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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上古史》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在“剑桥中国史”（断代史：从秦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编成之后，于1999年推出的关于中国先秦历史研究的通论著作。由剑桥大学教授鲁惟一、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两位资深学者主编。与“剑桥中国史”不同，《剑桥中国上古史》迄今没有被译成中文。为了推动中国学者和这一领域的研究者重视并讨论这部代表西方学者最高水准的著作，夏含夷选编了这本以书评为主的《古史新声：〈剑桥中国上古史〉的编撰与反响》。
《古史新声》中争论的核心焦点，在于早期中国的研究中能不能采用“二重证据法”？以史嘉柏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坚持认为只有考古材料和相关解读，才能带来确实的历史认识，要摒除《左传》等文献对考古材料的干扰；而以唐际根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坚持“二重证据法”的科学性、有效性。《古史新声》还首次发表了1994年为筹备撰写《剑桥中国上古史》，在美国芝加哥郊区的饥饿岩石州立公园所开会议的照片，那次成功的筹备会议已是学术史上珍贵的一页。
鲁惟一、夏含夷主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出版于1999年，填补了著名的《剑桥中国史》系列欠缺先秦历史的空白。这部由十余位顶尖汉学家编撰的巨著，代表了中国境外学者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最高水平，并且开创性地采取每一时代分别由一位考古学家和一位历史学家独立撰写的形式，全方位地展现出早期中国领域里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各自的优势与深刻的分歧。《剑桥中国上古史》影响巨大，争议也不少，中文版迄今尚付阙如。
《古史新声》选译《剑桥中国上古史》的部分章节，选录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关于此书的重要书评，深入展开不同研究范式、不同学术立场之间的交锋与对话。王国维《古史新证》发表已近百年，反思早期中国研究，亟待新声。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美国汉学家，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芝加哥大学顾立雅中国古史名誉教授教授。主要著有《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1997），《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1997），《古史异观》（2005），《重写中国古代文献》（2006），《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2012），《海外夷坚志：古史异观二集》（2016），《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2017），与鲁惟一（Michael Loewe）合编《剑桥中国上古史》（1999）。
《剑桥中国上古史》于1999年出版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它至少可以反映二十年前西方汉学界中国上古史的最高学术水平。最近几年来我在中国做了多场同题演讲，简单地说明《剑桥中国上古史》的编辑背景和读者的反应。每一次做这个演讲，听众都很兴奋，鼓励我再想办法做更深入的介绍。这本书就是一份答卷。——夏含夷
我怀疑那种关于早期记述可靠性的信念，可能长时间或永远得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实。文本被看成是文物而不是历史权威，将永远有利于更有说服力、更持久的历史重建。 ——史嘉柏
“证史学家”在中国考古学中从来没有成为主流。以考古资料修正文献记录，其前提必然是面对而不是“忽略或回避文献与考古证据的冲突”，而且先要独立分析考古资料。——唐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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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上古史》的编辑背景______ 夏含夷
《剑桥中国上古史》饥饿岩石州立公园筹备会议
西方汉学的古史研究
——《剑桥中国上古史》序言______ 鲁惟一 夏含夷
《剑桥中国上古史》的读者反响______ 夏含夷
西周历史 ______ 夏含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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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则岳《剑桥中国先秦史》“语言文字”章评述______ 王志平
考古学·证史倾向·民族主义______ 唐际根
《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一文介评______ 李海荣
柯斯莫《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述评______ 林澐
谁识庐山真面目
——《剑桥中国上古史》读后______ 谢维扬
古书成书情况与古史史料学问题______ 谢维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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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与文物——《剑桥中国上古史》书评______ 史嘉柏 撰 张瀚墨 译
近十年西方汉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若干争论问题______ 史嘉柏
关于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史料构成问题______ 张瀚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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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2 ＋ 证3 ＝ 证5 ≡ 证 ＝ 一（二重证据法加三重证据法等于五重证据法当且仅当终应归一的证据）
——再论中国古代学术证据法______ 夏含夷
《剑桥中国上古史》于1999年出版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中国学术界也不例外。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李学勤先生立刻买了中文翻译版权，组织了一批年轻学者翻译。不幸的是，这个翻译团队的译文并不尽如人意。之后，李先生不断地寻找其他翻译者，以期能让中国读者读到此书，可是一直到现在都未能成功。因为我是《剑桥中国上古史》的合编之一，中国友人经常问我是不是有其他办法可以将此书的内容介绍给中国读者。为了满足这些要求，我最近几年以来在中国国内各个大学和研究所做了多场同题演讲，简单地说明了书的编辑背景和读者的反应。每一次作这个演讲，听众都很兴奋，鼓励我再想办法作更深入的介绍。这本书就是一份答卷。
我本人完全无法将整本书翻译成中文，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从书正式出版到现在已经过了近20年。这20年以来，中国考古学非常活跃，年年都有惊天动地的新发现。这些发现已经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也产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艰辛的翻译工作应该针对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展开。然而，这并不是说旧的研究成果不值得记住。《剑桥中国上古史》虽然没有办法预测这20年以来的新发现，可是也不是完全过时的作品。它至少可以反映20年前西方汉学界中国古代史的最高学术水平。除此之外，该书的很多作者当时是中年学者，现在已经成为西方汉学界德高望重的权威学者，因此这本书仍然有相当的影响。读者要明白现在西方汉学的状况，《剑桥中国上古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读者如果无法阅读原文，至少应该稍微知道这本书的编辑背景和读者反应。
为了满足这个要求，本书包括三类内容。第一是我自己为了这本书专门写的两篇论文，一篇针对《剑桥中国上古史》的编辑背景，一篇针对其读者反应。除此之外，本书还包括我自己以前写的三篇不同的论作。第一篇是我和鲁惟一合写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序言，由我自己翻译；这个《序言》对书的编辑背景也作了介绍，但是更多的篇幅用在解释西方汉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上（因此，这篇翻译于2007年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的时候，刊物的编者就将它题作《西方汉学的古史研究：〈剑桥中国上古史〉序言》）。第二篇是《剑桥中国上古史》中我自己写的那章，即《西周历史》，由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淑一翻译。这个翻译已经发表在拙作《海外夷坚志》这本论文集里面；之所以收入本书，是为了让中国读者至少阅读到一章《剑桥中国上古史》。这一章当然不能代表全书的内容或观点，但是据我所知，这是唯一翻成中文的篇章，因此只好以它为例。第三篇是我于2014年在香港大学饶宗颐国学院作“饶宗颐演讲”的讲稿，讨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时候以《剑桥中国上古史》为基础，与此书的其他内容不无关系。除了我自己写的论作以外，此书还包括了不少读者的反应，一篇来自西方学术界，其余来自中国学术界。西方学术界的反应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文系教授、文学院院长史嘉柏（David Schaberg）的长篇书评，由他的学生、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张瀚墨翻译的。另外还有史嘉柏于2005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作演讲时自己作的中文讲稿，与书评有密切关系。史嘉柏虽然不是唯一给《剑桥中国上古史》写书评的西方学者，可是他的评论最深入，批评也最尖锐，很好地代表西方学术界的挑战精神。中国方面，有一篇《剑桥中国上古史》的综合性的书评，此外还有三篇专门评论书里某一篇章。这些书评因为原来就是用中文写的，所以现在就按照原文刊出；作者都很客气地授权。从这些书评和评论中，中国读者大概会窥见中国学术界和西方学术界的某些不同。本书如果能够让中国读者多了解一点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状况，我自己编辑此书的愿望就达成了。如果能够引起年轻学者阅读《剑桥中国上古史》原文的兴趣，那就更好了，我很期待他们的反应。如果能够促使他们之中某一位或某几位给《剑桥中国上古史》作完整的翻译，那将是意外之喜，远远超出我自己的作用和我自己的期望值，对中国学术界也是一个贡献。从我和鲁惟一决定编辑《剑桥中国上古史》开始算起，到现在已经过了 25 年，此书正式出版也已经快 20 年了。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说此书反映了当时西方汉学极高的学术水平。然而，书出版以后，西方和中国读者都提出了种种批评，不少值得考虑 。并且，中国古代史也不像过去以为的那样一尘不变。由于考古学的不断的发展，古代史研究正处于中国历史上最活跃的阶段之一。20 年以来，地不爱宝，商周考古学年年都发现惊天动地的文物，促使历史学家呼吁要重写中国古代历史。《剑桥中国上古史》也不例外，一定有不少人认为剑桥大学出版社应该至少出一个增订本，甚至直接将旧版弃掉，重新编辑新书。如果有其他学者愿意这样做，我会完全支持。虽然如此，我依然觉得《剑桥中国上古史》不是过时的作品。在2017年春天，我在芝加哥大学开了一门中国古代史的课程，以《剑桥中国上古史》为基本参考书。教这门课以后，愈发觉得这本书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在某几方面仍然可以作为古代史学的典范。尽管该书本来就有不少缺点，更不用说应该补充 20 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和史学进展，可是我仍然觉得我和鲁惟一的基本思路是对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试图给考古学和历史学平等的学术地位。我们现在常常听人说要融合这两个学科，甚至要作跨学科研究。理论上，这当然很好，然而，真正实践实在很难。历史学家偶尔可以找出一条考古证据支持他的观点，考古学家也会利用古文字资料补充他的说法，可是很少有历史学家对考古学的方法（也不仅仅是田野发掘经验）有充分的掌握。同样，考古学家很少有很深的文献学和文字学知识。《剑桥中国上古史》对中国古代史的每一阶段既有一章从考古学角度考察，又有一章从历史学（即根据文字资料）角度考察。虽然不能说是融合两个学科，可是至少给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个平台，每一学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证据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读者读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融合两方面的说法。我和鲁惟一编辑《剑桥中国上古史》时的另外一个前提大概只能作西方史学的典范，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恐怕不会太大，那就是以中国“史”始于商代晚期。在中国学术界，唯有上海大学教授谢维扬先生公开地批评了这个前提，说这样就否定了三皇五帝的历史，更不用说夏代。而我自己常常听到中国国内其他历史学家提出同样的批评。这两个观点恐怕无法彼此妥协，也无法让两边都满意。《剑桥中国上古史》作为西方学术作品当然要遵守西方史学定义，有了文字资料以后才算进入了“历史”时代。我经常对中国朋友说，他们写中国古代史时候，完全可以从黄帝开始，但是他们自己也得承认这个时候的历史可信度和有文字资料的商周时代的历史可信度完全不一样。这个问题当然还牵涉到夏代的历史性。读者都知道，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对夏代是否是信史有一定的分歧。在某些方面，这也只是定义问题。两边学术界都使用同样的基本证据，也都有各种分析方法。中国考古学界对这个问题没有统一观点，西方学术界也一样。然而，由于我们采取的史学定义，这个问题不在《剑桥中国上古史》的历史范围之内。如谢维扬指出的那样，《剑桥中国上古史》的作者中只有张光直先生一个人作了简短的讨论（第71-73页），对夏代历史的真实性表示肯定态度。其他作者中，只有贝格理（Robert W. Bagley）提到因为一直都没有发现“夏”的文字资料，所以夏代历史的真实性还属于纸上谈兵，顾颉刚的分析仍然有道理（第131页）。编者和其他作者完全没有讨论夏代，大多连提也没提。这是不是像谢维扬说的那样暗示我们都不承认夏代历史的真实性，恐怕要由每一个读者自己决定。然而，如上面刚刚说的，夏代历史和商代历史的可靠性不一样，因此就没有包括在《剑桥中国上古史》里。这20 年以来的考古发现非常可观，如果给《剑桥中国上古史》作增订本一定会填补一些遗漏。不过在我看来，这20年以来的发现似乎没有推翻《剑桥中国上古史》的基本观点 。譬如说，安阳考古学家做了大量田野工作，不但发掘了洹北商城，并且也开始使用很多新的科学方法，获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对贝格理和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的篇章都会起到积极作用，可是这些进展与那两章的基本内容似乎没有多少冲突。关于周代历史，特别是周代文献学史，郭店、上博和清华楚简的发现和发表已经引起了中国国内和国外各个学科的注意，一点不亚于 上世纪70 年代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代简帛和睡虎地秦简的发现。夏德安（Donald Harper）从 1970 年代一直关心出土文献，最近20年来也不例外，他一直研究新出土文献，最近就数术文献编了本专书。他如果有机会修改他的那章一定会补充最新的发现。不过，在他的那章里头，他已经充分地引用了许多类似的文献；新出土的文献恐怕只会徒增篇幅，对基本结构不一定会带来多大改变。郭店简刚刚公布的时候，学术界公认其中几篇文献可以填补孔子和孟子之间儒家早期历史的某些空缺。不幸的是，倪德卫（David Shepherd Nivison）现在已经逝世，无法修改他关于诸子百家学说的那章。况且，倪德卫的那章本来就是一家之言，反映了他一辈子对传世文献和先秦思想史的认识，他的基本思路恐怕也不会有多少改变。我和鲁惟一写的《剑桥中国上古史》的《序言》里，已经承认此书对中国古代史的某些问题没有作讨论，诸如人口的增减和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陶瓷和丝绸的科技功能、天文学和数学的科学进展，以及南方文化等等诸多问题。近20年来关于这些问题都有新的证据和新的研究出来，《剑桥中国上古史》如果有增订本，一定会收入。然而，一本书无论体量如何，无论有多少人共同合作，总会有遗漏。这些遗漏不但包含我们已经认识但缺乏足够的讨论的问题，也牵涉到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这些研究课题只能留待下一代学者。我和鲁惟一非常期待下一代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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