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运富：论汉字职用的考察与描写

摘要：汉字职用学是汉字学本体的分支学科之一，以研究汉字本身的职能和人们对汉字的使用为主要内容。汉字职用的考察与描写是建立汉字职用史和完善汉字职用学的事实基础。考察汉字职用的有效材料是时代明确的文本，以及可以反映文本用字原貌的古代注释。考察汉字职用的有效办法是化整为零，从个体、类别、局部入手，同时需要一套独立而系统的指称术语用来描写。通过字符合语符的个体职用及相互关系的考察，进而按人、时、地、集团、文体等分类进行描写和比较，积累材料，汇聚现象，分析特点，揭示规律，解释原因，才有可能获知汉字职用的历史过程和总体面貌。

关键词：汉字职用；文本；字符单位；语符单位；考察角度；表述用语

汉字职用学是汉字学新体系的三个平面之一，它要以全面考察汉字的“职能”演变和汉字的“使用”现象为基础来建立。汉字的“职能”是指汉字本身所具有的表示各种信息和情感的能力，如汉字可以通过构造理据表达相关的事物或记录语言的某个单位，也可以通过外形来显示某些信息和意图。汉字的“使用”是指用字者根据表达需要把汉字当作符号来加以利用的行为，有的使用跟汉字的构造目的一致，是为“本用”；有的使用不能直接体现汉字的构意但跟构意相关，是为“兼用”；有的使用不是从汉字构造出发，而是利用汉字已有的音义功能来表达另一同音（以声托事）或同义（同义换读）的对象，是为“借用”；如果仅仅利用汉字的外形或全字中的部分形体表示某些特定含义，则为“偏用”。“偏用”往往是超语符的，不跟语符单位的具体音义对应。

汉字的“职能”和“使用”是从不同的主体来表述的，实际上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的职能是构造汉字时赋予的，有的职能是在使用中产生的。我们在不加区别的时候统称为“职用”。汉字的职用情况很复杂，考察与描写需要真实有效的材料、关系清晰的术语、合适可行的视角和丰富实用的内容。

李运富：《“汉字学三平面理论”申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李运富，何余华：《论汉字的超语符功能》（英文），韩国《世界汉字通报》（创刊号）2015年10月版。

要考察汉字的职用，材料必须真实有效。我们看到的汉字材料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文献文本中的使用文字；二是字典词书中的贮存文字；三是艺术作品中的艺术文字。考察职用的主要材料当然是第一种。第二种虽然收集排列了个体字符的某些职用项别，但它属于第二手材料，可能存在集项不全、来源不明、解释不准、字形讹变、书证错误等问题，因此应该谨慎利用，最好有文献实例用来验证。第三种也能体现汉字的某种职用，如艺术欣赏价值和偏用修辞效果等，但属于特殊领域，范围有限，不是汉字职用学考察的主要对象。所以下面主要讲文献文本中的文字材料。

文献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具体呈现则是一个个文本。文本可以从文字形成的角度分为手写本和铸刻本等，也可以从载体的角度分为甲骨本、简本、帛本、石碑本、纸本等，还可以从时代的角度分为唐写本、宋刊本等。广义地说，文字的所有载体形式都可以称为文本，包括青铜器、玺印、砖瓦等。称文献的时候，着重于内容，提供的是语料；称文本的时候，着重于文字，提供的是字料。字料跟语料不同，语料反映的是话语，只要话语的结构和意义不变，用字可以不同；字料反映的是文字现象，要求记录语言的文字保持原形原貌。现在研究语言的历史，有许多的语料库可供利用；而研究汉字的使用历史，却缺乏保持了原形原貌的字料库。有的所谓“字料库”只是单字形体的集合，脱离了使用环境，那也是不能用来考察职用的。所以我们考察文字职用情况，目前条件下只能利用书写时代明确的文本。

关于文献材料，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跋》中有“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的说法：

所谓“同时资料”，指的是某种资料的内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时期产生的。……不过即使不是这样严格地考虑，粗略地说，比如宋人著作的宋刊本，姑且看作同时资料也可以。语言的大变动大约是和朝代的更迭一起产生的，因此，可以认为，如果是同一朝代之内，某种资料外形即使比内容产生得晚，两者的差距也不会太大的。

所谓“后时资料”，基本上是指外形比内容产生得晚的那些资料，即经过转写转刊的资料，但根据对同时资料的不严格的规定，后时资料的内容和外形间有无朝代的差异就很重要。比如唐人集子宋刊本就是后时资料。中国的资料几乎大部分是后时资料，它们尤其成为语言研究的障碍。

太田先生是就语言研究而言的，注重的是文献内容的时代性和真实性，利用“后时资料”的目的仍然在研究文献内容所代表的时代的语言现象，而不是文献形式（文字）产生时代的语言现象。但就文字研究而言，文献内容的时代性并不很重要，文字书写使用的时代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文献的文字形式形成的时代明确，无论是“同时资料”还是“后时资料”，都可以用来研究文字形成时代的职用现象，即利用“同时资料”可以研究文献内容形成时代（当然也是文字形式形成时代）的用字现象，而利用“后时资料”也可以研究“后时”（文本形成时代）的用字现象。因为研究汉字职用主要看字符跟语符的对应关系，而不是字符跟文章的关系，所以不受文献内容的局限。比如《老子》这部文献，假设其成书在战国时期，那郭店楚简中的简本《老子》可以看作“同时文献”，根据郭店简本可以研究战国时期的语言现象和用字现象；后来又有西汉马王堆帛书本《老子》，当然属于“后时资料”，它不能据以研究西汉的语言现象，却可以用来研究西汉的用字现象；同理，现代的简化字版本《老子》当然不代表现代的语言，但也可以用来研究现代的用字。因此对汉字职用研究来说，文献内容的时代性虽然可能对后时文献的用字产生影响，但考察文献内容的语言时代跟考察文字的使用时代并不是一回事，要区别对待。考察文字的职用当以文字的书写使用时代为准，而不以文献内容的形成时代为据。事实上，即使“同时资料”对“后时资料”产生影响，本质上仍然是原始文本或前代文本在用字上的影响，而不是文献内容的影响。

如此说来，汉字职用研究在材料上主要关注文本。通过原始文本和后出文本（抄本、翻刻和重版等）及其相互关系，来研究不同个体文本、不同时代文本、不同地域文本的文字职用情况及其演变关系。所以考察和研究汉字职用应该具有版本学知识。

如果某种文献只有后出文本流传，而我们却希望研究该文献产生时原始文本的用字面貌，并考证流传文本和后出文本中的改字现象，那最有效的材料不是该文献的内容，也不是该文献的后出文本，而是跟该文献产生同时代的其他文献的同时文本。例如西汉形成的文献《史记》已经见不到“原始文本”，那如果要考察《史记》原文的用字情况，就应该借助西汉时期形成的各种文本，如西汉的简帛文本、碑刻文本、青铜文本、玺印文本等，这些文本可以是“同时资料”（文献内容是西汉产生的），也可以是“后时资料”（文献内容是秦代以前的），只要文本的书写时代是西汉（如先秦文献的西汉抄本等），就是有效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材料考证西汉时代的已有字符和用字习惯，从而判断《史记》后时文本中不合西汉文字情况的用字，以求尽量恢复《史记》原本的用字面貌。当然，《史记》的后时资料，以及跟《史记》文献同时的其他文献的后时资料并非毫无用处，通过后时资料中用字现象的大数据统计，也可以发现原文献时代的用字习惯，从而帮助判断原文献的用字真伪。

在考证文献的原始文本用字和后出文本改字情况时，古代的某些文献注释材料也是可以利用的。因为原文献的用字一经注释家选为注释对象而出注，就相当于加了一层保鲜膜，通常能体现用字的原貌。例如今本《史記》：“岂斆此啬夫諜諜利口捷给哉。”我们判断其中的“諜諜”原本应该是“喋喋”，根据就主要是古人的注释。因为南朝刘宋时的裴骃在给《史记》作集解时引用了晋朝晋灼《汉书音义》中的“喋，音牒”，说明他所见到的《史记》文本用字是“喋”而非现在所见的“諜”，否则他不会引用晋灼的这条注音。而到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时早已改成了“谍”字，因为司马贞的注释说：“《汉书》作‘喋喋’。喋喋，多言也。”这说明司马贞见到的《史记》文本已经是改用“諜”字了，否则他没有必要拿《汉书》作异文出注。

李国英，周晓文：《字料库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日]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375页。

李运富、李娟：《传世文献的改字及其考证》，《文献语言学》（第2辑），中华书局，2016年。

时代明确的文本字样是考察汉字职用的基础材料，从基础材料中归纳离析出字符单位和语符单位，并建立相关的一套术语，实际的职用情况才能清晰地描写出来。

1.字符单位

文本中自然呈现的是一个个定形的“字样”，将构形属性相同的字样归并到一起，就形成字符的基本单位“字位”。如果字样之间具有构形属性的差异（包括构件类型、构件数量、构件分布、构件功能、构件关系、构件变异等），就区分为不同的字位。如“世”“𠀍”“卋”虽然外形不同，但构形属性相同，应该归纳为同一个字位；而“世”与“也”构形属性不同，就应该区别为两个字位。同一个字位内部具有不同形体时，可以根据某种原则任选其一作为这个字位的“基形”，其余则称为这个字位的“变形”。如“世”作为基形的话，则“𠀍”“卋”可称变形。不同的字位如果构形指向的表达功能基本相同，就可能形成更大的字符单位，即“字种”。一个字种可以有多个字位，也可以只有一个字位。如“衣”作为字种，从古到今虽然有许多变形，但基本上都属于一个字位；而“裤”这个字种，则有“裤”“绔”“袴”等多个字位。同一个字种具有多个字位时，多个字位之间可以互称“异构字”，也可以根据某种原则任选其一作为这个字种的“代表字”，其余则称为这个代表字的“异构字”。如“裤”“绔”“袴”是一组异构字，而假定“裤”为代表字的话，则“绔”“袴”为“裤”的异构字。

2.语符单位

文本的表面是字符，而字符的背后是语符。语符的基本单位有“词音”“词项”“词位”和“词族”。“词音”是某个词中的特定音节（不等于泛音节），词音带有某项意义时就成为“词项”，意义上具有关联的若干词项构成“词位”，源自同一词位而发生音变或形变的亲缘词位形成“词族”。如“斯大林”的{斯0}（{ }表示语符单位，0表示无义）是特定词里一个没有意义的音节；《诗·陈风·墓门》“墓门有棘，斧以斯之”的{斯1}是表示劈砍义的词项；而词项{斯1}（劈砍）、{斯2}（分散）、{斯3}（离开）（1、2、3表示义项）等属于同一词位{斯}；由词位{斯}派生出{撕}{嘶}{澌}等新词位，则形成一个词族{斯+}（+表示派生）。词族不是汉字职用考察的直接对象，只用来说明词位关系。通常讲的某“词”在没有区分需要的情况下既可以指词项，也可以指词位，但不能指称词族和词音。

     3.字符与语符的关系

文本的字符记录着承载内容的语符。如果某字符是为某语符专门构造的（形体与语符的音义密切相关），那该字符就是该语符的“本字”，该语符就是该字符的“本词”，用本字（包括变形和异构）记录本词（同一词位中跟字符形体密切相关的词项）的用法称为“本用”。用本词的本字记录同一词位的其他相关词项以及分化为不同词位的派生词项的用法叫“兼用”，用甲词的本字去记录没有意义关联的乙词的用法叫“借用”，甲词的本字相对于乙词而言叫做“借字”。

如果以“字位”作基本考察单位，以“词音”和“词项”作基本语符单位。那字符与语符可能构成如下关系：

当一个字符对应一个语符时，那可能是“1字位（1字种）—1词音”，如“𠼝—{𠼝0}”；也可能是“1 字位（1字种）——1词项（词位）”，如“—{䣐}（地名）”。如果考察的文本材料充足，这种单一对应的情况是很少的。

当多个字符对应一个语符（词音或词项）时，那多个字符之间的关系可能是：

本用——本用。即记录同一语符的字都是这个语符的本字，包括“异构字”和“古本字—重造本字”。“古本字”和“重造本字”也是异构关系，只是具有明显的时间先后和字形孳乳关系，如“云、雲—{云彩}”“戉、钺—{钺斧}”“莫、暮—{暮晚}”等。

本用——借用。即记录同一语符的几个字位，有的是这个语符的本字，有的是这个语符的借字。包括“本字—通假字”和“假借字—后起本字”。前者如“伸、信—{伸展}”，后者如“采、彩—{彩色}”。

借用——借用。即记录同一语符的字都是这个语符的借字。包括“假借字—假借字”和“通假字—通假字”。前者如“女、汝—{汝}（你）”，“斯、史—{斯0}（斯坦福）”；后者如“裁、财、纔—{才}”。

当一个字符对应多个语符（词音或词项）时，那多个语符之间的关系可能有：

无意义关系的同音（音近）语符（词音或词项），如“史—{历史}{史丹福}”“信—{信任}{伸展}”。

有引申关系的同位语符（词位），如“节—{竹节}{关节}{节气}{节操}{节制}{节约}{调节}”。

音义皆有关系的同源语符（词族），如“斯—{撕}{嘶}{澌}{廝}”等。

采用上述名称术语及关系类型，庶几能将文本中实际存在的字符和语符的各种复杂现象描写清楚。

李运富：《论汉字的字际关系》，《语言》（第3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李运富：《论汉字的记录职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

汉字数以万计，汉字的使用历史悠久，异时异地变化多端，要一下子呈现所有汉字的职用情况是不可能的。有效的办法是化整为零，从个体、类别、局部入手，积累材料，汇聚现象，总结规律，比较异同，最后才能获得汉字使用的总体面貌和贯通历史。就个体的考察而言，大致有两个角度，一是从字位出发，考察某个字位自产生以后记录职能和表达使用的变化情况；二是从词位出发，考察某个词位产生以后使用过哪些字来记录它。以这两个视角的个体考察为基础，就可以将所有文本材料根据需要按人、按时、按地、按题材等分类进行局部考察和描写。

1.字符的职能考察

我们以字位作为字符职能的基本考察单位。一个字位的产生，必然具有某种表达职能。在记录语言的前提下，初生的字位只跟某个语符单位对应，或是某个音节，或是某个词位。如果某个词位具有多个词项，那初生的字位通常也只跟其中的一个词项（偶尔也有两个词项的）对应。考证初生字位对应的语符单位（跟形体密切相关的词项），就是考证字位的本用，这是字符职能考察的起点，是非常重要也很不容易的一件工作。字符本用的考证要以字形的构意分析和文本的实际职能为依据。

确定字符的本用职能以后，得考察该字符的职能变化情况。一个字符永远只对应一个语符（音节或词项）的情况是极少的，绝大多数字符的职能都会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变化。变化的情况通常有三种，一是职能增多（扩展），二是职能减少（简缩），三是时增时减反复交错。这是就特定的某个字符而言。如果涉及两个以上的相关字符，则还有职能转移和职能兼并的情况。

职能增多的途径不外乎兼用和借用。一个字符本用时通常只对应一个语符单位，但语符单位是不封闭的，随时都在滋生变化，而字符不可能毫无节制地新生，所以利用已有的字符扩展其职用就成为解决字符记录语符矛盾的有效手段。当字符突破本用局限，兼用记录引申词项及派生词位，或借用记录同音词位时，该字符的实用职能就增多了。

字符职能的不断增多，可能影响文本表达的清晰度，于是字符职能在增加的前提下也有减少的情况。除了被记语符单位的自然死亡外，减少特定字符职能的手段主要是把某项职能分工或转移给别的字符承担，如同字种的不同字位各自分担某种职能、改变原字形产生新字位或重新另造字位分担原字符的某项或某项职能，从而使原字符的记录职能得以减少。

字符职能的增减往往涉及别的字符。例如一个字符增加了职能，那这增加的职能所对应的语符单位是新产生的，还是原来就有的？如果是原来就有的，那原来是由哪个字符记录的，原来的这个字符跟换用的现在的字符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换用？如果是新产生的，那它跟这个字符原来记录的语符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还可以用这个字符记录而不产生新的字符？又如一个字符减少了职能，那这减少的职能是因为所记录的语符死亡了，还是把职能转移给别的字符了？如果是转移给了别的字符，那这别的字符跟原字符是什么关系，别的字符接受转移来的新职能后，原职能有无变化，是否引起连锁反应（互换职能或多位传递）？凡此等等，在进行字符职能考察时都是应该详细描写和逐项解释的。

最后，我们希望能用一个总表直观地全面反映每个被考察字符的职能演变情况。例如“两”字职用情况一览表：

2.语符的用字考察

语符的考察单位可以是“词音”，也可以是“词（词项或词位）”。如“斯大林”的{斯}用过哪些字、“葡萄”的{葡}用过哪些字，属于词音用字的考察；“吃饭”的{吃}用过哪些字、“饮食”的{饮}用过哪些字属于词用字的考察。

语符用字考察的第一步是确定词或词音的产生时代及最初用字。最初用字可能是这个语符的专造本字，也可能是原有字的借用（借字）。

一个语符单位从产生开始，一直使用同一个字符的情况很少，往往都先后使用过多个字符。在确定语符的最初用字后，还需要把该语符在历史上用过的所有字符都考辨出来。进而分析每个字的来源和彼此之间的属性关系，说明为什么同一个语符可以用不同的字符来记录，解释每次历时替换用字的原因。如果同一语符共时使用了不同字符，也得说明这不同字符之间的关系。除了说明历时用字和共时用字的各种关系，还得测查不同字符的历时分布和共时分布情况，用数据频率反映谁是主用字、谁是陪用字、谁是偶用字等。不同的字符记录同一个语符，表达功能是不是完全相等，有没有选择用字的主观心理和特殊用意，这些也是需要注意考察的。例如所谓“异体字”通常认为“任何时候都可以互换”，但理论上讲，如果异体字的使用功能真的完全相同，就没有同时存在的价值。可历史上所谓“异体字”却是大量的长期的共时存在着，而且许多异体字是明知有别的字而特意另造出来的，这些“异体字”在古代文献中能否被统一规范，古籍整理时全部替换为当代通行字，这样做也许会丢失古人选择用字时的某些语用信息。其实“异体字”的价值在“同用”而不在“异体”，书面上的“异体字”相当于语言中的“同义词”，同义词可供选用，异体字也是可供选用的。之所以要选，就说明同中有异。那么考察同一语符的不同用字，留意其功能之异就是理所应当的。

最后，我们也希望能用一个图表直观地展现某个语符单位的全部用字情况，例如数词{三}的用字情况如下：

   3.文本用字考察

文本用字考察面对的不是一字一词，而是构成文本的所有字词。虽然个位字数构成的文本也叫文本，但单个文本的职用考察一般要求字位数在100个以上，低于100个字位的文本缺乏系统描写价值，可以作为单字考察的材料或进行文本归类考察。文本职用考察的具体内容应该包括：

（1）字样数、字位数、字种数。字样数是文本中自然书写的可见字符单位，基本相当于文献内容的音节数。文本中的合文可以拆开为单文计算，重文符号可以重复单字计算。字位数是根据结构属性对字样进行的归纳，结构属性以直接构件为分析对象，直接构件的功能相同、组合关系和布局位置也相同的算作一个字位，同一字位中不具有结构功能区别价值的间接构件和具体写法可以不同。一个词位对应的专造字符称为一个字种，几个不同的字位如果都是为了记录同一词位而造，结构属性不同而表达对象相同，可以归并为一个字种。

（2）词项数、词位数。根据文本内容，将表达功能相同的最小语言单位归纳为词项，词项处于语言的组合之中；语音相同、意义相关的若干词项可以聚合为一个词位，词位处于语言的系统之中。特定文本中的词位不一定呈现完整系统。

（3）字频统计。字频统计的对象是字位。一个字位使用次数的多少，可以反映它在文字系统中的地位和使用者的用字习惯。通常把全部用字中见次率排在前10%的字叫高频字，见次率排在后10%的字叫低频字，其余为中频字。为什么这些字频次高，那些字频次低，需要从多方面考察解释原因。

（4）字符职能。根据字位跟词项（词位）的对应关系，找出单用字，归纳多用字。一个字位记录多个词项时，应该说明所记多个词项之间的关系，区别同位词、同族词、同音词等。

（5）语符用字。根据字符单位跟语符单位的对应关系，反向考察每个语符单位的用字情况。有的语符只用一个字位记录，有的语符会用多个字位记录。对一个语符使用了多个字符的，要进一步考察这多个字符的分布及其关系，细致分析选择不同字符使用的心理因素和附加效能。

（6）使用属性。根据使用字符跟所记词项之间有无构意直接关联，定性每个字属于本用还是借用，分别统计本用和借用的数量和占比，从而分析该文本用字是以本用为主还是以借用为主，为什么会如此。

（7）用字现象的归纳讨论。在上述考察基础上，对文本中带有规律性、普遍性和有探讨追究价值的用字现象进行专题讨论。

   4.类别材料的用字比较考察

以上考察角度无论从“字符”出发，还是从“语符”出发，或者着眼于文本的“字—词”综合，都是就单一的对象而言（一个字符单位、一个语符单位、一个语篇的文本单位），其实这些单一的对象又都是可以扩展成“组”成“类”来进行考察的。如“独体字”的职用考察、“常用词”的用字考察、甲骨文用字考察、战国楚简用字考察、汉赋用字考察、韩愈诗文用字考察、清代御批文档用字考察，等等。类别材料的考察以单一材料的考察为基础，除了单位数量的增多外，基本考察方法和考察内容大致相同。但有了类别考察，才会有同一类别各成员之间的比较。

类别比较是发现某类材料职用特点和观察汉字职用发展演变的有效途径。比较考察可以按照各种标准分类进行。同一标准划分的各类别材料的比较，在比较单位、参数设置、概念内含、指称用语等方面应该一致。下面举例说明一些主要的比较形式（可类推）：

（1）独体字符的职能与合体字符的职能比较。理论上讲，独体字是汉字系统的基础，产生时代通常较早，使用历史往往较长，记录职能一般都比较丰富且变化较多，跟其他字符的职能关系更为复杂。合体字，特别是分化专用字，由于出现时代较晚，使用范围有限，职能的复杂程度一般不及独体字。但实际情况如何，各种不同类型的字符之间有无使用职能的明显差别，需要分类考察和系统比较才能清楚。

（2）自源语符的用字跟他源语符的用字比较。自源语符指汉语自身的词项、词位和词音，往往有专门构造的本用字符（本字），有些临时借用的字符后来也大都分化出专用本字，长期借用的情况当然也是存在的。他源语符指来自其他语种的词项、词位和词音，这些词语的用字应该会跟自源语符的用字有很大不同，特别是音译时的用字，有的专门新造音译字，有的借用已有同音字。如果借用同音字，初期选字的分歧和后期逐步地规范，这样的用字过程和有关现象是很值得考究的。

   （3）同一文献不同文本的用字比较。同一种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文本，后出的文本除了抄写或翻刻的无意识错讹外，还往往受当代用字习惯和个人用字爱好的影响而有意改换前文本的用字，如果将同一文献的不同文本进行比较考察，就会发现各文本的用字变化。例如《老子》一书成于春秋末年，现在能看到的各种文本很多，如战国郭店竹简本、西汉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西汉竹书本（又名北大竹简本）、汉严遵《老子指归》本、汉河上公本、魏晋王弼本、唐初傅奕本、唐景龙碑本、唐敦煌手抄本、宋徽宗《老子注》道藏本、元刻老子道德经麻沙本、明刊薛蕙《老子集解》本、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四库全书》手抄本，等等，这些不同的版本或全或残，章节和文字数量也不完全一致，但主要内容相同，绝大多数的词语可以对应，将它们按时代先后串起来，比较各自的用字情况，就能展现同一文献的用字变化情况，考证文献的早期文本面貌和后世的改字换字过程。

（4）不同时代的用字比较。历时比较是汉字职用发展研究的必由之路。为了说明汉字发展跟社会形态的关系，汉字职用的历时考察可以按照一般的历史朝代划分。先把每个朝代的文本集中或抽样，考察该时代材料范围内的字位、字种、词项、词位、字符职能、语符用字、字频、字符使用属性、用字现象和用字习惯等，然后将不同时代的各项参数进行比较，看后代新增了哪些字位和字种，消失了哪些字位和字种，字符职能有无增减调整、一字多用和多字同用现象有无变化、本用和借用的属性占比有无变化，等等。通过这样的历代比较，汉字职用的发展历史才能贯通，各时代的汉字使用习惯和特点才能显现，与汉字发展相关的各种理论问题才能得到实事求是的解释。

（5）不同地域的用字比较。战国文字曾作为文字具有地域区别的典型，但现在提供的各地域系别的“文字特点”其实并非“特点”，而只是该地文字具有的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在别的地域也可能出现。要真实反映战国文字有无地域特点，应该拿各地域的文字现象进行全面的属性比较，通过比较显示的各地差异才能算是特点。地域特点应该对本地具有普遍性，对别地具有排他性。战国文字的地域特点也可以从用字角度进行考察，看同样的语符单位在不同地域是否习惯用不同的字符表达。实际上，地域文字的比较不限于战国时期，任何时代的不同地域都可以进行比较，例如春秋时代的不同诸侯国、三国、南北朝、北宋南宋、江南江北、关内关外、国内国外等。比较不等于差异，没有差异也可能成为比较的结果。

（6）不同作者的用字比较。用字是人为现象，除了社会的约定俗成，个人爱好也会有所体现。例如司马迁和班固的用字就不完全相同，故有“班固好古文”之说；章太炎先生喜欢初文本字，所以他的用字风格也跟整个时代的用字习惯不同。这些现象通过比较来认识是很有意思的。

（7）不同社会集团的用字比较。某个集团建立特有的用字规则，集团中的个人用字服从于集体规则的话，就会形成某个集团或某个行业的用字特点。如王莽篡汉、武则天治唐，都曾新造一些字符、颁行一些特殊用字规则，因而使王莽政权和武则天政权下的汉字使用与前代不尽相同。再如太平天国作为一个临时的小政权，也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政策，使太平天国的文献用字不同于同时的清代社会用字。还有一些行业，如古代的布业、盐业、粮业、医药业，甚至某些丐帮、黑帮、土匪等特殊集团，都有自己的一些用字规则，形成集团用字特征。

除上述外，凡不同性质的文献，其用字现象都是可以比较的。如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用字比较，官方文书与民间文书用字比较，手写文献和版刻文献用字比较，韵文诗赋和小说散文用字比较，等等。

总之，用字材料的考察角度多种多样，有效比较的用字材料也多种多样，可根据研究汉字职用的目的需要自由选择考察对象和材料范围。如果每个或大多数的字符和语符的职能及用字情况都得到考察，每个或大多数的类别和断代的用字现象都有比较客观的描写和比较，那汉字职用的历史就会清晰地呈现，汉字职用学理论的完善就会得到事实的支持和验证。

李运富：《论汉字职能的变化》，《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4期。

李运富，何余华：《“两”字职用演变研究》，载《励耘语言学刊》2014年第2辑，学苑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李运富：《战国文字“地域特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