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王小龙的演讲视频

南人拍摄

没有任何人能借助写作而变得年轻

文 | 王小龙

1981年春天，我旅行结婚来北京，北岛说没去过颐和园吧，陪你去逛逛。他约了杨炼和顾城，在颐和园门口碰头。我们都到了，就等顾城，后来才知道，有位好心的大妈给他介绍工作，工读学校员工，他见校长去了，现在叫面试，结果好像没成，忘了是人家看不上他还是他看不上人家。我们等了一下午，在颐和园大门口聊天，聊诗，我们都一首一首地写，人家杨炼一本一本地写，所以神气活现。等得不耐烦了，顾城也不像会出现的样子，就买票进去。天已经暗了下来，人家往外走，我们往里走。回上海后，有人问我御花园好不好玩，当然好玩，什么样子的，黑咕隆咚的。那是我们聊得最多的一次，关于诗，北岛、杨炼和我，因为天黑，因为看不清彼此面目，究竟说了些什么，事后一句都想不起来了，朦朦胧胧只记得有一个石舫，有一条长廊，好像还有一栋藏式建筑，有纠察队查夜的手电光扫射过来，北岛拽我们躲在树丛后，我蹲在黑暗处，一时想不通，好坏也是诗人吧，怎么还玩这一出。

杨炼诗集

一两年后，又来北京。我约顾城去看戏，中戏研究生的毕业大戏《俄狄浦斯王》，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大约公元前431年首演。深秋，很冷，散场后走在京城大而无当空空如也的街头，顾城突然感叹起来，说什么艺术进步啊，看看人家两千多年前的戏，进步在哪呢。他是有野心的，真的。

后来，在上海，在顾城借住的小房子里，我跟他讲精神分析，他说弗洛伊德是头猪，我说精神分析不仅是学说，还是被证实的科学，他说弗洛伊德是头猪。

那段时期我接受一种观念，别把诗、把艺术比来比去，我说非要比出个高低不可，这是一种势利眼，一种名牌思想。不知为什么，顾城忽然急了，说你总得承认诗有更高级的吧。

这话也没错，境界有高有低，我们已经看得不少了，高于现实和世俗生活，高于局部的个体的暂时的天天都在发生的灾祸和荒唐，这还用多说吗，那些大诗人的作品在天上闪闪发亮。爱伦堡说，诗人走路两臂划动，他们的水平面，他们的人行道，大概是我们的二层楼那么高。可是，人家什么营养，过的什么日子，反正他们有上帝眷顾，我们装什么装。

做人也业余做做算了

那年春天

北岛来上海

我们一起吃晚饭

毅伟和我

在顾城的住处

顾城不喝酒

他提问题

写诗能过得好吗

北岛想了想

说不能

顾城又问

靠稿费能活下去吗

北岛算了算

说不能

我们没吭气 

因为没办法面对

那清澈的眼睛

无辜的样子

这么白痴的问题

竟让我们无地自容

从那天起

不管练什么摊

我都很玩票

写诗不过是业余

做人也业余做做算了

就这样

很多年

想起那天的晚饭

真他妈的残忍

忘了是不是四月

1986年，邻家小弟、复旦外文系才子李义东介绍，我给老外推荐中国当代诗歌。就这一册，据说是比较早的一个中国当代诗歌的译本，主编名叫约翰和安妮，很常见的美国名字，大概像中国人叫小龙的那么多。这对美国夫妇都写诗，还写小说，来自美国毕洛伊特学院，当年是复旦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的外教。我负责推荐作品和联络作者，他们组织学生翻译和讨论，然后带回美国，和中国去的交换生继续修订，历时两年，1986至1987年。我把译稿分别寄给作者，北岛、芒克、舒婷都来信说好，带去参加国际诗会，反应都不错。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本诗刊，无论发表英文原作还是翻译作品，必须再三朗读，七个编委一致通过才行。这么用心，怎么会不好？诗集取名《烟》，安妮说是她的坚持，因为我一支接一支抽烟的样子给她印象太深了。我大概把外教公寓他们的套房熏得够呛。三十年过去，在黄浦江游轮上的国际诗会活动中，见到旅美诗人明迪，她立刻就提起这本诗集，我没想到。

这册诗集里有顾城，也有谢烨。约翰和安妮问我为什么，我说顾城喜欢。对了，看《俄狄浦斯王》那次，谢烨也去了，散场后走在景山后街，冷风刮得脸疼，她好像什么都没说……算了我也不想说了。

诗集《烟》

约翰、安妮夫妇

我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整理完那首《你以为你没被我扮演过吗》。1986年，北大首届艺术节，我有幸受邀参加。诗写长了，足足念了30分钟，一叠500格大稿纸，换页时手不好拿，就念完一页扔一页，脚边扔了一地。累得我，回到后台就坐楼梯板上了。芒克过来了，老大哥身边照例有新鲜的外国女子陪伴，我站不起来，很不礼貌地坐在地上打招呼。芒克没给我介绍洋妞，他介绍身后的海子，当时已经毕业几年了吧，我爬起来马马虎虎跟他握了握手，我哪知道这黑乎乎的小兄弟日后会有深不可测的诗篇和劫难。跑到台下，我和北大学子们一起欣赏海子的诗歌，人家那叫朗诵，摆出几个造型，背后还有乐队，阵仗不小，动静挺大，以我南方人的趣味，觉得挺那个什么的。

“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前辈老舍说的，我以前还真相信过。

后来，有年轻朋友通知我，说中国摇滚的崛起宣告了当代诗歌的终结。好吧。再后来，我弟弟在饭桌上又通知我，说顾城之死宣告了你们这代诗人的退场。好吧。

长街夜行

我们不如放慢车速

体会北方的深秋

它怎样降落怎样

把漆黑的风衣给我们披上

轻得难以察觉

似乎世界本该如此

我们也本该如此

长着宽大的翅膀

我想告诉你南方的秋夜

它不是这样的

它突然从屋脊上滑了下来

急急忙忙窜进大小弄堂

天亮以后

人们总能捡到它跑丢的鞋子

现在我们经过广场

快些和慢些就成了问题

也许速度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否记得自己是谁

当北方的冬夜把你变轻

应该继续感受

什么都别说

我问老鱼，就是江河，不是后来那个，是于友泽，我说咱们这么吃力地一行行琢磨，为什么啊。他说这么说吧，到你六十岁以后，有可能人家叫你老王，也有可能叫你王老，他阴险地一笑，说明白了吧。明白了。这辈子就等着人家叫我王老，到现在也没等着。

很久了，我说诗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八十年代喊着诗是生命是全部的家伙，后来很多都不写了。事实上能以命相搏的人极少，该受人敬仰。我做不到，能做到的就是习惯性地写几行，自己认为过得去就行。谈不上什么坚持，那太身段化了。一同走过的人有的死了，有的疯了，有的失踪了，想想我还能说诗是生活的一部分，够意思了。

八十年代其实没他们说的那么好，我不知道一些过来人的记忆出什么问题了。比如，穷，穷很令人神往么？我知道历来都有贫困艺术，那叫不得已而为之，比不了高大上我跟你比精气神了，其实，巴不得不愁衣食一心写作呢。再比如，有压力，谁喜欢压力了？除非他受虐成癖，说没压力就写不出好诗的那叫贱骨头。当然，能在贫困、饥饿和压力下顶住了，还拥有持续写作的力量，不容易，不过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值得一说的是那些年读书读得真狠啊，欠得太多太久，饿疯了，见到好书眼珠子都绿。都是一流的，都是翻译过来的，我甚至认为这世界真正出色的书都在以前，翻译也是以前的可靠。读也没那么功利，不是为了写什么，就是读，特别美。直到今天我还这么认为，读一本有意思的书比写一首诗重要得多。

布罗茨基说，一个人读诗越多，他就越难以容忍各种各样的冗长，无论是在政治或哲学话语中，还是在历史、社会学科或小说艺术中。诗读多了，也难以容忍时间的冗长，生命的冗长，这句是我加的，别误会，我由衷羡慕那几个老而不死活得滋润的家伙。

江河致王小龙信件

也不太敢想这辈子多写一点会怎么样。想也没用，来不及了。说为生活为工作所累是矫情，就是一直在忙，瞎忙，忙得没力气也没心情琢磨诗的事情，反正有它不多没它不少。但是也怪，有那么几首就是在最忙的时候写的，剧场后台，火车硬座，甚至是编辑机房，熬到下半夜，就写在场记单的反面。我解释不了。

我在做纪录片。在苏州河边，听一个老哥说要拎清社会，做人要有经纬。他是惯偷，公共汽车上的扒手，他说现在会这门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了，还很遗憾似的。在云南德宏山里的无人村，家家户户门口钉块牌子，这家都有过谁谁谁，因为吸毒全死光了，全村没死的几个不是在医院就是在监狱。好几次，在不同场合被人追问，说你是纪录片人，也是诗人，你的纪录片和你的诗有什么关系吗？一时还真说不清楚，只能最笨最老实的回答，纪录片是我的职业，写诗是我的爱好。想想这些年拍过的那些环境，那些人物，说不清楚的就是那些如实记录的、破烂肮脏又散发着难闻气味的、不那么赏心悦目还令人不堪面对的画面，诗意何在？有机会你们体会一下，这里大概就有我的诗意，“事实的诗意”。

我不太清楚那些年诗人们的动静。直到退休以后，渐渐恢复一点联系，自我限制在一个不大的范围。我发现并没错过什么，所有人都有点面熟，一切事都不觉得陌生。

照片中歪着脑袋的是失联多年的老友蒋华健，笔名兰色，录他一首当年的诗《中国人的背影》，以示纪念。

中间的那位是兰色

中国人的背影

兰色

你常常在十字路口的北面

闷闷不乐地靠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地方

注视那些匆匆远去的路人的背影

他们匆匆远去的背影

在斜阳下多么富丽堂皇

每个人都显得温柔高尚

在这样的时候

谁还会相信世界上有丑恶的东西

以往的经历似乎只是来自一出假想中的悲剧

人生就象这街头的暮色

美好得让人真想痛哭一场

回到家你总是含着泪水对我说

只有中国人的背影显得那样苍老

中国人，唉，中国人的背影

难道中国人只有背影

他们总是匆匆地离去

从不把头回过来

即使深夜，也有很多沉重的背影在你面前闪过

博尔赫斯引用布拉德利的话，说诗歌的一个作用就是能给我们印象。不是发现什么新东西，而是回忆起遗忘了的东西。在我们读一首好诗的时候，我们会想，这个我们也写得出，这首诗早就存在于我们脑中。

艺术变化到今天，早就不该是什么技艺的展示了，它应该闪耀人的智慧的光芒。智慧，有艺术智慧，哲学智慧，历史智慧，有物理学、化学和工程技术的智慧，有经济智慧，有大数据时代的计算智慧，有管理众人之事的政治智慧。诗的智慧是什么？反正不是玩弄文字的智慧，那只能说是一种技巧。我着迷于生活智慧，庆幸的是一路走来与我同行的男女老少不乏擅长于此者，让我每每按捺不住剽窃和抄袭之心。

怎么写是价值观的体现，而价值观并不一定是社会的、集体的，它可以是个人的坚持，你相信这么写没错，你就坚持下去，只要坚持得够久，就会找到继续下去的理由，找到专属于自己的价值观。

我知道有的诗人专门写给写诗的人看，这很好，很了不起。我写给不写诗的人看，不想让人读得一头雾水。“你身体的每个部分都以动人的子弹向我射击”，这没什么理解问题吧？

我好像很少有一气呵成一挥而就的时候，没那么自信，一个不太重要的句子都可能横七竖八写上好多遍。年轻时就给自己做规矩，比如尽量不用成语，比如一首诗里概念词不许超过三个。一直在读翻译作品，要小心一点，别操着中文说外语。

以前我在青年宫工作的时候，有机会旁观请来的导演给学生话剧队排戏，脾气大的导演会突然叫喊起来，说人话啊，你会不会说人话，是人有这么说话的吗？我如果对写下的句子不满意，就质问自己，是人有这么说话的吗？

地铁站

假如能捡起谁的脚步

早晨和黄昏

在地铁站

沿着台阶上去下来

一个人脚步

足够装满一筐

你去捡

数不尽的人

无数筐

都是好人的一路丢弃

早晨和黄昏

就算也有坏人

也是可怜兮兮的坏人

都过得不太容易

在地铁站

好人坏人

亦步亦趋

希望诗如其人，像我，踩着河边肮脏的烂泥地，就这么又疲惫又愤慨地走过来。诗不怎么样，但还算诚实，不美化和神话自己，别让人读着不知道是真人还是假人。

诗是修补自尊的机会，和其他爱好一个意思。真的，自尊心的确是一件千疮百孔的外套。面对自以为是蛮不讲理的权势，可以在心里抵抗一下，你懂诗吗，你会写诗吗？

诗是嘲弄人的虚伪、社会的道貌岸然的手段。这不用多说了，手机刷一下就知道，这是个王八蛋世界。

诗就应该是冒犯的，冒犯这世道的虚伪和无耻，冒犯诗的写作规则，不想冒犯就别写了，处心积虑地去讨好贱不贱？

看一首诗好不好，我的经验是看它是死的还是活的，和去市场买鱼差不多吧。一首好诗就是，让人感觉活在人间，活在街头巷尾的亲朋好友之间，而不是活在文人堆里。

我对自身的日趋腐朽和对他人散发的腐朽气息同样敏感，所以才写到现在，诗是我生命的防腐剂。防腐，防不了衰老，布罗斯基说，没有任何人能借助写作而变得年轻。以我为证，这是事实。

别端着，永远。别染上那该死的“在朝”感，永远。有一年星星画会出纪念册，严力在张罗，我问为什么是陈丹青序，差着一口气呢，严力指指书名，就是序言的标题，说这四个字意思好：依然在野。

严力和王小龙

1985年，美国诗人唐纳德·霍尔和简·肯庸夫妇来上海，有人通知我去见他们。金斯堡来的时候住锦江西条，他们也住锦江西条。老实说，和我想象中西方的诗人差得老远，就是一对老嬉皮，不太正经的那种。唐纳德·霍尔送我一张画，涂鸦画，又送我他俩各自的诗集，自己印的，薄薄一册，我现在都找不着了，可想而知，没当他们什么人物。2006年，唐纳德·霍尔成了美国桂冠诗人，我没留意，英美名叫唐纳德的人太多。直到三年前，2018年6月，他去世了，他和他夫人的诗在互联网时代又被传播了一遍，据说他的画也被炒得发烫。我有点后悔。不谈我的势利眼吧，当年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一个事实，欧美诗人活着的时候都这样，每年或者每个阶段，自己薄薄的印一本，也就几百册，搞个朗读会，然后放在哪家熟悉的书店里慢慢卖。什么人能出版美轮美奂的精装本？那是死去的诗人。

惟死者永恒。

是时候了

唐纳德·霍尔

（胡续冬译）

到昨天晚餐的时候我已经活过了我父亲的岁数，

捱过了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那一时、

那一刻：在氧气罐之间，他躺在病床上，张着嘴，

鼻孔和淡青色的嘴唇停止了颤动。与我同姓的父亲，

手指修长的父亲，我记得你的黑头发，

你脸上几乎看不出皱纹。现在我已经比你

醒过了更多个草叶上带着白霜的早晨，

读过更多遍报纸，站过更长的时间，

我手握一个门把手，却未把门打开。

唐纳德·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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