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归根到底不是寻求历史自在的“存有”，而是寻求现实的“存有”。一切被逻辑化的历史，实际上都是理解历史的人的“心中的历史”。由此也就产生了人们理解上歧异纷然的“谜”，有些“谜”是由思考、认识过程的开放性引起的，也就是说对“自在”意义上的历史的认识本不可能穷尽；有些则是为了人为地“创造历史”、试图强加于历史而造成的。……我以为，前一种“谜”是存在的。

——王家范

王家范  1938年生，江苏昆山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2018年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之学术贡献奖。

1957年夏秋之交，投考华东师大，从此定居丽娃园。自1962年起执教中国通史，持续四十六年。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主攻中国社会经济史，侧重明清时段与江南地区，于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也多有探索。著有《中国历史通论》《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史家与史学》《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明清江南史丛稿》等，另有《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当代新儒家价值定位》等论文百余篇。

中国历史有没有自己的“谜”？

丨王家范

（选自《中国历史通论》“后编 回顾与反思”）

我最尊敬的老师，陈旭麓先生，生前在《浮想录》中写道：“历史没有自己的谜，谜都是创造历史的人的设想。”无可弥补的缺憾是，现在已不能起先生于地下，先生的话必有深意存焉。学生不敏，只能在此妄加揣度。

《浮想录》陈旭麓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我想，历史没有自己的谜，这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是这样而不是那般，其千姿百态，乃是创造着历史的人在特定的情境中的“自然创造物”，是所有参与创造的“力”互动所构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人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而被创造出来的历史却永远不是人们意料中的历史。这里不存在“谜”，而是必须领受的“历史”的“鞭子”（西人喜好称作“上帝的鞭子”，意思也一样）。追求完美是人类固有的禀赋（康德语）。唯其如此，社会历史才具有那种大江东去浪淘旧迹的生命活力。历史又常常开人玩笑，让人走错房间，于是就有了期盼完美后的失望，又有新的不满意。社会历史就是靠这种满意与不满意的往复摆动，像一架硕大无比的钟表，遵循着它自身的脉动运行而不息。对其自身而言，这是一种大化流行的“自然”，是无须装饰的本色，确乎不是什么“谜”。

然而，历史，已经过去的历史，必有许多会永远消失、死亡，不被记忆。那些被记忆、被重复叙述、再度激活的，总是属于被生活在当时或后世的人们认为具有“意义”的东西。历史是人们选择后的历史，历史只有在人们选择中才得以继续存在。仅仅从历史被选择的这一事实出发，就比较容易理解：所谓真实的历史，整体的历史，只有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才相对地存在。历史自然进程的本身已经被深埋于时间尘土中——这是一种自然，一种大化，随缘而生，随缘而转，已随时间而远去；它却又作为遗传基因深藏在现实生活中，无形而有迹，可意会而难言传。从这种意义上说，所谓“历史的逻辑”，或者说“历史之谜”，确乎是由试图理解它的人“人为”设定的。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归根到底不是寻求历史自在的“存有”，而是寻求现实的“存有”。一切被逻辑化的历史，实际上都是理解历史的人的“心中的历史”。由此也就产生了人们理解上歧异纷然的“谜”，有些“谜”是由思考、认识过程的开放性引起的，也就是说对“自在”意义上的历史的认识本不可能穷尽；有些则是为了人为地“创造历史”、试图强加于历史而造成的（例如“四人帮”的“影射史学”，就是企图强扭历史自然逻辑的最近也最拙劣的一个案例）。先生似乎更多地是有感后一种人为设定的“谜”而发的。对此，先生在后期遗著中曾不遗余力地痛加鞭挞，文案俱在。

我以为，前一种“谜”也是存在的。例如，在历史上，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向为世界学者所公认而无异议。坦率地说，外人，即使是国外很著名的汉学家，虽身处局外常能道出我们不易想到或不情愿去想的“问题”，细品起来，也多有瞎子摸象、隔靴抓痒的那种隔阂。其中诚实的学者也承认，面对这种独一无二的“社会历史”，不由自主地会产生一种神秘感，有许多“谜”猜不透。在这里，我已经把那种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排除在外（读者自可检阅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所提及的种种案例）。著名的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扛鼎人物布罗代尔，著有三卷本《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他以不凡的功力展现了4个世纪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全幅历史（体现其整体史观）。这样一位具有新的史观和严肃态度的当代史学大师，在世界经济背景中时而也涉及同时代的中国，常常表现出某种不解与迷茫。例如他感叹明朝于1421年由南京迁都北京，认为这实际上是“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不无遗憾地说：“不论这一选择出于有意或者无意……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他对“中国人”放弃“林业和畜牧业”而表现出的“无知”表示不可理解，说“这委实太可惜了”。假若这些还多少带有中西比较的价值评判意味，那么，当他说到郑和下西洋，“我们不妨想一下，如果中国的帆船当时向好望角以及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间的南大门埃吉海角继续前进，那又会造成什么结果”（指中国若如此，将抢在欧洲之前享有“地理大发现”以及由此展开的全部“上帝之手”赐予的优惠），无疑袒露出他面对中国历史“怪谜”的那种茫然若失、无以自解的神态。

布罗代尔《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中译本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

殊不知中国学者却又有另一番苦衷，常感身在庐山而难识庐山真面目。将认识的困惑归之于“身在此山中”不是没有道理：一方面由于身处其间，对民族的和历史的弱点容易失却自我批判的敏锐；另一方面也因为长期封闭，找不到鉴别的参照系统，难有比较评判的大眼光。但是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此。我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严格说来既不熟悉又熟悉。问题在于：贴身的社会生活经验若不经知性的洗练，最容易喷突为情绪化的宣泄，而不是智慧的闪光。古典超验性的或近代经验性的解说策略，缺乏足够的穿透力深入到历史地平面以下的深层。历史主义的方法往往强化了存在即合理的民族主义遗传基因，无法产生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一位由自然科学破门而入的中年学者，在通览了历史学家的许多成果之后，以特具的敏锐感慨道：中国历史学家像是跌进了一张硕大无比的因果网络，变化出数十种解释模式，到头来，它们之间却可以随时相互驳诘、质疑，甚至互相置换。用目下本地最流行的语言：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盆“糨糊”，捣过来捣过去，终究模糊一片、一片模糊。情景中人都清楚，他所批评的，正是七八十年代产生过数以百计论著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讨论。

笔者从求学到执教中国古代史，一晃竟也有四十来年。近若干年，我常有一种难以言传的苦恼，越教疑惑越多，方知真要看懂中国历史绝非易事。例如，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根深蒂固的国家（至少从秦始皇算起）。“根底”在哪里？古人说是“天作之君”，那么为什么希腊、罗马那个“天”却造作出贵族民主制、贵族共和制？夏、商说不清，西周不很有点像欧洲中世纪的风味，假若按西周的方向发展，侯国并立，天子乃为“天下”的“共主”，中国历史的格局又当如何？假若不是秦灭六国，或者七国不相统一，又怎样？自然，人们完全可以用历史不容许“假设”去避开这些幼稚的提问，正面的解释又当如何？总不能归咎于始皇帝一人即可了事？何况，这离中华文明历史的“根”未免还远着一大截呢！

从这“未名”之根滋荣的枝叶确乎茂密异常。殊为怪异的是，中国人一方面相信“龙生龙，凤生凤”，一方面“龙”固然不断地生“龙”（君主世袭），而“虫”却也可以变“龙”——深受专制主义之害最苦的农民一旦夺取全国政权，也一定会做起“真命天子”来。细究起来，普通中国人的生理基因中似乎都有“帝王心理”的遗传密码。日常生活中，只要比别人高一点或多一点什么，就难免会不由自主地流出准“帝王”意识，所以民间有“土皇帝”之说，家庭还有“小皇帝”的雅号，商业广告戏称顾客为“皇帝”！民主观念在中国最难生根。直至近代，还有不少人（而且还是大有名气的学者）期望出一个“好皇帝”，因为他总比那些贿选总统、军阀土匪强。这会不会就是一种“根基”？不是，又当如何解释？

比较，是研究任何事物、辨明其特性最通常有效的方法。中国比较史学的兴起，表明我们也开始重视这一早为其他学科接纳的方法论手段了。然而，中西比较，若只关注名相，而不是从整体上去体察，也会造成新的困惑。例如，欧洲中世纪许多导致折入近代的变革因素或条件，从现象上说，在中国似乎早就存在（布罗代尔在书中这类感慨特多）。13世纪前后欧洲领主庄园的衰落，是以地租制、租佃制的确立为标志的，而此两项在中国至少从西汉起就已具备。至于雇佣制、土地私有制、商品货币经济，以至城市的繁荣等等，近代化这方面的历史前提条件，与欧洲同时期相比，有时还胜出一筹（故而已去世的傅筑夫曾创战国秦汉“资本主义因素”论，说明先生已看出这一点）。13世纪初欧洲大城市巴黎、伦敦之类只有3万人左右，到1328年巴黎增加到8万已耸动遐迩，同期中国一个地方大市镇就有5万之多的居民，何况历史上有过超百万的六大都市？纸币也是中国最早发行，钱庄、典当也扮演过“类金融”的角色。最可奇怪的是，引起欧洲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的不少科技条件，却源自中国“出口”（例如四大发明、轮作制、有机农肥等），“墙内开花墙外香”。再如，韦伯认为官僚制度是近代政治的产物，但他也注意到中国的官僚制度却历史非常悠久；更不必说有的汉学家还从唐代发现了“内阁制”，对官员的检察系统也很发达，这就更说不清楚了。

按照目下很流行的观点，文化形态要比政治、经济对社会的作用更深刻、更久远，甚至说它本身就是社会存在的某种“深层基因”。我知道，在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然以此通释中国也不免捉襟见肘。一般地说，中国的文化是最富人情味，最少“物化”意识，伦理至上，民本为要，政治也是被浓重地道德化了的。关于理想人格的议论，也很见精彩。可是，有正面必有负面。翻开正史、野史，迎面而来的不乏人与人的“窝里斗”，履践理想人格之说的却是凤毛麟角，故而特别感人肺腑。宋之理学、明之心学，虽入手有歧异，旨归都是高扬性理或良知，即最高的道德追求。细读古贤的原书才明白，他们的激愤首先是指向士风的沦丧（而并非像“左派”史家所说是为了蒙蔽百姓），隐约地也不满于君王。阳明倡言“理在心中”，说明当时社会最缺乏的正是纯美的人性——人心被严重地污染，以致谁能保持自身内在的良知，谁就可以成贤成圣（恐怕这就是“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注脚）。何谓“心即理”？身外的社会是如此恶浊，找不到一块净土，无可奈何，唯有一个权利是别人剥夺不了的，那就是守住自己心中的良知，净化自身的灵魂，往自己心中下工夫，即体即用，体用不二。由此可见，单从文本上去确认文化，而不关注真实流行中的变异，并不能切中要害。有的学者很迷惑于赵宋一代文化之与国势的反差，在我看来，若想以唯文化的视角推理辩说，多半会言不及义，距离实情太远。此中微妙，若对错综复杂的（也就是由众多因素掺杂的）具体社会历史情境无有深切的体验，难有“形似”的言诠，更不用说“神似”的意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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