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含夷：我对历史方法的反思

    那些被动过手脚的历史照片

  读一篇好文，胜过十本书    

自  序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日：“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孔子籀《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日：“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口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日益。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夜之所至也，故日损。……益之始也吉，其终也凶。损之始凶，其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马王堆帛书《要》）

“损益”这个词汇虽然现在多用于经济学方面，可是它对文化史的意义更为深刻，不但孔子审视夏商周礼制时曾以“损益”论之，而且早在孔子之前《损》和《益》已经是《周易》中的两卦。孔子日“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并非夸张。因此，这本《夏商周文化史研究》以《三代损益记》为题。

　　像过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史异观》（2005年）和《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2012年）那样，这个论文集也“监于”夏商周三代，只不过我也跟孔子一样“从周”（《论语·八佾》之语）：除了第一篇文章《（竹书纪年）和夏代编年：我对历史方法的反思》专论夏代年代问题，以及最后一篇《再论表意文字与象形信仰》对中国文字的起源与性质作综合研究以外，其余十六篇文章都以两周文化为主。这十八篇文章分成三编，即“青铜器和断代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和“经学研究”，每一编包括六篇文章。

　　上编“青铜器和断代研究”主要探讨两个问题：铜器断代和铜器铭文的文学意义。铜器断代是我长期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西周年代学有密切关系。历史学家都知道年代框架是历史学的基石，年代的先后如果颠倒，历史的趋势就会被误解。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上古年代是学术界热烈讨论的问题，初步结果是2000年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这个报告虽然得到中国国内学者的认可，教育和文化机构都引用它的年代框架，但是出版不久之后就有新问世的铜器暴露出这个框架的种种问题，说明《工程》需要修改。2013年发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十年后之批判——以西周诸王在位年代为例证》（本书中改作《论“夏商周断代工程”》）-文是我在台湾宣读的论文，初步发表也是在台湾，在境外引起相当多的注意，然而在境内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对《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提出综合批评，也举出积极证据说明铜器断代与年代学的方法，作为以后的基础。

　　铜器铭文的文学意义是国外积极讨论的问题，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国外不少学者强调比较文明研究，认为中国上古历史与西方国家诸如希腊和罗马历史经过了并行的演变。按照这些西方学者的推想，因为希腊古典文学多为口传，所以中国文学也应该源于口头背景，连铜器铭文也不例外。有人说铜器是为了宗庙礼仪而铸造的，它的铭文反映了礼仪的表演，包括纪念周王赏赐时宣布的命令和祭祀祖先时的祷告，基本上都反映口头背景。针对这个观点，我在《师望鼎的铸造与文字的重要地位》一文里提出证据，说明铜器铸造技术强调铭文的形式，这表明了书写的重要性。

　　有的西方学者也对战国时代的简帛文献持同样的学术立场。他们认为这种文献不但是口头创作，而且主要也通过口头传播。在本书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与“经学研究”两编中，我以两篇文章对这个学说提出了反驳。在《（郑文公问太伯）与中国古代文献的抄写》一文中，我提出证据说明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的甲、乙本是由一个底本和一个抄本抄写的，对口传学说是非常不利的具体反证。《郑文公问太伯》是新出土的文献，仍然没有引起大多数读者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诗经》是中国经典，是任何读者都关心的文学精品。西方学者也普遍说《诗经》是古人唱诵的诗歌，到战国时代才有写本。在《出土文献与<诗经>的口头和书写性质》一文中，我利用各种文献学和文字学证据论证书写对《诗经》的创作和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我的观点大概和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看法比较一致。

　　这并不是说我所有的看法都和中国学者相同。在《筮法还是释法》一文中，我受到清华简《筮法》的启发，重新考虑《左传》所载的诸多占筮记载；接着我在1988年发表的《<周易>筮法原无“之卦”考》中又一次讨论《周易》的筮法，论证这个筮法不可能跟中国传统说法一样。《<周易）筮法原无“之卦”考》发表以后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国《周易》学者的认同，恐怕他们认为这仅仅是一个老外的痴人说梦。然而，新出土的证据又证明古代筮法当与千年来的传统说法不同。我自己的结论不一定对，然而指出传统说法的问题也是学术进步，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周易》学界重视。说到梦，《说杼：<程寤>与最早的中国梦》也值得一提。《程寤》篇原先是《逸周书》的一篇，可是北宋末年以后就失传了，剩下来的只是六朝隋唐文献所引用的一小部分。2010年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使学术界终于得见此文的早期面貌，是可喜可贺的事情。然而，因为中国中古时代的学者不懂上古的某些文字学习惯，引用《程寤》的时候犯下了基本错误。不幸的是，这个错误延续到现在，不但清华大学的编者对《程寤》的简本采用了中古的读法，并且其他所有讨论这篇文献的学者都受到这种枷锁的限制而继续着同样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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