格反应，就和COVID-19病毒一样，是高度传染性的。中央政府一对病毒宣战，全国的地方就立马采取了严格的措施，甚至在没有感染的偏远省份也不例外。不久，全国人民就把自己锁进了网格。网格反应不只关乎社区网格；它也指全方位的、一刀切的、像战争意义的策略。把整个医院变成COVID-19的病房、在村子周围设路障，也是网格反应的一部分。总体动员（全面制动）(Total [im]mobilization)被认为是必要的，部分是因为，中国的流动水平到达了史无前例的高度。2019年，超过三十六亿的中国人次乘火车旅行，乘坐飞机的人数也高达六亿六千万，而相比之下，2003年的数据才分别是九亿五千万、和八千七百万；中国私家车的数量，也从2003年的一千三百万，增长到了两亿六百万(CEIC Data 2020)。

流动性增长的原因也在于，工作临时化(casualized)了。在2008年到2016年间，非正式部门每年提供了一千万份工作，而国企和外企的稳定雇佣的增长速度则缓慢得多，事实上，在2015年到2016年间，它们还缩减了两百万份工作(Qian 2020:2)。2008年，“劳务派遣”合法化了，而2011年，劳务派遣就占到了全国工作的百分之13.1（全国总工会2012:35）。派遣机构把劳动者从一个项目的移动到另一个项目的。如今，更多的农民工在地方与地方、工作与工作之间流动。这也意味着，政府没法再依靠雇主，把雇主当作监控雇工的中介来使用的。可行的措施必须针对整个人口。

网格反应可能带来巨大的破坏。首先，就像链式反应一样，网格反应也引起了意料之外的，可能进一步传播病毒的运动。武汉封城引发了逃亡，据说，逃亡出来的人把温州变成了湖北外的一个疫情重灾区(Yao, 2020)。在湖北省内，医疗资源的短缺，再加上封城导致的集中感染，迫使病人从一所医院到领一所医院挨家挨户地寻求治疗，且他们经常只能步行，因为交通也暂停了。因为网格是建立在物理边界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网格反应也助长了引起恐慌的，基于地域的歧视。疫区出身的人，无论离开了故乡多久，都会被他的邻居封锁在家里，甚至还会遭到网上的谩骂。报告表明，因为强制隔离，居民与官方之间的冲突也有所上升。[1]经济的动荡则最为明显。因为中国2020年的经济在规模上已经达到了2003年的四倍，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全球供给链中扮演着越来越核心的角色，所以，在流通上的任何故障，都会带来影响深远的后果。必须强调的是，那些生计建立在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人受到的伤害最大。在不能流动的情况下，出租车司机、送货员、后勤和服务部门的员工没法工作。他们中的许多靠每日结算的薪水生活。两个月的停工带来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因此，这是一个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场景：普遍的流动性使政府除网格反应外别无选择，但它同时又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这样的应对方式注定会带来令人无法忍受的破坏。在中国社会变得更具流动性的同时，对风险的应对，看起来也就越发地粗糙和笨拙。怎样才能以一种更加可持续、更加公平的方式来组织流动经济？这是未来几十年里研究者和政策面临的根本挑战。

注释：

[1]基于各官方媒体渠道，特别是《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和《人物》上的多篇报告。见https://github.com/2019ncovmemory/nCovMemory。与COVID-19爆发相关的档案报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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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 Gaoyuan (Mayor of Wenzhou), Zhejiang province, Interview at China Central TV News 1 + 1 column, 2 February 2020. Available 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Hh2jiScjIE.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