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煊：我的语言学之路

沈家煊，1946年3月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获硕士学位，留语言研究所工作至今，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9年至2009年担任语言研究所所长，2010年至2019年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执行理事，曾任《中国语文》和《当代语言学》杂志主编，研究领域是汉语语法和语言理论。

《不对称与标记论》：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初版）；商务印书馆，2015年（再版）。

《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 。

《语法六讲》：商务印书馆，2011年（初版）；学林出版社，2016年（再版）。

《名词和动词》：商务印书馆。

《超越主谓结构》：商务印书馆。

我大学前是在上海受的教育。念完初中，考入上海外贸学院预科，住校。预科重英语，第一年没有开设物理课，想不到正遇三年困难时期，一年后上海外贸学院撤销，预科要并入财政金融学校（中专）。我因为还想以后上大学，就转学到一所普通高中去接着念高二。开学前的暑假，我在高温下的亭子间里自学高一的物理课程（光学和力学部分），把教参书的习题一道道拿来做，高中毕业物理和其他文理各科都得5分（最高分）。这件事我常津津乐道，觉得自己还是有较强的自学能力。

1964年临高考前，报纸上登了一则招生广告，北京广播学院英语播音专业到上海招生，属艺术类提前招。我当时的英语老师是上海教会大学毕业，教研组组长，鼓励我去报考。我当时也没有什么理想，就是想去试试，也很想离开上海向往到北京去，想不到经过三试就被录取了，还记得当时主持口试的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许天福教授和中央电台英语播音组组长魏琳，从此我就到了北京。这个播音班21人，上海14人，北京招了7人，其中3名是归国华侨，听他们说英语十分流利。学习期间我们接受了严格的英语语音训练，教师是位英国女士，她现在是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的院士了，来访问过社科院。著名的英语语音专家申葆青也指点过我们的发音，为了纠正一个发音习惯，我在校园的树丛里要里反复练习成百遍。校方给我们班一个特殊待遇，“文革”时成为“走资派”的罪证之一，就是一台短波收音机供收听英国广播电台BBC。这台短波收音机的音质不太好，四五个同学围着它脑袋碰脑袋倾听。遇到一个反复出现而听不懂的单词，我就按音到词典里去查，查到对上了，就觉得很满足。除了语音训练，我的英语水平跟高中比没有多大长进，觉得课程太简单，见我主要靠自学来提高，另一位英国教师就送我英文原版小说读。现在提倡英语教学“一条龙”的改革很有必要，不要学过的东西又重头开始学。我因为一心只在学习上，其他不怎么过问，所以有“只专不红”之嫌。

“文革”到部队农场（唐山柏各庄）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严冬在冰冻的河沟里挖河泥积肥，开春在有冰碴的水田里耙地，倒是治好了我在大学里已经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从农场出来后我被分配到北京电信部门工作，开始在电报房里上班，记得斯诺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后发的英文电稿是我在电传机上发出去的，我也算为中美关系的恢复做了点贡献呢。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我国建设从美国引进的第一个卫星通讯地面站，我到那儿担任翻译组组长，也曾随团参加国际通讯卫星组织的会议，到日内瓦的国际电信联盟总部做同声翻译，为引进国外的电信设备随团访问瑞典、日本的公司。但是当翻译到处跑实在不是我的兴趣，我生性喜静，想坐下来读读书做点研究，为别人翻译的工作比较被动，我觉得不满意。正好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国家恢复研究生制度，报纸上发表了郭沫若《科学的春天来了》的文章，我大受鼓舞。看到社科院语言所吕叔湘先生招收英汉对比专业的研究生，心向往之。那段时间我跟着收音机自学法语和日语，过了一年下定决心，放弃当时很多人羡慕的工作，报考研究生，当年语言所赵世开先生招生，普通语言学方向。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普通语言学”，只是想早点摆脱不满意的工作。全院的报考生中我英语考第一，上学后选日语为第二外语，我没有去上日语课，考试时凭我自学的水平就获得通过。

录取后知道普通语言学就是一般语言理论的研究。导师赵先生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是吴宓先生让他学语言学，后来他跟叶蜚声先生一起在北大中文系当研究生，师从高明凯先生。高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写过《语言论》，时至今日，当我遇到法国的学者，说起国内的语言理论著作，他们还是推崇高先生。赵先生、叶先生看到理论语言学有后来人很欣慰，同时也把他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我，那就是搞语言理论不能脱离对语言的实际研究，不能空谈理论，从理论到理论是搞不出名堂来的。我有幸在语言所受到许多先辈师长的教诲和熏陶，目睹他们成功的治学之道，从中领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现在有人问我的研究方向，我首先说的不是语言理论而是汉语语法研究，在我看来,理论应该在实际问题的研究中体现出来，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空中楼阁。同时，汉语语法的研究也不能没有理论指导和理论意识，不应把两者截然分开来。

做硕士论文的时候我去请教吕叔湘先生，他希望我做一个国外学者研究汉语的论著目录，说海外有许多研究比国内做得好，我们不太掌握。现在想来，做这个题目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训练，我要补许多跟汉语汉字有关的知识，要了解各种观点和研究现状，要学会收集和甄别资料。李荣先生说，这个题目看似简单，其实是最难做的，对我来说是勉为其难。研究生期间，我还听从导师的意见到高校去学数理逻辑，虽然只学了一学期，现在却觉得很有帮助。现代语言学特别是句法和语义学，没有数理逻辑的基础连国外的论文也看不懂，有人一看到那些符号和公式就头疼，我看起来也比较费力但是不会头疼。

到语言研究所后,研究工作是从英汉语法比较开始的，我写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吕叔湘先生具体指导下的《英汉介词对比》，又和导师赵先生合作写了《汉语“了”字跟英语相应的说法》。“了”字篇的标题是吕先生改定的，吕先生说过，大意是把“了”的用法弄清楚了，汉语语法的大部分就弄清楚了，所以我们来做这个题目，内容无非是通过大量的例证和统计告诉别人“了”在英语里的表达不限于完成态，很多是过去时和其他形态，后来研究“了”的人还经常要引用到。我现在才算对“了”的性质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最近和我的学生合作用“行、知、言”三域的理论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有人在方言里还找到语音上的证据，研究范围扩展到其他语气词和副词，这个题目就变得更加有意思。最近我又有新的感悟，对“了”的认识关系到对整个汉语语法体系的重新认识，对汉语动词的性质的重新认识。后来我没有把主要精力继续放在英汉语法比较上，不过在做汉语语法研究的时候总是习惯于拿汉语跟英语或其他外语做比较。吕先生说过，一种语言的特点必须通过和其他语言的比较才能显现出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不可颠覆的真理，语言研究其实就是语言的比较研究。

国外语言学的主流，从上世纪60年代起,在追求的目标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描写语言现象转变为解释语言现象。有不少语法现象的解释要凭借跟语言使用者和使用环境相关的那部分语义，这就是所谓“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国外语用学的研究成果引起我的兴趣，特别从莱文森的《语用学》一书中学到很多。语用学的哲学基础是格莱斯的“会话合作原则”和奥斯丁的“言有所为说”。语言学曾经是一门领先的学科，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被许多邻近学科借用，但是我觉得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得益于上述两位语言哲学家的洞见。看到国外有评论文章说，要问半个多世纪语言学究竟有几项实质性的进展，建立在“合作原则”基础上的“霍恩等级”推理机制算是一个。语用学的研究后来变得十分庞杂，许多人接着“往上搞”，跟文化、社会等因素联系起来，不免大而无当，使语用学成为一只“字纸篓”。我欣赏霍恩等人的做法，主张“往下搞”，关心的是语用原则如何固化为语法规则，叫做“语用法的语法化”。最近我参加一个国家自然科学973项目的论证，他们的目标是要让计算机具备人的推理能力。我说这个目标十分遥远，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先要把不依赖语境的“霍恩等级”推理规则搞清楚。我写的《“差不多”和“差点儿”》《“语用否定”考察》《正负颠倒和语用等级》等论文以及《不对称和标记论》一书就是用语用学理论来讨论汉语语法的一些有趣现象。此外我也对语言心理感兴趣，赵世开先生有一些中科院心理所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语言心理问题，还到医院里去调查失语症病人，我们发现汉语失语症患者的语言表现很难用国外现有的理论来解释，引起深思。我对口误现象感兴趣，在加州大学进修语言学的时候，指导我的弗朗姆金教授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发在美国的《语言》杂志上，题目很有意思,叫《不正常言语的正常性》，其实是讲口误能揭示正常语言产生的心理过程。多年来我注意收集日常生活中的口误实例，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汉语口误语料库，写有《口误类例》和《从口误看汉语普通话的音节结构》，这也是我后来关心语言认知心理的一个起因。

 国外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也引起我的兴趣，特别是科姆里的《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一书给我很大启发。19世纪的类型学研究词法类型，20世纪的类型学是格林伯格开创的词序类型学，科姆里受到格林伯格很大的影响。词序类型研究的一项重要发现是所谓的“蕴含共性”，抽象为“如何X成立那么Y也成立，反之则不然”。跟“蕴含共性”相关的是新的“标记理论”，注重标记的关联和颠倒现象。我认为这也是语言学的实质性进展之一。当我把科姆里的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并请他写个中译本序言的时候，他写了一句话，“希望中国的学者能把汉语置于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内来考察”。他之所写上这句话,是因为我告诉他中国学者过分注重汉语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其实只是语言共性的一种表现。科姆里的这句话现在已经被国内很多中青年学者所接受并用来指引自己的研究。现在回想，我当时对语言共性和汉语特点的关系的认识还是很肤浅和片面的，强调“个性是共性的具体表现”，忽视“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呈现为蕴含关系和标记关联的规律在每一种语言内部也起作用，我在研究汉语语法的时候比较注意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现象，也从这个角度来做英语和汉语的比较（如《英汉对比语法三题》），可参看《语法研究的目标——预测还是解释？》一文的概括。跟“蕴含共性”相通的还有所谓的“语法等级”，现在已经扩张为“语义地图”理论，国内已有人结合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做了很好的研究。我最近在《英汉否定词的分合和名动分合》一文里就“是”、“存在”、“拥有”三个概念的分合画了一张英汉比较的语义地图，这是一张十分简单的地图，但是我觉得它关系到整个汉语语法的格局。语言类型学从词法类型到词序类型，最近又出现从词序类型到词类类型的转移倾向，词类问题一直是汉语语法界长期争论、难以定论的大问题，我觉得从汉语的词类问题着眼，可以推进词类类型的研究。

我在瑞典哥德堡大学访学的时候读到了雷考夫写的《生活离不开隐喻》一书，大受震撼。这本书和他其后写的《女人，火，危险事物》成为“认知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我凭直觉感到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汉语语法中的许多现象，于是把研究的方向转到这里来。我写的介绍认知语言学的文章，《句法的象似性问题》《词义与认知》《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等也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结合汉语语法的研究成果，大概有十来篇，已收集在《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一书中，其中自认为比较有意思的有《如何处置处置式》《“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句式和配价》《“移位”还是“移情”》。《“有界”和“无界”》一文获科研成果一等奖实在是抬举了我，兰格克已经发现名词代表的事物和动词代表的行为在“界性”上有并行性，我这篇文章只是补充说汉语的形容词代表的性状也有并行的界性，而且在形态上靠简单形式和复杂形式区分开来，西方语言没有这种形态区别,所以兰格克看不出来。不过从这篇文章开始，我认识到深入研究汉语语法的特点可以为丰富一般的语法理论做点贡献。比如，印欧语的构词法是派生为主，复合为副，汉语相反，构词以复合为主，派生为副，这早已是学界共识。我做的工作是证明在造句法方面，汉语同样是以“糅合”和“截搭”这样的复合方式为主。我觉得，像“认知语言学”这样的理论本来应该由中国的语言学家首先提出来，因为我们汉语的语法处处体现一般的认知规律,而且体现得特别明显，理论意识和理论建设是我们今后要大力加强的。

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都把语法看作“语法化”的产物，是语用原则和认知规律固化为语法规则的结果。我将国外“语法化”研究的成果向国内做了介绍，《“语法化”研究综观》一文成为引用率很高的一篇文章，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本意是写给读不懂外文文献的人看的，谁知外语界的师生也来引用，他们应该直接引用原著才是，我只是个“二道贩子”。我写的从语法化角度研究汉语语法的文章，自觉有点意思的有《语法化和形义间的扭曲关系》《跟副词“还”有关的两个句式》《复句三域“行、知、言”》《也谈能性述补结构“V得C”和“V不C”的不对称》几篇。这几篇的写作中斯威策关于词义演化的“三域理论”和斯珀伯、威尔森关于推理的“关联理论”对我有指导意义。我也感叹，我们的祖先早就提出了“实词虚化”一说，实词虚化就是语法化，可惜语法化的系统理论却是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来的。我最近做了一些工作，从汉语的实际出发，提出汉语的动词是“虚化名词”，确切的说，是虚化程度不高的名词。

当今语言学有两大流派，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基本假设不同，概言之，形式主义假设人类天赋的语言能力是抽象的句法组织能力，功能主义假设人的语言能力是在交流和使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我的以上那些研究都属于广义的功能主义，跟功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必须承认，半个世纪来国外语言学的主流是形式主义。我的导师赵世开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把乔姆斯基的形式语法（叫“转换生成语法”）介绍到国内来的，我自己是乔氏几本代表性著作的合作翻译者之一，在加州大学进修的时候还听过形式语法的课。我之所以没有走形式主义的道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脱离不了汉语语法研究的传统。赵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朱德熙的《语法答问》这三部著作对我有极大的影响，我至今还要时时翻阅，总有新的感悟，引起新的思考，它们是不同于一般著作的经典。生成语法的一些基本假设遇到汉语，我总有行不通或不自然的感觉。比如，假设一个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分别是一个名词短语和一个动词短语，但是赵元任却说汉语句子的主语也可以是动词短语，谓语也可以是名词短语，朱德熙因此说生成语法的那条基本规则在汉语里不适用。当然生成语法会再假设说动词做主语的时候发生了名词化，名词做谓语的时候是省略了动词，但是从赵、吕、朱的著作看，这样的假设实在是多此一举。

生成语法还假设语法和语用二者互相独立，主语和话题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范畴，但是赵元任却说汉语的主语就是话题，吕叔湘也一直说汉语语法研究要重视用法的研究。诸如此类的一些基本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不敢贸然接受生成语法的一些基本假设。生成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反身代词的回指约束，试图用抽象的句法规则来解释，但是黄衍（他是上面提到的莱文森的学生）却证明实际是语用原理在起约束作用，他显然是先从汉语着眼发现问题，然后扩展到大量语言的调查，证据很充分。双方的争论和论证，更令我信服的还是功能和语用一方。

生成语法也在发展和转向，我对乔姆斯基后来提出的“最简方案”的理念倒是比较赞同，我崇尚简单。乔氏大概也是看出了以往研究的问题，假设的规则越来越多，结构图越画越冗长，天赋的语言能力不可能如此复杂。“最简方案”把研究路向“从上而下”转变为“从下而上”，前者是问语法必须具备多少属性才能解释语言机能，而后者是问语法只需具备多少属性就能解释语言机能。汉语这种形式最简的语言也能完成表情达意的任务，对“最简方案”的研究一定有重要的意义。我相信，最后破解的人类语言运作的规律一定是极其简单的，看到有的论文为解释某些语言现象而提出的规律十分复杂，我都不以为然。对语言现象的描写可以详细，而解释必须简单。语法学家和其他科学家一样，本事不在把简单的事情讲复杂，而在把复杂的事情讲简单。取向是形式主义还是功能主义，这个区别对我而言不是十分重要，最重要的还是理论和事实要结合得好，取向形式主义的人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差的，取向功能主义的人也有做得好的和做得差的，凡是做得好的我都欣赏。做研究无非就是摆事实和讲道理，我认为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事实摆到了位，要讲的道理也就在其中了，而缺乏理论意识和理论指导的话摆事实也不可能摆到位，可参看我的《语法六讲》的第二讲。

从2007年起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中学的汉语语法教学引不起学生的兴趣，很多教师甚至呼吁要“淡化”语法教学，这是为什么？汉语语法学界大力提倡“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研究，但是这三个平面的区分国外学者早就提出来了，并不是我们的发明，生成语法更是把这种区分强调到极致，而国内的提倡者恰恰并不走生成语法的路子，这是为什么？对汉语词类问题的争论久经不息，现在不少中文信息处理的人觉得给语料标注词类对机器作汉语的句法分析并没有多大用处，这是为什么？语言类型学家发现的某些普遍规律，汉语成了唯一的例外，比如几百种语言的调查发现，凡是宾语居于动词后的语言，其关系从句一律位于被修饰的名词之后，而汉语恰恰是位于名词之前，这是为什么？随着科技的发展，利用新的技术手段的语言实验研究大量出现，但是拿汉语和英语比较的时候，不同的实验得出的有关汉语的结论往往相反，比如有的说汉语注重名词英语注重动词，有的说汉语注重动词英语注重名词，问题似乎不在实验本身，这是为什么？近年来“韵律语法”的研究发现，汉语的语法在很大程度上受韵律的支配，而且从组词造句一开始就受韵律支配，单音节和双音节的组配方式能区分不同的结构类型，这跟国外通行的主流观点——语法和语音对立二分——不一致，这是为什么？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从《马氏文通》开始我们一直在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出来一个跟一个，还老是跟不上，汉语语法研究对一般语法理论的建设究竟价值何在？

这些问题促使我对现在通行的汉语语法体系加以反思，重温吕叔湘先生晚年的一段教诲让我倍感亲切，吕先生说，要把句子、主语谓语、名词动词这些范畴先暂时抛弃，也许以后还要再捡起来，但是这一抛一捡之间我们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就大不相同了。我近几年做的工作就是这“一抛一捡”，吸收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研究成果和语言类型学对词类类型的研究成果，了解其他语言（如汤加语和他加禄语）的词类特点，从多个方面论证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关系是名词包含动词、动词属于名词，而不是像印欧语那样名动二分对立。我还通过汉语和汤加语、拉丁语、英语的比较，尝试为人类语言词类系统建立一个循环演化的模型，汉语在这个循环演化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一个支点。按照这一观点，讲汉语语法不应过分注重名词和动词的区别，而其他一些现象如修辞和韵律对语法的作用更值得重视。另一个观点是汉语的语用法包含语法，而不是像印欧语那样语法和语用二分对立。按照这个观点，汉语离开了讲用法几乎没有办法讲语法，或者没有多少语法可讲。这两个新观点只是在前辈揭示汉语特点的道路上接着向前跨了一小步而已，前一观点继承朱德熙“汉语的动词做主宾语的时候没有名词化”的观点，我只是论证之所以没有名词化是因为汉语的动词本来也是一种名词，后一观点继承赵元任“汉语的主语就是话题”和他的“零句说”，我只是把它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而已。这项研究已发表的论文中重要的有《我只是接着向前跨了半步——再谈汉语的名词和动词》、《“名动词”的反思：问题和对策》、《“零句”和“流水句”》、《 名词和动词：汉语、汤加语、拉丁语》。我把汉语的这两个特点放在世界语言的大背景上来考察，对语言共性和汉语特点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是共性的具体表现，两方面不可偏废，可参看《词类类型学和汉语的词类》一文。

人类语言大同而大不同，大同在语用法上，大不同在语法上，语言共性何处寻？不在语法在用法。从类型学看汉语因为它的简洁而对探寻语言共性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国外学者大多依靠汉语的“参考语法”来了解汉语，对汉语的真实情况不甚了解，这种参考语法书好比在国外开的中餐馆，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已经不是道地的中国菜，我们应该让他们尝到原汁原味的汉语餐。韵律在汉语语法中的重要性也成为我新的关注点，年轻时期所受的英语语音训练使我对英语的节奏特点“轻重控制松紧”有深切的体会，现在拿来跟汉语比较，重读赵元任那篇经典论文《汉语词的诸多概念及其节奏和结构》，从而领会到汉语的节奏特点跟英语相反，是“松紧控制轻重”。从新的名动关系来看这个问题就更加有意思，已发表的有《论“虚实象似”原理——韵律和语法之间的扭曲对应》，《从“标记颠倒”看韵律和语法的象似关系》，《汉语的节奏是松紧控制轻重》（与柯航合作）。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汉语“大语法”的观点，跟印欧语的“小语法”不同，汉语的语法集语音、语义、语用于一体，如果分开单独研究，就破坏了“大语法”的完整性。汉语“大语法”要求我们对当前国际语言学界主张语音、语法、语义三者分立、互有“交界”的主流理论加以反思，汉语这种类型的语言而言，更加切合实际的、更有普遍性的理论应该是语音、语法、语义三者的“映射”和“整合”。还可参看我最近写的《汉语词类的主观性》和《从唐诗看汉语的词类和语法》。

西方擅长分析，从《马氏文通》开始我们不断学习西方的分析法，在汉语研究中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这是不可否认的，精细分析也是每个语言学家应该具备是素质，但是研究的目的不是精细的分析，研究的目的是追求单纯和简洁。朱德熙先生说，研究汉语语法，严谨和简单同等重要，我从心底表示赞同。我最近写的《形式类的分与合》一文就是想说明，形式类不能一味地分下去，该合的要合，特别是遇到分不清、分不尽的情形。

我觉得在中国做语法研究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解决汉语的问题，证明汉语也适用那些理论和方法。第二个层次是发现那些理论和方法对汉语真的不适用，至少不完全适用，而拿汉语的事实来迁就已有的理论和方法是不入流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从汉语和其他语言的比较中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来丰富和发展一般的语法理论，让国外的同行感到我们也在朝破解人类语言本质这个共同目标而努力。我最近在两次国际会议（一次是国际系统功能语法大会，一次是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应邀做主题报告，结合汉语谈了一些跟当今国外主流理论不太一样的东西，听众觉得受到了启发，但是我自知离这第三个层次的高度还有不小距离，还要继续努力才行。

最近，我在思考的问题是，西方的语言理论都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古有柏拉图，近有笛卡尔，或者是培根，或者维根坦（维特根斯坦），中国的语言学家要做到“自己表述自己”，建立我们的理论体系，我们自身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从中国传统的哲学精神中汲取精华，扬弃缺点，我做了一点初步的尝试，在汉语重视“是”和“有”的分别、不重视名词和动词的分别上加以发挥，论证中西方的“范畴观”差别，并把这种差别概括为两句话：西方的范畴观倾向认为甲乙分立才“是”两个范畴，中国的范畴倾向认为甲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这是我曾在全国认知语言学大会上的报告，题目就是《中西方的范畴观》。

自己对自己不可能有客观的评价，以上拉拉扯扯只是谈了我这几十年做了些什么，心得和体会是什么，并没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长江后浪推前浪，相信年轻一代会比我们做得更好，如果后来人能从我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到丁点的启发，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原文《沈家煊学术自传——我的语言学之路(节选)》，刊于今日语言学，2017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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