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高华：《元代佛教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4历史研究者对过去的追问或发覆，在风格上可以非常不同。由陈胜何以自号“张楚王”，揭示出“非张楚不能克秦，非承秦无以立汉”的时势因革总脉络，是一种从看似很简单的问题切入超复杂历史认识的论述风格。本书作者所擅长的又是另一种本领。他是简化艺术的大师，即他总是能从碎若散沙、纷如乱麻的驳杂事象中，精准地提炼出一幅幅清晰有序的整体图景。书里的《再论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最初刊发于我编辑的《清华元史》。重读该文，仍像当年一样被浸润于其中的聚沙成塔的功力所震撼。关于“不断改变，多次反复”的元政府对佛寺的赋役政策，作者概括道：“纳、免之争，中心是佛寺续置土地的待遇问题”；“而续置土地的实质，则是佛寺对民间土地的兼并”。《元代江南的禅教之争》断言，1288年的禅、教廷辩，“是至元八年二宗会议的继续。只有把两者联系起来，对后者的性质才能看得清楚。可惜不少佛教史研究者都忽略了”。用语的平实，更衬托出力透史籍纸背的深刻识见。本书所收二十篇论文中，有八篇写于作者七十五岁之后，其篇幅更超出全书之半。老一代元史学者的集体风范，对后辈不能不是高压强的无言鞭策！陈福民：《北纬四十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8欧亚腹地的历史文化，与三条纬度线密切相关。那里的黄金草原带，摆动于北纬50^o上下，从呼伦贝尔向西伸展远达八千余公里。从北纬50^o南下到穿越内蒙古中部和准噶尔盆地的北纬45^o线，地理景观遂从草原渐变为半荒滩草地。自那里再南行至北京、呼和浩特、大同一线的北纬40^o，我们就遇到了腹地亚洲与华北之间农牧交错混合带的南限。这条纬线还继续往西，从敦煌横贯塔里木盆地、中亚低地，成为欧亚草原游牧文明与中亚、西亚和小亚诸绿洲文明的分界线。本书主题，则是两千多年来北纬40^o线东段两侧，亦即一般所谓“长城南北”人群间相互关系的历史。一路走来，这两三千年的历史，并非只在单面地上演血与火的悲剧。游牧人无法把南方变成任其欲取欲予的储物柜，而汉朝扬言“虽远必诛”也不过是逞一时之快的嘴炮。于是正如有人说过的，“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妥协的结果”。于是也就有交流交融、互补共生。审视这段历史，能时常用理性的睿智去平衡阳刚而浪漫的激越，乃是本书一大高明之处。这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非虚构文学”（Creative
Nonfiction）潮流中一篇上乘之作，所以刚出版就引起各方关注。在“非虚构”一面它与史学写作有某种共通性，但它又是历史从业者写不出来的。因为它还有“文学”这一面，即采用文学的技巧与手法来讲述真实的故事，赋予真实故事以“强有力的情感和美学效果”。作者描绘北魏孝文帝决心迁都洛阳时写道，塞外的草原山川与疾风劲草，“此刻在他的视线中渐渐模糊，并最终隐没在地平线的尽头”。可见非虚构文学中仍有虚构成分在。只是这种体裁可以容纳多大的虚构空间，依然还是在探索中的问题。贺喜、科大卫（David Faure）主编：《浮生：水上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西书局，2021.6非常喜欢这本特别的书。它最初是主要由中国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面对英语世界，用英文写成的专著。然后它被倒译为汉语文本，又因为直接“出口转内销”式的语言转换所造成的种种不适，而经过原作者们从头到尾的全面改写。它的阵营是豪华的，集中了一批正在朝中国学术主力地位冲刺的新生代佼佼者。他们的“后援阵营”更加豪华，科大卫、刘志伟、曹树基、赵世瑜等名教授都赫赫在列。“历史人类学”其实是一个略带悖谬的语词。既然对业已消失的过去无法从事“田野”工作，“人类学研究”又从何谈起？然而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它借用人类学的聚光灯，射向缺乏充足书面记载，但直到不久前还依稀可见的各种社会存在，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它们的旧日面目。未能完全实现出水就陆的“疍民”、水上人、渔户、船户等人群的遗存，在上世纪下半叶尚可从专属水上派出所的民众群体中追寻到。我当年就在横跨苏州河的桥面上，看见过路人用源自传统的居高临下的怜悯或轻蔑神情，俯视从桥下水面驾舟而过的内河航运船民。边缘人群之存在是一桩客观事实。研究他们，记录他们曾被忽略与被歧视的经历，不是为猎奇，为挑起昔日怨忿，或为继续固化他们的“边缘”状态，也不仅是为了呈现高难度的分析技巧和深邃学术洞见。它还是一种反省，提醒世人检讨和警惕主流人群中自我中心化的集体意识无限膨胀。因为这很容易伤及边缘人群的利益、情感与正当权利。李晓杰主编：《水经注校笺：洛水流域诸篇》，科学出版社，2021.5在前几年的年度书单里，我曾为介绍《水经注校笺·渭水流域诸篇》写过一篇短评。继2020年出版“汾水涑水流域诸篇”（科学出版社，2020-6）后，作者在2021年又推出本书。在文本处理方法和切入讨论的眼光上，愈后出者愈见成熟和浑润。对文本从事修复与解读时，作者不肯轻言原文“错简”或“讹误”，而是力图在厘清埋藏于文脉深层的叙事理路基础上，去疏通和呈现古人所认识的事实。书中考证汉人以石碛拦截洛水北支流谷水、以千金堨勒瀍水改道，又以皋门桥调节水位，遂得引二水合流东走洛阳，并用透视图形式复原了呈L形的千金堨建筑外貌。精细地追寻文本的内在线索和创造性想象力在这里被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是为本书最精彩的诸发明之一。在边疆危机的刺激和乾嘉汉学传统与欧洲“东方学”互相切磋中产生的西北舆地之学，经“禹贡”学派阐扬推动，发展成中国史学研究中一个非常专门化的学科方向。历史地理学这棵老树无疑需要随时代和科学的更新而不断抽出新枝来；但这只有在老树自身始终葆有其旺盛生命力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本书作者在把继承传统治学方法与新技术手段相得益彰地互相结合方面所从事的多年努力之所以显得特别可贵，我想原因正在这里。作者的团队在常年致力于《水经注》版本彚校与水道复原的艰苦工作中还形成了一项副产品：图文并茂的《古本与今本：现存版本彚考》（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10）。对“水经注校笺”有兴趣的读者，一定还会喜欢这本书。
魏泓（Susan Whitfield）：《丝绸之路：十二种唐朝人生》，王姝婧、莫嘉靖汉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4在“把丝绸之路的研究普及给更多的受众”方面，现在我们已拥有两种极出色的读本。一是韩森所著《丝绸之路新史》，另外即是目下介绍的这一本。前一种的原书及其汉译本，比后者的英文修订版和汉译本都出得略早。二者都极重视对丝路考古成就的充分吸纳，都对敦煌文献下足了功夫，都把视线投向行走于丝路上的各色“小人物”，并且都强调除商业之外，丝路在文化、宗教、思想和技术的东西交流中所发挥的或许更重要的功能。在本学年面对中学生的一门辅修课上，我先后把它们作为精读书推荐给他们。一个半学期后，我问他们在二者中更喜欢哪一种，绝大部分同学都把票投给本书。这很可能与二者的书写体裁相关。本书中故事的主角都有名有姓，而且“都出自当时的文献”。可是有关他们的细节仍然还不够，因此作者对他们衣食住行各种细节的描写，有很大一部分是“依据很多同时代的文本、图像及物质资料推断出来”的。换句话说，作者是把许多来自不同个体的细节材料合并在同一个人身上，用集群体之特征于一身的方式来讲述“他”的故事。而韩森的书则是利用来自诸多个体的非常零碎不连贯的证据，来呈现有关“他们”的故事。前者属于“非虚构文学”体裁，而后者是一种标准的“非虚构”的历史写作。对一般读者而言，文学创作总是更容易打动他们；在这一点上，历史从业者固不必为此灰心或妒意横生。本书的原名作“行走于丝路上的人生”，讲了十二个不同主角的故事。他们并非都是唐王朝治下的臣民。因此本书现在汉译的书名，其实不太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