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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工业化时代，全球产业在国际“中心——外围”体系分工下经历了三种形态变迁重构：

一是宗主国—殖民地的殖民垂直经济循环体系（二战前）。在蒸汽机和电力两次科技革命中，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全球殖民扩张、掠夺和剥削，相继完成以纺织、电气和化工为代表的产业革命，构建了以殖民经济为基底的全球经济体系。

该模式下，宗主国主要承担产业的生产+销售环节，殖民地承担“原料供应地+市场倾销地”角色，宗主国通过工业制成品垂直分工模式，构建了以殖民地宗主国为中心、殖民地为底座的垂直产业链，垄断了制造业最丰厚的巨额利润，实现了殖民体系内的经济循环。

二是欧美—同盟国的金融—工业型经济循环（二战后-2008年）。二战后，随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的建立，全球贸易迎来第一个黄金发展阶段，全球制造业也在以美国为首的欧美盟友间首先通过中低端制造业向日本转移，其后日本再向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转移，最后全球制造向中国转移。

最终，构建了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主要市场、以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为生产制造中心、以资源富集国为资源供给地的“三角循环”，形成了欧美—同盟国的金融—工业型经济循环，催生了美国通过“美元潮汐”收割全球经济的“毒瘤”。

三是中美间“技术—工业规锁型”的经济循环竞争（2008年以后）。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了阻止中国突破中低端制造业分工“规锁”（利用规则主导权优势对他国进行规范、锁定、控制），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开始加大在关键技术和产业领域的控制，特别是强化以高端制造业、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为主的生产主导环节和核心技术环节的掌控力，进而构建让后进国家（特别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突破，包括高端技术、精湛工艺在内的知识产权壁垒。

同时，还鼓励越南、印度、墨西哥等低成本国家与中国竞争中低端制造业，构建“逐底竞争”格局，锁死中国技术和产业升级路径。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拜登政府“小院高墙”政策无不刻着中美间“技术—工业规锁型”产业竞争的烙印。

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可靠性、韧性得到各国普遍关注，中美间“技术—工业规锁型”产业竞争也步入新阶段。

一是以安全为主导的体系性竞争苗头开始快速上升。拜登政府借鉴欧盟在《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把我国定义为“体系竞争者”“现行全球秩序的破坏者”，提高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者”等级，并强调通过重建西方同盟体系，迫使中国从与西方同一的市场体系中完全退出（用心险恶）。为此，在“国家安全”的旗号之下，拜登政府撺掇欧洲、拉美、东盟和日韩建立印太经济框架，试图率先推动欧美高端产业链与中国脱钩。

如，2022年5月拜登到韩国、日本携手重组以半导体、新材料为代表的核心技术产业链（排除中国）；同时，拜登政府的财政部长耶伦从中低端产业入手，针对中国提出“友岸外包”计划，即通过疫情防控期间跨国公司的“中国+1”计划和“Plan B”，督促中低端传统制造业的产业链向与其政治关系比较稳定的印度、越南转移。

二是以我国为核心的RCEP区域产业链一体化加快构建。随着2020年11月RCEP自贸协定的实施，我国与14个亚太国家可通过“原产地累计制度”，最大限度地利用彼此的市场和生产线，促进区域供应链优化整合。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新全球链的开启：RCEP时代的深度影响与中国机遇》研究报告，到2025年，十五国出口、对外投资存量和GDP比基线将分别多增长10.4、2.6和1.8个百分点，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贸易规则等广泛领域将形成统一大市场，这将持续强化我国在区域产业链的核心地位。

三是数字时代提速我国产业链迭代升级步伐。随着数字经济时代到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实现了跨时空经贸交流，降低了生产网络的人力成本、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平台化、分布式、区域化，并提高了中小企业供应商参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和广度。

疫情后，我国高度重视新基建建设，率先掀起新基建建设高潮，带动物联网、数据中心、5G、人工智能、增材制造等新经济蓬勃发展，创新产业集群大幅提高了高端要素的密集度和有效生产的整合度，这将为我国产业链迭代升级、迈向产业中高端奠定坚实基础。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欧美产业体系性竞争，作为“世界工厂”和中低端产业生产中心的中国，拥有搬不走、舍不得、回不去、离不开的四大优势和三大短板。

优势之一：具有“搬不走”的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

据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4.8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印度、巴西的制造业增加值的总和，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近30%，已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202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60515亿美元，居全球首位，其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占全球13.5%、15.1、11.9%，创历史新高。根据麦肯锡2019年发表的报告，我国是全球33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国、65个国家的最大进口国，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中间产品供应链的枢纽，具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以及较强的经济韧性。

即使在新冠疫情、中美科技精准脱钩等外界不可控因素冲击下，我国仍能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优势之二：具有“舍不得”的全球超大规模市场

2021年中国、美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6.83万亿美元、7.4万亿美元，我国连续四年社会消费品总额占美国的比例在90%-95%区间。但从两国货物数量看，无论是粮食、蔬菜、肉类消费数量，还是衣服、鞋袜、玩具、手机、彩电、空调、冰箱、汽车销量，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商品销售的数量和总量，我国早已远超美国消耗，稳居全球首位（特别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

再加上我国占全球30%以上的基础设施投资消费，综合测算，我国是全球当之无愧且远超美国的全球最大内需市场。

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需求大幅萎缩，强劲持续市场需求成为全球稀缺资源。未来，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我国的市场规模效应和内部强联系效应必将孕育更多发展机遇，吸引以工业机器人、电动汽车等为代表的新经济产业链向我国加速转移、聚变跃升。

优势之三：具有“回不去”的要素聚集创新红利

加入WTO以来，我国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人才红利相互叠加、持续发力，有力支撑了产业规模和效益持续提升。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就业人员7亿多，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亿，2021年大学毕业生近1000万，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人才红利相对突出。

同时，我国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特别是新基建更是领先全球，已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信息通信网络，形成了覆盖3亿户家庭的能力；特高压和充电桩全面铺开，以交通、水利、能源、市政等领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为代表的融合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速，通达93%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网基本建成。

这些超前的基础设施，将为更大范围内集聚生产要素、促进创新资源聚变创造良好条件，为我国争取更多跨国企业投资提供土壤。

优势之四：具有“离不开”的以良好社会制度为根基的产业生态圈

纵观各国近年来疫情防控，我国日益彰显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和全国一盘棋、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举国动员、形成合力的制度优势，为对抗、打赢欧美高端制造业回流、中低端产业外迁以及中美科技脱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和纵深推进行政改革，为构建内外双循环新格局、融入全球国际经济循环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全国最优营商环境的自我加压“锦标赛”、亲清政商环境的营造和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加快建设，为国内外企业共建共赢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良好环境和氛围。

实际利用外资上体现最为明显。2008年以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持续上升，即使2022年全球FDI已经出现疲软迹象（今年第一季度全球新建项目数量减少了21%，跨境并购活动减少了13%，国际项目融资交易减少了4%），但我国利用外资仍然逆势增长，5月份单月133亿美元、同比增长6%，1-5月累计使用外资877.7亿美元、同比增长22.6%（此增长是建立在2021年我国5月份单月125亿美元、同比增长27%，1-5月累计使用外资715.8亿美元、同比增长39.8%的基础上）。

与此同时，我国全产业链还存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短板：

短板之一：我国产业链头部企业的竞争力与世界一流企业差距明显

以2022年《新财富》整理的中美上市一流民营企业为例，从市值上看，我国民企市值最高的腾讯（3.5万亿元）仅是美国最高市值苹果（18.5万亿）18.9%；美股市值前十家为8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整个A股的体量。

从净利润看，我国《新财富》上榜民企TOP10之和为4140亿元，其中腾讯净利润最高，达2248亿元，约是苹果的1/3，腾讯之下，中国民企创造净利润水平处于100亿-300亿元/年体量，与世界一流企业相距甚远。

从研发费用投入上看，亚马逊2021年的研发费用高达3574亿元，比我国上市民企TOP10研发投入合计（2147亿元）还高66%。同时，世界一流企业TOP10合计1.4万元，是我国近7倍。

短板之二：我国产业链在全球经济循环的主导力不够强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根据最新科技报道，目前我国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有30项，如EUV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核心工业软件等，这些“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掌握在美欧等发达国家手中，致使我国中兴、华为遭受市场外的不公正待遇。

二是基础原件、核心零部件进口问题。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2018年），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的95%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

三是突发危机面前的产业链韧性问题。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特别是今年上海疫情中，全国各地复工复产的过程频繁出现上下游产业链不协调、不同步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复工复产和产业链整体功能发挥。以汽车为例，蔚来工厂地处合肥、长城工厂地处重庆，两者均并未直接受到疫情影响，却由于上海等零部件供应不足原因，于4月9日宣布停产。

短板之三：支持产业跃升的现代制造服务业发展不够充分

制约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主要集中在制造服务业。目前，全球制造业加快向服务化、智能化、数字化方面发展。根据相关统计，全球产成品贸易中约1/3的价值增值来源于服务业，发达国家制造业投入中的服务投入、服务收入占比均超过30%，而我国服务业占比低，研发投入强度不高，制造服务业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引领制造业价值攀升的能力较弱。

从服务业占比看，我国服务业占比（54.5%）低于全球（64.7%）、美国（77.3%）10.2个、22.8个百分点。从研发投放强度看，我国研发投入强度虽然连续多年快速增长，但2020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2.4%）刚超过全球平均水平（2.14%），低美国（2.84%）近0.4个百分点。

从服务贸易看，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2327亿美元，仅为美国（6840亿美元）、欧元区（16609亿美元）的34%、14%；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出口的4.6%，比美国（13.5%）、欧元区（32.8%）低8.9个、28.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