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龚伟力  

文化大革命中南昌的红卫兵组织多如牛毛，名称诡异。如南昌五中的“一小撮”、“反到底”，江西医学院的“井”，江西师院的“东方红”等等。一个学校里边红卫兵组织也不少，名称叫都叫不全，南昌二中更是如此。

二中红卫兵，是南昌乃至江西全省最早的红卫兵，最初的二中红卫兵多由干部子弟组成，观点偏保守，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一代的红卫兵组织，如“井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等。由于二中红卫兵成立得最早，也由于南昌二中的特殊地位，二中的红卫兵组织倍受关注。

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印发的小报和传单

那时，首都红卫兵开始大联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等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简称“红三司”，开始统一组织，统一号令，统一行动。首都红卫兵的大联合启发了各地红卫兵，各地红卫兵也开始了红卫兵的大联合。而在红卫兵的大联合中，一些具有文字功底、演说能力和组织才干的学生领袖人物开始崭露头角。

南昌二中高三（6）班是个农村班，由于照顾到南昌以外的外地学生，尤其是外地的农村学生，二中在高年级每个年级中各设一个“农村班”，专门招收来自农村的成绩较好的学生。这个班上的同学全部来自农村，全部住校，这一点和其他班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学校，无论师生，对农村班的学生都没有歧视。因为，农村班的同学成绩并不差，也有不少表现好的学生。他们不见得没有出息，也未必考不到好大学。例如，高三农村班一个同学入了党，还是高一我们班的辅导员，和我们很聊得来。我记得他来自江西抚州，普通话很不标准，讲的一口抚州话。他说“抚州”的“州”，发音是“丢”，听起来就是“抚丢”。这可让我们抓住了把柄，和他开玩笑，老叫他“抚丢蛤蟆头”。他也不生气，还是同我们合得来。——南昌二中农村班在二中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班级。

南昌二中高一（6）班部分同学 右五为作者  白城摄于1967年2月南昌八一广场

南昌二中“井红卫兵”负责人，是个高三年级农村班的男生，姓张（这里隐去名字），大我两岁，当年也就19岁吧。文革前，我对他不是很熟悉，只是有点面熟而已，从来没说过话。文革中，他是二中红卫兵垮台后二中井红卫兵的发起人、组织者和负责人，我们加入二中井红卫兵后，才和他联系多起来。说联系多，其实也无所谓多不多，只是一个组织的人而已。他作为头头，肯定很忙，我们之间也说不上几句话。

当全省红卫兵组织大联合，成立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全省红卫兵司令。

和部分参加铁路执勤的同学（除左1和右2外）合影  右3为作者 摄于1967年10月南昌八一公园

时势造英雄。真是年少万兜鍪，少年得志。我心里有点佩服他的组织才能。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在江西省团委，他回二中的时候就更少，难得见上他一面，所以联系也并不多。不过，他要是回二中，见到我，还是很客气，总会主动打招呼，让人觉得他当了全省红卫兵司令也没有什么架子。

作者的红卫兵证

当全省红卫兵司令还不是他最得志的时候，全省大联合搞老中青三结合的时候，他作为学生代表、群众组织代表和造反派代表被结合进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当了省革委常委，进出省委大院，享受副省级待遇。那时，就根本见不到他了。

在此之前，我和他的交往，还是一般的交往，只是停留在同学关系，或是一个组织的上下级关系，还没有什么更近的关系。当我参军转业回南昌，我们再次见面时，关系才开始发生变化，由一般同学而成为朋友。

那是我当兵十年（1978年）转业回来，此时文化大革命早已结束。我转业到省委组织部工作。一次我去团省委一个朋友那看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突然，我在厕所看到他。他在扫厕所。

高一(6)班井冈山红卫兵和军代表合影 戴领章帽徽者为军代表 后排右3为作者 摄于1967年12月南昌二中

我叫他：老张！他见是我，既惊喜又尴尬。我问：你怎么在这里？他答：我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我说：走，到你宿舍看看。

他的宿舍就在团省委机关办公楼内，但只是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室内一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其他空空如也。

他对我说，两年来，你是第一个到我宿舍来的人，从来没有人敢来他这里看望他。

我说，我们是同学啊，怎么不可以来看看啊。

他面露窘色，又略带感激，慢慢和我谈起了我参军以后他的一些往事。

在高炮二师6团5连上海红梅北路连队阵地前留影         摄于1968年5月

原来，他作为学生、年轻的造反派，进了省革委领导班子后，成为最年轻的省级领导。四人帮倒台后，他也随即倒台，被视为四人帮的追随者，被革职查办，并进了监狱。和他同时进监狱的身居高层的造反派都判了刑，刑期都在十一二年。

后来，他给当时的省委书记写了一封信，说明文革中自己是个中学生，才十几岁，文革中也没有做打砸抢之类的坏事，请求省委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看了这封信，省委书记动了恻隐之心，免除了他的刑事处罚，让他回原单位——省团委就地改造。所以他在这里天天扫厕所。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成为真正的朋友。为落实党的政策，在他解除改造后，单位补发了工资，他分到了宿舍，妻子也回到了他身边。我们一起搞文艺创作，写剧本，写诗歌，写文艺评论，一起上夜校，一起读电大。记得我和老张还有一个出版社的朋友，我们三人共同创作的单幕话剧《一张准生证》，作品发表后总共获得10元钱的稿费。

政策虽然得到落实，但是他一直没有分配到工作。为了谋生，他自谋职业，做起了个体户，搞啤酒批发。这反而使他发了一点小财。可是妻子只知道他是被打入另册的，没有工作，并不知道他搞个体户赚了钱，提出了离婚，孩子归他抚养。他孩子是个男孩，和我的女儿一样大。婚姻的破裂，有时是家庭的原因，有时却是时代的原因，尤其在文革那种特殊时期。

此后，在我和几个朋友的张罗下，他重新找了伴侣结婚。婚礼在南昌喜来登酒店进行，我为他们主持了婚礼。老张婚后育有一女。可是不久，不幸再次降临。在他的晚年，儿子不幸罹患癌症去世。晚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使他的人生充满悲剧。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

红卫兵司令的悲剧。他悲剧色彩的人生，折射出什么？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浪潮，把稚嫩的学生推向风口浪尖。浪潮过后，跌入谷底的正是曾经冲到浪尖的那些人。

风吹浪打，兴风作浪，其始作俑者，是风还是浪？

我突然想起鲁迅的名句：喜剧，将人生中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悲剧，将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我想，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老张会是怎样的一种命运？中国整整一代人，又会是怎样的命运？假如再来这样一场革命，中国的新一代又会怎样面对？中国整整一代新人，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命运？

这样的“革命”还会再次发生吗？

龚伟力，男，1949年生，上过学，当过兵，经过商，从过政，做过官。1992年辞官下海，做股票分析师。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新闻、文学作品数百篇，在《金融时报》、《中国证券报》等媒体发表股评文章数百万字。著有《如何赚大钱？——股市实战操作技巧》。

主编：范建

责编：梁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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