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20世纪孕育的信息技术潜力终于在21世纪爆发了。今天的网络革命如同昔日的印刷革命，不仅引发了技术和媒介革命，也波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整体性变革。在这场互联网革命中，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青年亚文化¹和互联网的互动，其中值得关注但很少有人探讨的是青年亚文化生产方式和互联网生产方式的互动。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亚文化的讨论主要围绕“亚文化如何抵抗主流文化，主流文化又如何收编亚文化”这一经典问题展开。但本文认为，由于网络革命，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在“抵抗”和“收编”的传统框架下理解。一方面，青年亚文化在与互联网的结合中，或多或少在自身的结构中嵌入了网络的特性，并以这种文化结构上的“差异”——而非风格上的象征性抵抗——与主流文化抗衡。另一方面，青年亚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与互联网结合，又借网络的时代趋势走向历史前台，因此其主流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历史趋势所致，并非单纯被主流文化“收编”。

因此，本文引入技术和媒介革命的维度，重新改写上述经典问题为以下四个问题：一、互联网究竟有哪些根本属性满足了青年亚文化的需要，让二者能以这样的深度和广度结合？二、青年亚文化如何被网络的结构和特性影响，又如何迥异于同前互联网时代更亲近的主流文化？三、相较可见的风格或内容上的有意识叛逆，青年亚文化那不易察觉且被网络革命“加持”的结构性差异，是否能构成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四、最终，这种更具建设性和时代性的“抵抗”，又是否能转化为某种与网络时代更匹配的文化形式，影响、更新甚至重塑主流文化？本文将以上述问题为线索，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展开互联网和青年亚文化互动之探讨。

黑客和开源：新生产机制的发展

如果说技术革命是当下社会变革的关键推动力之一，那么最懂技术也最清楚新技术发展需要的群体无疑是程序员。在程序员中，有一个群体比较特殊，他们自称黑客（Hacker），因为技术高超且将技术发展的优先权置于其他需要之前，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²1973-75年，他们通过网络合作，在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APARnet）上完成了第一版“黑客行话字典《黑话文档》”³，成为界定黑客文化的经典之作，而更重要的是其“网络合作”的生产过程，不仅更具普适性，也承载着黑客伦理的精华，并在后来发展为互联网精神的内核。

黑客文化中的“网络合作”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作为技术需要的合作开发

1960年代，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决定建立一个分时系统（Time-Sharing），可以让很多人同时操作一台机器，却感觉只有自己独享。实验室的黑客们更改了这一官方“分时”设定，编写了一个名为“不兼容分时”即ITS（Incompatible Time-Sharing）系统，可以让大家访问彼此正在编写的程序。虽然ITS牺牲了部分安全性，却推动了科研合作，这种合作编代码的模式很快被推广开来。197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比阿帕网晚些时候出现的Usenet上建立了最早的代码共享机制BSD（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在BSD证书下，任何代码都可以自由获取、使用、改写，唯一要求就是保留代码文件中的版权标志。作为回馈，程序员们也会主动向BSD提交查错和优化报告。

必须承认，BSD的开发模式更多建立在技术本身的特性上。试想，如果代码的使用、复制、储存和传输像物质一样具有排他性或高损耗性，诸如BSD的发布机制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成立的。另一方面，这一模式也是技术开发的需要，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AT&T贝尔实验室合作开发UNIX为例。作为操作系统级动辄百万行代码的复杂软件，查找Bug极为费时费力，并且UNIX需要在不同机型上使用，移植经常带来系统兼容问题，需要额外调整代码。所以，开放源代码，一方面，可以让BSD的整个圈子一起查找Bug，优化软件；另一方面，也可以为UNIX的“用户”提供修改代码以适应不同机型的可能。此外，大家把开发成果都发布出来，也避免了各自为政、重复开发。

（二）作为伦理立场的自由分享

理查德·斯托曼

1980年代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被拆分，之后不受垄断法限制，进军信息产业。当时软件产业已成趋势，众多优秀程序员离开实验室服务市场，以UNIX为代表的一批曾经开放的代码自然成了“商业机密”，像可乐配方那样受严格保护。面对该趋势，MITAI实验室的黑客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辞掉工作，于1985年建立了著名的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一方面致力于开发被其称为GNU（GNUis Not Unix的缩写）的类UNIX系统，许诺GNU不仅能实现UNIX的全部功能，其代码还将继续保持开放；另一方面建立被其称作Copyleft的自由软件机制。该机制的核心“普通公共证书”GPL（General Public License）除了像BSD那样授予使用、改写、利用代码开发其他软件的权利，还增加了一条被称作“病毒条款”的要求：任何利用GPL代码开发的程序也必须是GPL的（GPLed），哪怕其中包含私有代码。⁴

Copyleft在构词方式中内化了left和right、“左”和“右”的“纠葛”。⁵的确，同衍生于科研合作的早期“共享”相比，自由软件的特色就是强烈的理想主义和伦理立场。在号召大家共同开发GNU的《GNU宣言》中，斯托曼直言不讳：“我的金科玉律是如果喜欢一个程序，那就应该分享给其他喜欢这个程序的人。”⁶在《Copyleft：一种务实的理想主义》中，斯托曼开宗明义：“传播自由和合作，我受这个理念驱动投身自由软件。推广自由软件，用它取代禁止人们合作互助的私有软件（proprietary software）。”⁷

Linus Torvalds

不难看出，斯托曼的所有努力源于他对同好社区的热爱，对自由与合作的捍卫。但事实证明，Copyleft虽精神可嘉，但并不如其宣称的那样“务实”。例如，当人们仅出于技术考虑，从私有和开源两方调用最适合的代码编程时，面对最终成果，却总要陷入Copyright和Copyleft的左右为难。⁸而GNU直到1996年都因缺乏最重要的操作系统内核，无法兑现斯托曼最初对GNU的许诺。事实证明，自由软件运动并不成功。基于理念和理想的“共享”必须找到一种更务实的解决方案。

（三）作为生产机制的开源模式

1990年代，互联网已逐渐在西方发达国家普及开来。1991年，20岁的芬兰青年LinusTorvalds向刚诞生不久的互联网上传了他自命名为LINUX的类UNIX操作系统内核代码，他在公告中说：“这是一个黑客写给黑客的程序，这些代码我写得挺高兴，你们可能也看得挺高兴，甚至还能改一下用作己用……如果你们有谁写了其他该系统能用的功能，并且是自由发布的（在证书授权下或直接公开），联系我把它们加进来。”LINUX的呼吁迅速得到全世界各地程序员的响应。在大家共同努力下，1994年，LINUX1.0发布，一个完整的类UNIX操作系统经上千名志愿者的网络协作而诞生。LINUX发展迅速。世纪之交，全世界已有三分之一的Web服务器在LINUX上运行。1999年，两家为LINUX提供周边服务的公司VALINUX和RED Hat在纳斯达克上市，上市前不久，《纽约时报》以《反叛的代码》为题报道了LINUX的故事，Linus也自此从行业人物变成了公众英雄。⁹

与此同时，在VA LINUX公司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将斯托曼的“自由”软件更名为“开源”软件（open source），以减少立场色彩，让注意力更多集中在生产方式本身。不得不承认，这一有意的“去政治化”行动确实切中了LINUX的特点。LINUX的胜利首先并非立场的胜利，而是以LINUX为代表的整个开源生产方式的胜利。事实证明，除了举世瞩目的LINUX，从该生产方式中诞生了数以千计的优秀软件：阿帕奇（Apach）占据了Web服务器近七成份额，MYSQL、Perl、JAVA、Python已成为非常主流的软件或编程平台。更重要的是，这个内生自黑客亚文化的生产方式也深刻影响了主流文化本身。同样是在世纪之交发生了几个标志性事件：IBM公司开始其开源战略，将LINUX植入了IBMSystem 360，标志着开源的产品获得了主流的承认；网景（Netscape）将“网景”浏览器从私有软件变为开源软件，并建立了相应的NPL（Netscape Public License）证书，象征着开源生产方式本身获得了传统的接纳；而微软在一份名为《开源：一种新的开发方法论？》的内部文件中明确提出“为了战胜开源，必须理解我们的竞争对手是一个生产过程而非一个公司”，由此，开源正式在生产和战略层面上，成为传统生产方式的竞争对手。

表1 传统和开源软件生产模式比较¹⁰

不难看出，从自由软件到开源软件，诞生于黑客亚文化的生产模式不仅被主流商业文化收编，也改变了商业文化的核心生产方式。究其原因，著名黑客雷蒙德1997年在《大教堂与集市》中断言：“最终导致开源软件取得胜利的，或许不是‘合作觉悟高’或‘软件闭锁没道德’，而仅仅是由于闭源世界不能赢得一场与开源社区之间的不断演化的军备竞赛”¹¹。他由此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教堂”模式，它需要层级式的管理、规范的流程、封闭的开发模式（表1）。互联网则带来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集市”模式——虽然这个比喻容易给人带来“混乱”的印象¹²，但雷蒙德确实切中了要害：两种生产方式结构不同，在软件开发问题上“集市”较“教堂”具有先进性。

纵观以上三个发展阶段，“网络合作”之所以能从一种黑客亚文化发展成为一种与传统主流抗衡的“另类主流”，并非因为其在技术或道德上有优势，更不是因为它对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抗。相反，“网络合作”不过顺应了信息时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的生产机制，甚至建构了使其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从而以一种“差异的机制”方式更加建设性地与主流抗衡，最终在这个过程中保存了——哪怕只是附带保存了——最初的技术理念和社会立场。另一个原因是，“网络合作”面对的其实是比层级机制更根本的问题，即如何在大范围内共同开展行动，创造复杂产出的问题。如果曾经采取惯用的层级式生产和管控系统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当新技术提供了新的条件，一种异于层级的大规模网状合作模式就随之产生了。¹³当这一模式在世纪之交走向成熟，就意味着它必将超出黑客亚文化，成为一种更具普适性的生产方式。

2004年，以出版开源软件配套手册起家的O'Reilly出版社创始人O’Reilly 在《什么是Web2.0》一文中，从开源区和维基、亚马逊、Flickr、Napster等新兴网络服务的实践中，总结了被称作Web 2.0的生产模式，并提出了包括“用户越多内容越丰富”、“把用户作为共同开发者来信任”、“利用集体智慧”、“通过客户的自服务来发挥长尾的力量”等在内的特征，其实质变化就是机构在产品的生产上将权力部分让渡给用户，主要负责提供生产平台和营造良性生产生态。¹⁴至此，网络合作俨然从一种亚文化实践变成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之后几年间，虽然Web2.0的概念和实践在中国经历了热炒和泡沫，也被质疑过“水土不服”，但最终还是落地生根，例如天涯（1999）、百度贴吧（2003）、淘宝（2003）、大众点评（2003）、QQ空间（2005）、豆瓣（2005）、土豆（2005）、百度百科（2006）、优酷（2006）、新浪微博（2009）、知乎（2011）等等。

中国并没有经历开源和闭源的斗争，新的网络生产方式在新世纪初以其普及版即Web 2.0的形态在中国亮相，表面看，Web2.0是由新技术带来的中性生产方式，任何人都可用它在相关领域组织生产。但是一方面，占据社会大量生产资源的主导文化无需借助Web 2.0，也能以传统方式开展生产，因此Web2.0最早只是获得了草根的青睐。另一方面，Web 2.0确实有迥异于传统层级体系的生产结构，必然会产生与传统生产体系迥异的产品——与期刊评论不同的网络评论（以豆瓣为代表），与学院知识生产不同的网络知识生产（以知乎为代表），与传统新闻生产传播不同的网络新闻生产传播(以微博为代表)等，最终也会因为这种结构性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对传统的“制衡”。下面，就以文艺评论和知识生产为例阐明该问题。

豆瓣和文青：Web2.0和文艺评论生产的结合

文艺青年和Web 2.0的结合在中国产生了豆瓣，不仅让“热爱文艺、酷爱表达”的文青们有了自己的空间，也滋养了豆瓣成为Web2.0模式在中国的代表。¹⁵尤其是豆瓣上的文艺评论，不仅在种类和覆盖面上优势明显，影响力也渐成气候。其中，影响较大的“豆瓣评分”通过特定算法从众多网友的个体评分中得出综合评分，再根据评分动态生成各色榜单，这一大数据式的“定量”文艺评论生产和即时优势在Web2.0前是不可能存在的。以下将聚焦于同传统文艺评论有更多交集的定性式评论，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以豆瓣为代表的互联网评论生产同以期刊为代表的传统文艺评论生产的差异。

豆瓣建立的初衷是“帮助用户发现适合他的新东西”。它由朋友、推荐、评论三个维度构成，而这三个维度也构成了其社交、品味和表达三个子系统。一方面，用户总能从朋友那里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另一方面，也能找到和自己分享相同兴趣的朋友。¹⁶这也意味着，作为表达之产品的“文艺评论”将始终处于和推荐以及社交的互动中。换言之，豆瓣文艺评论不仅是Web2.0的，也是人际性的，评论的生产和人际关系的生产有很大的重合。生产方式的网络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网络结构相互加强，豆瓣评论的网络特性更加突出。¹⁷为了说明该特性，我们以《当代电影》杂志策划的《建国大业》评论专题为比较对象，将豆瓣的影评生产与典型的传统评论生产做一个对比。

《建国大业》是广电总局下达的“献礼”任务，由时任中影集团董事长的韩三平任导演，10个月完成了云集172位明星的巨大制作，可谓充分调度了电影“事业”和“产业”两个传统资源，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官方生产模式发挥得淋漓尽致。评论的生产方式要匹配作品的生产方式：《建国大业》上映两个月后，《当代电影》主编亲自挂帅，在2009年第11期组织了“电影《建国大业》现象”的专题，邀请名流大腕撰文11篇，讨论了电影从策划、制作到宣发，从政治、艺术到商业的方方面面，尤其突出了其中的“重大”突破（表2）。¹⁸不难看出，无论是评论的生产方式、内容，还是以作者身份为重要依据的排序，这组稿件体现了典型的统筹性、导向性、秩序性、专业性等“官方”评论特色。

表 2 《当代电影》2009 年第 11 期“电影《建国大业》现象”专题文章及作者名单

豆瓣网友在电影上映同期也自发组织影评生产，截止2016年4月23日，豆瓣共有《建国大业》影评975篇，排序方式主要依据网友对评论的回复数和推荐度。（表3）¹⁹

表3 豆瓣《建国大业》排名前11位影评的篇名、作者和互动数据

其中《最会议》高居榜首，被网友评为豆瓣“神影评”的代表，我们不妨引用其中一段：

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主题深刻，寓意丰富，至少有以下几个：“得会议者得天下”、“开大会者事竟成”、“只要你会开的比我好、什么都难不倒”……会议开不好，后果很严重。一部电影说出这样的道理不难，难就难在要说得有道理。韩三平做到了，他说的甚至不是道理，而是哲理……对会议的态度不同，决定了成败。蓝营不是不开会，他们也开会，但都是坏会议，采用投票制，大家发言不踊跃，场面冷冷清清。红营就不同了，他们采取举手制，热热闹闹，争先发言，这是好会议……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一部电影能把“会议”这个主题拍得如此深入……完全可以肯定，没有人比韩三平更胜任此片导演——在官场里，他最艺术；在艺术里，他最会议……²⁰

被网友推选出来的典型影评往往如《最会议》，每每以脑洞清奇、风格幽默著称。不难理解，相比于“正襟危坐”的专业评论，网友的自发生产和传播不需要过多考虑专业、导向等问题，最受青睐的是个性而亲切的表达（有些评论甚至不惜以偏颇或跑题为代价）。这种评论风格与其说是一种象征性的抵抗，不如说是差异生产方式的“副产品”，它更符合Web2.0式生产的自发/自娱性，更能满足以文会友、人际推荐的社交需求。无疑，这种网络生产机制与期刊的组稿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生产动机（兴趣、社交VS工作、晋升）、生产方式（自发VS约稿）、选择机制（网友汰选VS编辑选定）、产品形态（评论及其互动资料构成的数据库和页面VS纸质出版物）、评价标准（脑洞、有趣、个性VS专业、导向、权威）和奖励方式（被网友认可VS晋升或同行认可等）。

这无形中在专业评论之外，为“酷爱文艺、热衷表达”的其他群体，提供了话语空间。有趣的是，后来同一系列的《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均未像《建国大业》那样，在豆瓣上完全开放评论，而《建国大业》的评论数据最终也访问受限。这是否可以表明：一方面，网络文艺评论释放的话语潜力已经愈发被意识到——这不仅意味着文艺青年的话语空间，更重要的，这是被新的生产方式“赋权”的话语空间；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话语生产机制及其产品与主流形态差异过大，面对新形势，运营方尚未找到更“先进”的处理方式？

与此同时，相对于主导文化，商业文化似乎更勇于投身新环境，常态化地组织宣发团队参与到Web 2.0式的生产中。这在豆瓣形成了大量被称作“水军”的群体，尤其在诸如电影上映等关键期，以发软文、跟帖、评论、投票的形式开展宣传推广。这样组织的网络营销有时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也不时引发豆瓣“网友”和营销“水军”的冲突。但有些时候，网友、水军和宣发团队也会构成某种意义上的合作关系，甚至对文娱产业良性发展不乏积极意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因成功助力《大圣归来》逆袭而得名的“自来水”现象（2015）。²²虽然网友能自发充当免费水军，整个事件也少不了主创团队“口碑营销”战略的引导²³，但正是凭着“我们是猴子搬来的救兵”这一自我命名的“自来水”英雄主义，网友无偿转战于以微博和豆瓣为代表的网络平台，通过发帖、跟帖、转发、点赞、评分、评论、提问、回答、发弹幕、编百科、自建阵地、自制视频等方式，为前期宣传较少、排片受到挤压的优秀国产动画争取到更多市场空间和社会关注，不仅让《大圣归来》以近10亿票房华丽收场，更引来《人民日报》的《期待“自来水”浇灌中国电影》²⁴这一颇具拔高性和引导性的肯定，为多年萎靡不振的国产动画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

在Web 2.0的生产方式上，商业文化和亚文化的博弈继续展开。

知乎和极客：Web2.0和知识生产的结合

知识生产是Web 2.0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应用领域之一。但在国内，“百度百科”、“百度知道”、“天涯问答”等平台的知识产品质量一直无法与国外诸如维基百科和Quora等同类平台相比，而“新浪爱问”借网友上传现成知识资源的方式又因版权纠纷而不可持续。直到近年“知乎”出现，才在Web2.0和知识生产的结合上出现了较高质量的成果。知乎的成功和豆瓣有相似之处，其典型用户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如果我们用“文青”概括豆瓣网友“热爱文艺、酷爱表达”的整体特征；那么知乎用户“痴迷某一领域”的群体属性则常被贴上“极客（Geek）”²⁵这一亚文化身份标签。这也再次证明，Web2.0的生产模式与某一种特定亚文化经常能相互强化。

知乎提倡“认真你就赢了”，洋溢着“极客”精神的平台气质及其运营早期在用户注册上的邀请制，为其积累了大量不同领域的极客。与其他问答社区的用户相比，他们不仅提出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问题，生产了一批有较高专业性的答案，同时也充当着有较高素养的阅读者：在知乎，每个回答都有用户投票，较高质量的回答被筛选出来，其中某些答案还以“知乎日报”的形式被运营方在平台推送，或被分享在微博、微信等其他平台。久而久之，这些高质量答案的作者脱颖而出，成为被称作“知乎大神”的意见领袖。与此同时，知乎特有的提问机制又允许用户在面向所有用户提问时，邀请某些特定用户作答。诸如此类注册制、投票制、推送制、邀请制，充分激发了“极客”的表达欲望，强化了社区认同带来的成就感，使得知乎在早期形成了良好的知识社区氛围。尽管2013年3月后知乎向公众开放注册，一定程度稀释了知识生产的专业性，并出现了诸多颇能博人眼球的俏皮非正面回答（被称作“抖机灵”），但与大陆其他知识社区相比，知乎的知识属性是最明显的，其生产出的知识品质也较为卓越。

例如，为回答“猫自己待在家里会无聊吗？”，网友Gouki拍摄了两只猫700多天的日常活动，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分类、分析，最终得出了较为可靠的结论，该回答获赞6000余。又如，在“多大的力气才能把一元硬币掰断？”的话题中，自称清华大学力学博士的答主设计了一个实验并用专业设备进行了验证，用图像分步贴出了实验全过程，并对此进行了解说，最终得出“一元硬币发生类似屈服现象的载荷在1100N（约110kg）左右”。后来他还在和网友的互动中进行讨论，并根据大家的意见调整结论。值得一提的还有“柴静的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有哪些科学上的错误？”，该问题呼吁“大家请从科学的角度回答，尽量不要提及其他和科学无关的东西”。答题者不乏华人环境学者、气象学博士、环境科学博士和诸多身份不明的专业人士，有些答案还在各类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不仅构成了2015年“《穹顶之下》现象”的重要舆情组成部分，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自发的民间同行审查，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专业知识的民主化”趋势。

表 4 知网和知乎生产机制比较（根据史忠贤答案总结）

对于这种民间知识生产的属性，在“知乎网与知网的区别是什么？”的问答中，可以看到网友在这一点上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反思。如果汇聚了期刊数据的“知网”象征着主流的知识生产机制，那么“知乎”则是一种知识社区式的生产机制。对于这两种机制，在现有的406条答复中，有些网友进行了差异性的比较。其中以史忠贤（表4）最有代表性，他用条理化的方式表达了对这种差异的认识。无论这种自我认识是否到位，该问答的出现及其在知乎社区内的反响已说明：在主流的知识生产机制之外，Web2.0和亚文化群体的结合已经在中国孕育出有影响力的另类机制，并正逐渐走向自觉和成熟。

那么，以知乎为代表的民间知识生产究竟为何会与体制化的生产机制有这样的结构性差异？对此，知乎创始人周源曾说：“一个人大脑中从未分享过的知识、经验、见解和判断力，总是另一群人非常想知道的东西。我们的使命是把人们大脑里的知识、经验、见解搬上互联网，让彼此更好的连接。”²⁶不难理解，知乎运行的实质就是利用互联网有效匹配了“闲置”的认知资源的供需双方，并建立了一套生态系统来保障此机制的良性运行。²⁷克莱尔·舍基把这样的机制总结为“认知盈余”，这是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时间的集合体，今天它不再是只能用来消磨的一连串个人时间，而是可以被当作一种普遍的社会资产，用于共同创造大型复杂的项目。²⁸或许，在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这对范畴下，就不难理解民间知识生产的娱乐性、社交性、自发性、无偿性以及体制化知识生产的严肃性、工作性、规划性和功利性了。

结论：从亚文化的生产实践到信息时代的生产机制

Web 2.0是互联网带来的新生产方式，它不仅由青年亚文化孕育，更重要的是，它在“大教堂”式的主流生产机制之外，提供了一种“集市式”的生产机制。一方面，由于更符合青年亚文化处境，更契合青年亚文化气质，成了亚文化群体最适用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青年亚文化群体也借由这一时髦和先进并存的生产方式，生产了自己的文化产品并扩大了其影响力。换言之，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方式的革命，新的生产方式又扩大了善假于它的青年亚文化的影响。就如当年传统软件公司受新兴开源模式冲击而审视自身开发模式，最终即使不放弃传统模式，也不得不采取一定程度的开源战略，今天的这一切也倒逼着主流文化重新审视固有生产方式，并参与到各大Web 2.0平台或网络社区的日常生产中。

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以最接近青年亚文化的青年工作为例，团中央的宣传部门分别进驻微博、微信、QQ空间、知乎、B站、云村（网易云音乐）等平台，尝试以亚文化的语言、互联网的方式参与内容生产。2017年7月，团中央入驻网易云音乐，平台内立刻有网友提出了诸如“无孔不入的政治宣传是对文艺的侵害，请还音乐软件一片清净”的质疑。接着，知乎上出现“如何评价共青团中央入驻网易云音乐”的提问，“共青团中央”官方账号受邀作答（该答案目前在315个答案中排名第8）。后来，团中央官方微信公众号“共青团中央”转引了答案全文，并在答案前说明了事情原委，包括贴出众多网友质疑团中央工作的原文。²⁹不得不承认，以上内容生产依旧在组织的统筹下开展，根本区别于社区自组织；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的互动生产在传统生产机制中不可能存在，如此直面质疑的生产在传统生产理念下也不允许存在。我们拭目以待，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融合”、不同生产模式的“融合”，将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继续展开。

与此同时，在青年亚文化愈发显著的影响力之外，更重要的是看到这背后与网络时代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生产机制。通过上文，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一个过程，“网络合作”从新技术本身的特性和需要，变成亚文化群体的生产和文化实践，最终又成为信息时代的代表性生产方式，甚至进一步引发政策和制度上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亚文化作为互联网技术应用甚至发明上的先驱，一方面，最先孕育和演练了与这一新技术特性更匹配的生产模式和文化形态，并将其带给正在努力适应新形势的主流/主导文化。另一方面，在被主流/主导文化接纳的过程中，青年亚文化也将其被新技术“加持”过的文化气质带给了正在变革中的主流/主导文化，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里，青年亚文化的风格差异并非用“象征性抵抗”就能解释，必须看到，风格差异首先是生产方式差异的副产品。而青年亚文化的主流化也很难用“收编”就能解释，或许，所谓的主流化不过是因为符合信息时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成为主流”。

1    青年文化通常指青少年将自身从父母所属的成人文化社群中分离出来的种种方式。正是由于青年文化具有与成人社会相区别的特征，人们在认识青年文化现象的时候，一般都将其纳入各类青年亚文化群体之中。“青年亚文化”概念更能突显青年有意识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社会保持区分的抵抗意识，更能体现青年的一些具体行为的表现形态和文化政治诉求，因而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文化研究、传媒研究等领域。参见国外青年文化研究译丛总序，孟登迎：《民间恶魔、身份认同还是仪式抵抗？——西方青年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多重视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

 2   Levy曾经将黑客伦理总结为：1、对计算机的访问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完全的，任何人都有动手尝试的权利；2、所有信息都应该能够自由获取；3、不迷信权威，促进分权；4、评判黑客的标准应该是他的技术，而非那些没有实际用途的指标，如学位、年龄、种族或职位；5、你可以在计算机上创造出艺术与美；6、计算机可以让你的生活更美好。参见StevenLevy,Hackers: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O’Reilly Media, Inc,2010,pp.27-38.

 3   阿帕网（APRAnet）是第一个横贯美国大陆的计算机网络，它从国防部出资兴建的实验性数字通信系统，逐渐成长为一个连接大学、国防部承包商及研究实验室等数百个节点的大网，使得位于各地的研究者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灵活性交换信息。阿帕网还把散落全美各地的黑客聚集到一起，成为产生黑客文化的关键力量。《黑话文档》1983年以《黑客字典》（TheHacker’s Dictionary）之名出版，其修订增补版是《新黑客字典》（The New Hacker’s Dictionary），1996年由MIT出版社出版。参见埃里克·雷蒙德（EricRaymond）：《大教堂与集市》（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s），卫剑钒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4   参见GNU官网。

 5   这里的“纠葛”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left和right在这里暗示了“左”、“右”立场；另一方面，GPL证书得以生效的前提仍然离不开一定意义上的版权（Copyright），换言之，Copyleft要保护的各种权益仍然是在Copyright的法律框架下生效的。

 6   参见GNU官网。

 7   同上。

 8   例如某程序含有私有和自由软件两方面的代码，按私有的要求，不能开放私有代码，但按GPL“病毒条约”的要求，又必须开放所有代码。

 9   Amy Harmon,“Rebel Code,”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February 21,1999.

10  此处主要根据韦伯在《开源的胜利》（The Success of Open Sour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中的描述总结。不同的开源社区及其生产模式会有些微差异，韦伯的描述针对的主要是较有影响的案例。例如在决策问题上，阿帕奇是由几个人共同发起的，其决策也主要由一个委员会承担。而Linus由于在Linux系统的开发中具有强大的领袖魅力，最初主要决定都由Linus一人做出，但随着系统不断复杂、社区不断壮大，Linux系统也建立起了具有某种层级属性的决策组织。

11  埃里克·雷蒙德：《大教堂与集市》，第50页。

12  对“集市”这一比喻，韦伯提出过批评，认为这一说法容易让人产生“无序”的误解，并进而提出了一整套开源文化的激励、决策、分工、冲突解决乃至商业模式，参见：StevenWeber.The Success of Open Source, p.11;pp.128-189，190-223.

13  共同行动（Collective Action）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参见Robert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1984），根据曼瑟·奥尔森的经典论述，在大范围内，人们很难自发向着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参见MancurOlsen, 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Linux及其成功因此获得了社会学家的广泛注意，一度被称作“不可能的公益”（impossiblepublic good）（参见Marc A. Smith and Peter Kollock, eds.,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London:Routledge,1999,p.230.）

14  Web 2.0的实践和思想早在世纪之交就已出现，但正式概念及其普及要到2004年由O’Reilly等人发起的Web2.0大会。《什么是Web 2.0》是O’Reilly对大会的总结，也是对当时各种Web 2.0乱象的一次廓清。

15  随着影响力的增大，豆瓣用户成分逐渐复杂，例如，推手在豆瓣上撰写商业性软文、组织刷票、引导评论走向。但总体来说，与其他平台相比，豆瓣依旧是文青的网络社区，保持着其最初定位。

16  参见黄修源：《豆瓣：流行的秘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

17  当然必须承认，有些用户写评论，并非为了交友或分享，不过是为了满足表达的欲望。但“个人表达”和“社交”或“传播”并不矛盾，并且还是后者的基础。

18  此外，杂志第10期还在第一时间刊发了中影集团于9月召开的《建国大业》学术研讨会综述；与此同时，也登出了2009年12月由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启示：〈建国大业〉解密与剖析》一书的预告（“电影《建国大业》现象”专题文章整体收入该书）。

19  豆瓣文艺评论分“评分”“短评”和“影评”三个体系，分别以评分、三言两语和散文式的影评三种方式对作品进行评论。评分根据网友综合评价算出，网友可以为影片评分，有“很差、较差、还行、推荐、力荐”五个等级，以星级标出，五星为力荐，一星为很差。截至2016年4月22日，《建国大业》评分共有111508名豆友参加投票，综合评分为6.1。评分分布为：5星（6.7%）、4星（22.1%）、3星（50.6%）、2星（12.4%）、1星（8.2%）。“短评”建国大业共有26008条。由于“影评”体系与《当代电影》上的传统评论有更多相似之处，本文在这里只列出了豆瓣影评。

20  叶子风《最会议》的页面目前显示为“无权限访问该页面”，转载地址见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0379401/。

21  豆瓣网友可对评论进行“有用”或“无用”的投票，“有用率”是“有用”的评价占所有投票的比重，一般被当作该评论在所有投票的豆瓣网友中的好评度。

22  “自来水”源于《大圣归来》民间粉丝团微博@水帘洞大圣自来水公司，因简明戏谑，后来各平台的粉丝纷纷统称为“自来水”，“自来水”因成功催化了《大圣归来》院线排片逆转，实现影片票房近10亿的逆袭而成为“自来水”现象，并最终脱离《大圣归来》的语境，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粉丝文化现象。

23  《大圣归来》发行方影联传媒在影片上映（2015年7月10日）一个月前，针对高校学生、动漫影视产业从业者、影评人、亲子等群体展开了系列点映活动，这几个群体也构成了最早的“自来水”，并在媒体引导和自媒体发酵的通力作用下，在上映前为《大圣归来》积累了良好口碑。影片上映期间，早期“自来水”带领更多观众走入院线，生产了更多“自来水”，如此反复作用最终发酵为大规模的“自来水”现象。

24  张铁：《期待“自来水”浇灌中国电影》，《人民日报》，2015年7月27日。

25  极客（Geek）在美国俚语中原表示乖张的非主流人士。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客被赋予了在某信息技术领域有狂热兴趣并投入大量时间钻研的人，常常能力超群又不善社交。后来“极客”的范围被拓展到所有领域，原义包含的“行为乖张”也逐渐淡化，现在多用来表示对某一领域有着狂热爱好并认真钻研的人。

26  参见知乎网问答“知乎团队的路是怎么走来的，知乎未来又将如何发展？”。

27  当互联网所匹配的“闲置资源”从认知领域走向其他领域（其产品形态也相应从线上走向线下），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必将诞生。例如，在出行领域，网约车平台（滴滴、优步等）匹配了有空座位的私家车和需要搭顺风车的乘客；在住房租赁领域，短租平台（Airbnb、小猪短租等）匹配了“家里住不完的房子”和有住宿需要的房客；这些本来闲置而分散的出行或住宿资源，被再组织为一种由平台和参与者共建共享“运输服务”或“酒店服务”，不仅借新技术更有效地配置了资源、降低了交易成本，也冲击着——诸如出租车公司和酒店业——以传统方式配置资源的行业及其相关行业准入机制和建立在雇佣关系上的管理办法。

28  参见克莱尔·舍基：《认知盈余》第一章“当自由时间积累成认知盈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4页。

29     参见知乎网问答“如何评价共青团中央入驻网易云音乐？”；团中央微信公众号“共青团中央”2017年8月2日微信推文《如何评价共青团中央入驻网易云音乐？——这是我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