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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所高校厕所里的卫生巾革命 | 她们的冒险

看客 看客inSight 2021-03-02

"女孩从不应该为月经羞耻,要知道每一次月经,都是月亮对潮汐和你的牵引"。



随着第一个卫生巾互助盒在高校落地,越来越多的学校自发响应。一场高校厕所里的卫生巾革命,正在席卷全国。


少说话、多做事


10月24号晚,几乎要睡在暨南大学图书馆的考研女生们,在女厕发出了第一声惊呼:“下午还没有的!”


图书馆女厕的墙上多出了一个笔袋,里面装着品牌不一的卫生巾和棉条。为防过敏,有人用便利贴贴心标记:“丹碧丝导管,保质期2022年”、“苏菲,2021年”。


使用指南以同样简陋的方式附在一旁:“将任意品牌卫生巾或卫生棉放入盒内,取一放一,应急使用,之后有空再放回,补充容量”。最后一句话被重点加粗:“女孩从不应该为月经羞耻,要知道每一次月经,都是月亮对潮汐和你的牵引”。


这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卫生巾互助袋。至于是谁放的、什么时候放的,百般疑惑,女孩们汇成一句:“感动,女生帮助女生。”


暨大图书馆女卫生巾里的互助袋,用的是文具店内最常见的塑料笔袋。受访者供图


“卫生巾互助盒”的点子最初来自一位大学老师,她定下规则,“拿一片放一片”,供教室里的同学应急使用。10月14日,微博博主梁钰(曾策划过“姐妹战役”行动和“月经安心行动”,为一线女性医护及处于贫困状态的未成年女性送去经期用品)收到她的投稿,“卫生巾互助盒”正式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公益组织“予她同行”迅速跟进,倡导为校内女性提供便利、打破月经羞耻。


暨南大学内,最初放置卫生巾互助袋的图书馆。狗露摄


接下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最早响应的是华东政法大学,10月21日,女生们在明法楼三楼侧门放了第一个互助盒,还额外塑封了几张海报,“有想做盒子的姐妹可以免费取”;


22日,中国政法大学跟进,宣传海报上写着“感谢华政姐妹授权,希望学校早日替代我们的民间盒子”;


23号,卫生巾互助盒有了专属的开源贴纸和宣传海报。


截至11月15日中午13点,放置卫生巾互助盒的学校,达到378所。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同学拍摄的互助盒。


在此之前,经期到来、手头却没有卫生巾的女同学们出路并不多:用纸巾垫一垫,争取在它变得软烂、湿闷之前,到厕所门外等来一个路过的善良女孩儿。一个没有,就腆着脸等待下一个;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那就硬着头皮,快步走到最近的小卖部或超市;最糟糕的情况是连纸巾都没有——裤子会无可避免地印上痕迹,今天注定是扭捏、困窘而尴尬的一天。


暨南大学图书馆内,“卫生巾互助袋”的使用指南。受访者供图


殷艾宁最早在朋友圈看到舍友小郑的号召:“有没有想一起做卫生巾互助盒的?”她的第一反应是“很不靠谱”——拿一放一,全靠个人自觉,即使在大学校园里,也不是特别可行。但她的直觉是,“试试看?”


今年9月,她从暨南大学深圳校区转到广州石牌校区,校区以五条人歌里那个“风吹过石牌桥”的古早城中村得名。她喜欢自己的历史专业,喜欢这里的老师和同学,喜欢逛这座尚显陌生的城市,最喜欢他们“超出社交距离的人文关怀”。


但落差实在太大:在深圳,社团活跃,有各种各样的策划活动;来到“学术味浓重”的广州校区后,她不再参加社团,也没有参与任何增加综测的活动,一下子掉进了另一个温层。


殷艾宁所在的暨南大学石牌校区。谭海彪摄


专属于殷艾宁的标签里,有B站五级号、前时代少年团粉丝、欧美圈路人、《说唱新世代》忠实观众,但她很难主动跟别人说:“我是女权主义者。”她觉得这个词已经被污名化了,“女性主义者”可能更好。


她的思想启蒙自一位女性友人,两人初中上的是同一所外国语学校,后者学理,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无论是高中的物理竞赛,还是大学的计算机专业,都一路笑傲。受朋友影响,殷艾宁的女权意识慢慢觉醒。但上大学后,朋友愈发激进的言论开始让她感到不舒服,但她并没有指出来,“有时候我会反思,是不是我比较保守?”


在向前进一步和保守之间,殷艾宁一度摇摆,直到听说了互助盒计划,她无暇顾及其他,只是一头扎进这种行动的快感里:“因为我感觉确实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权利,这种制度性的东西是实际的,而并不仅仅是微博上骂着。而且,现在理论比实际脱节太多了,我可能更愿意少说话、多做事。”


对于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观点甚至新的分歧,殷艾宁认为“一切还在探索中”。受访者供图


舍友的朋友圈钩住了她脑子里的那根弦。实际上,殷艾宁被拉进“卫生巾互助盒绝美姐妹群”时,这个仅有8人的小团体,事业刚刚“破产重组”。


在此之前,暨南大学的卫生巾互助盒计划共有3股野生力量:第一股,由小郑和学姐主导,盒子自主、自费、自制,投放在校区唯一一栋教学大楼的2楼,之后,未经告知即被收走;第二股,由不知名热心人士投放在图书馆厕所,之后同样被收走;第三股,由“姐妹群”群主童童发起,在自主筹款结束,准备采买物资时被学校劝停,校方建议她们和学生代表组织或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并提交计划书。


接连受挫后,第二股力量再无音讯,剩余两者联合起来,又吸收了包括殷艾宁在内的新生力量,重组为“卫生巾互助盒绝美姐妹群”。群内全是女生,彼此不知道姓名、年龄、专业,都以网名或代号互称。她们目标明确:获得学校的许可。


暨南大学教学楼内,昙花一现的卫生巾互助盒。受访者供图


10月22日晚,童童在微博首页刷到了“卫生巾互助盒”的相关转发。此时,距离最早的倡议微博发出已有一周,#卫生巾互助盒#的微博话题,阅读量达到了上百万。


梁钰的微博里,不断有来自各地高校的学生分享新的经验,其中最火热的话题之一,是“如何获得校方/单位的支持?”她们一边编织灵活的话术,澄明自己的“社会担当”,树立合法性,一边在校团委、学联会、学代会、志愿类社团、物业管理等职能机构之间奔波、周旋,期待一份许可。


“予她同行”提供的开源海报。图源:予她同行


看到微博时已是深夜,童童把博文分享到“暨大女生互助群”,问:“有姐妹一起做这个吗,顺便,这个应该跟什么征求同意呀?”回应立刻涌来,接着就是拉群。


面对“先征求学校同意”还是“先做互助盒”的问题,群内第一次产生分歧,规避风险的留在大群,厌倦流程、渴盼落实的出走,又建小群。


群内负责筹款的同学发了自己的二维码,24小时之后,筹款结束。接着找过来的是学生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学代”)的前任常委,对方温柔而坚定,表示“学校已经大概了解到这个互助活动”,想和她们聊一聊。


前任学代常委联系童童的聊天截图。受访者供图


于是小群再重组。负责筹款的同学,将微信红包一个一个还了回去,因为“家里有事”退了群。小郑和学姐的图书馆行动受阻,也加入姐妹群,同时捎来了从深圳大学朋友处拿到的“卫生巾互助盒子开源策划案”作为参照。


殷艾宁加入时,全新的“绝美姐妹群”正磨刀霍霍,讨论、分工、干活。石墨文档、问卷调研、写策划,她们爆发出课堂presentation和小组作业时从未有过的执行力和积极性。


“绝美姐妹群”的成员们以线上共享文档的方式协同工作。受访者供图


然而学代传声的沟通方式让她们担忧。


提供开源策划书模版的深圳大学学生们,从开始筹备到校方通过,只用了一周多一点的时间。但和“姐妹群”接洽的学代会现任常委,却一直强调“我不能代表学代”。


11月10号,策划书提交后,群内一个在学代任职的成员试图联系辅导员,对方给她推荐了教师代表大会,于是,她们又递交一遍策划书。


等待答复期间,卫生巾互助之风已经刮进了中学——11月16日,在师生提倡、校领导支持下,福建一中计划全校覆盖卫生巾互助箱。#暨南大学卫生巾互助盒#也一度登上热搜,殷艾宁点进去一看,阅读量少得可怜,帖子互动也极少,结合校内互助盒迅速被撤的现状,她 “觉得很讽刺”。


“予她同行”提供的开源海报。图源:予她同行


Boys help girls


为了吸收经血,世界各地的女性曾经使用过各种天然材料。当古埃及的男人在金字塔和方尖碑上刻画象形文字时,女人们巧妙地在体内插入柔软的纸莎草吸收经血,上世纪20年代,外用的布垫最终成为首选,但它们既不实用,也不舒适。


所幸哈斯(Earle C.Hass)博士是一位善于观察的医生。他注意到妻子对卫生巾的不满,结合手术过程中用棉花止血的经验,发明了带有涂敷器的一次性卫生棉条,并在注册商标时,将“卫生棉条”和“阴道塞”两个词结合,取名丹碧丝(Tampax)。后者被投放市场后,一直沿用至今。


上世纪20年代,美国率先出现可穿戴、可重复使用的各式卫生巾。


如今社交媒体已成战场。就性别平权这一议题,支持和反对者各自挥舞着大旗,口舌相争属于家常便饭。在这场交战中,一旦落入男女二元的社会性别框架,人们便模糊了真正的立场。很多女性被归入“女拳”,而更多的男性则难逃“蝻犬”或“蛆”的互联网狙击。


但像哈斯博士一样具有同理心的男性似乎没有消失。


哈斯博士于1933年为他发明的月经用品注册专利。


总是“Girls help girls”,“Boys help girls”是否可能?唐庆叶在朋友圈看到卫生巾互助盒之后,立刻意识到他能做什么:作为暨南大学新闻社的编辑、校园媒体的一员,他“想帮助她们”,意识到用词欠妥,他立刻纠正道:“也不能说帮,只能说客观地去报道一下这个事情。”


他比殷艾宁和童童想得更远。除了互助模式的道德风险和学校的许可外,他想到的是卫生巾的储存风险,“有人可能会使坏,可能污染一些卫生巾。一旦有这个事情发生,没有人出来负责,这个组织不可能负责,她们是个人。如果有人生病了,那就是卫生事件。一旦卫生事件发生,互助盒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了。”


实际上,他也是最近才接触到“月经羞耻”这个概念。他在天津接受了完整的应试教育,但性教育的影子极其浅淡,几乎没有踪影。他的性知识来源于浏览网页时暧昧的飘窗广告,以及生物课的基本生理常识。


他依稀想起初中时,大家谈论数学题,讨论游戏,就是不讨论身体的变化——无论是女生们的月经,还是男生们的遗精,“好像大家都没感觉”。


暨大图书馆一隅。谭海彪摄


在新闻社的内部选题会上,他报的互助盒选题反响激烈。采访部共3男11女,社长是女生,高中在上海读女校——一个似乎已经实现月经自由的环境。从个体的生命经验出发,她质疑,月经羞耻是否真的存在?


唐庆叶没有让步。在讨论由谁操作时,大家一致认为“你报的题你做呗”,没什么性别之防男女之分。


一开始,唐庆叶也担心——他看了太多两性对立引起的争吵,不希望卫生巾互助盒成为下一个导火索,继续为无休止的性别骂战贡献燃料。后来,和“姐妹群”的那次交谈却让他感到安心。


正式采访时,他和5个“姐妹群”成员约在食堂的角落,线上还挂着3个人。9个人一言一语聊了1个半小时,从初衷聊到困难,从各自的月经羞耻经历聊到月经贫困。其中一个成员告诉唐庆叶,互助盒之所以放在公共洗手区域,是因为厕所内部过于潮湿,容易滋生细菌,因此放在外面会好些,而不是为了让男生女生都看到。


唐庆叶倒觉得区别不大:互助盒的初衷是为女生服务,到底是放在女卫里面还是外面,在这个议题上,“男生的意见并不是那么重要”。


顺着话题,他问了成员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互助盒这个事,是能鼓励女性去打破月经羞耻更重要,还是这个盒子放在卫生间里,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更重要?”


他没想到,“姐妹群”的回答是后者。


人来人往的图书馆入口。麦梓杨摄


相较于女生,知道互助盒的暨大男生并不多。唐庆叶问在图书馆兼职的舍友:“诶,你知道那个卫生巾互助盒吗?”对方摇摇头。


但舍友们都很支持唐庆叶。“卫生巾互助盒”引起反响后,网上有男生跟风,喊起了“手当其冲”的口号,嘲弄般地仿照“卫生巾互助盒”,放置了“卫生纸互助盒”。


聊起这个,宿舍里的几个男生觉着“莫名其妙”。对于他们来说,性别不是事,男生女生不过都是一具身体,或者说,一具物品罢了——唐庆叶从生物系转专业到新闻系,舍友也都是学生物的。


后来他拖了一星期,写了两千多字的稿子,还没发。社长读完文章,夸了他两句,不忘提醒他改文章的小标题。


“她们需要接受一些性教育”


和暨大卫生巾互助盒不同,11月2号投放至今,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卫生巾互助盒已成功运营了大半个月。


一只四四方方的白色塑料盒,粘在教学楼和图书馆的女卫墙上,周围环绕着三张纸——拒绝月经羞耻的海报、每日检查表,以及受西南政法大学启发的“卫生巾互助公约”。打开盒子,除了用密封袋包装好的卫生巾外,还有一张贴纸,写着“请记得放回”。


连雨在上外读研三,她清楚记得,当时她在椅子上休息,打开微博,刷到了卫生巾互助盒的推文。很多学校已经参与进去了,而她所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女生多,“那就更应该搞起来了”。


最早出现在上外图书馆女厕的互助袋,和暨南大学是同款。受访者供图


连雨所在的“SISU互助小组”一共16人,唯一的男生是她们的学弟,叫吴林,也是第一个在上外放置卫生巾互助袋的人。


作为男生,吴林上学时从没机会认识月经,后来受一位女权主义好友的影响,才开始了解自身以外的性别。看到微博后,他第一时间打印了海报,买了笔袋和卫生巾,进不去女厕,就拜托那位女性朋友帮忙。


第一次看到图书馆女卫外墙上的互助袋时,连雨有些激动,在此之前,她已经为学校的许可接连奔波了好几天。得知图书馆的物业管理独立于学校后勤处后,她联系了吴林。


对连雨影响极大的一本书,Facebook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g的自传《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受访者供图


初中时,连雨有过一段“疑似被校园霸凌”的经历,总是受到女生的排挤和冷落。


一次月经量多,漏在了校服裤上,她站起来一看,椅子红了。她又惊又怕,一边擦一边留心旁人的反应——几个女生露出了嫌弃不已的神情。干纸擦不干净,沾水擦,连雨的手上也沾了丁丁点点的红,女生们的表情愈发厌恶起来:“我靠,你看她好恶心。”


连雨听见了,听得很清楚。现在,她唯一的感觉是,“她们需要接受一些性教育”。


“卫生巾互助盒”并非她唯一一次行动。最近,她还给高级翻译学院英语口译的研二学生们做了一场性教育Presentation,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讲到处女膜的构成,再到避孕措施和知情同意的概念,20分钟的展示时间压根刹不住车。


这可能是这些早已成年的学生,此生上过的最完善的性教育课堂了。课后,老师跟她说:很后悔,希望把12岁的女儿也带来听一听。


连雨在课上展示的PPT。受访者供图


互助盒计划零零碎碎加起来只花了105块。盒身是采购的同学从网上淘来的棉签盒,外表大方,背胶牢靠,大小适宜,9块一个。


“SISU互助小组”每天派人对校区内的5个互助盒和互助袋进行检查、维护:先要用酒精棉片擦拭盒子表面,再检查卫生巾是否过期,是否需要补充,密封是否完好,最后,在检查表上签字,拍照发在微信群内,和第二天负责的人交接。


上海外国语学校虹口校区目前有4个这样的卫生巾互助盒、1个互助袋。受访者供图


最初一批卫生巾是连雨众筹来的。4个盒子,每个需要放4片卫生巾,加上补货要用的,算起来只需要30片,同学们却恨不得一包一包地给她们塞。


然而,补货用掉的6片让连雨有点失望——负责检查的同学,每天都会观测盒内的余量,以及用完后有没有人自觉放回——只有在一片都没有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补货。


 “取一放一”下面是红笔画着的波浪线。受访者供图


用于补货的卫生巾几乎都消耗在图书馆。连雨“现在都有点不懂”:在她看来,能进图书馆的都是上外师生,素质较高,这应该是最不用担心的一个地方,但在3、4楼,甚至出现了卫生巾“两天都剩零片”的情况。


这种失望并不是第一次袭击她。她们贴在图书馆4楼走廊的“拒绝月经羞耻”海报,不止一次被挪进了女卫生间,她们再贴出来,又被挪进去。最后,图书馆出来一位女老师,让她们不要贴在这里。


“为什么?”她们问。通道里还有垃圾分类的海报,上海垃圾分类了。


“你放在这里大家都能看见了。”


“目的就是要大家都看到。”


老师说:“这样多不好,有的人看了就觉得不舒服”。尽管老师“也知道月经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但贴在4楼通道的海报还是反复被撕掉。


被反复撕下来的宣传海报。受访者供图


卫生巾互助盒何去何从,连雨还没有想好。“我们还有一年半毕业,现在还没有讨论,但应该会找信得过的学弟学妹,比如吴林,看看他跟同学们有没有意愿做下去”。


最好的情况是“后面就用不着这个盒子了”——在互助盒落地的同时,她联系了筱叶子公司,对方和学校国资处(国有资产管理处)接洽得十分顺利,目前在上外两个校区各布置了一台卫生巾自动售卖机。


连雨希望大家以后都用售卖机,“这样质量能够有保证”。


自助售卖机安装后,连雨和朋友们都去买了卫生巾,以示支持。受访者供图


卫生巾革命向前一步


孙曼最近很忙。从10月中旬开始,陆续有各大高校的学生打电话进来,希望推动卫生巾售卖机进校园。一开始她摸不着头脑,后来有学生跟她解释,她才知道有卫生巾互助盒这么个事儿。


2015年,孙曼和朋友创立了筱叶子科技有限公司,主打卫生巾自动售卖机,口号是“改变女性出行习惯”。她和好友去日本旅游,看到好多公共场所都有卫生巾自动售卖机,国内既然没有,“不如就做一个”。


创业团队只有8个人。市场调研开始了,6个男生负责发问卷,发微信、打电话问自己的女性亲朋好友。剩下的2个女生守在北京西单、东单的商场女厕门口,看人出来就拦着问。


实际上,绝大多数商场都向顾客提供免费卫生巾,但90%以上不会给出标识——这就需要直面困境的女性,自行寻找服务台或可以帮忙的保洁阿姨。孙曼记得:“只要是女孩子都没有(抗拒的),都特别接受,甚至很兴奋。”


初代卫生巾售卖机上写着一句话,“我是你今天的小幸运”,然而,2016、2017年两年加起来,团队安装的机器不超过50台。2017年,无人自助售货终端成为新风口,一些媒体采访孙曼,听她说“都不好意思说公司的销量”,有记者误解了原意。结果文章发出后的一个半月,接连有不同的风投公司打电话,问她是否需要融资。


筱叶子的第一代产品。受访者供图


身边一些男性友人不看好她的项目,好言相劝:“姑娘,这个项目别做了,亏死了。”甚至有的商场装完机器后还在问:“真的有人买吗?”


以前孙曼不理解,挺气的,后来就想通了:“我们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他们是站在男性的角度,出现分歧是正常的。”


如今,她的团队壮大到20多人,机型进化到第5代,主要合作对象是商场——越是高级的商场越注重这些细节。商场之后就是高校。2017年前后,筱叶子和北京林业大学合作,这是第一所高校,随后,产品开始铺设在华北各所高校。


最新一代卫生巾自助售卖机。受访者供图


尽管承诺免费安装,但卫生巾售卖机进高校还是面临重重困难。


首先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复杂的审批流程让一些老师望而生畏。和更多老师沟通后,孙曼了解到另一层面上的顾虑:“他们会说,我们上面也是有领导的,领导会来视察。我们引进这个东西,如果是我们花钱买的,你花的钱值不值得?这是需要报批的;(如果)我们不是花钱买的,你们这是个消费的东西,这就属于有点商业运作了”。


最离谱的是东北某高校,不仅开出天价“进场费”(即学校在管理卫生巾售卖机方面需要支出的运行维护成本),还“坐地起价,要我们给两万块”。双方直接谈崩。


后来团队被迫做出调整:在免费进校安装的基础上,统一给高校每年1000元的管理费,需要时,请行政部门的老师代为补货运维。


逐渐走进高校的售卖机。受访者供图


和连雨联系时,孙曼记得上外的老师反应特别迅速,即便有一些顾虑,但也没有阻拦,“学生当时都激动得不行了”。


但更多的学校基于安全的考虑,暂时拒绝了学生。“她们就特别无助、无望,给我打电话问我们有什么办法,或者问别的学校都是怎么做成的”。还有人希望她能直接出面,跟校方沟通,“说得很可怜,我自己都觉得挺不容易”。


孙曼团队在上外安装售卖机。受访者供图


“商业是最大的慈善”,殷艾宁已经忘了从哪看到的这句话。从一开始,她就对互助盒的可持续性持保留态度,“卫生巾互助盒的形式和实际用处,可能前者大于后者”。看见有人在微博上分享卫生巾自动售卖机后,她将之作为互助盒的商业化替代方案,正式写进了策划书。


但20多天过去,依旧没有答复。


学代常委告诉童童,老师们最近忙于校庆,他们也还在讨论中,之后会反馈修改意见。“姐妹群”的成员们也都有各自要忙的事。偶尔想起互助盒时,殷艾宁感到意料之中的失望——以前在深圳校区时,学生们希望安装快递代取柜,前后花了两三年才完成。


但她还是抱有希望的。在“姐妹群”共同起草的《暨南大学卫生巾互助计划策划书》里,“项目意义”这么写着:


“从当代的大学生做起,对正在成长的、观念尚未完全定形的未成年人起到带头和引领;令已经进入社会的女性看见新生代的后援与助力,从而使她们更敢于在社会环境中打破月经羞耻,为自己和新生代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


“我们就觉得应该把它落实,不能只出去博个名头。”殷艾宁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文  大王  |  编辑  简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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