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峰 陈文：国外翻译史研究的课题、理论与方法 |《中国外语》2020（3）

王峰陈文：国外翻译史研究的课题、理论与方法 |《中国外语》2020（3）

王峰陈文应用语言学研习 2021-03-16

转自：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摘要：为了给我国翻译史研究提供国际借鉴,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的SSCI、A&HCI期刊论文为数据来源,检索到2005—2017年间共有149篇文献以“translation history”或者“history of translation”为主题词。借助CiteSpace、VOSviewer、Histcite等工具,本文展开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旨在回答以下四个问题:(1)国际翻译史研究的整体情况如何?(2)中国学者的翻译史研究国际发表情况如何?(3)国际翻译史研究的重要议题有哪些?(4)国际翻译史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是什么?主题词：翻译史; 翻译学; 文献计量; 文献综述; 知识图谱;

作者简介： 王峰，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应用语言学系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翻译学、文体学.陈文，上海建桥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语料库语言学、文献计量。

文章来源：《中国外语》2020年第3期，文章已获作者授权。

1 翻译史书写

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有文字可考的最早译作是春秋时期越女棹歌《越人歌》。由此推断,我国有迹可考的翻译实践已经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西方翻译史最早则可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即赫梯语与古埃及语互译的《赫梯法典》(泥版),现存土耳其博阿兹柯伊赫梯档案馆(曹明伦,2013:12-15)。与历时千载的翻译实践比,翻译史作为学术研究起步较晚,仅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逐步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课题(André,2009:133),堪称扛鼎之作的是Pym(1998)的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该书对翻译史研究方法论展开了系统、科学的探索性研究。中国内地译学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翻译史课程的设置以及相关研究,开创期代表作是1984年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89年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91年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等,自此拉启了国内译学界编纂中西翻译史类著述的帷幕(谢天振,2009:v)。

那么,翻译史书写的价值和目的何在?我们较为认同Tymoczko (1999:41)的观点:“所有的文学作品均可视为所处文学与文化语境的一种转喻。”译者使用的翻译策略往往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相关。因此,译文不仅仅是一个文本,更是一次跨文化行动;脱离翻译史观照的译本、译者和译法研究很难令人信服。翻译史钩沉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把“历史中的翻译”与“翻译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Rundle,2012)有效联系,互为参照。

30多年来,我国翻译史研究的热度不断攀升,甚至成为国内翻译学研究热点前10名的重要关键词(王峰、陈文,2017)。但是,翻译史研究在课题、理论和方法层面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中西翻译史编写,包括课程设置,一直都是各行其道,互不搭界,似乎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是性质迥异、无法沟通的两个事物(谢天振,2009:v)。第二,如André (2009:133)所观察的那样,国际翻译史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已经逐步从传统的自上而下、欧洲中心、客观主义、精英主义转向普通民众、大众文化以及跨越政治边界和历时化的机构翻译研究。与之对比,我国翻译史研究更关注作为社会精英的翻译家。此外,这种自上而下的精英意识还体现为部分研究者将“翻译理论接受史”与“翻译史”混为一谈。前者的研究主体是译论(参见陈福康,1992;杨柳,2009),后者的研究主体为译作。然而,有的著作冠之以“翻译史”之名,而行“翻译理论接受史”之实,这样的术语混淆影响了正常的学术对话。第三,我国部分翻译史编纂缺乏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通篇旁征博引,貌似资料翔实,言之凿凿,但缺失了翻译史研究者的真知灼见,流于历史档案的汇编堆砌。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的SSCI、A&HCI期刊为数据来源,检索到2005—2017年间共有149篇文献以“translation history”或者“history of translation”为主题。借助CiteSpace和VOSviewer等工具,本文展开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旨在回答以下四个问题:

(1)国际翻译史研究的整体情况如何?

(2)中国学者的翻译史研究国际发表情况如何?

(3)国际翻译史研究的重要议题有哪些?

(4)国际翻译史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是什么?

正如国际翻译史研究近年来一直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Bastin,2017;Boyden,2006),本研究并不预设国际翻译史研究的优越性,而是期待通过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在课题、理论与方法层面找到对国内同行研究有参考价值的新发现。

2翻译史国际发表总体情况及中国学者参与度

鉴于本文研究的样本规模和时间跨度并不大,不宜将发文总体划分为初始期、发展期和高峰期(例如王峰、陈文,2017),本研究将通过发文量变化推断国际期刊在翻译史选题上的决策。表1是翻译史研究国际核心期刊历年发文数量的概况,年均发文量12篇左右^②。

从表1可以发现2014年和2016年,翻译史研究的发文数量有了明显增多。那么,其中隐含了哪些重要成因呢?经过文献筛查,我们发现翻译学权威期刊Translation Studies分别在2014年和2016年推出了专刊“The City as Translation Zone”和“Translation in Wales:History,Theory and Approaches”。此外,Translation Studies似乎把每年的第2期特设为国别翻译史、翻译史研究方法的专刊:2010年的主题是“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in Turkey”,2012年的主题是“Rethinking Methods in Translation History”。之后,该刊仍将翻译史研究作为重要选题:2018年的主题是“Translingualism and Transculturality in Russian Contexts of Translation”,2020年的主题是“Translation in Ireland: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2021年的主题是“Translation in South Asia:a Cultural History of Texts and Multilingual Practices”。上述选题研究的对象多数是具有很强的“自国认同感”的后殖民地国家或者地区,比如威尔士、爱尔兰、南亚(印度、巴基斯塔、孟加拉等)。由此,我们推断后殖民主义理论可能是翻译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后文的文献计量将检验这一假设。总之,国际翻译学期刊在选题上的关注极大地推动了翻译史研究。表2是刊登翻译史研究的国际核心期刊。

表1 翻译史研究国际核心期刊历年发文数量(2005—2017)

表2彰显了翻译史的跨学科属性,刊文的主要期刊有翻译学期刊Translation Studies、Meta、Translator、Perspectives等,世界文学期刊World Literature Studies和传播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等。表3呈现了翻译史研究者的署名单位所在地。

表3显示翻译史研究的主流阵地仍然在英、美、加等英语国家。当然这并不等于作者的国籍,更不等于其文化身份。除了英语国家之外,我们猜测地缘战略位置的国家拥有多语言、多文化的翻译史土壤。比如,土耳其处于亚欧十字路口,有得天独厚的多语翻译基础。再比如,爱沙尼亚位于俄罗斯和北欧之间,本民族爱沙尼亚语言也受到了入侵民族的洗牌和影响。

表2 翻译史研究刊文的主要国际核心期刊(2005—2017)

表3翻译史研究者署名单位主要所在地(2005—2017)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也有重要的贡献,尤其是香港浸会大学(表4)。中国学者的主要贡献包括:(1)翻译史方法论研究。香港浸会大学张佩瑶从太极推手提出了“推手”哲理的翻译史研究路向,借以回应知识建构的科学性与客观性问题,并消解二元对立思维在当下衍生的自我封闭、无视他者等局限(Cheung,201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周晓岩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孙三军用文献计量法探索了翻译史的量化研究(Zhou & Sun,2016)。(2)专门史研究。南京大学曹丹红与许钧研究了明末清初的科普翻译对中国现代性的构建(Cao & Xu,2016)。天津理工大学许建忠(Xu,2005)和复旦大学陶友兰(Tao,2016)分别回顾了中国翻译教学的历史发展。复旦大学刘敬国根据史料考证发现长久以来人们神化了玄奘法师的佛经翻译成就(Liu,2011)。台湾学者李奭学专门探讨了明朝耶稣会士的文学翻译(Li,2010)。华东政法大学屈文生追溯了19世纪中叶来华传教士把西方法律术语翻译引入本土的史实(Qu,2014)。香港中文大学邱林川探讨了翻译助力传播学在我国港台地区的发展(Qiu,2016)。(3)史论结合。香港浸会大学谭载喜比较中外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翻译的隐喻,挖掘折射出不同的翻译观(Tan,2006)。表4是翻译史发文主要研究机构。其中,最主要的阵地仍然是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该机构也是国际发表翻译学SSCI论文数量最多的单位(王峰、陈文,2017)。

表4翻译史发文主要研究机构(2005—2017)

3 国际翻译史研究的课题

通过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分析,我们将继续探讨国外翻译史研究最关注的课题。表5是借助Histcite软件从149篇翻译史论文中计算得出的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包括两个参数:(1)该文被其他SSCI、A&HCI期刊论文引用的频次(WoS引用);(2)该文被本研究148篇国际翻译史文章引用的频次(同行引用)^③。

表5 翻译史研究国际影响力论文

表5显示,翻译史研究方法、翻译在历史中的作用和译者现身/隐身这三个课题是当下国际学界翻译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其中,研究方法是目前国际翻译学界最为关注的课题(Cheung,2012;Littau,2011;Munday,2014;O’Sullivan,2012;Rundle,2014)。这些研究都是对Pym(1998)翻译史研究方法的呼应、补充与延伸。正如André (2009:133)对Pym(1998)的批评:一方面,Pym认为翻译史的重心在译者而非译本;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语料库是翻译史研究方法创新的增长点。须知,语料库正适用于文本分析,特别是“词汇—句式—语篇”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王峰、刘雪芹,2017)。值得借鉴的是,Munday(2014)汇集档案、译者手稿、译者文章、访谈,力求再现翻译的历史语境,真正让译者一手资料研究落到实处。他的收集范围包括雷丁大学的Archive of British Publishing and Printing,东英吉利大学的the Translator Archives,布里斯托大学的Penguin Classics Archive,普林斯顿大学的the Latin American Special Collections以及得克萨斯大学Harry Ransom中心的译者文章。总的说来,Munday(2014)的研究对象集中在印刷媒介,而翻译实践范围并不局限于此。比较而言,Littau(2011)的视野更为广阔,他分别探讨了口头传播、手抄本、印刷本、影视媒体时代翻译史料记录的方法。尤其是在“后翻译时代”超文本翻译盛行的当下,Littau的研究具有方法论开创性意义。

翻译史研究不能停留在提供一串枯燥的数字、时间、人名等层面,而是从历史长河中发掘翻译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的作用,对照翻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功用的变化。表5体现的另外一个重要课题是社会互动。比如,D’hulst(2012)研究了19世纪比利时文学翻译带来的文化迁移,特别是佛莱芒—法语的文化内翻译对比利时民族文学建立和意识形态塑造起到的作用。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是1839年荷兰承认比利时成为独立的王国,在19世纪整个欧洲的文学系统(包括翻译文学)都在潜移默化地引领国民回顾过去的历史,赋予国民的行为、习俗、习惯以新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我国的翻译史研究与社会翻译学紧密相连。比如,邵璐(2012)研究了晚清杰出译者严复、林纾的译者惯习、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象征资本,认为此二人能在所属时代的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中争夺到各种资本,最终借由翻译创立了中国近代文学场域。

4 国际翻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4.1 共被引文献聚类

本文使用VOSviewer进行共被引文献聚类,入选文献最低被引频次为3,共74篇文献入选,形成7个聚类,可视化效果见图1。每一个板块代表一种文献的聚类,其面积越大,代表该聚类的共被引文献越多。文献被引次数越多,字体越大。之前的分析主要以论文为主,图1除了SSCI期刊论文之外,还展示了国际学术界翻译史研究较常引用的学术著作。学术著作与学术论文的区别在于:前者更为系统、成熟,重在传播;后者更为新颖、及时,重在公示。学术论文也许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学术对话、商榷、引用才能沉淀成型,以学术专著的面貌出现。比如,Baker(2006)的个人叙事、功能叙事、概念叙事和元叙事的分类框架,就是采用了Somers(1992)和Somers & Gibson(1994)的理论架构。此后,Baker的著作Translation and Conflict很快成为翻译史研究的重要理论参照。接下来,我们将重点以学术著作为对象,分析每个聚类体现的翻译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聚类1是翻译史描写方法,以Pym (1998)、Toury(1995)和Baker(2006)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Toury的规范研究与Baker的叙事研究既对立又互补。迥然于规范研究的文学翻译应用,Baker的叙事理论聚焦社会运动(伊拉克战争、反恐等)中译者对源文编码意识形态的增加、减弱、修改等调节方式。Baker(2007:152)曾严词抨击翻译规范研究:“规范研究只关心文本中抽象的、重复的、系统的行为,从而湮没了无数个体译者为反对主流型式,反对政治社会教条而付出的努力。”Baker(2006)以叙事为描写方法,以框架(framing)为解释方法,为翻译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值得我国翻译史研究同行借鉴。聚类2主要为翻译史综述,以论文集和百科全书为主要文献(详见André,2009;Bastin & Bandia,2006)。聚类3凸显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史研究(Cronin,2003,2006)。经济全球化与世界主义均强调全球范围的资本、服务、技术等是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二者对于翻译史研究意味着摈弃静态地、孤立地看待翻译史实,倡导包容翻译活动中体现的民族差异性,尊重多重文化身份,而非依靠一种变量来确定单边、绝对化的身份。显然,翻译史书写从来无法绝对中立,更无从绝对客观。经济全球化与世界主义视野下的翻译史研究融入了更多涉事方参照和跨文化移情,比激进的后殖民主义更加折中。聚类4跨文化翻译研究史研究,以Pym (2000)为代表。聚类5是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史研究,代表作是Tymoczko(1999)。聚类6是译者现身/隐身。Venuti(2008)并非以翻译史研究为目标,甚至摒弃了传统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和目的论原则(teleology),旨在通过谱系学分析用现代英语翻译史对抗译者的隐性,同时反对现代英语透明化的翻译。叙事理论、后殖民主义、异化翻译有两大共同点:一是都强调意识形态冲突,二是研究对象基本是时代、区域或者整体文学系统。聚类7的核心文献是Lefevere (1992)的改写理论,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角度来解释改写,更适用于特定文学作品复译的翻译史考察。总之,我们认为翻译在历史中的作用既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又反作用于意识形态的变化。图2将7个聚类体现的7种主要理论放置于意识形态“平和—冲突”的连续统来呈现。

图1 共被引文献聚类

源文、源语境的意识形态可能龃龉于译文、译入语境的意识形态,甚至不同译文之间的意识形态也千差万别,所以翻译史研究往往从图2中列举的理论寻求解释。在这一点上,我国翻译史研究者与西方同行认识相同。比如,辛红娟(2011)发现汉语语境里《道德经》通过大量譬喻建构对女性特质的价值判断,其译本被西方女性主义倡导者和同情者积极地误读,将老子当作女权主义者代言人。这种具有反传统意味的当代诠释对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追求性别平等的社会运动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也是传统对等理论无法解释的社会客观现实。近年来,我国学者将批评话语分析和语料库翻译学的方法融入翻译史的描写和解释,开拓了语料库批评译学,也是不同于西方同行的一道新亮点(胡开宝等,2018)。

4.2 关键词聚类

用VOSviewer进行关键词聚类,入选关键词最低出现频次为2,共41个关键词入选,其中有2个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不共现,聚类图中自动略去。最终形成7个关键词的可视化,见图3。

图3只显示每个聚类中最高频的关键词,分别代表了在SSCI、A&HCI期刊上发表的翻译史研究论文中集合出现的关键词分类群组。图3与图1的共被引文献颇为呼应:聚类1关注翻译史的社会属性,由文化翻译、惯习、审查制度、放逐、性别、意识形态等关键词组成。聚类2以体裁为主,包括佛经翻译、土耳其语改革。聚类3是以媒介为主,关键词包括出版物史、译本老化、文献计量学、出版文化等。聚类4以方法论为焦点。聚类5是口译史,关键词是西塞罗、口语化、口译员。聚类6是伪译。聚类7是基于特定文学作品的翻译史,关键词是复译、间接翻译。总的来看,图3显示的是翻译史研究问题,包括翻译史的社会属性、体裁特征、媒介特征、方法论以及翻译策略方法。

图2 翻译史理论的意识形态关系

图3关键词聚类

5 结论

通过知识图谱分析和文献计量的方法,本文回顾了SSCI、A&HCI期刊2005—2017年间发表的翻译史研究论文:第一,翻译史研究起步较晚,发文量不高,主要由专刊组稿(特别是Translation Studies每年的第2期专刊)拉动区域翻译史研究。第二,期刊论文发文量与学术著作被引情况均显示中国学者(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国际翻译史研究领域有较为显著的贡献。第三,翻译史研究的两大课题,即“历史中的翻译”与“翻译在历史中的作用”,呈现出以前者史料为基础,向后者推进的“社会化翻译史”研究取向。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和共被引文献聚类分析,本文发现翻译史研究方法是当下翻译史研究的热点。在Pym (1998)的方法论奠基之作之后,当下翻译史的解释方法百花齐放,一方面是趋于求同的世界主义、跨文化交际、描写译学,另一方面是趋于冲突的改写理论、后殖民主义、冲突叙事和异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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