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仅存的这张名片是人民日报原记者曲昌荣留下的。昨天在网上看到昌荣牺牲，简直不敢相信，毕竟他才39岁。网上的一些回忆文章，也触动我想写点感想。

我和昌荣相识是在2006年，也是他刚当记者的二年后。记得是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棉花研究所。那是一个秋天，中宣部组织首都主流媒体宣传自主创新的先进典型中棉所在转基因抗虫棉自主创新的先进事迹。我与人民日报记者蒋建科等一行大都来自北京，除河南来的当地记者外，人民和光明还来了两位驻站记者，一个是曲昌荣一个是刘先琴。

昌荣有一米七五高，皮肤黝黑，眼镜后的两只眼睛细长，笑起来憨憨的样子。短短两天集体采访，无论会议介绍、提问，他都不作声。而是静静地听，认真地记。因了他的同事蒋建科这层关系，我们业余时间在一起聊天。他对老同志十分尊重，冲我俩叫老师。他征求蒋老师意见，“是你写还是我写。”蒋老师让他放手大胆写，他又笑了，笑了眼睛眯成一道缝。像是不好意思起来。那天我们三人聊了不少。可他插话不多，专注地听。建科是学农出身，不免喜欢师说。听到感兴趣的，他也要问上两句。转基因棉花他第一次接触，问得很细。建科也心领神会，指着农技术语借题发挥。侃到转基因抗虫棉的玩笑时，昌荣摇晃着脑袋笑眯了眼。这个昌荣，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充满求知欲的好学青年。吃饭的时候，我们在一桌，他也是静静地，一心一意地扒饭，不像有的记者在饭桌上高谈阔论。我在追忆他的文章中看到他讲的“在天安门城楼上想问题，在田埂地头找感觉”这番豪言壮语，当时还真的没觉出来。

傍晚，我无意间看到昌荣在棉花所的大厅里采访一个普通人，竖着耳朵，非常认真，非常投入。从表情看，像对什么都好奇。他拿着个本本记着，见我过来，谦和地点头示意。

分别后，很快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他和建科合写的上下两篇《打赢转基因抗虫棉大战——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自主创新纪实》的深度报道。他还把蒋建科名字署在前面。这些采访细节，都说明，昌荣是干新闻的料。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在人民日报常看到昌荣有份量的稿件。确实他已成长起来。

我不知他从郑州调来北京。从回忆文章看，他在两年前调到中央网信办移动网络管理局当了副局长。文章说，来到北京，他失去“三个一”，本来，他在郑州有150平米的房子，有一万多元的收入，有11个下属，而来到北京，住50平米的小屋，月入5000元，光杆司令一个。那么，他图什么？他一定有他的追求！有人说，他是喜欢上网络管理而放弃新闻来到北京的。按说，昌荣的言行已经表明他酷爱新闻。也许，社会发展了，传媒大势也变了，他的观念也紧随其变，由爱新闻转为网信管理？这里或许也深潜着其他想法。当然，舆论也会有其他看法。但有一点，昌荣从记者转型到管理，尽管并没脱离传播，但毕竟还不一样。新闻人所厌弃的枯燥刻板的八股材料，对追求完美、活泼文字表述的曲昌荣来说，无异于痛苦。“靠什么攻克难关和短板？曲昌荣的办法是吃苦。”正是这种短版和难关使他难以适应。

那么，是什么使他过早地离开人世？是什么使他没日没夜地过劳？是什么使他毫不顾忌身体的过分透支？是事业追求？是精神力量？是完美人生？我想都不是。昌荣的牺牲不像其他意外，拚命三郞的做法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昌荣的逝去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我们所得到的任何一切都会烟消云散，而失去年轻而珍贵的生命是任何荣禄换不来的。所以，在追忆我们的好同事，好朋友时，切不要用那些夸张的鼓动性的溢美之词让人陷入一种榜样奋斗的误区。相反，却要警示我们每个努力工作的人去注意身体，珍爱生命。

主编：范建

责编：成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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