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4日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罗志田教授《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读书会，鄙人有幸躬逢其盛。本文是4月1日草拟的发言稿。6月27日略有修改。

能到上海师大参加罗志田教授新作的读书会，一方面深感荣幸，一方面也是诚惶诚恐。我想，我这样一个浅学无术之辈参加这样高大上的讨论会，大概是因为以前读过罗老师的一些论著，另外由于工作的关系，还请罗老师做过访谈。这本《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引言，春节前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时候，我在地铁里细读一过，颇感兴奋：罗老师又有新著要问世了。那篇引言读来很受启发，有的地方也引起我一点感想。 

谈感想之前，似乎可以顺带说一下我和罗老师的“缘分”——的确，读书是讲缘分的。最早接触罗老师的书，应该是本科的时候，也记不得是什么缘由了。现在回忆起来，大概是先读了《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2001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属于“晚清民国学术书系”，同一系列还有桑兵教授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读了就被迷上道了，然后去找《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还有《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现在回过头来看，书中论文基本上都成了名篇，打上了鲜明的罗氏印记。

罗老师是有自己的行文风格的，就是那种“夹杂缠绕”、曲里拐弯的文风——对于这种独特的文风，不必讳言，学界是有争议的，不过好在我读进去了，而且感觉不少读者望而生畏的文字确实如作者自己所说，是想尽可能表达繁复的意象。这些论文，我都读过好几遍，反复揣摩体会。

这几本专题论文集之外，《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 1891-1929》2006年在中华书局出版。那时候我本科毕业了，在北京工作，是北漂一族。那些年有所谓的“民国热”，写胡适的文章和书都很多，后来我自己还担任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传》第一、二部的责编。罗老师的胡适传前两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再版，我在微信朋友圈说，这是迄今为止最精彩的胡适传。不料这话引来一位朋友不解——你自己责编的书怎么不是最好的呢？这可能是我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有的责编会觉得自己做的书一定是世上顶好顶顶好的，我做责编，因为工作的需要，当然要尽职尽责，要适当做一些广告。但脱去责编的身份，纯粹站在读者的角度，我觉得江勇振先生花了不小的工夫，也有不少突破和独到的见解，但就整体而言，就个人读书的兴味而言，如果只选一本，我会首选《再造文明的尝试》，当然江著值得参阅，特别是胡适留美那部分。我心里一直有个看法，如果真正要做胡适研究，罗老师的胡适传是绕不过去的，不认认真真读个三五遍，写出来的文章，恐怕是不太可靠的。我粗浅的体会是，那本传记广采博收，竭尽所能汲取了当时学界胡适研究的精华，加上作者高屋建瓴，手段和方法都极高明，在不少问题上提出了新颖而富有启发的卓见。

上面说的是读书。在北京做北漂的时候，我有幸跑进北大，慕名旁听过罗老师几次课。说是上课，其实是讨论，也就是所谓的seminar，那时候北大特别强调研究生上课一定要讨论。我大概只听过几次，至今仍有印象的是，在北大文史楼一个不大的教室里，有一次不记得讨论什么问题，周月峰兄（后来才知道他的大名）表现出色，得到平素十分严厉的罗老师不动声色的夸奖——罗老师的表扬也是十分含蓄的，事后我才意识到，哦，原来罗老师是在“点拨”班里的同学。通过这个案例，我才略微明白什么叫seminar。另一次讨论涉及台湾的总统大选，一位同学说只有经过国民党下台民进党上台、民进党下台国民党重新上台的两次政权轮替，才算真正实现民主选举了，于是罗老师就在一旁抛出疑问……反正也算是一睹风采了。复旦史地所张伟然教授在一篇文章里说，跟老师学习，不仅要读书，如果条件允许，还应该跟前辈有所接触，这对于一个学生、学者的成长是相当重要的，有的时候还是至为关键的。

我不是登堂入室的罗门弟子，要谈罗老师教书育人，他的高足肯定比我更有发言权，也会谈得更加亲切有味。惭愧的是自己至今一事无成，好在这么些年下来，由于受到罗老师著作的启迪和恩惠，偶尔也会冒出一些想法。

知道这次读书会之后，周末在网上搜到罗老师2004年7月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姑妄言之》，是给历史专业本科生开的书单，我重读了一遍，仍然感觉受益匪浅。这篇文章之所以给我印象极深，不仅因为它提供了学习的门径，更因为它提倡的一种理念，这个理念在文中提了两次，一次是这么说的，“选择与自己兴趣相近者读之最好”，一次是“可择性相近者读之”。我记得罗老师在讨论课上也强调过。这就明白告诉我们，学问是多种多样的，最重要的是选择跟自己性情、兴趣相近的，继而深造自得。去年北大历史系阎步克教授在这里演讲，题目是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的，不过阎先生所讲很重要的一点也是这个意思，即“着力开发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寻找最适合自己性情、气质的问题和研究方法”。这么说来，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具体到这本书，确实精彩纷呈，胜意迭出，这不是客套话。我感受尤深的有三点。

一是对重大议题的思考和把握，史学前辈、大气磅礴的何炳棣先生有一句治学名言，叫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葛兆光教授有一篇在朋友圈刷屏的文章，叫《第一等的题目和第一等的图书》，这个说法本身或许可以再加讨论，但不管怎么说，即使做一个不大的题目，甚或非常细微的题目，而能运筹帷幄，把其他经络点活，管道打通，那就能打开一片新天地，也许细节上还有补充商榷的余地，但披荆斩棘、开疆拓土之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比如《与时偕行的中国农耕文化》就以贯通的眼光剖析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不仅对古代重要，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毕竟农业、农民、农村是我们几千年的根，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看目录，都是大题目，废科举、晚清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每一个都可以写好几本书，而罗老师的行文背后都有以前研究的积淀，聪明的读者恰好可以从这些文章入手，尝试把书读厚，而后由博返约，在相互参照中领会作者的意旨，必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二是，罗老师不仅文章有自家的面目，口才也很出众，书中收入的《夷夏之辨和文野区分》，被他用“文野不分”的方式，伴着罗氏特色的插科打诨，把这么时髦、这么热门的话题，同时也是非常不好谈的话题，处理得恰到好处，所谓深入浅出，大概就是这个境界吧。后面还有一篇《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是罗老师在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闭幕式上的致辞，罗老师自己就是四川人，感同身受，外加搜求研讨，也给人身临其境之感。——我的意思是，罗老师的文章表面上以难读著称，其实呢，你翻开来看一看，也许会觉得很有意思，不知不觉就成了他的“粉丝”。

第三，读这本书，明显可以感到有两个罗志田，或者更准确地说罗老师的两个身影、两个面向，一是纯粹的、书斋里的历史学家，一个是希望能化民成俗、改变社会的知识人。他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今日学者应当怎样服务社会”。以前读《道大无外》也有这种感觉，但在这个文集里，给我的感觉更加强烈了。粗略可以说，前面三辑是较为学术的，后面两辑虽然也是学术的内容，但所涉及的话题，以及所表露出来的心思，体现了罗老师的人文情怀，或者说社会关怀。其实书中不少地方穿插着这个问题，比如《守先待后》一文，第51页就直言：“现代史学对历史职业感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反促进了所谓职业史家的自我封闭。这些专业人士蜗居在范围不大的学术共同体中，两耳不闻窗外事，自我分享也自我欣赏。……”再比如，书评那辑特别选录了给李鸿谷先生《国家的中国开始》一书写的评论，那本书我恰好读过，而且也觉得是一部好书，我想象牙塔里的历史学者可能会读这书，但大概很少会专门写一篇书评。而罗老师不仅写了，看得出来还写得非常认真，有赞有疑，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深思。

我平常是个寡言的人，很少表达自己的想法。今天有机会说一说这些故事和感想，算是鸣谢和致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