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积家 冯晓慧|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心理建构与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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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积家，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语言学与民族心理学。
【作者简介】
冯晓慧，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心理学。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只有努力使各族人民把“中华民族”当作最核心、最根本的认同，才是中国未来民族问题的出路。[1]从心理学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个体在认知上明确认可自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在情感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依恋和偏爱，在意志上怀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在行为上积极进取，克服困难，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如何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学者各抒己见。杨鹍飞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既是民族认同，也是国家认同，更是共同体认同。[2]邓新星认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需要进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共同体认同锻造、中华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认同建构、中华民族经济利益共同体认同形塑和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共同体认同模铸。[3]代宏丽和敖日格乐提出，应从制度、物质、思想、社会、法治诸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研究者多从宏观角度探讨如何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然而，认同源自心理，认同是个体对“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等问题的回答。因此，应注重从心理角度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建构。目前，只有少量的研究。陈立鹏和段明钰认为，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过程可分为认识阶段、冲突阶段和内化阶段。[5]佐斌和秦向荣提出，对中华民族认同由家庭认同发展而来，民族认同有阶段性。[6]本文拟从意识层次角度出发，探讨个体如何在保持独特性的同时产生民族认同，在民族认同基础上如何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形成受哪些因素影响，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研究的方向。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
心理层次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意识范畴。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亦如是。无论是从个体发展角度看，还是从意识内容的广度和深度看，人类意识都分层次。个体意识是人类意识的核心。个体首先产生个体意识(自我意识)；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被赋予民族身份，萌生民族意识。由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在名叫“中国”的国度中，有共同的历史条件、物质基础、精神文化和价值追求，因此有了共同身份，即“中国人”。随着跨民族交流日渐增多，会产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此一来，对中华民族每一个个体而言，就有双重民族身份：每个人既是某民族的一员，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不同民族个体间会产生认同，即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随着全球化进行，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间交往不断增多，个体与不同国家的人打交道经验增加，认识到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应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促进共同利益发展，由此产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因此，人类意识可分为四个层次——个体意识、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见图1)。这种人类意识层次论在中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与费孝通提出的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理论[7]有相通之处。
图一 人类意识的层次
认同源于意识。共同体认同源于共同体意识。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56个民族结合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中，所有的归属成分都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有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8]这就是民族认同的多层次论。中华民族作为高层次的群体概念，反映各民族的共同意愿，体现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涵盖中国各民族的整体特点。
(一)从个体认同到民族认同
个体(自我)认同分为两个维度：个体认同与对所属群体认同。自我认同并非与生俱来。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认为，“自我”是一种社会结构，无法想象它产生于社会经验之外。个人在与社会群体持续互动中获得关于“自我”的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所属社会群体和环境。“自我”意识源于同他人接触，只有当他人的“自我”存在并进入个体经验时，个体自我才存在并进入经验。即个体通过自我认同建构来明确自我身份，产生个体认同，识别我群的同一性和他群的差异性，进而产生群体认同。这是个体融入内群体的心理建构，也为个体融入他群体提供心理基础。然而，个体认同要求保持本身的独特性，以区别于他人，群体认同要求与他人保持共性，从而维持群体稳定。从这一角度看，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同时存在于人的自我认同中，又相互矛盾。[9]
特纳(John C.Turner)的自我归类理论指明了个体解决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之间矛盾的方法。[10]自我归类理论源于社会认同理论。[11]泰费尔(Henri Tajfel)将群体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内群体是个体所归属的群体，大到国家、民族，小到社团、班级，外群体与之相对，是个体所属之外的群体。泰费尔认为，每一个体都有积极认同的需求，通过积极的社会比较，为内群体提供了较高的主观声望，从而产生了积极的内群体认同。内群体为群体成员提供了自尊、归属感、社会支持等心理利益，因此会对内群体表现出明显的偏爱，同时，群体成员为了保护自己从内群体中获得的心理利益不受破坏，会对外群体表现出敌对和厌恶态度。[12]自我归类理论的核心是去个性化。自我归类是建立个人同一性和社会同一性，与个人同一性相比，社会同一性变得更加突出，所以自我归类便趋向于去个性化。即个体更趋向于把自己看成社会类别的成员，较少把自己作为一个不同的个体。但在现实情境中，个体意识不会因为融入群体而消失，否则族群内成员便不会有矛盾和冲突。
斯万(William B.Swann)等提出认同融合概念。认同融合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与群体的合一感，这种合一感源于个人自我和社会自我间的可渗透性。[13]自我归类理论认为，社会自我与个人自我此消彼长，群体行为使社会自我凸显，个体因此进行去个性化过程。但个人自我不因融入群体受到抑制，个人自我与社会自我相互渗透、相互强化，群体成员的个性与共性同样重要，共同使群体紧密相连，使融合有稳定性，形成后不容易消解。[14]据此，个体通过与社会互动产生个体认同，再经过个体与社会的互相渗透，与所属群体产生合一感，产生民族认同。从个体认同到民族认同是一个相对自然的发展过程，虽然二者之间需要整合，但随着年龄增长和社会经验增加，到青年期，绝大多数个体最终会完成自我同一性，即完成民族社会化过程。
(二)从民族认同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一个新概念，它有广泛的历史基础。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15]，这是在面对民族危机时，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孙中山号召“五族共和”，在对外事务中多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术语。[16]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强调中国各民族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17]。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构在中华民族每一成员的个体认同与民族认同之上，由于多数民族个体并不具有丰富的跨文化生活经验，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需要各民族成员在共同心理基础上不断铸造。在此过程中，共同的经济、社会利益是基础，法律和制度是保障，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亦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个体由民族认同上升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心理基础是什么？
盖尔特纳(Samuel L.Gaertner)等提出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心理模型理论认为，个体可以通过重新分类转变对族群间边界的感知，将原本所属内群体和所属之外的外群体转变为一个共同的、包摄水平更广的上位群体概念，即共同内群体。个体可将对原来群体的积极情感延伸到新形成的上位的共同内群体，减少对先前外群体的歧视和冲突。[18]共同内群体认同可增加对外群体的积极情感及宽恕、自我表露和帮助等积极行为[18]，增加亲社会动机和群体成员的亲密感[19]，增加群际共同性和相似性感知[20]，促进民族心理融合水平[21]，还可减少民族歧视[22]，减少群际冲突和竞争[23,24]，减少群际威胁[25]。个体改变族群边界的关键在于重新范畴化。社会分类是个体基于共享相似性将他人分为不同群体的主观过程。[26]个体在社会分类时会自动地形成内外族群之分。然而，社会分类不是固定不变的，民族作为社会分类维度，可通过重新范畴化改变原有分类形成的族群边界，扩大内群体范围，将原有外群体纳入其中，形成共同内群体。重新范畴化过程在接触初期可能改变不显著，但随着接触深入，群体相似性会逐渐凸显。[27]
形成共同内群体认同并不意味着放弃原有的族群认同。多维迪奥(John F.Dovidio)等提出双重认同来完善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双重认同是指个体同时保持对原有内群体认同以及共同内群体认同。一方面，原有群体的文化价值对个体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原有群体身份，尤其民族身份，是一种高水平知觉线索，个体不希望或不可能放弃原有群体身份，否则就容易引发认同威胁与认同混乱，加剧群际偏见。相较于要求个体仅保持单一群体认同，强调双重认同可有效地改善对外群体态度。[28]盖尔特纳等发现，以双重身份描述自己的群体成员(如朝鲜裔美国人)对其他种族和民族的态度与那些以原有群体身份定义自己的人相比更积极。[29]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心理表征
个体通过个体认同发展到民族认同再发展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构了多层次认同体系。个体如何将多层次认同体系表征在心理中？对人类意识形成而言，客观事物信息输入人脑中进行转换，然后输出意识，通过社会实践发挥意识的能动性反作用于客观事物。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构而言，认知是认同的基础，个体需要对客观事物充分认知，才能产生高层次认同。离开对中华民族客观现实的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就是无源之水。表征是人类编码、加工、存储、提取外界信息的重要载体。大脑不能直接加工外界信息，必须将其转换才能为智力活动提供材料。个体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时，要将外界信息表征为某种形式，才能对其进行加工。个体通过家庭、学校、社会交往、大众传播、政治符号等社会化媒介习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并感知其存在样态。[30]
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是群体成员共识性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表征即群体成员共享的观念、意向和知识，这种思想的共识形态由社会产生，并由社会沟通成为“共同意识”。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将社会表征界定为：某一群体共享的价值、观念及实践系统，即共识性知识体系，它有两种功能：(1)为个体在世界中生存定向；(2)提供社会交流及对现实世界与个体、群体分类的符号，实现人际沟通。[31]符号表征是社会表征的关键部分，共识性知识借由符号表征，将其映射至个体心理。与此一致，集体记忆作为一种共识性知识的符号表征，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集体记忆是对过去事物形成的群体共同表征，它承载了个体与群体的联结。集体记忆联结中华民族不同的民族群体。[32]麻国庆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源自并不断影响民族互动和认同，而跨境、跨海的共同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密切联系。在不同层级的区域体系中，集体记忆对共同体形成和认同有重要影响。[33]王明珂从集体记忆中分离出历史记忆，认为在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借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及历史流变，以诠释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历史记忆是民族根基性情感产生的基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识性知识的符号表征不仅包括集体记忆及历史记忆，也包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图腾、仪式和庆典等。[34]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基性情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心理表征的第二个重要成分。在族群认同领域，一直就存在着根基论(原生论)、工具论(场景论)和建构论的争论。根基论认为，族群认同来自于天赋或原始性的亲属情感联系。族群身份具有先赋性，这种族群情感纽带是“原生的”甚至是“自然的”。原初或根本的族群认同对族群形成有决定作用。[35]费伦(James D.Fearon)认为，族群成员资格主要由血统确定，族群成员对群体资格具有意识，共享并珍视独特的文化，有群体共享的“并非完全构建的而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历史。[36]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e)认为，人类社会基于亲属关系组织起来，族群也如此。族群可以喻为扩展的亲属群体，主要基于共同的祖先，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臆想的。[37]对族群成员而言，原生性的纽带和情感根深蒂固，是非理性的、下意识的。虽然学界对根基论有诸多批判，却未否认这种情感存在。即使主张建构论的韦伯也认为，族群“对共同血统抱有主观信仰；这种信仰对于群体构建肯定具有重要意义”[38]。在历史发展中，中国各民族的自称从“黄帝子孙”到“炎黄子孙”到“中华民族”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缘于地缘的相通和血脉的相连。这种根基性情感的扩展与迁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表征。中华民族是大家庭，各民族都是大家庭的成员，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关系。56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家庭隐喻”和“石榴籽隐喻”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根基性的情感联系。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
影响因素
在多民族国家中，由单一民族认同上升到民族共同体认同并非是共性。斯密斯(Antony D.Smith)区分了两种民族建构的模式：西欧的“市民模式”和亚洲和东欧地区的“族群模式”。市民模式包括四个要素：(1)历史形成的领土；(2)法律和政治共同体；(3)成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4)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族群模式包括三个要素：(1)对血统和谱系的重视超过基于领土的认同；(2)在情感上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动员效果；(3)对本土文化传统(语言、价值观、习俗和传统)的重视超过法律。在“族群模式”基础上整合而成的国家与西欧原发型的“民族国家”存在认同基础的重大差别。[39]对上位的民族共同体认同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个体获取自身所属民族身份是相对自然的过程，但民族意识并不必然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受许多因素影响，可从个体和群体两方面探讨。
(一)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个体因素
1．年龄
个体一出生就被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然而，个体在婴幼儿时期不能意识到所属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才逐渐产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昆塔纳(Stephen M.Quintana)等提出，民族认同自童年期开始，幼儿用物理术语来理解民族或种族概念，如服装和肤色；然后是文字特征，如语言；再后是非文字的种族社会观点，包括对种族社会影响的认识，如偏见。到青春期，个体才有能力全面地理解一个族群，培养族群意识，探索族群的含义。因此，青春期是个体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阶段。[40]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认为，同一性是青春期人格发展的核心，它为个人提供稳定的自我意识。[41]青少年在完成自我同一性建构的同时，也伴随着民族认同构建。萨宾·法兰奇(Sabine French)等发现，民族认同的两个成分――群体自尊和群体声望随着青少年的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42]但青春期结束并不代表民族认同建构的完成。Xiang Zhou等发现，在入学前两年，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认同的探索和承诺呈递增趋势。[43]
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如何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佐斌等提出，在婴儿期和儿童早期，儿童还不将自己视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10～11岁时，逐渐对中华民族有清楚认识，能用语言描述中华民族行为的特点，说出中华民族的象征物，出现对中华民族的偏爱；10岁以后，会发现中华民族共有的信念、态度、价值观，并将其积极内化。[6]因此，应加强对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教育。
2．个体心理差异
群体由成员构成，个体差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有重要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认知维度包括价值观及社会适应能力；情感维度包括归属感与态度。价值观是衡量个体与群体亲密度的重要指标。个体的价值观与所属群体的价值观可能不符，因此，与群体共识一致程度高的个体认同水平高；社会适应是社会或文化倾向的转变，即人的认知、行为方式和价值观随社会环境变化发生相应变化。适应能力强的个体面对复杂文化环境时更能保持积极心态，不会发生认同混乱；归属感是群体成员对所属群体的依恋和投入，对群体有强烈归属感的个体认同水平也较高；对所属群体态度越积极，认同水平越高。
菲尼(J.S.Phinney)等基于探索和投入提出四种民族身份认同状态：认同分散、认同排斥、认同延缓和认同获得。对种族探索包括了解一个人的群体及对生活的影响。对族群投入意味着对本民族有明确归属感，对本民族有积极态度和自豪感。族群认同状态源于探索与投入状况。认同分散是最不成熟的状态，个体对所属群体既缺乏探索，也缺乏投入，个体对本族缺乏兴趣和了解。认同获得是最成熟的状态，个体努力理解族群成员身份含义，在理解基础上对群体有明确的归属感。认同排斥是指没有探索的投入，个体表现出自豪感和归属感，却未探究或质疑过群体成员身份的意义。认同延缓的个体正在努力地了解本族，但仍不清楚族群身份的含义，或对所属群体表现出矛盾心理。[44]
3．跨文化敏感性
跨文化敏感性是指面对其他文化时对文化差异重要性的感知，对异文化的思想和行为的理解。跨文化敏感性高的人思想开放，思维具有变通性，愿意接受不同思想，能够根据所处情境调整行为。[45]研究发现，跨文化敏感性对朝鲜族学生的本族认同和汉族认同均有正向促进作用。[46]
(二)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群体因素
1．群体规模和群体地位
小群体成员比大群体成员表现出更多的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偏见。这是因为小群体成员更关注自身群体的独特性，一旦形成上位的共同内群体，他们极可能不占主流，容易产生认同威胁。大群体成员不会抵制上位认同，因为这不会威胁到他们的群体独特性。高地位群体成员比低地位群体成员表现出更多的偏爱和偏见、，重新范畴化形成的上位共同内群体会带来高地位群体成员对身份地位的保护和低地位群体成员的身份增强。高地位群体成员通常会被鼓励保持独特性，对本群体认同感更强，不愿与低地位群体产生联系，重新范畴化带来失去身份地位的风险可能引发身份保护危机，加强其群体认同并产生更大的群际偏见。相比之下，重新范畴化会引发低地位群体成员的身份提升动机，他们更可能接受一个共同的上位群体身份，因为与高地位群体成员共享一个身份会增强他们的集体自尊。
双重认同可通过保护群体成员的不同身份解决重新范畴化带来的问题。应允许人们在分类水平上将以前的外群体成员视为内群体成员，同时保护他们群体的独特性。双重认同对小群体尤其重要，无论他们的相对地位如何。对高地位小群体，通过重新范畴化失去地位的风险会减轻，双重认同保护他们原有的子群体身份，减弱群际偏见。低地位小群体亦不会在双重认同下感到威胁，因为他们可在不丧失子群体身份情况下获得地位的提升。对大群体而言，情况有所不同。高地位大群体对双重认同反应可能不太积极。[47]根据群体投射模型，他们可能将自己群体的属性投射到上位群体，歧视地位低的小群体成员。因此，培养一种共同的内群体认同可能使高地位大群体成员表现出群体间偏见。相比之下，地位低大群体会表现出共同内群体偏爱，因为重新范畴化提升了他们的地位。[48]
双重认同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民族都有独特的饮食、服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建筑风格等。各民族成员基于本民族认同，保持这些差异有利于丰富中国文化。但各民族亦要保持对祖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这是使各民族交流融合、繁荣发展的前提。不仅少数民族要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汉族同样也要加强。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民族，汉族成员更应积极与少数民族接触，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
2．感知相似性与相对原型性
族群有内外之分。每一族群都有独特性，群体间差异造成族群划分。但当群体间差异危及群体内在核心时，群体成员会感觉到群体间差异威胁到对内群体的认同，会试图通过对外群体的敌意来捍卫和维护群体身份。因此，在构建上位的共同内群体时，子群体能否感知与共同内群体的相似性十分重要。相似性促进人际及群体间的吸引力，促进积极关系，感知的差异会导致贬低与歧视。[49]
感知相似性用以衡量相对原型性。原型是群体凝聚的核心，是判断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标准。子群体会将自身的属性和价值观投射到共同内群体原型上，认为他们的群体是典型的和积极的，外群体是非典型的甚至是消极的。相对原型性用以衡量子群体成为共同内群体的典型程度，或子群体成员是否拥有代表共同内群体的身份。当社会规范或国家政策等影响性力量建立的共同内群体原型出现偏颇(如以原型贴合度为子群体划分等级)或与成员认知相悖时，会导致部分子群体身份边缘化。[27]应从两方面防止子群体间产生消极关系：首先，不同群体对自身代表共同内群体原型程度理解不同，地位高群体或大群体倾向于增加其自身属性的价值，认为其更能代表共同内群体。这极易威胁到地位低群体和小群体的独特性，使他们对共同内群体产生抵触。其次，不同群体对共同内群体原型看法不同。如人们认为德国人的典型特质是高效和勤奋，西德人会认为自己拥有典型德国人特质，东德人不同意，从而引发争端。解决办法是建立共同内群体的包容性和多元性，包容性可被概念化为共同内群体的复杂而模糊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未定义的”原型，将群体间感知的差异定性为可接受的。穆门代(Amélie Mummendey)等提出，原型可以是明确的或不明确的，可由一个维度定义，也可由多个维度定义，群体成员在原型维度上的分布可小可大。[48]基于“未定义的”原型，群体间差异的可接受度增加了，不同群体对共同内群体原型的内向投射减少，对不同子群体产生更积极的态度。
由于长期的民族间文化交流，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华文化的原型源于各民族，不仅整合了汉族优秀文化，也整合了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从而保证各民族都感知自身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相似性，促进各民族和谐融洽的群际关系，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奠定了基础。
3．群际接触
群际接触是指不同群体成员间的交流与互动。积极有效的群际接触可降低群际偏见，提高群际信任，消解群体边界。消极接触维持偏见或降到更低水平，巩固对其他群体的刻板印象并加强对他们的消极态度。Allport认为，群际接触促进群际关系和谐有四个条件：共同目标、平等地位、群际合作、不同群体成员间的接触受到国家和法律支持。[50]佩迪格鲁(Thomas F.Pettigrew)和特罗普(Linda R.Tropp)发现，群际友谊是改善族群关系的重要变量。[51]群际友谊不仅有共同目标、共同愿景、群际合作、地位平等、权威支持等特点，还有高亲密度、相似兴趣、自愿接触等积极特性。群际友谊有利于自我表露，而自我表露是群体间积极交往的重要中介。[52]群际友谊可以改善群际态度，促进对外群体成员的喜欢、支持与尊重，信任、肯定和积极评价。群际友谊有强烈的积极情感联系，可以跨时间、跨情境地稳定存在。[53]研究发现，群际友谊效应在少数民族学生身上表现得更明显。[54]
群际接触有多种形式。直接接触是群体成员通过面对面方式或媒介方式产生的；拓展性接触是了解到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是朋友；准社会接触是通过观看电视剧、电影或娱乐节目中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交往；替代接触是观察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互动；想象接触是想象自己与外群体成员互动。这些接触方式都有利于减少外群体偏见，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55]从接触内容看，各民族成员主要通过文化接触相互了解。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承载着民族的思想、情感与意识，贮藏着民族的历史与记忆，是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之一。语言是群际接触的媒介。语言接触是不同语言承载的文化之间相互融合的过程。语言不仅是族群认知的途径和方式，也影响族群认同。应重视语言在群际接触中的作用。
中国各民族分布广泛且拥有不同的文化与语言。虽然直接接触是改善群际关系的最有效手段[56]，但要求所有民族成员直接接触并不现实，应促进各民族成员的间接接触。由于各民族拥有不同的语言，语言不同无疑会造成交流阻碍。因此，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促进各民族积极接触的前提。
四、研究展望
目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构的探讨主要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进行，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学者参与较少。在现有研究中，理论探讨多，实证研究少。研究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还可以采用量化研究方法。一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研究可采用测量法，如史慧颖等[57]和赵玉芳等[21]编制了中华民族认同问卷。群际接触问卷、民族刻板印象(外显)范式自我报告、IOS自我报告、社会距离测量等也可以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研究。另一方面，可采用实验法研究。实验法分为外显法和内隐法。外显法测量个体意识到且愿意承认的外显态度，内隐法测量自动激活的无意识的内隐态度。外显法可通过最简群体范式划分内外群体，或采用自然内外群体，进行不同的任务，再测定群体态度和行为。[58]内隐法包括启动范式、内隐联结测验(IAT)、Go/No-go联结任务(GNAT)、外部情感西蒙作业(EAST)、群体参照的提取诱发遗忘范式、加工分离范式等。
在被试选取上，一要关注小少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小少民族可能更看重自身的独特性，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会与大民族有许多不同之处。有研究表明，大群体通过想象接触可投射外群体更多的积极特质，小群体在想象接触后对外群体的投射并未提高。[59]二要关注跨界民族。跨界民族由于族群身份的特殊性，面临文化民族(种族或族群)与政治民族(国家民族或民族共同体)关系的考量，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也有特殊性。[60]三要关注族际通婚者及其子女。一般说来，族际通婚有助于民族交融，有利于通婚者及其子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但族际通婚与共同体认同关系复杂，其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视许多主客观因素而定。[61]无论如何，族际通婚为考察共同体认同提供了极佳视角。四要加强民族走廊研究。石硕发现，在藏彝走廊，不同民族间交往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民族观念淡薄、民族界线模糊；二是文化普遍持包容态度。[62]研究走廊中各民族的共同体认同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构提供众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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