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财经媒体在报道中国经济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国的国家形象，这一塑造往往通过隐喻修辞进行。本研究以英国《金融时报》和《第一财经日报》为对象，选取三个重大国际经济事件，对比分析这两家主流财经媒体在中国经济报道中的隐喻修辞，并阐释其异同背后的跨文化因素。

关键词

国家形象 跨文化传播 隐喻 批判性话语分析 财经新闻

“国家形象”议题是“二战”后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的产物。在国际上，学者们通常将该议题置于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领域。在国内，中国“国家形象”是在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热点议题。自2000 年以来，相关研究明显呈上升趋势。这些研究中，既有理论综述和对策分析，也有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在宏观层面，荆学民、吴献举等学者做了大量的概念梳理与理论创新。在微观层面，实证研究层出不穷，如孙祥飞采取内容分析法对“中国梦”的跨文化传播做了实证研究，薛可等人运用实验方法对“国家形象代言人”的新闻报道做了受众分析。国际上对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研究则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把中国国家形象传播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宣传政策和外交政策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侧重从经典理论出发，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效果。

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主要动力，经济议题也是国外主流媒体对中国最关注的领域之一。但是，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媒体刻板印象等多方面的因素，国外主流舆论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呈现出复杂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认可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担心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是否真的能实现“和平崛起”。王钰较早指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并不必然带来国家正面形象的提升。自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历经考验和挑战，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在此背景下，财经媒体对中国经济形象的塑造成为十余年间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以量化数据为依据，剖析中外主流财经媒体对中国经济议题的隐喻修辞，比较二者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解读。

一

“国家形象”辨析

学界对于“国家形象”的定义有颇多讨论。吴献举和张昆认为，对国家形象的定义可以分为四个类别，即“媒介形象说”“评价说”“实力说”“身份认同说”。他们认为这四类定义均有不足之处，没有哪一种定义可以完全诠释国家形象的内涵和特征。荆学民和李彦冰指出，对于“国家形象”这一概念的最大误区在于将其与“民族形象”混为一谈，国家形象的研究应更关注经济、政治和地理等因素。国际学术界对于国家形象的定义同样存在分歧。一部分学者在讨论“国家形象”时偏爱使用“national image”这一表述，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一说法在英语语境中可能引发歧义，因此更倾向于使用“national branding”的表述方式。詹妮弗·李斯－玛氏蒙特（Jennifer Susan Lees-Marshment）的专著《政治市场的革命：英国政府的转型》在这一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她提出，当代社会背景下，公民对于各种类型的政治组织的诉求持续上升。作为相应的反应，各类政治组织必然有责任回应这些日益增多的诉求。这种互动导致了“政治市场”的产生。同时，在这种政治语境下关注各类政治议题的群体则被看作政治市场的“消费者”。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外传播国家形象也就成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政治市场”上建立“国家品牌”的过程。娜迪亚·卡尼瓦（Nadia Kaneva）将“national branding”定义为一种旨在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构建国家地位的话语和实践。国家形象因此也就成了一个建构的过程。

将国家形象区分于民族形象和其他易混淆的概念十分重要，但现存的各种定义之间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诸如“媒介形象说”、“评价说”和“实力说”等派别之分，抑或“image”和“branding”的表述之别，实际上反映的是对“国家形象”议题的具体研究角度问题。任何单一的研究课题或者研究成果都不可能完整地回答国家形象这个宏大话题下的全部问题。正如王海洲所言，从国家形象“是什么”的争论演进到国家形象“有什么”的阐述，是过去十几年来学界在这一议题上逐渐成熟的表现。因此，对于“国家形象”这一宏大话题下的具体问题研究，应该首先找准定位，在一定的研究语境中定义具体的“国家形象”维度。

二

话语中的隐喻：一种形象建构的路径

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理解“隐喻”具有重要意义。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存在于人类的意识语言活动中，并且已经成为普遍的话语表达手段。根据隐喻所关联的隐含意义，可以反映一个事物或者事件的特征和具体形态。乔治·拉考夫和马克·约翰逊（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把隐喻定义为“两个具有相似性或者经验关联性概念之间的映射”。其中，隐喻又分为靶域与源喻。靶域与相对抽象、复杂和不容易描述的概念相关，比如时间、感情等；而源喻与具体、客观实在事物的描述有关，例如动作、身体现象等。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指出，隐喻是进化过程中人类创造和创新能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隐喻，人们可以了解使用者所构建的语篇以及感受写作者强调的话语环境，体验和理解抽象和复杂的事物。正是由于这些特征，隐喻在新闻话语中被广泛运用。读懂隐喻也就成了读懂新闻文本背后蕴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路径。

马丁·康伯伊（Martin Conboy）和唐敏瑶认为，纵览新闻史上新闻话语的演变，隐喻一直是新闻业赖以表达其对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态度和倾向的工具。隐喻的使用也防止新闻语言由于坚守客观真实原则而变得平淡无味。康伯伊的观点与杰拉德·斯汀（Gerard Steen）大体一致，后者也肯定了隐喻有在特殊敏感语境中以间接的方式谈论话题，从而协调气氛、填补语言空缺的作用。新闻业主要在两个方面运用隐喻修辞：其一是对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方面，诸如“看门狗”“扒粪人”等说法层出不穷，表达了新闻从业者在一定历史语境下对自身的职业定位和内在价值取向。其二是在媒介话语方面，除了使文章更加生动有趣之外，隐喻还承担了暗示文字背后态度、取向、立场的作用，并在读者面前塑造了被描述对象的形象。

批判话语分析法的创立者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是较早研究媒介话语中隐喻的学者。他借鉴了马克思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文本必须放到上下文语境和社会语境中加以解读。通过对比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Mail ）和《太阳报》（the Sun ）在战争报道上的隐喻，他发现《每日电讯报》的语言较为中立，而《太阳报》则灵活地运用隐喻暗示其对英美军方行动的支持。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会不同程度上通过隐喻来表达立场、塑造客体形象。读者在阅读新闻时，不仅受到议程设置的影响，也会不自觉地接收隐喻修辞中的价值观信息。而隐喻修辞本身所带来的趣味性，更能一定程度上强化隐喻内容对读者的吸引力，加深读者对隐喻对象的记忆。

经济议题往往是读者中的精英群体最为关注的议题。经济信息报道不仅体现新闻专业功底，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精英群体对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理解和判断。从表面看，记者通过隐喻将复杂的经济问题与直观的生活、文化现象联系起来，以方便读者阅读。从深层次看，隐喻折射出特定媒介乃至媒介所处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对经济行为主体的价值批判，从而构建出该经济行为主体的“形象”。主权国家常常是一系列重大经济行为的主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隐喻是媒体构建国家形象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三

研究问题与方法设计

本研究以中外主流财经媒体中国经济议题报道中的隐喻为对象，对比二者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具体研究问题有二：

（1）中外主流媒体分别使用哪些类型的隐喻来塑造经济议题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2）中外主流媒体的隐喻手法折射出怎样的中国国家形象？其隐喻修辞技巧反映了怎样的价值判断？

本研究采取以下步骤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

第一步，对新闻媒体进行抽样。本研究以国际主流财经媒体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和国内主流财经媒体《第一财经日报》对中国经济的新闻报道为对象。在时间上，选择三个重大国际经济事件为背景，分别是：2009 年“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全球经济复苏、2010 年中国GDP 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和2019 年中美贸易争端，抽取事件当年各三个月的全部报道为样本。因2010 年的GDP 统计数据在2011年才得以公布并在舆论场产生影响，故而第二段抽样设定在2011 年期间。共抽样出296 篇英文报道和5646 篇中文报道。

第二步，在上述抽样报道中提炼隐喻并进行归类。提炼程序如下：（1）通读所有抽样报道，人工标记出所有隐喻。（2）对所标记出的隐喻进行定性分析，归纳其类型。定性编码由两名编码者共同完成，以符合信度测试要求。编码者基于上文提到的拉考夫和约翰逊对隐喻的定义进行归纳编码。（3）通过定量的词频统计，量化表述不同隐喻类型的使用频率。（4）通过对比中外媒体上的高频隐喻类型，分析两者在隐喻方面的使用偏好。通过这种分析，可以对本文的第一个研究问题进行有效回答。

第三步，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法，结合费尔克拉夫“文本实践”、“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归纳出不同媒介通过隐喻所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隐喻背后的修辞意图才是媒体话语传播的关键，同时也是媒体影响受众思想意识的利器。通过这种分析，可以推测隐喻背后价值观层面的意图，从而对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问题进行有效回答。

四

《金融时报》的隐喻偏好与形象塑造

本研究根据拉考夫和约翰逊的隐喻分类对抽样文章进行统计，将使用频次前10 位的隐喻类型列为高频隐喻。《金融时报》在2009 年、2011年和2019 年样本中的隐喻总频次分别是91 次、109 次和198 次，而高频隐喻的使用次数分别为53 次、71 次和131次，分别占比58.2%、65.1% 和66.2%。高频隐喻折射出的客体形象，基本可以反映整个样本的立场倾向。《金融时报》高频隐喻统计情况如表1、2、3 所示：

《金融时报》对隐喻的使用手法较为灵活，高频隐喻类型的历年排序变化较大。其中，物理运动、机械、军事和动物四类隐喻在各年统计中均列在前十位，应是该媒体惯用的手法。从文本实践的维度出发，《金融时报》偏好使用自然界、生活中常见的物和行为进行修辞描述，给人直观感受：如“窗户”（window of the world）、“管弦乐”（an orchestrated plan）、“蛋糕”（cake）等。这些隐喻的修辞意图需要结合上下文才能读出。

结合报道当年的世界经济形势，以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为框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金融时报》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随着时局波动。

2008 年金融危机余波未平，2009 年全球经济形势并不乐观。中国经济走势对全球经济提振至关重要。在这个大背景下，《金融时报》的隐喻透露出对中国经济复苏的期待。当隐喻的直接对象是中国本身（即以“China”作为主语或宾语）时，中国被塑造成一个国际经济问题的领导者甚至经济颓势挽救者的形象。其中，机械隐喻被大量使用，成为当年最高频的隐喻类型。如“中国经济已被加满燃料”（China's economy has been fuelled by a strong rise.）和“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将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China, India and Russia will become the engine of world growth for a while.）的说法，俨然已把中国塑造成世界经济复苏的发动机。《金融时报》表现出对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建设的期待。当出现争议性话题特别是涉及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利益冲突的时候，《金融时报》极少使用军事隐喻来渲染“对抗话语”，而是强调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例如指出“如果中国失去信心，美元将会崩塌”（If China loses faith, the dollar will collapse.）。再如针对在欧洲的中国投资议题，该报采用“中国资金将谦逊的欧洲带回议事日程上来”（China fund puts humbled Europe back on agenda.）的说法将中国置于解决事件的主导地位。这些隐喻的集合把中国在国际投资贸易上的一系列动作描绘为正常的经济行为，塑造和平且积极的中国形象，甚至把中国形容为挽救世界经济颓势的一股力量。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2011 年世界各国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这一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GDP 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在这种背景下，《金融时报》在中国议题上的隐喻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金融时报》保持了一份国际大报应有的专业水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有一定的正面态度。其中，水域隐喻被频繁用来形容中国经济的强势。如“中国出口猛增令人惊讶”（China reveals surprise exports surge.）和“由沿海到内陆的城市化进程使中国的建筑业增长迅猛且毫无放缓的迹象”（China's surging construction sector is showing no signs of slowing as urbanisation spreads inland from big coastal cities.）等语句均使用了“surge”一词。“surge”原意为“波涛汹涌”，在上述例文中有“增长迅猛”之意。同时，机械隐喻再次被用来形容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如形容中国制糖业为“‘甜蜜’的增长引擎”（sweet growth engine）。另一方面，西方媒体话语中透露出对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的防备心理。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时报》没有采用充满火药味的军事隐喻和体育竞技隐喻来表达这种警惕，而是巧妙地用饮食隐喻暗示中国的欲望。其中“胃口”（appetite）一词被多次使用，如“中国对美国国债胃口的减弱已经不再是个秘密”（It is no secret that China's appetite for US Treasuries has been waning.）。仅从字面看，“胃口”一词把经济行为与人类最日常的行为——吃饭联系在一起，并不带有贬义。然而，对比2009 年该报对类似经济事件的表述，就会发现中国的国际贸易行为在2011 年的新语境下不再被解读为担当国际责任。“胃口”一词看似中性，但在上下文语境中却容易给读者留下一个略显贪婪的形象。如果说“胃口”的修辞意图还比较隐蔽，那么另一些隐喻则直接透露出对中国的指责。比如，在贸易逆差问题上，《金融时报》就直接将中国出口的低价商品比作“洪水”（flood）。“洪水”毫无疑问是一种破坏性极强的自然灾害，以此为隐喻强调中国出口对西方市场的冲击，矛头指向明显。至于这些低价商品的涌入是否合法以及给当地居民带来实惠等细节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从读者角度，这股“洪水”的涌入可被解读为对利益的渴望，强化了中国“贪婪”的形象。由此可见，《金融时报》延续了西方媒体的刻板成见：它一方面鼓励中国在国际经济议题上更有担当，另一方面却暗防中国经济崛起对西方国家利益的损害。

历经8 年，西方已经不得不接受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2019 年中美贸易争端中，与两国中哪一方“胜出”相比，《金融时报》更关注这一事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因此，在充分报道相关议题的同时，《金融时报》采取了谨慎的隐喻手法，尽量避免激化两国矛盾。贸易争端本身具有对抗性，使用军事隐喻顺理成章。但有趣的是，当年《金融时报》的军事隐喻中最频繁使用的却是“停火”一词，如“中美两国官员对于贸易战‘停火’条款有各自不同的解释”（US and Chinese officials emerged from trade ceasefires with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erms of the settlement.）。而当以美国或中国为主语来描述争端中具体行为的时候，《金融时报》又多采用身体力量和物理动作的隐喻，将中美两国政府间的行为“拟人化”，从而避免过多使用军事隐喻。《金融时报》的报道透出对贸易争端沉重打击全球经济的担心，这种担心超过了对中国或美国任何一方形象的关注。全球经济被形容成一艘面临“沉船”风险却没有救生设备的巨轮（The fear is that the world could sink into a possible recession without any lifeboats.）。

可见，相对于某个具体国家的经济问题，《金融时报》更关注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历时性角度看，它对中国经济崛起经历了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刻板成见导致了其在一些报道中对中国的暗讽，但同时它的专业性又致使其始终把中国放在世界经济的重要位置上。其隐喻修辞上的灵活性正是这个认知过程在新闻语言上的集中体现。

五

《第一财经日报》的隐喻偏好和形象塑造

《第一财经日报》在2009 年、2011 年和2019 年样本中的隐喻总频次分别是1477 次、705 次和2090 次，而高频隐喻的使用次数分别为853 次、433 次和1448 次，分别占比57.8%、61.4% 和69.2%。高频隐喻占当年总隐喻频次的比重与《金融时报》大致相当，基本可以反映整个样本的立场倾向。各年高频隐喻统计情况如表4、5、6 所示：

纵向对比来看，《第一财经日报》的隐喻偏好比较稳定，历时性变化不大。其中，军事、气象、体育竞技、机械、物质世界、自然灾害、戏剧七类隐喻的使用频次在历年样本中均排在前十位。其中军事隐喻总使用频次最高，达484 次，其次是气象隐喻，达361次，体育竞技的总使用频次略低于气象隐喻，达354 次。单从文本实践出发，军事隐喻和体育竞技隐喻都暗示了极强的对抗性，它们的高频出现无疑增强了报道中的张力。但结合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两个维度，尤其是中国长期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则可以进一步解读出《第一财经日报》在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时的技巧。

军事隐喻是《第一财经日报》最常使用的高频隐喻，从语言习惯角度也较适合经济冲突议题的修辞。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第一财经日报》在报道国家间关系时较少使用军事隐喻，而多以其他不直接含有“冲突”意味的隐喻形式替代，如戏剧隐喻、气象隐喻和体育竞技隐喻等。如在中国与其他大国间的贸易顺差问题上，报道《贸易顺差下降可能是中期趋势》以“目前中国在全球利率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在潜在影响美国，应该重视高利率压低商品价格这一经验”的语句，用戏剧隐喻（“扮演重要角色”）描绘中国的国际地位。又如在中非贸易问题上，报道《商务部：“援非换资源”一派胡言》提出“中国不是嫌贫爱富之辈，中国也不是嫌贫爱‘油’之辈”，描绘出中国在道义上的正面形象。这些报道较少使用含有冲突意味的军事隐喻。通过戏剧、气象和体育竞技等隐喻类型，中国被塑造成一个在经济冲突中担当责任（“扮演重要角色”）、具有正义感（“不是嫌贫爱富之辈”）的积极形象。报道还指出，在全球化的格局之下，各国谁也“无法独善其身”，必须通过改革才能“生存”下来。这些隐喻的集合，塑造了一个和平崛起中的道义担当形象，也尽可能地减轻了读者对国强必霸的顾虑，与中国一贯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政策宣示保持了高度一致。

当行为主体不是“国家”，而是具体的公司、国家机关或某个行业的时候，《第一财经日报》则更多使用军事隐喻，将符合中国利益的行为主体塑造成捍卫者和战士的形象。这些隐喻的使用不仅针对国际贸易，也针对国内经济改革。如在《当中国造船遭遇国际新规则》中，它描绘中国造船业面临“前有虎狼，后有追兵”的困境，并指出国际新规则出台的背后是“短兵相接的经济博弈”。在《国企海外找矿大提速控制资源重于定价权》的报道中，它用“突袭力拓”描绘国企在海外扩张时的主动进攻态势。对于国内经济改革，该报一篇关于上交所智能监管系统的文章则用“在未来，这些功能并不会单兵作战，而会整合于新一代监察系统之中”来描述智能监管与被监管对象间的关系。除了军事隐喻，动物隐喻、气象隐喻等也被大量使用以烘托环境的恶劣，如“哀鸿遍野”“雪上加霜”等。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方面的摩擦客观存在，在和平年代这类冲突较之战争冲突更为多发，也更能影响人们对一国形象的认识。在国家和平发展的基调上，以军事隐喻等手法形容企业、行业和具体国家机关的进取行为，塑造它们的“战士”形象，可以与国家整体的“道义担当者”形象相互补充。《第一财经日报》将这两种形象巧妙杂糅，从传播效果而言，对内可以防止部分读者误以为国家过于保守甚至懦弱，对外可以传达本国行为的正当性。

六

《金融时报》和《第一财经日报》的隐喻策略比较

隐喻修辞无论在《金融时报》还是《第一财经日报》中都被广泛使用。两份报纸的隐喻类型有较大重叠，但在高频隐喻的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首先，《金融时报》对隐喻类型的选择存在较明显的历时性差异。在不同的年份中，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差异，其对隐喻类型的偏好呈现出较大波动；《第一财经日报》对隐喻类型的选择则没有明显历时性差异。在不同年份的报道中，高频隐喻的选择表现稳定。其次，《金融时报》的隐喻修辞不倾向在重大国际经济议题中直接制造对立紧张的气氛，军事隐喻在该媒体上的重要性明显低于《第一财经日报》。与之相对应，军事隐喻在《第一财经日报》的修辞中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但从具体的话语语境来看，这类隐喻的使用主要是为了营造鼓舞士气的氛围，而不是激化矛盾。最后，由于语言文化差异，被《第一财经日报》青睐的气象隐喻在《金融时报》的新闻语言中很少见到。《金融时报》鲜用“寒冬”“暖春”“阴雨”等词汇描述宏观经济形势，而这一类词汇在中文报道中频频出现。

毫无疑问，《金融时报》与《第一财经日报》在报道立场上的本质区别是其对中国形象采取不同隐喻策略的最主要原因。《金融时报》服务于以西方国家读者为主的国际经济界精英，采编人员受到西方媒体专业主义的熏陶，其对中国不可避免带有刻板印象。《第一财经日报》服务的对象以中国国内读者为主，其办报宗旨与国家意志高度一致，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必然站在中方立场。同时，也应该看到，影响两份专业性媒体修辞策略的因素是多维度的：文化差异、语言风格和新闻生产流程等方面都不可忽视。如同样是塑造中国经济的正面形象，《金融时报》更偏好使用机械隐喻和水域隐喻，语言较《第一财经日报》更加灵活丰富。

七

结语

从隐喻修辞的效果看，国际媒体的隐喻类型更加多变，意图更为隐蔽。其对中国的发展既有期待，也有防备，因而塑造出了“责任”与“贪婪”并存的中国国家形象。这表明，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既需要精准探测外媒在中国经济议题上的隐喻习惯和修辞意图，也应该不断调整传播手段，建构多元包容的国家形象，并在不同的国际形势下应时而动，变化修辞重点，使之既符合国家利益，又较易被国外读者接受和采信，从而在多元文明之间传递中国声音。特别是在财经新闻的报道上，内容的专业性和语言的创造性应成为主流媒体“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手段。

作   者：

徐天博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唐敏瑶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学博士

严   康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2016～2017 年招标重点项目“财经新闻表征中的中国国家形象”（项目编号：ADYQXC2016A05）的研究成果

（摘自《隐喻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基于中英文财经新闻的比较分析》，《国际传播》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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