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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精于勤|当一位植物学家决定活在另一种时间尺度里

T China T 中文版 2023-08-03


如何获知一株你偶然产生好奇,却毫无头绪的植物的名字?在社交媒体时代,发布你拍下的奇异物种,@ 几位博主,幸运的话,几小时后,你就会知道图片主角的信息。

植物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顾有容是中文互联网植物科普领域的热门答疑者之一,在微博上有 110.2 万粉丝。目前火热的 A.I. 识图 App 能辨别约 10,000 种植物,而顾有容仅凭个人之力能识别 5000 种以上。

更多人是在科普视频里认识他的。花草矮小,顾有容嘴上说着「要蹲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往往要趴下,或者用手支头卧躺着讲。他身上总是裹着冲锋衣,因为要爬雪山、穿雨林;头发总被风吹偏,或者被雨、雪、汗水打湿,凌乱成弹幕里常说的「大佬的发型」。有时他抱着女儿出镜,在妻子手持的相机镜头中,介绍刚刚路过的某一株植物。这时,他的语气和神态似乎格外温和。

他对华南、西南和青藏高原的植物尤其熟悉,针对某些区域,能精确到说出「某条山沟的某个地方有一棵什么花」的程度。知识技能共享平台「在行」上,由顾有容设计的植物学之旅有一句这样的介绍:他可以在 Google Earth 上如「人肉 GPS」般标记植物分布点。


顾有容,中科院植物学博士、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顾问,
一直在多个网络平台持续推动自然科普,
著有《奇妙的中国植物》等作品。

在颇受植物爱好者欢迎的「识图答疑」游戏中,顾有容使用的是植物分类学知识。对大众而言,这似乎只是一门解答「这是什么植物」的学问。但事实上,植物分类学是植物科学的基础 —— 为所有植物物种命名,并理清它们的演化关系。

然而另一方面,植物分类学的受重视程度和发展速度不尽如人意。式微不是今日之事,顾有容读大学时就已如此 —— 在公认很卷的科研行业,分类学冷门到「直到考研都没什么人来跟我竞争」,以至于如今教授这门课的人也不多了。顾有容任教的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老一辈教师退休后,能讲宏观植物学的只剩他一个。尚有开设植物分类学课程的其他高校,大多也面临类似问题。

会成为夕阳专业,并不是因为植物分类学的可探索空间已近乎穷尽,恰恰相反,它大有可为 —— 过去,植物学家没有足够的资源能完成细致的调查,而如今,全国任一地区的山沟里都有新物种不断被发现和记录。分类学失势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对如今的科学体系来说,它太「粗」、太直白。

今年 5 月,顾有容在嘉道理农场
暨植物园拍下的红耳鹎。

生物学用「进化」的思维指导研究方向。见到一种生物,一位生物学家首先会考虑它在整个生物进化史上的地位,它是如何起源的,又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样子?它祖先的形态是什么,它未来可能朝哪个方向去?

换句话说,人类世界最著名的三连问 —— 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 —— 分类学是可以回答前面两个议题的学问。

但科学体系在解释更高层面的问题时,总是试图回归某种基本定律。比如我们会用化学的方式描述生物学,用物理的方式解释化学,用数学的方式描述物理。分类学的问题就在此:你无法通过分类学本身去揭示什么,因为它已经是一种描述。


顾有容领衔创作、植物艺术画家李赞谦
绘制的《奇妙的中植物》。

同时,全球虽然有大约 30 - 60 万种陆生植物,但被人类广泛栽培、用于供应日常生活的植物只有 200 多种。人类对这 200 多种植物的研究贯穿农学、林学和园艺学等学科,200 多种之外,则是被忽略的大多数,甚至以「艹」字头为部首的汉字,也只有区区 451 个。

在科研集中向分子层面发力的当下,人们为什么要去在意一株此生认不认识都「无所谓」的植物?面对一些常被人认为是边缘的、乃至被忽略的问题,一个植物学家的乐趣又是什么?


对顾有容来说,答案是直白的。成长于湖北江汉油田的顾有容,在田野乡间与各种植物相伴,自然中呈现出的多样性的美,让他理解了哲学家罗素说的「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渴望占有的天性写在我们基因里,有人喜欢收集标本,有人喜欢收集照片,顾有容也希望拥有更多。但他想握住的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知识,是美。

团叶越橘(Vaccinium chaetothrix),
顾有容摄于嘎隆拉南坡。

植物分类学完美地契合了顾有容对智识和美学的追求。他的世界是这样展开的:走在路上,即便人在运动、在说话,眼睛也随时在观察。每当目光捕捉到一株植物,思维便从其形态中提取出与分类有关的信息(比如花的颜色、茎叶形状、花瓣纹路等),界、门、纲、目、科、属、种,在脑中一一排开,形象与命名迅速对照。


由于热爱植物,一些听起来艰难的考察过程,在顾有容的叙述中却充满乐趣。读博期间,他在广州南昆山上观察一种名为「红花荷」的乔木的传粉过程。红花荷每年春节前后开花,那段时间,每日天还未亮,顾有容就雇人开摩托车把他送上山,举着望远镜在树下守一天,记录下几点几分,什么鸟来授粉。天快黑的时候,「鸟下班了」,顾有容就和鸟一样收工回去。

有时也需要在一些「比较容易爬上去」的树上做人工授粉试验:就近从附近工地借脚手架,架子搭好,离地 20 米高。至于野外采集,白天爬山,晚上压标本 —— 把两三百份标本压好、用暖风机吹干。整理完这些,已经到了夜里两三点。

在野外,顾有容通常睡不好觉。他是一个认床的人,枕头、床垫、声音、光照、震动 …… 稍微偏离舒适区,他就会失眠。但「你好不容易出来了嘛」,即便一宿无眠,第二天早上 7 点,山又在那里等着他。

接近一株植物最好的方法是走向野外,
然后趴下。摄于甘孜县一座无名山。

除了不分昼夜的观察记录工作、饮食起居不能保证的野外考察,偶尔也会遭遇危险。2008 年 7 月博士毕业后,顾有容跟随团队前往阿坝州采集标本,做灾后植被破坏的调查。调查需要在滑坡体周围开展,余震不停,「随时有大石头飞下来」,并造成必经路线隧道的塌方。

但关于植物的工作实在太迷人了,总能提供超越想象的体验。2021 年,因机缘巧合,顾有容开始调研墨脱。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墨脱公路上,穿过波密县、墨脱县之间的嘎隆拉隧道,一抬头,背景是重重雪山,眼前是纷繁的热带植物。这里是西藏的热带,高山流石滩白日辐射强烈,夜晚极寒,却依然有植物存活下来,开出坚韧美艳的花朵。从理性认知上来说,他知道原理为何,但感官上,奇观仍然会突破想象,带来新的冲击。


失落也是有的。博士毕业,工作两三年后,顾有容一度感到迷茫:「别人问你在做什么工作,你说完人家都很懵。自嗨是没有问题的,但时间久了,总会觉得欠了点什么,人总归是要自我实现吧?」


顾有容摄于前往墨脱的路上,
翻过雪山后,就会看到雨林。

植物科普帮助他找回了一些价值感。他的科普事业起始于微博答疑,网友发来照片,顾有容就回复植物的名字。只几句话,就可能帮助他人识别骗局。于是,他的回答渐渐发展成「会多说几句」。

毕业后的顾有容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工作。当时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想在四川推进项目,但机构里没有植物学家,顾有容就担起科学顾问一职,由此参与了多个生态旅游、自然教育、保护与社区发展的项目。这是另一片天地。


「科研的环境其实比很多人想象中要封闭。隔行如隔山,同一个研究所里面的不同分支,大家都很难说到一块去,两边的用词可能都不相同。我做科普和保护的动机之一,就是尝试打破这样的壁垒,让科学家和公众以及科学家彼此之间的交流都能够变得更顺畅一点。」顾有容说。


但保护工作事关环境公平和正义。面临失败、目睹失败、直言失败是常态。科学家参与其中的成功案例更少。在专业人士以外,保护工作者还要接触村民、投资人、明星、车企、化妆品企业和时尚品牌 …… 让各式各样的人听懂自己的想法不太容易,许多分类学领域的同行与顾有容有同样的动机和意愿,但撞上的也是同一片茫然。



向公众解释保护的价值时,科学家通常有一系列说法。过去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某种植物或动物可以作为农作物、药物,有应用价值或者其他潜在开发价值。

这是一种功利化的保护思维,顾有容不喜欢,认为它粗暴。内心深处,他投身保护工作的动机还是审美 —— 多样性本身就是美的。

然而这个角度的受众面很小。如今更受到欢迎的是第三种说法:地球的生态系统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个人类能够存活的环境。在地球 40 多亿年的演化历史中,多次出现过因为某个生物本身的原因而导致整个环境崩溃的事实。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是为了保护具体物种,也是为了保护人类本身。


这套话术的确奏效。「审美这个东西只有在小圈子里面才会引起共鸣,但是当我谈到生物多样性也关系到人类自己时,至少听众都会鼓掌。」顾有容说。



科研和保护都是长周期工作,「花期过了就要等一年」。最近两三年,顾有容都待在陕西一个村子里,研究中蜂养殖事业相关的生态边际效用规律。问题是多元的、复杂的,然而行动是困难的。当变量叠加,并直接与当地人的生存问题挂钩时,结论的判定就得更慎重。

过去十几年,蜜蜂养殖作为绿色经济发展方式被大力推广,村民可以从中获取生态补偿和替代性收入。但随即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养殖数量增加到一定水平后,蜂蜜的产量却不再大幅增加。这说明特定区域内的中蜂养殖,也许存在一个科学阈值。


除了产量遇到瓶颈,中蜂养殖也不是必然对环境友好。当地生态网络中的关键角色不只有蜜蜂,还有许多植物由其他昆虫和鸟类来传粉。如果原有的生态结构因中蜂养殖而被人为改变,造成其他昆虫的数量减少,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就可能遭到破坏。顾有容和团队正在制作一张传粉网络图,「像是连连看」。每个植物都有若干昆虫帮助传粉,串起来才是全部的生态链条。

既让蜂农多挣点钱,也让中蜂养殖对自然更友好,要达到这种平衡还需要更长时间。科学家可以只设置一两个变量,可自然界不是实验室,而是一个极为复杂而不可控的系统。从事自然保护,所有工作都是与这个变化莫测的系统打交道。


顾有容拍下的美冠水晶兰(Monotropa callistoma),
这种水晶兰没有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
只能和腐叶下的菌类共生,属于近危级别的珍稀植物。
2022 年在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发现。

更复杂的问题是保护与商业的冲突。2021 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重新调整、发布。在最后一轮评审会上,顾有容提出应该针对一个因过度采挖而即将灭绝的濒危物种 —— 梭砂贝母(常用为中药,主治肺热燥咳)「升级」保护等级。

这个提议以扎实的植物学调研得到同行们的认同,但在产业、制造及消费端被驳回了。顾有容的底线是:反对一切名为保护,实则寻求商业利益的行为。一旦看到有人在公开场合发布诱导购买野生植物的言论,他会直接提出质疑和批判,不论曾经私交如何。

这么做是奢侈的、孤独的,但顾有容有自己的开解之道。比如等候、蹲守一朵花开花,在树下记录鸟传粉的工作。这是另一种时间尺度之下的注目与思考。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是人的追求,不是植物的。在漫长的岁月中,植物们生存、繁衍、进化、灭绝 …… 一切似乎充满例外,有时甚至毫无道理。在自然的时间尺度里,人类的出现也只是一个意外。

面对这个万物演化的、热闹又孤单的世界,顾有容的抓手是进化论。他总会想起遗传学家、进化生物学家 Theodosius Dobzhansky 说的话:「生物学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除非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我不试图在人生中寻找意义,只追求价值。人对自己看得重,但就算地球上现有的物种全都灭绝完了,只要太阳还在,大气层还在,水还在,再过几百万、上千万年,又会有新的生态系统产生出来。」顾有容说。

在甘孜县野外调研的顾有容。

今年 3 月,顾有容在微博上传了过去一年学生给出的教学评价:「植物学实验」,100 分,「植物学」,99.98 分。他用一种戏谑地口吻自我鼓励道:「小学一年级以后我就没有在任何考试里得过这么高分了呢。」5 月,他赴广州参加全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研讨会,参会两天,没在台上发言,但不断有年轻人告诉他:「顾老师,我是看着你的视频进入植物系统学这个领域的。」

一位植物学家如何保持热情?情绪低落时,是这些小事让他一次又一次重振旗鼓。正如波兰诗人 Adam Zagajewski 在《捍卫热情》(A Defense of Ardor)中写道:「我们永远不可能在超验的领域一劳永逸 …… 我们也总会要返回日常平凡的琐事里:在经历启示后,在写一首诗后,我们要去厨房,决定吃点什么;然后,拿着电话费账单,拆开信封。我们不断地,从受到神灵启示的柏拉图,转向明智的亚里士多德 …… 如若不然,在上面等待我们的是疯狂,在下面等待我们的就是厌倦。」


顾有容另一个少有人知的身份,是首都师范大学植物学实验室的管理员。上班的每一天,他都要坐在标本架旁。采访临近尾声,在向我们展示了一批野外采样标本成品之后,他拿出一个夹在报纸里压制的半成品。

那是一朵美丽而完整的花,已经被来此短暂实习的学生遗忘了。顾有容说,多么遗憾啊。

「业精于勤」栏目持续记录不依赖捷径和机巧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我们相信,勤心、勤志、勤人,业精于勤,业广惟勤,这些要素是衡量今日从业者水准的真正标尺。这些人的故事证明,尽管热忱的信念不一定能带来成就,但信念本身就意味着力量 —— 一种普世的、坚固的、富有韧性的力量 —— 它为具体的时刻和具体的人赋予美感,并滋养了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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