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为精神残疾二级
繁华闹市，疯狂砍杀，受害人身首异处、横尸街头。
血肉模糊的头颅，血流满地的尸体，现场惨不忍睹，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一碗一块钱的炸酱面差价，为了一句伤了自尊的话：吃不起你不吃啊！
事件经网络曝光后，民众惊愕，舆论哗然，个别大V，还没有搞清事情真相，就急急抛出“规则制定者死于对规则参与者的傲慢”、“我欣赏所有为尊严战斗的人”等论点，公然为行凶者歌功颂德，简直是罔顾社会良俗与公德，颠倒黑白，无耻之极！
那么，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是社会的积重难返，还是市井偶发暴力？
本律师看到这则新闻后，震惊之余，第一反应是，仅此生活细小琐事，正常成年人的思维，应该不至于引起如此惨绝人寰的惊天血案，何况在动手中隙，打架本已被人劝止，为何凶手又突然暴烈，挥刀砍人？此人莫非有精神上的疾病？
昨天傍晚，有媒体曝出，经记者深入凶手老家四川宣汉县三墩乡龙虎村调查，凶手胡某东曾于2016年上半年在宣汉县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情况有所好转，于2016年6月25日出院。宣汉县精神病医院的诊断意见是：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
在宣汉县精神病医院治疗出院后，胡某东的家人于2016年10月向宣汉县残疾人联合会提出了精神残疾申请。宣汉县残联根据宣汉县精神病医院给出的精神检查结论和诊断意见，确定胡某东精神残疾二级。
资料显示，精神残疾是指各类精神障碍持续一年以上未痊愈，存在认知、情感和行为障碍，影响日常生活和活动参与的状况。在精神残疾中，精神分裂症所占比例最大。精神残疾分为四级，一级为最严重，二级次严重，四级为精神最轻残疾。但精神残疾的定级，和刑事案件的相关鉴定还有区别。
以上信息若属实，那么武昌火车站砍头血案的真相，大概率是一起精神病人的偶发行凶事件。
“精神疾病大国”的恐惧
有暴力倾向的重症精神病人，老百姓称之为“武疯子”。近年来，骇人听闻的“武疯子”行凶事件，层出不穷，屡见报端：
2014年10月6日凌晨，因生活琐事争吵，四川南充西充县一位年近40的离异女子，残忍的割下了父母双亲的头颅；
2013年7月17日，北京朝阳大悦城，一名男子持刀行凶，导致2名行人死亡。7月22日中午，北京马连道超市内，一名男子持刀将4名顾客扎伤，其中女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2年12月14日，：36岁的村民闵应军冲入河南光山县文殊乡陈棚村完全小学，砍伤学生22名，群众1名；
2010年5月11日，柳州市三江县一男子，持刀杀死同村3人，后被村民乱石乱棍打死。
以上极其残忍的恶性案件，事后经警方鉴定，凶手均为精神病患者。而这些仅仅是严重行凶的出名案例，全国范围内的行凶案件绝对不限于此，据有关专家统计：
1、目前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保守估计在1亿人以上，其中有暴力倾向的重性精神病患者约1600万人，抑郁症患者已达3000万人，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有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约3000万人，精神疾病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全国各类精神障碍总的患病率已达17.5%。
2、精神病人的恶性肇事率极高，我国精神病人实际肇事肇祸发生率约为30%，其中杀人放火发生率约为2.5%，其他危害社会治安发生率约为19%。精神病人刑事作案，以蓄谋、冲动二者为主，共占81.9％，其余依次为随机作案和无目的作案。其中杀人的占91%，某市公安局的某医院收治了400多人，其中60%杀过人。
数字之庞大，肇事之严重，可谓触目惊心，当下的中国，似乎正在迈入一个“精神疾病大国”的行列，精神疾病，已经不再是一个家庭的健康和安全问题，而且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而那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者，散落于社会，已经成了“非定时的炸弹”，平凡生活的我们，无法预测会在何时何地，会因为无意中一句伤了他们自尊的话、会因为一个正常的一块钱的炸酱面差价，甚至会因为一个有意无意对视的眼神，就得面对他们高高举起的屠刀！
受害人的正义如何实现
闹市杀人砍头，影响极其恶劣，手段极其残忍，公众追求正义的实现，就应该要求犯罪行为得到刑责的追究。
但是，对于类似行为能力不健全的精神病人犯罪，究竟要不要承担刑责？如果不承担刑责，受害人的头颅岂不是砍了白砍？受害人的正义救赎该如何实现？
在法律上，刑事责任的承担，须以行为人的行为能力为前提，而精神病人恰恰在行为能力上存在缺陷，他们或是完全无行为能力者，或是部分丧失行为能力者。由于精神上的认知障碍，导致了法律上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缺失，由此给犯罪的追究带来阻却因素。
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很显然，精神病人犯罪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司法判断的标准在于其犯罪之时是否为发病状态。简单来说，就是三条：如果在不发病时杀人，负全部刑责；如果在半发病状态下杀人，可以减轻处罚；如果完全发病状态下杀人，不负刑责。
据统计，某市各级法院1999-2013年共审结精神病人案件47起，这些案件中，近一半发生在街头等公共场所，受害人中有55%是陌生人，起因为琐事和不满报复的占到了83%，最恶性的一起，受害人多达7人。但这些案件中，除了被宣布为不负刑事责任的以外，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也仅仅只占到了一半左右的比例。
从武昌火车站的行凶事件来看，凶手胡某东如果是一个精神意志正常的成年人，自然应当以自己的脑袋换取受害人的脑袋，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但是，作为一名精神残疾二级的精神病患者，是否应当对自己的杀人斩首行为担负刑事责任，有待于司法机关对其辨认和控制能力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鉴定。
与准确界定精神病人的刑责相比，监护人的法律责任更为重要。现实中精神病人犯罪，大多与监护人履职尽责不力相关。根据目前的立法安排，监护人只对精神病人造成他人伤亡承担民事责任，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对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监护人虽负有严加看管和送医的法定义务，但是实践中精神病人的监护落实并不到位，监护人对精神病人往往疏于管制和监护，致使悲剧一再发生。
如何避免此类犯罪再度发生
惨案已经发生，逝者已逝。痛定思痛，我们由此应该反思的是，无辜者由此平白遭受人身乃至生命伤害，在实施犯罪的精神病人权益和受害人权益那里，两头都面临着正义的流失。如何通过法律责任的确定与完善，社会管理的防范和治理，在重塑精神病人犯罪案件中正义天平的同时，尽量避免此类犯罪的再度发生。而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司法问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尽快立法，在全社会唤醒监护人对精神病人的监护职责。尽快启动立法论证，完善精神病人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制度，加强其对精神病人看管的责任心。对于明知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还依然放任不管，造成严重后果的，监护人应当需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或刑事法律责任。
二是从严把握和控制精神病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事责任的空间。进一步规范精神病人精神状态鉴定的资质、程序和标准，确保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在审理过程中，应当将那些明知自己有精神疾病，故意或过失地导致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状态，进而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明确不得从轻、减轻、免除处罚。
三是健全政府牵头的各部门和社区（村）齐抓共管的综合防控体系。通过摸排走访，建立起暴力倾向精神病人的专门档案，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对其行为危险性进行评估，对确需住院治疗但又家庭困难的，由政府买单，切实保证应医全医。对重点防控对象，实行社区（村）干部包点定人，跟踪管理。
四是建立从社区（村）、职能部门到地方政府的层级责任制。针对精神病患者的救助管理，社区（村）、公安、民政、卫生、残联、综治办等部门都应该明确责任，分工负责，切实克服“虽然大家一起管，实际上大家都不管”的问题，分工合作，明确责任，对于在管理中失察失职的人员，坚决追究其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
最后，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老虎看见一条疯狗，赶紧躲开了。小老虎说：“爸爸，你敢和狮子拼斗，与猎豹争雄，却躲避一条疯狗，多丢人啊！”
老虎问：“孩子，打败一条疯狗光荣吗？” 小老虎摇摇头。
“让疯狗咬一口倒霉不？” 小老虎点点头。
“既然如此，咱们干吗要去招惹一条疯狗呢？”
所以请记住，在一个“精神疾病大国”的国度，当正常人遇到精神障碍的垃圾人时，你需要做的，只是：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