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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玲《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研究》:一部悦目而具深度的著作

随读随写 2019-09-06

曹寅:东南亚史研究的新进展

我们跟日本人很像,为什么却不亲近


作者: 曾玲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9-2

定价: 88.00

ISBN: 9787520337847

目  录

序一  / 刘宏   1

序二   / 蔡志祥   1

绪论      1

卷一   社团

“二战”前华人社团经济的历史图像 

社团账本与“二战”前应新学校研究    33

社团账本与“二战”前应和会馆财务运作   66

宗乡社团和宗乡文化的当代图像

调整与转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宗乡社团      86

凝聚、开放与融汇:21世纪以来的宗乡社团      103

社会变迁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华人宗乡文化之振兴  114

宗乡社团的推动与21世纪以来的宗乡文化   126

卷二  坟山与庙宇

海唇福徳祠绿野亭文献的收集与研究  141

庙宇、坟山的“社群化”与新加坡华人移民帮群组织之建构

——兼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研究的新思考  161

“三属认同”与“社会国家认同”:广惠肇碧山亭研究  192

社群边界内的“神明”:移民时代的新加坡妈祖信仰研究   212

社群整合的历史记忆与“祖籍认同”象征:新加坡华人的祖神崇拜  225

卷三  节庆

“创造传统”:当代新加坡中元节研究  249

卷四  走出新加坡

李亦园教授与东南亚华人研究: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   283

研究和建构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接触区”

——评刘宏《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300

“中国”的与“东南亚”的郑和  308

东南亚的“郑和记忆”与文化诠释  311

跨境“移神”与“家园”再建:新、马华人民间信仰研究  323

“华人志”:重构与书写马华地方历史图像的尝试

——从廖文辉《直凉华人志及资料汇编》切入的讨论  351

从“闽南”到“福建”:“文化闽南”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跨境发展  361

卷五  附录

广惠肇碧山亭碑文两则

七君子亭碑文(立碑时间:2002年5月5日)  367

福徳祠碑文(立碑时间:2004年6月13日)  369

序言

《远观沧海阔:海南历史综述》序   371

《南侨机工研究》序   374

《历史的抉择:“二战”后新加坡华人争取公民权运动》序  379

书评

承载近两个世纪华社发展的历史图像

——评《新加坡华人通史》 383

一部研究东南亚华人的力作

——读游俊豪《移民轨迹和离散叙述: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389

评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 395

其他

中华总商会文献弥足珍贵  399

厦门海沧青礁慈济宫碑铭中的19世纪新加坡华社领袖研究  402

《新加坡福徳祠绿野亭公会175周年纪念特刊》编后  408

后记  412



序 一 

刘 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席教授)


作为中国以外唯一的华人占多数的民族国家并在独立后短短数十年就由第三世界迈入第一世界的经济体,新加坡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了甚为广泛的关注。国内外学者对新加坡华人社会及其近两百年的变迁也有众多的研究。这些研究大体可分为几个不同的角度和重点。其一是新加坡开埠以来不同时期对华人社会变迁的纵向概述,如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二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分析华人社会的演变,如廖建裕的英文著作《华人与东南亚的国家建构》;三是从本土化、区域网络和全球化互为交错的视野加以思考,如拙作《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我认为,曾玲教授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分析有其独到之处,在以上不同研究取向之间自在移动。与许多在地学者不同,她的学术训练是明清地方经济史,师从社会经济史大师傅衣凌先生,对中国本土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社会结构有过深入的研究。1994年至2001年间,她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了七年,期间开始将其研究重点转向新加坡华人社会,尤其关注华人移民从中国带来的社会机制、文化、风俗、信仰、庙宇等所谓的“小传统”在二战之前新加坡的建构和演变,以及它们在新世纪之交的转化和所面临的挑战。

我正好于1995年底从美国博士毕业后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因而有机会和曾玲教授经常交流和讨论。除了她和她先生的精湛厨艺,这位厦门大学学姐给我留下两个尤为深刻的印象。其一是她对学术研究的热忱和执着,每次见面,她滔滔不绝谈的都是与学术和研究相关的事情;其二是她的研究方法,并未拘泥于此前的学术训练,或把东南亚华人社会简单地视为华南本土社会的延伸,而是结合人类学田野考察方法和历史学的文献史料分析。她一方面搜集大量未被充分利用的原始文献资料,如宗乡会馆会议记录、社团账簿、华人义山安葬记录等,另一方面更深入基层,遍访华人宗乡会馆,并参与社团、庙宇、民间信仰的各种活动和仪式。在此过程中,她与当地华人社团建立了良好的互信关系,我相信这对其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本土视野的展现,有很大帮助。在文献分析和田野考察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她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演变和发展,做出了独到的分析和贡献。

曾玲教授有关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研究论著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不断问世,本书可以说是她研究思路的扩展和细化。我个人认为,其特点是以自下而上、由内及外、抽丝剥笋的方式,一方面体察华人移民如何保持并发扬他们祖先从中国带来的制度、文化、风俗和节庆仪式等传统,另一方面关注在殖民统治、民族国家建构、全球化以及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这些华人机制与传统如何与现代社会相调适。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华人文化的韧性和生命力,也彰显了新加坡作为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社会的复杂性和魅力。

本书所提出的“宗乡文化”的理论架构,有机地结合了文化故乡和移民新地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曾玲的研究充分提示我们在分析海外华人社会时,应抛弃中原心态,要关注他们在新的社会、文化、经济结构脉络下的再生和重建。这种研究视野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新加坡华人和东南亚社会,也可以反过来提供一个参照系,让我们从比较视野观察和反思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所关注和探讨的主要课题,无论是社团、身份认同、历史记忆,还是庙宇、节庆、民间信仰等,皆为中华文化和华人性(Chineseness)的重要象征和机制。我相信,本书的研究视野、方法和结论能够让我们从域外和域内相互结合的角度,加深对“文化中国”不同层面及其特征的认识,进而达致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之同情”。

是为序。

2018年4月30日


序 

 蔡志祥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可以说是综合了曾玲教授二十多年来对海外华人研究的翔实个案和精辟理论。作者利用账册、坟山记录等稀有的社团文献、口述和田野资料,从华人社团自身的记录,理解华人的社会组织和文化。本书讨论祖籍闽粤的新加坡华人如何将原乡的文化传统移植到新土地,并且在新的土地里,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脉络下,对应在地和环球的宏观政治社会的变化以及华人与祖籍地关系的变化,从而探讨华人社团和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也就是说,从强调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文化移植,从“移神”到“定居”、从利用原乡的宗乡文化资源在新土地里再建家园,发展成为在地文化组成的重要部分。传统文化,不仅凝聚和整合居于海外的血缘或地缘成员,而且在新加坡建国以来,在国家政策容许下,从国家边缘的位置,发展成为国家的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和谐的工具,服务新加坡的国族建构,成为华族与非华族展开文化交流的重要元素。 

作者在绪论中指出,本书透过社团、坟山与庙宇、节庆和跨国关系四个部分,从文化资源和组织原理入手讨论三个主要的课题:即(1)中华文化体系的海外发展;(2)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移植与东南亚华人社会建构;及(3)东南亚中华文化的双重特征与当代价值。然而,本书讨论的实在超越了这三个课题,在文化关怀以外,让读者重新思考海外华人的“认同与本土性”、“国家与族群性”以及“网络与跨国性”的问题。(刘宏主编,《海洋亚洲与华人世界之互动》,新加坡:华裔馆,2007) 

海外华人的原乡和居地关系的研究,长期以来都环绕着“落叶归根”和“落叶生根”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进一步开展,就是在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的框架下,海外华人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如何通过社会经济组织、分类和再整合融入异地或建立在异地中的显着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位置;同时在历史长流中,因为关系的联系、断裂和再联系,海外华人如何建构在地的族群身份和选择文化和国族的认同。在异地中的生活和文化选择不仅和世代挂钩,而且和宏观的政治经济环境相关。因此,“落叶归根”和“落叶生根”的理解必须在“生者”的组织和网络建构以及“死者”的安顿与归宿两方面入手。本书跨越了这样的框框的束缚,把组织、网络、安顿和归宿置于动态的历史发展,从而勾勒出一个“历史”、“本土”、“国家”和“网络”的活动的图像。本书可以说是把整体的视野(integrated approach)、把华德英教授的意识模型(consciousmodels) 理论放在一个立体的三维空间。本书说明了海外华人的文化不仅是“国家”的和“原乡”的移植,更重要的是无论在海内、海外,文化是社会人群在“大中华”的语境下,在“传统”的想象和实践中,不断地调整和创新、不断地重整他们对“传统”,对“文化”的诠释。本书让读者思考和认识“人”的无限适应力和创造力。 

这是一部悦目而具深度的著作,读者可以在翔实的个案中,无限发挥对海外华人生活的时空想象。



后 记


本书是继《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以下简称“越洋”)之后,笔者另一部研究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的著作。

从1994年到2001年,笔者以在地居民的身份,在新加坡生活工作了七年,亲身了解与感悟华人在多元种族宗教与多元文化的东南亚的生存情况。2003年出版的“越洋”一书,即是笔者在新加坡七年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总结之作。此书结合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在近现代以来中国和新加坡、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社会变迁脉络下,以宏观考察与个案研究之方式,具体探究华南移民在新加坡土地上重建新家园的历史进程。

2001年笔者回返厦门大学,任职历史系教授、世界史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方向的硕、博士生导师。自返国后,笔者基本延续在新加坡的工作方式,一方面开设课程与培养学生,同时承担多项研究课题,继续展开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研究。笔者主持的研究计划主要有几类:一类是新加坡华人社会文献研究:与新加坡华裔馆合作的“新加坡海唇福德祠绿野亭文献的整理与出版计划”、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合作的“文化移植与华人社会之再建构:新加坡华人社会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计划”、中国国家社科基金“新加坡华人社团账本的整理与研究”课题等。另一类课题涉及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东南亚的郑和崇拜、东南亚的中华文化、新加坡华人坟山组织等领域: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之建构与现状”、福建省社科的“东南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郑和研究”国侨办的“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现况研究”、广东省社科的“阴阳之间:新加坡广府、客家帮群坟山组织研究”等。还有一类课题是关于新加坡华人社团的研究。如国侨办的“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等等。本书是笔者回国近二十年来、在上述各项课题的研究与思考中逐渐积累而成的另一部心得之作。

本书的考察与讨论,基本延续“越洋”一书的学术视角、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与此同时,鉴于时空演化、社会变迁与笔者研究的不断深入,本书亦有新的思考,这就是在“越洋”一书所提“具有新加坡在地特色的华人民间文化”论点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研究框架。

在本书的“绪论”,笔者较为详细与系统地阐述了华人宗乡文化在新加坡历史演化与社会变迁时空脉络下历经的建构与演化之进程及其相关内容,对何谓“华人宗乡文化”、以及“华人宗乡文化的内容与形态”等做了定义与讨论。为了让读者进一步了解笔者从“越洋”一书以来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思路,以下再就本书的考察视角等做简要论述。

其一、移民与文化移植的视角。笔者认为,伴随移民而来的文化移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之现象。作为外来的文化形态,经由移民带来的文化并非仅是简单的移植与在空间上的延伸,而是在新时空脉络下的传承与再创造。本书讨论的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历经了一个从中国华南地域文化到新加坡华人社群文化的建构进程。这一进程即是闽粤移民在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重建其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的产物,亦是华南传统民间乡土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创造性发展的结果。

其二、华夏文明体系与中华文化海外发展关系的视角。笔者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体系历经了漫长的发展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既有中华民族在华夏大地上的创造,亦有海外炎黄子孙与热爱中华文化者对其发展的贡献。因此,中华文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包括了大中华与海外等多元之途径。在大中华以外传承与创造性发展的中华文化,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其自身也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是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本书提出“华人宗乡文化”研究框架,是笔者试图突破既有的“文化传播”思路、从中华文化的海外发展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在地视角、考察与讨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的一个尝试。

基于上述研究取向,本书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包括宗乡文化在内的新加坡华人文化,即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又是新加坡国家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华人文化的双重性特征,并非新加坡独有,而是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一个重要的基本特征。有鉴于此,本书强调,从一个文化体系在具体时空与社会变迁脉络中传承与发展的视角,东南亚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体系一脉相承,充分显示中华文化体系的开放、多元、包容与适应时空环境顽强发展的强大内在生命力。而东南亚中华文化客观上成为所在国或地区文化的组成部分,则使其能在该区域承担诸如提供维系东南亚华人与大中华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社会的重要文化纽带、强化东南亚华人的民族与文化认同、促进华族与非华族友好相处等多元的社会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时空情境如何制约新加坡社会变迁与华人宗乡文化建构和演化,是本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本书考察的下限至2018年初,故就外部因素而言,主要涉及美国提出的“亚太再平衡”及“重返亚太”策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本书收录笔者自本世纪初以来的近二十年里所撰写的论文,故在体例、篇幅与行文风格等方面难免有不尽相同之处,有些论文的内容也有所重复,特别是在论文研究背景内容的阐述方面。在编辑过程中,笔者已尽可能对每篇论文做了校对与修正,统一了注释体系、删去了一些重复的内容与注释,对少数论文做了调整与改写。当然,上述的修订与修改,并无涉及原文的基本观点,以便读者了解笔者研究的心路历程。

在笔者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研究的探索中,李亦园教授是我的恩师。李教授是海内外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李教授以他多重视野与学术贡献,推动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许多人文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对中国文化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对个人而言,李教授是笔者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从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转入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的引路人。他不仅鼓励我利用在新加坡生活工作之便深入观察了解华人社会、支持我提交课题计划、为我提供研究机会,亦以文化人类学家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帮助与指导我的学术转型。李教授的学术思想、尤其是他“从民间文化看文化中国”的研究取向与在研究中重视当地人立场(native’s point of view)的在地视角与人文关怀,对我影响至深。2017年4月李亦园教授仙逝,得此噩耗,我非常悲痛。想到这么多年来李先生对我的教诲、鼓励、支持与帮助,他临走前我却无法见他一面,亦无法到灵前表达我的哀思与感念,内心的悲伤无法抑制,泪如雨下!本书收录了笔者2004年撰写的有关李亦园教授与东南亚华人研究的论文,谨以此怀念并铭记李先生的恩泽与教诲!

郭振羽教授亦是笔者的恩师。郭教授是一位在大众传播、新加坡社会、语言与身份认同、海外中华文化等多个研究领域颇多建树的社会学家。笔者的新加坡华人研究深得郭教授的教诲与帮助。郭教授以其对东南亚地缘政治、新加坡社会的深刻理解、多元包容的研究理念和对我多个研究计划的具体指导,拓展了我的研究视野和学术胸怀。对于本书的出版,郭教授亦付出很多心血。他多次利用来中国公干或旅游的机会、中途转道厦门与我讨论。本书从问题意识的确定、书稿内容的取舍到章节目录的编排、乃至笔者撰写的绪论等,郭教授都提出非常重要的意见。郭教授治学之严谨与对晚辈的关爱,另笔者非常钦佩与感动!

吴振强教授是享誉学界的历史学家。笔者的新加坡华人研究,得到他很多帮助。在相当西化的新加坡学术氛围中,吴教授鼓励笔者展开华人传统民间文化、华人庙宇坟山组织、华人社团文献等课题的研究。本书有关新加坡广惠肈碧山亭与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两项研究,都得到吴教授的支持与帮助。尤其是后者,正是在时任新加坡华裔馆馆长的吴教授的大力推动、积极奔走四处筹款之下,才使保留下来的,作为广、客三社群总机构的庙宇与坟山组织“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与出版工作得以完成。

本书的研究,得到新加坡、中国大陆与台湾学术机构的支持。他们或与笔者合作展开研究与出版学术著作,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华裔馆、台湾清华大学社人所等;或为笔者提供研究经费,如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基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与华裔馆、新加坡福建会馆、中国国家社科、中国国侨办、广东社科、福建社科等。厦门大学繁荣基金则为本书提供出版经费。

在上述学术机构中,笔者特别感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该中心与前后三任主任都给予笔者很大的帮助。本书所涉及新加华人研究与田野调查,几乎都开始于周清海教授担任中心主任期间。在李元瑾教授任内,她继续支持并与笔者合作展开研究。我们的合作计划延续至我回返厦门大学任教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现任中心主任游俊豪教授则为我回国后重返新加坡继续展开华人研究提供一切工作方便。

在多年对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的研究中,我深深感激许许多多华社领袖、社团前辈与数不清的华人先生女士。他们既是我的研究对象,亦给我许多思想的启迪。正如笔者在《越洋》一书的“前言”中所说:“我从他们对新加坡华人奋斗历史的讲述和所提供的各类帮助,不仅获得许多重要的第一手原始研究资料,帮助了我的学术进步,更重要的是,这些历史与故事所体现的、由华南移民在海外华人社会发展起来的坚忍不拔与奉献社会的人文价值,深深激励我的学术与人生道路”。就本书的研究而言,笔者要特别感谢新加坡的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南安会馆、福德祠绿野亭公会、广惠肈碧山亭、丰永大公会、南洋客属总会、应和会馆、嘉应五属公会、丰顺会馆、茶阳(大埔)会馆、永定会馆、南洋客属张氏公会、福州会馆、以及柯木林、欧雅丽、陈翠玲、施义开、郭诚、梁少逵、李振玉、刘波德、王兆柄、高华昌、陈波生、梁肈辉、梁平、梁端、张振兴、黄淼权、徐永源、李秉萱、韩山元等许许多多社团领袖与社团成员对我的支持与帮助!

感谢新加坡联合早报与韩咏梅女士,为本书提供许多重要的研究资料。

感谢国内外学术界的老师与同道好友,鼓励我走过艰辛的学术历程。对本书的研究与出版,笔者尤其要感谢鲁西奇教授和江柏炜教授,他们对书稿的绪论、内容乃至章节编排等,都提出非常中肯且具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特别感谢刘宏教授与蔡志祥教授于繁忙的工作与研究中阅读拙稿,并惠赐序言。本书责编宋燕鹏博士,对书稿出版精心策划、认真负责地做了大量细致的编订工作,谨致最深之谢忱。此外,我的学生李奕志博士、汤锋旺博士、博士研究生余辰晨等在书稿工作中也给予协助,一并致谢!

家人是我进行艰苦学术研究的支柱。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两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在中国福州一家集体所有制小厂相遇相知相爱,从此携手不再放开。数十年来,这个家不仅给了我一份温饱的生活,亦是安放我心灵的温馨宁谧的港湾,让我在这里随心所欲展开我喜爱的研究。人生有此港湾,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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