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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1年第10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系探析

田鹏颖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理论探索史”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 “中国化”和“化中国”,是两者的相互改变和互促发展,因而建构了一个系统完整并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系,即马克思主义内在发展要求、中国社会变革实践和中华文化创新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要求相互助力的动力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相互支撑的过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相互转化的成果体系;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人民中心根本立场、社会主义千秋伟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互贯通的评价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系建构不仅是中国发展之需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之要。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用理论“自觉”和实践“自为”向世界宣告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动力体系 过程体系 成果体系 评价体系










马克思主义这个与中国海天之遥的“学说体系”何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而改变了中国?中国这个古老而神奇的东方大国何以认同、接受、坚定、创新马克思主义,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形成了融动力体系、过程体系、成果体系、评价体系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系,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化中国”和理论创造过程中“中国化”的双向(重)发展,谱写了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的精彩华章。“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即中国共产党100年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使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找到了救亡图存的出路所在,看到了振兴中华的希望所在。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党带领人民不仅书写了中国发展的辉煌成就而且正在照亮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征程,让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创造中国版的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在中国共产党百年不懈奋斗中得到充分证明,而且让其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充满生机活力。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用系统观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系建构进行深入研究,进而揭秘“中国奇迹”密码,对于我们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体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绚丽篇章。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彰显勃勃生机,实现创新发展,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拥有不竭动力源泉。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特质、解决中国时代课题和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内在呼唤、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作为核心动力、基本动力、重要动力、根本动力交互作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拯救中国、发展中国、复兴中国的动力体系。

一是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和自我开放的内在品格是核心动力。在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动力体系中,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的内在气质是起决定作用的核心动力,为其他动力“成为可能”提供了学理支撑。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种批判精神、革命精神并不仅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事物,而且也针对马克思主义自身。换言之,批判性和革命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气质,规定了要不断对其理论本身进行“批判”和“革命”的发展,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也在理论层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因其“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所以不但敢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无情的批判,而且也毫不吝惜地反对自己的理论被视为“历史哲学”。正是这种崇高品格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人类真理的制高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一生始终力求使伟大理论发现达到更为完善的程度,而不满足于现有的理论体系。他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P376)这些重要思想表明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僵化的,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不断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发展着的理论”,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3](P270)这种方法论原则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自觉为人类进一步探索开辟了道路,提供了方法论选择,无疑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核心动力。其一,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其诞生地在欧洲,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却不限于欧洲,而是整个世界。19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开始关注世界东方、关注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引起了马克思高度关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马克思撰写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的通讯,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4]其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其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天下情怀却高度契合,这为本来就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创造了文化条件。其三,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史中已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时代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让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自我革命的内在气质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动力,有其理论特有的“内驱”逻辑。

二是解决中国重大时代课题的迫切需要是基本动力。在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动力体系中,中国解决时代课题的迫切需要是基本动力之一,为其他动力“成为需要”提供了发展空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正如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5](P284)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重击下,中国社会危机四伏,人民苦难深重,中华民族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深渊。社会先进分子不断发出“天问”,进行苦苦“求索”,先后进行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大胆尝试和积极探索,但都归于失败,没能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落后挨打的悲惨状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寻求一种能够解决中国时代课题,能够满足中国社会变革需要的思想理论和物质力量迫在眉睫。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让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立刻从被动转向了主动,让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与希望。但是,理论选择和理论实际运用是两码事,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为了让理论切实在各个国家能够发挥最大作用。恩格斯早在1885年4月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就指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6](P574)这也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中国社会的客观历史境况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决定的。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呈现的重大时代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方面直观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指向和目的,另一方面间接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实践动力。中国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条件,两者既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又能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7]正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伟大实践需要,正是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度融入和方法论支撑,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双向改变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不就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而是不断进行理论应用、理论结合、理论创造的伟大实践过程,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矢”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之“的”的过程。如果没有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之“的”的需要,没有解决一百年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需要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何以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正如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8](P111)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课题的伟大创造。由此可见,中国解决时代课题的迫切需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动力,有其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特有逻辑。

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重要动力。在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动力体系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基本动力之一,为其他动力“成为动力”拓宽了发展空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现程度往往还取决于其与流淌在中国人民血液中的“民族基因”“文化基因”“传统基因”的“排斥”状况。习近平对此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9]这种“历史契合”科学地解释了存在着遥远“时间距”“空间距”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配对”难题,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排斥”现象。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持续发挥其最大功效和持久力量,需要不断嵌入新的时代元素并且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激活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引领。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不仅可以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向何方”的问题,也可以提供“如何转向”的题解。出于这种考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需要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而且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具体的实践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0](P534)这就明确提出了我们不仅要将马克思主义通过民族的形式予以表达,而且要不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以承继这份饱含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印迹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习近平对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明确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赓续中华文明的基础上进行守正创新,不但可以激活蕴藏在中华悠久文明中的真理力量,而且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补给能量,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中国化)的新境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时代发展的热切呼唤,更是世界发展的迫切需要。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11](P6)这一点在苏联的解体中便可以发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今天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从中华中华文明5 000多年历史演进中走来,在优秀传统赓续中创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创造。为此,我们应该珍视作为文明精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引领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必然呼唤。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动力,有其人类文明发展需要的特有逻辑。

四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动力。在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动力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起关键作用的根本动力,为其他动力“成为现实”提供了坚强保障。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始终坚持的重要方法论。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尖锐地指出教条主义对党的事业只会带来危害,提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12](P408)邓小平在总结1956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3](P213)从而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习近平说过,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既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也不能脱离、背离、否定马克思主义,而要立足并扎根中国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与生命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如果以主观主义即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到处“搪塞”的语录(恩格斯语),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就不会创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不会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更不会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重要思想理论和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从而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历史性飞跃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历史贡献。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力,有其实践主体驱动的特有逻辑。

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特质是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国化过程中得以创新发展的逻辑前提,如果马克思主义是僵死的、封闭的、不变的教条,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就得不到充分检验;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重大时代课题的迫切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如果离开中国社会变革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客观需要,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就得不到充分贯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就不能确保中国文化的发展、转化朝着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中华文明就不会被激活,更不会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会缺失中国气派、文明能量;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杠杆,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应用、结合、创造的高度理论自觉,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就得不到充分彰显。正是这四重动力彼此依存、彼此成就,才形成了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体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体系

19世纪40年代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要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民所接受、掌握、运用,就必须缩小与之空间、时间、主体之间的差距,而推进“三化”协同发展。“中国化”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空间距”问题,“时代化”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时间距”问题,“大众化”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主体距”问题,三者既彼此独立,又有机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体系。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立足中国国情、融入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在 “中国化”和“化中国”中实现良性互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体现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回答时代课题,在“时代化”与“化时代”中实现良性互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大众相结合,体现大众立场、关切大众生活、运用大众语言、解决大众问题,在“大众化”与“化大众”中实现良性互渗。

在“中国化”和“化中国”中实现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过程中,一方面,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实际相结合,吸收中华文明之精华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诸如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问题,汲取中国独特的经验,实现了对中国的改变和发展,让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变成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且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在“时代化”和“化时代”中实现良性互补。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过程中,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途径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没有丢掉老祖宗,又讲了许多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从而构建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同时又用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所面对的时代课题,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在“大众化”和“化大众”中实现良性互渗。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百年过程中,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大众主体相结合的途径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让深奥的理论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听懂、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这种“大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以其“大众特点”融入人民大众的生产实践过程,又让马克思主义掌握了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在精神上从被动转向了主动,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的使用者,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的积极参与者、承担者、推动者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创造者。

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统一整体。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角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国所处的不同历史方位(时代背景)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总是具体的、历史的,这种处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中国,也必然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特征,正是这种体现不同时代特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不同的重大时代课题。因此“中国化”必然是“时代化”,“时代化”必然是“中国化”。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大众化的过程,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方位、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认同、应用,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从“精神力量(理论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化,才能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解决不同时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目的。所以说,建党百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无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位一体”交互砥砺的历史,无不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把马克思主义“化”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大众掌握的创造过程。


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体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积累了丰硕成果、宝贵经验,形成了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文化成果于一体的成果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最重要的就是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共产党百年不懈奋斗史证明,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最重要的就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性飞跃,为解决不同时代历史课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这一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构建了理论思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成果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一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力求实现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的有机统一,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又借鉴了古今中外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成果最重要的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坚持文化自信,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能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引领。

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14](P1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整体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表现得更为明显,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繁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可谓“四位一体”,统一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文化成果互为表里、互为因果。道路(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都以文化成果为基础,文化成果是最深层次、最深沉、最广泛的成果,她孕育、滋养、支撑着道路(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制度成果是理论成果引领下对道路(实践)成果的规范化,并随着道路(实践)成果的丰富、拓展而稳定化和定型化。理论成果是基于文化成果这个基础,对道路(实践)成果的逻辑表达,道路(实践)成果又是理论成果的转化形态,或者说道路成果是实践着的理论成果。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精神力量,四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伟大实践,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取得的成果体系,是经得起长期实践检验的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成果体系。


0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评价体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书写了从苦难中铸就辉煌的伟大奇迹,使“历史终结论”走向终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了以党的创新理论、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千秋伟业、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评价体系,使马克思主义显现出强大的思想伟力。可以说,这种思想伟力体现在“砸碎旧世界”的革命之时、闪耀在“创造新世界”的建设之时、迸发在“追赶全世界”的改革之时,彰显在“改变世界”的伟大征程之中,实现了战略与战术的统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中国与世界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一是以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理论创新是引领实践创新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足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发展实际,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既生动而具体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生动而具体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写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引领。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这种能够指引我们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向,在惊涛骇浪中破浪前行的思想理论表达,就是这种思想的理论再现。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理论形态,是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是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在百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伟大理论成果,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就。

二是以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执着坚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回应人民期待。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开启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军。强调“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提出“全面小康,覆盖的领域要全面,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在14亿多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这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宣言,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变的人民立场。

三是以社会主义千秋伟业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关系社会主义千秋伟业的大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由于历史时代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第二次结合,旨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成功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视之为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围绕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关系来进行。在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图景中,中国共产党没有因为“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等唱衰社会主义的声音而止步,而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党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无疑是社会主义千秋伟业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四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追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我们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习近平强调:“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1]这为我们启航新征程、扬帆再出发发出了动员令。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必须继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艰苦奋斗、锐意进取,乘势而上开山河、风雨无阻向前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力拼搏,在新时代铸就新的历史伟业。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在重要节点,还要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之接续奋斗。

概括地说,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不懈奋斗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史相互交融,谱写了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壮丽凯歌。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坚持理论创新、坚守人民立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伟大复兴梦想为评价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带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人类文明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华民族发展的深远影响作为一种历史的评价不仅鲜活真实而且意义重大。这种历史评价不仅昭示今天的由来,而且预示明天的走势;不仅是现实的鉴镜,而且是未来的映照。这种“历史路标”不仅明示了前人探索的印迹,而且留下了前人探索中的智慧和勇气;不仅揭示了理解现实的基础,而且留下了继续探索的台阶;不仅显现了未来发展的路径,而且留下了接续前行的经验。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相遇,构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系,极大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面貌,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得到充分检验,人民性、实践性得到充分贯彻,开放性、时代性得到充分彰显。这一体系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刘同舫.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动力[J].国外社会科学,2021,(1).

[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0]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2]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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