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

先讲程先生跟南大的缘分。程先生经常说：“两个人成为师生，一个人投考某个学校，成为这个学校的弟子，这是一种前生的缘分。”程先生跟我们南大是前生结下的因缘。

程先生幼年时曾经读过私塾，在家族的有恒斋里面读过很多古书。但是他长大以后进了新式学校，在南京的金陵中学读完中学。1932年，程先生从金陵中学高中毕业。那时他碰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化学老师王实铭，程先生崇拜这位老师，由此产生了对化学学科的强烈兴趣。程先生金陵中学毕业以后，获得了保送金陵大学的资格。开学时，程先生到金陵大学报到。当然，他想读化学系。结果走到报到的地方一问，各个系科的学费是不一样的，化学系比较贵，每年要150个大洋，程先生家境清贫，交不起，就问有没有什么便宜点的系可以读。老师说中文系最便宜，于是他临时改报中文，从此进了金陵大学的中文系。虽然如此，程先生进金大以后，对化学的兴趣还保持了一段时间，他正式选修了当时非常年轻的化学系教授戴安邦先生的一门课程。戴先生是中国配位化学的奠基人，后来是我们南大化学系的权威。程先生晚年重返南京大学任教以后，在路上碰到戴安邦老先生，还是执弟子礼，恭恭敬敬地称“戴老师”。当然，他后来的学习偏向古代文学了，跟化学就渐行渐远了。

程先生临时改上中文系，对他后来的学术人生起了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与此同时，也为他结下了另外一份缘分。因为在程先生进金陵大学之前的两年，苏州的才女沈祖棻，考上了中央大学的商学院。沈祖棻是浙江海盐人，但是出生在苏州，所以她的词里有一句说“家近吴门饮马桥”（《浣溪沙》）。她高中毕业以后，家里的人都主张她学商，她就报考了中央大学的商学院。中央大学的商学院那时在上海，也就是现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沈祖棻考上了，读了一年，觉得跟自己的性情不合，就申请转学，转到了中文系。两年以后，到了1934年，沈祖棻从中文系毕业，考上了金陵大学的国学研究所，也就是中文系的研究生班。程先生那个时候读到本科三年级了，两个人就相遇了，这是天作之合啊。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沈祖棻当年继续在商学院，而程先生读了化学系，他们就可能成为陌路之人了。程、沈在金陵大学中文系相遇，这是一种缘分。

程先生那时候是学弟。说实话，他们相识的时候沈祖棻已经颇有才名，她在词的写作上已经得到诸多老前辈的赞赏。她的成名作《浣溪沙》：“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  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最后一句词使她获得了一个雅号，叫“沈斜阳”，很有名。程先生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名声，但程先生是一个才气横溢、性格活泼而且敢作敢为的人，所以他在中文系读本科的时候，在课内课外都非常引人注目。后来他们两个人就相识了。我还知道一些细节，他们比较多的相会地点是在程先生的宿舍里。程先生的同宿舍有一个同学叫高文，高文是沈祖棻的研究生同班，那批研究生都喜欢昆曲，经常到宿舍里来练习昆曲。程先生正好住在一起，所以经常会见面。在当时金大的老师中间，比较促成程、沈姻缘的是汪辟疆先生。汪先生对这两个学生都很欣赏，觉得他们两人可以配成一对。

1936年初春，恋爱中的程千帆与沈祖棻

到了1936年，程先生本科毕业，沈祖棻研究生毕业。程先生一毕业就考上了金陵大学的研究生，可以继续读研。沈祖棻就工作了，先后在南京朝报、汇文女中等处谋职。程先生家境困难，考上研究生以后，同时也在金陵中学获得一个教职，在那里教语文。我想，假如世道一直太平的话，他们两个人的生平会很美满。可惜，正像苏东坡咏杜甫时所说：“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诗人总会是穷苦的，天意让他们流离失所。第二年日寇侵华，南京沦陷，大家都开始逃难，我们的大学也就纷纷内迁。程先生、沈先生也内迁，他们先逃到安徽黄山脚下的屯溪，在当地很有名的安徽中学任教，同时也在那里结婚，然后就又逃到长沙、乐山以及成都，数年来一直流离失所。两个人后来的经历相当复杂，他们在1942年曾经在成都的金陵大学有一段短暂的同事关系，没有几个月又分离了。那时候的教职非常难找，往往教了几个月就换到另一个单位。一直到程先生晚年，才在我们南大安稳工作了十多年。至于程先生在武大的那段经历，待会儿我再补充。

1977年，程先生被武大勒令退休。于是他把户口从沙洋农场迁回武汉，成为珞珈山街区的一个街道居民，每月工资49元。这个时候，正巧沈祖棻遭遇不幸。自古才女多薄命啊！本来她本人也退休了，可以安度晚年，结果她遭遇车祸，就在武大校园，就在珞珈山下。他们一家人坐着一辆电动三轮车，那个司机又喝了点酒，结果一下子撞在电线杆上，沈祖棻当场被撞飞出去，送到医院就断气了。1977年的春天，程先生蜷缩在珞珈山伸进东湖的那个角落，小地名叫作“渔村”，缩在那里的一所小房子里为沈祖棻整理遗著。那个时候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就在那个时候，南大的老校长匡亚明先生拍板，聘请程先生回母校来任教。当然，学校里也有不同意见，但匡亚明力排众议，决定聘请程先生回母校来。他委派南大中文系的副主任叶子铭教授，借到武汉出差开会之机，当面向程先生转达南大聘请的意愿。南大的程门弟子对叶先生都怀有感恩之心，当年叶先生完成了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他到武大校园去找程千帆，结果打听来打听去人们根本不知道有程千帆其人，因为他已经十八年一直在农场。即使有人知道他，也不知道如今在哪里。叶先生在武大校园里围着珞珈山转了两个多小时，左找右找，终于在东湖边上渔村的小房子里找到了程先生。叶先生就向程先生转达了匡亚明校长的邀请，同时又问程先生，你有什么要求。程先生说，只有一个要求，重新工作。其他一概不提。叶先生当时就表示，你人来就行，其他的事我们来帮你办。程先生6月份得到邀请，8月就走进了南大的校园。1977年8月，程先生来到南大，立马就在鼓楼校区的教室里试讲。因为你一个街道居民怎么调进南大的，要服人啊。当时匡亚明校长、范存忠副校长等学校领导都亲临现场，听了一课。我们都知道程先生讲大课非常精彩，他学问好，口才又好。只讲了一课，匡校长就当场决定，立马聘他为教授。从此以后，程先生就在南大当教授了。 

程千帆先生在南大讲课

他到了南大以后，遇到了曾经就读金陵大学外文系的陶芸先生。陶先生出身世家，她的兄姐都是很有名的人物。陶芸毕业以后就进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她的先生也在外交部，1949年以后她的先生随着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去了，其后另外成家。陶先生就一个人带着几个小孩在南京生活。几十年以后，程先生来了，两个人当年就认识，此时都是单身，就重新组织了一个家庭，陶先生就成为程先生的另一个人生伴侣。所以我觉得，程先生和南大是有多重缘分的。此后，程先生就一直在南大工作，到1988年他自愿退休。当然，他并没有停止工作，还继续指导我们，继续做他的学术研究，一直到2000年去世。

以上我简单介绍了程先生和我们南大结缘的过程。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缘分。他早年在这里读书，认识了他人生中的两个伴侣，晚年又回到南大来。说实话，要不是有中国社会这三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他大概就在珞珈山下终其一生了，这一切都是机缘。也正因为如此，南大的程门弟子，包括许多三传、四传弟子，我们就有幸得到了一位最好的导师，这是我们的福气，也是我们与程先生的缘分。

下面讲第二点，教书育人，特别是育人。

程先生一直认为，大学最重要的任务是育人，教书是第二位的。他认为我们培养学生，不管是哪个层级的学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必须要把育人、培养健全的人格精神，看作最首要的任务。他曾以他的生活经历说过一个例子。之前他在武大做系主任五年之久，当时已是武大的著名教授，但1958年后，全系上下的老师学生看到他都直呼其名——程千帆，再也没有“先生”“老师”的称呼。他说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一直在武大任教的吴志达，一个是后来在湖北大学任教的周勃，只有这两个学生始终称他为“先生”。他一直记得，这两个人始终不改口，一直叫他程先生。所以他说，作为一个学者，学问当然是重要的，但是人品更重要，人格精神更重要。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程先生本人的表现，他本人在人格精神方面做得怎么样。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终其一生，程先生是一个有性格、有风骨的人，他有风骨，他有性格，他才会坦率地提意见。程先生到了南大以后依然不改这种性格。学校对他很重视，后来让他当了南大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还有南大文科学报主编。照理说，他是到了六十多岁才被聘回来的一个老师，在南大是客卿的身份，一般人在这种情境下会格外小心谨慎，但程先生不。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有一次学校里面开全校工作会议，中层以上干部都参加，校领导讲全校的事情，科研、教学一路讲过来。程先生也去了。他听了半天，听到从校领导到各个重要处室的负责人上台讲话，他们讲完了，开始自由发言，程先生要求发言。他站起来就说，我刚才听了半天的会，听来听去，我怎么觉得我是坐在清华大学的会议室啊！因为当时的清华大学是一个纯理工科的学校，没有文科，清华文科都是后来补办的。程先生说，我听到现在没有一句话说到文科，全部都是说理科的事情，我们南大是一个文理兼具的学校，怎么一句话都不说文科！程先生的这种观点，他的直率表达，对于南大后来扭转重理轻文的倾向，发展到今天文理基本平衡的局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敢说话，在那次会上，文科有很多老先生也坐在那里，大家都不作声，程先生第一个站起来，他就这样说话。

程先生的这种性格特点，我觉得非常像苏东坡。苏东坡因言得祸，乌台诗案，“黄州、惠州、儋州”。他曾经检讨过自己，为什么忍不住非要说话？他说，我说话就像吃一口饭，刚吃进嘴去，突然发现饭里有一个苍蝇，就一定要吐出来，不吐不快。程先生也是这样。这种性格，它的根源就是对国家、对事业的热爱。他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好，有不完美的地方就是要提意见，大家集思广益来把它做好。这是一种高度的责任心，即便受到打击，也在所不惜。

除此以外，我觉得程先生的人格精神，还有一点体现得很鲜明，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知恩图报精神。程先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晚年到南大来，重新得到聘用、得到信任，后来事业做得非常好。程先生的晚年事业，大家都认为是余霞满天，是辉煌的晚年。他为什么晚年那么勤奋、那么艰苦地从事这些工作，分秒必争呢？他晚年经常在病床上改我们的论文，也始终关心学术著作的编撰，他一直在思考工作的问题，为什么？当然，其中有一个因素是他说过的，要把失去的十八年时间夺回来。但是还有另外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他对匡亚明校长知遇之恩的报答。1992年，南大文学院为程先生庆祝八十寿辰的时候，匡校长也到场了。程先生当众引用《世说新语》中习凿齿对桓温说的一句话：“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习凿齿是桓温提拔的，因此他说我要是没遇到桓温的话，我就是荆州这个地方的一个老从事，一个到老都沉沦下僚的小人物，因为你提拔了我，才有了我后来的一番事业。程先生当众引这句话，向匡老表示感谢。这是他的心里话，当时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动容。后来匡校长病重了，在匡校长临终之际，程先生到病房去看他，当众对匡师母也表示过这个意思。他说：“我永远感谢匡校长，是他让我有了二十年的学术生涯。”他这么努力工作，部分是出于知恩必报的精神。他要让世人知道，匡校长引进他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程先生跟我们南大是如此，朋友们肯定会想到他跟武大的关系又如何呢？学界或者说社会上有一些传闻，认为程先生对武大好像心怀不满，但实际上这是不全面、不准确的。程先生对武大同样怀有感恩之心，我们来看事实。武大的前身在清末叫作自强学堂。程先生的叔祖父程颂万，曾经是自强学堂的提调。提调，就是当时的校长，他的叔祖父曾经是武汉大学的校长，他的家族跟武大就是有缘分的。

在程先生跟沈先生1942年进入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之前，程先生1941年在四川乐山有在武汉大学任教的短暂经历。武汉大学内迁到乐山，当时武汉大学有一个老先生、系主任，名叫刘永济，刘先生是程先生的前辈。程先生当时才28岁，刘永济先生把他聘请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去任教，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的国立大学里面得到教职，就是武汉大学。程先生晚年回忆恩师们的时候，刘先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象，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记刘永济先生》。程先生说，他当年进了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因为才28岁，刘先生不放心，不知道他的课讲得怎么样，所以程先生在教室里上课，刘先生就躲在隔壁听。我们可以想象抗战时期的墙壁多半是用芦苇之类做的，很单薄，隔壁是听得见声音的。刘永济先生悄悄地坐在隔壁听，听程先生讲得怎么样。一星期每天都有课，刘先生就一连听了一星期，并不告诉程先生。一周听下来，刘先生就说：“我放心了，他的课讲得不错，可以长期任教下去。”这件事情刘永济先生一直都没告诉程先生，直到七年以后，刘师母才偶然告诉程先生。程先生才知道刘永济先生这么关心他：听你上课，连听七天，这就是关心啊！听课是看你是不是讲得好，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老先生来旁听我们的课，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所以程先生对刘永济先生始终怀有知遇之恩。

程先生签赠刘永济先生

20世纪5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中文系，人才济济，阵容坚强。当时武大中文系的教师队伍中有所谓的“五老八中”，就是老先生有五个人，中年人有八个人。刘永济先生是五老之首，程千帆先生是八中之首。程先生对五老都非常尊敬，不光是在人品上尊敬他们，学术上也常向他们请教，接受他们的教诲。他跟“八中”中大部分人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八中”中间有一位先生叫缪琨，缪琨先生跟程先生共同编著了《宋诗选》，那是新中国第一部宋诗选本。所以说，程先生对包括“五老八中”在内的武大教师队伍都是非常友善的，他在那个团队里感觉很好。虽然后来他在武大受到了整肃，但程先生认为，这主要不是某个学校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当然，程先生在武大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当时处境十分悲惨，连沈祖棻先生也受到系里的歧视，受到大家的排挤。程先生说过，有一年，武大中文系有一个同事，一位女老师，一不小心把家里的布票给丢掉了。那时候买布、买衣服都要布票，每人每年一丈六尺。这个老师把布票丢掉了，她家孩子又多，没有布票就没法买衣服，所以很窘迫。沈祖棻好心，说我们家里布票有点多余，就送一些布票给那个老师，这完全是出于善意。没想到那个老师拿到沈祖棻的布票以后，立马跑到校党委去揭发，说有人用布票来贿赂她，搞得沈祖棻非常尴尬。这是程先生亲口对我说的原话，他说，沈祖棻性格温柔，从来不跟人生气，但是那一次她真的非常生气。你说好心送一点布票给她，她就揭发说要贿赂她，贿赂她干什么？沈祖棻贿赂中文系的一个女老师，能达到什么目的啊？那时就有这样的怪事发生！

程先生到了南京以后，武大多次邀请他回去，他还是回去了。1984年他回到武大，做了一个面向全校的学术讲座。当时武大的校领导已经换了，那时候是武大人最推崇的刘道玉当校长。刘校长代表学校，当面向程先生道歉。说我们当时对不起你，现在向你道歉。刘道玉还表示，当时如果我是校长，我是不会放你到南大去的。程先生也当场表示，我并没有记武大的仇，当时只要校领导有一个人出面说一句挽留的话，我也许就留下来了。程先生实际上对武汉大学充满感情。沈祖棻是在那里去世的，她有三十二年的人生是在那个校园里度过的。我后来到武汉大学去过几次，那一次我在学长吴志达的陪同下去寻找程先生的遗踪，走到了东湖边上的渔村，也去看了他当年所居住的特二区的宿舍，整个地追寻他的遗踪。回来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珞珈山下的哀思》。我觉得要哀悼程先生，最好的地点应该是珞珈山，那篇文章发表在《武大校友通讯》上。总之，我觉得程先生对他生平有知遇之恩的人，都感恩，不记仇。

下面再说说程先生与其他人的关系。程先生对沈祖棻先生不但一往情深，而且心存愧疚，他多次说，祖棻是个好女人，跟着我受了一辈子的苦，我对不起她。这是他的原话。程先生晚年到了南大，他的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整理沈祖棻先生的遗著。我们曾经看到，沈祖棻先生的《涉江诗》《涉江词》或《涉江诗词》，最初都是油印本。这里我们必须要说到陶芸先生。陶先生跟程先生夫妻两人共同从事沈祖棻先生遗著的整理，陶先生写一笔娟秀的小字，她会刻钢板，《涉江诗词》最早的稿子是陶芸先生亲自刻钢板付印的。程先生当然用力更多，他不仅整理沈祖棻先生的遗稿，还为《涉江诗词》做了非常详细的笺注。程先生称沈祖棻是“文章知己，患难夫妻”，以他的这种特殊身份，他对涉江诗词的写作背景、写作心理有最真切的了解，所以他做的笺注最能说清沈祖棻先生作品的本意及其意义。舒芜先生在一篇书评里说，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宋代的赵明诚亲自为李清照的《漱玉词》做了一个笺注，那是多么宝贵的文学遗产。现在我们有了程千帆亲自笺注的沈祖棻诗词，诗词跟笺注都是非常宝贵的文本，两者合起来则是双璧。总之，程先生在整理沈祖棻先生的遗著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程先生晚年整理沈祖棻先生的遗稿，也许是出于燕婉之私，那么，他下大力气来整理老师们的遗稿，就完全是出于学术的公心。程先生晚年身体并不好，精力也不济了，又那么忙，他还是下大力气整理老师们的遗稿。黄侃先生、汪辟疆先生的遗稿，《黄侃日记》《量守庐学记》《汪辟疆文集》等，程先生都是亲自参与整理。这里要说一件我亲身经历的往事。2000年6月2日，程先生去世的前一天，那时他住在省人民医院的病房里，已经多天昏迷不省人事，我们都在医院里轮流值班。2日那天，我在病房里陪护程先生。当时陶芸先生也在，病房里有一张沙发，我让陶先生靠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我是坐在病床旁边的一张小板凳上，坐在程先生的旁边。昏迷不醒的程先生突然伸手，抓住我的手腕，抓得很紧，然后睁开眼睛，说了两句话，他说：“我对不起老师，我对不起黄先生！”我顿时热泪奔涌，因为我知道程先生指的是《黄侃日记》还没有出版。虽然这部日记在程先生与其他老师的努力下已经整理好了，已经交给出版社了，校样也看过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还没印出来。程先生放不下心，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才会说“我对不起黄先生”。

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程先生本人的全集也还没出来，就是《程千帆全集》。这部书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是主编，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看过全部校样，二校样都已经退回出版社了。我们本来打算9月份给程先生庆寿的时候，用这部书来献礼。没想到程先生6月突然走了，他最后没看到这部书。本来书名叫“文集”，但出版的时候他已经去世，就改叫“全集”了。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本人的全集当然是一生中最放不下的事情，应该念兹在兹。但是程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突然说了那两句话，他不问自己全集的事情，他关心的是黄先生的日记，他说“我对不起黄先生”。我当时就想到《孟子》里的一句话：“大孝终身慕父母。”真正的孝子一生都感恩父母，都怀念父母。我觉得程先生对黄季刚先生、刘永济先生、汪辟疆先生，对他的那些老师的感恩之心，类似于“大孝终身慕父母”。他自己都走到人生的最后关头了，他只有一天的生命了，他还在那里惦记着黄先生，甚至认为他对不起黄先生。其实从学生的角度看，我认为程先生光大了师门学术，他是黄先生、汪先生们的一个好学生，是对得起老师的，但他自己觉得心里还有愧疚。这种人格精神，非常了不起。我一直希望我们的学生，将来一定要有这样的精神，千万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儒家的学说是仁者爱人，仁政爱民，首先要关爱他人。这是程先生在为人方面最值得说一说的地方，跟我们南大特别有关系。

下面简单讲一讲程先生在南京大学的学术研究。

程先生热爱学术，也有做学术的天分。他当年在金陵大学读本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去年出版的那本《少陵先生文心论》，原稿藏在南大的图书馆里。当时他的指导老师一个字都没改，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太成熟了，马上就推荐到金大学报去发表。也就是说，程先生读本科的时候已经才华横溢，头角崭露，在学术研究上体现出非常良好的前景。等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成了武汉大学的三级教授、中文系的系主任，他在学术界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承认。那时候北京的《文学评论》杂志刚刚创办，名叫《文学研究》，他也被聘为编委。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在那个时候已经确立了独特的学术理念，这就是现在南大两古学科的老师念兹在兹的“把批评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之上”，或者说把文艺学的研究和文献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说法不一样，精神是一致的，就是两手都要抓。我们现在的两古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绝对不能分家，绝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程先生一贯的学术理念。这个学术理念虽然到了80年代后才广为人知，其实在50年代初期，他跟沈祖棻先生已经奠定了其基本精神。

程先生荣获南京大学优秀学科带头人称号

应该说，要不是有运动的话，程先生的学术一定会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取得非凡的成果。可惜的是突然中断了十八年。等到他回到南大继续工作，他就用非同寻常的努力与热忱投入学术研究。我仔细地读程先生的论文，发现有少数几篇是他在那个年代已经写好初稿的，更多的是他在那个年代已有一些思考，已经打好腹稿，但他那时不敢写、不能写，后来才补写的。程先生的学术有一点最好的精神，就是带着问题意识。专著也好，单篇论文也好，程先生从来不发无的之矢，他一定是为了解决某个重要的问题，为了得到一个能够推动整个学术前进的结论，才动笔写这篇论文。所以他的论文，包括谈《饮中八仙歌》的《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包括《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等，这些文章一出来，学界就非常兴奋，非常关注，它们都具有一种开创风气的典范作用。具体的成果我就不再展开讲了，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

我下面再讲一点，程先生做学术研究时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就是谦虚谨慎。他本是才高一代，但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精神，一定知错即改。他对于自己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不管是已经发表的还是没发表的，只要有人指出来有什么不对，他立马就虚心接受。我举两个小例子。第一是在教学上，程先生给我们上《杜诗研究》的课程，有一次他在课堂上随口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明朝某诗人有一首七言绝句里有两句话，正好可以说明某个问题，原句是“科头箕踞青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我正好记得那两句诗是王维写的，下课后就告诉程先生。第二周上课时，程先生就表扬了我。表扬什么呢？他说：“我上周讲这一句讲错了，我记成明朝人写的，莫砺锋同学指出这是王维写的，很对，大家要学习他的精神，老师有错也要指出来。”我上程先生的课就得到过一次表扬，故而记得特别清楚。

这种精神更多地体现在他的论著中偶有疏漏之处，别人指出来，他一概接受。他有一篇著名的论文是分析《全唐诗》里一个不著名诗人的作品，这个诗人叫唐温如。唐温如的诗在《全唐诗》里只有一首，就是《题龙阳县青草湖》：“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那首诗一直在《全唐诗》里，但谁都没有注意过。程先生慧眼识珠，把它挑出来，说这首诗写得好，他专门写了一篇论文来分析它怎么好，分析得非常中肯。但是文章发表以后，中山大学的陈永正教授在《中山大学学报》上面发了一篇文章，说唐温如不是唐朝人，实际上是元末明初人，这首诗是《全唐诗》误收的。陈的文章发表后，程先生看到了，经过文献查找，他承认陈永正教授提的意见是对的。后来我把那篇文章编进程先生的文集时，程先生就专门加了一条注，表示接受陈永正教授的指正意见。他绝不掩饰自己的错误，有错马上就改，而且公之于众。程先生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错误，这是一种很好的学术精神，我希望我们南大两古专业的同学也都要保持这种精神，大家千万不要学社会上有些人的风气，有些人一旦被人批评，就跳得八丈高，有错也不认，非要为自己辩护，这是要不得的。我们要有错即改，永远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

下面讲程先生在南大的教学。

程先生跟陶芸先生联名写过一份遗嘱，这份遗嘱写好以后，程先生把我叫去，让我以证人的身份在后面签一个名。有几句话我在第一时间就看见了，当时我内心很震撼。因为在我心目中，程先生是一个成就很大的学者，他的学术成果水准非常高，但是你看他对自己的评价，他说，“晚年讲学南大，甚慰平生，虽略有著述，微不足道”，他认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他值得欣慰的是什么呢？他说是在南大带的学生，“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为国家之宝贵财富”。他认为他晚年在南大的十几年工作，最大的成果不是写出了他的专著和论文，而是培养了学生，他把这个看作比他本人的学术研究更重要。我当时看了真是大为震撼。我一方面觉得程先生对教书育人确实认真，老师的第一要义应该是培养学生，他对此领会得非常深刻。同时，我也觉得压力巨大。因为他说“培养学生数人”，我当然也在里面，但我觉得我不优秀。我想我们这些程门弟子，之所以一直还算努力，包括我本人，一直不敢松懈，主要的动力是这份遗嘱。程先生对我们程门弟子寄予厚望，这与其说是一个评价，不如说是一种期望，他期望我们能够做得更好，能够继承老师的学术精神和学术事业。

程千帆先生遗嘱

下面我们看看程先生在南大的教学活动。首先，程先生善于讲课，张伯伟老师、曹虹老师是南大中文系1977级的同学，有幸听过程先生讲大课。当时他讲的是《历代诗选》，他讲课时神采飞扬，可惜当时没有录像，我们再也看不到了。由于年龄的关系，程先生讲了两轮大课以后就讲不动了，后来他就转而以研究生培养为主要教学任务。1979年程先生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就是在那一年有幸成为他的弟子。我们三个人，还有徐有富、张三夕。我们当年报考都是偶然的，录取也是偶然的，我是其中最偶然的。我们成为程先生的弟子，真是前世的因缘。下面说说程先生对培养研究生的教学方法。

我们一进南大，程先生叫我们交三篇自传，白话文一篇，文言文一篇，外语一篇。我们三人的第一外语都是英语，就交英语自传。为什么要交三份自传？一是看看你的生平经历，二是检查你的语言文字功底怎样，你会不会表达，然后再有的放矢地给你补课。程先生除了给我们讲课以外，对我们的课外学习也抓得非常紧。比如说，他要求我们一定要练习写诗填词，要交功课，每个月要交几首诗给他。我当知青时胡乱写过一些绝句和律诗，没想到程先生说要从五古入手。以前谁写过五古？我就硬着头皮开始学写五古。程先生还要求我们要保持对当代文学的兴趣，要关注当代文学的走向，因为古代与现当代两段文学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同时要关注艺术，最好学一点书法，爱好一点音乐，不要把自己弄得索然寡味。

在程先生指导下读书

程先生培养研究生最大的功夫放在培养我们的学术功底上。第一，他的授课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培育技能。他亲自为我们讲了两门课，第一门是校雠学。当时我们三个人听课、录音，下课以后分工整理出一份记录稿。其后程先生到山东大学去讲学，又讲了一遍，山大的研究生也有一份记录稿。两份记录稿都有油印本，后来就是《校雠广义》的前身。徐有富师兄毕业以后有志于此，开始对它进行扩充订补，最后就成了皇皇四大册的《校雠广义》。《校雠广义》当然是程先生和徐有富老师的学术专著，但是在当时，它的产生缘由是《校雠学》这门课的教学成绩汇报，是师生一起努力得出的一个教学业绩。第二门课是《杜诗研究》。程先生讲《杜诗研究》，都是讲专题，讲他对某个专题的思考。在程先生的指导和启发下，我与张宏生老师，跟程先生合著了一本书，叫《被开拓的诗世界》。里面一共收了11篇论文，都是关于杜甫的，内容都是程先生在课堂上讲过的，或者启发我们进行思考的。这本书虽然现在可以看作是一本杜诗研究的论文集，但同时也是程先生讲《杜诗研究》这门课的一个教学汇报，师生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最后写成了一本书。所以他的课真的是从传授技能、培养学生怎么实际操作方面着眼的。

程先生花费心血更多的，是指导学生写学位论文。程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人数并不是太多，他先后一共培养了硕士9人、博士10人，一共19人。其中有3个人是重合的，既读硕士又读博士，所以程门子弟一共是16人。程先生指导了19篇学位论文，有些硕士论文后来成为专著，比如说徐有富老师的《唐代妇女生活与诗》，后来就成为一本专著，张三夕的《宋诗宋注纂例》，后来也成为篇幅很大的专题论文。我的硕士论文没有成书，我写的是《黄庭坚诗研究》，其中只有一章稍微好一点，后来就成为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单篇论文《黄庭坚“夺胎换骨”辨》。后来两届的，程章灿的《刘克庄年谱》、严杰的《欧阳修年谱》都成为专著出版了。程先生指导的博士论文几乎全部都出版了，我的《江西诗派研究》、张宏生的《江湖诗派研究》、蒋寅的《大历诗风》、张伯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曹虹的《中国辞赋源流综论》、陈书录的《明代诗文的演变》等，都成为专著，其中有几种是学术界评价较好的学术专著。一个学生把学位论文写到专著的水平，老师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我们的论文，程先生改过的初稿上，红色的线、红色的字，不知有多少。程先生指导研究生写学位论文，真是一丝不苟。从选题到构思、撰写，他都有具体指导。他并不直接告诉你结论，不告诉你怎么写，但他始终在启发你，不愤不启。所以程先生培养学生、教导学生，真是满腔心血，几乎整个的生命都扑在上面。作为一个老师，最主要的业绩不是看你本人写了多少著作，关键是看你的学生写得怎么样。程先生在这方面是我们的典范和楷模。

下面讲讲程先生对于社会责任的情况。

程先生关注学术，关注学术界的动态。他的眼光不局限于南京大学，他对于整个学术界，对于整个国家的文化事业、学术事业，都是念兹在兹。所以他关心的年轻人，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程门弟子，他对兄弟院校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也非常关注，非常呵护。我举一个例子。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教授，后来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大咖了，担任过唐代文学学会的会长，成果卓著。但是在1986年，陈尚君才30多岁的时候，程先生就开始关心他了。那时候程先生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会长，那一年学会在洛阳举办年会，河南大学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因为那次会上有很多老前辈都去参加，典型犹在，他们就决定趁这个好机会举办一些讲习班，招收一些年轻的学者去参加。年轻学者除了参会，还可以听听老先生讲课，所以那次去的年轻人比较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唐代文学的会议，陈尚君也是第一次。当然，那时陈尚君已经发表过几篇很有分量的论文了。到了洛阳以后，程先生看会议名单，就发现了陈尚君，他对我说，复旦的陈尚君很优秀，这个年轻人将来很有前途，还说“我应该先去看看他”，不是说叫他来看我。第二天早上他就带我一起去拜访陈尚君。程先生经常教导我要关注某个学校、某某老师的团队，说他们做得很好。学术为天下之公器，这点精神在程先生身上体现得特别好。所以程先生不但是我们南大的一个好老师，他也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一个好会长。

程先生为陈尚君书联

我还需要提一下，程先生也用非常高的热忱从事普及工作。照理说，像他这样高水平的学者，应该主要从事专精的学术研究，但是他不。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关注、重视普及工作。他认为，古代文学中那么多的精华作品，必须把它们推广到全社会去，必须要让学术界之外的大众也产生阅读兴趣，这些作品的意义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发扬。所以从50年代开始，他就跟沈祖棻先生合作编写《古诗今选》，这本书的书稿是几经反复，后来沈祖棻先生不在了，程先生又独自对它进行修订和增补。到今天，据不完全统计，《古诗今选》已经出过八个版本。为什么他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对一本普及读物如此在意？他觉得这些作品除了学者研究还不够，一定要让普通的读者也热爱它们。当然，沈祖棻先生在这方面更是先行一步。沈祖棻先生的《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都是风行海内的普及读物。这些普及读物的推出，是程先生与沈祖棻先生社会责任感的一种表现。

综上所述，我认为程千帆先生跟南京大学是有缘的。他的学术生涯始步于斯，终结于斯。一个终点，一个起点，都在南大。他是我们南大两古学科的精神奠基人。现在社会上有一个比较新的名词，叫作“铸魂”。我觉得程千帆先生就是为我们两古专业进行铸魂的一个人。他的学术理念、学术精神、学术态度，他献身于学术的人生观，都为我们南大的两古专业，为我们的学术发展，为我们的学风传承，奠定了一个基础。我们的灵魂，是程先生铸成的。

下面重复几句我在“百年千帆”那场会上讲过的话，我说：“程先生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人格风范，如今已经逐渐远去。也许一走出我们这个文学院大楼，它就会受到轻视。也许一走出南大校园，它就会受到奚落。但是在我们这个人群中，它无疑是最珍贵的价值取向。在我们看来，是它使人生具有意义，是它使世界值得留恋。谁让我们选择了古代文史为专业呢？谁让我们选择了孔、孟、老、庄、李、杜、苏、辛为研究对象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珍惜这个传统，还有谁来珍惜它？如果我们不呵护这个传统，还有谁来呵护它？”今天，我仍然这样认为。程先生以及他指导的学生，程门的二代弟子、三代弟子、四代弟子，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从事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研究其中的精品和经典。那么，对于其中所蕴含着的文化精神，我们也许更有责任来领会它、弘扬它、传播它。生命的奥秘就在于某种基因的代代传承，没有基因就没有生命的传承。文化精神，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我们从事的工作，就是传承文化的基因。庄子说得好，“薪尽火传”。这个“薪”，按照闻一多先生的注释，就是古人用来照明的，在一根木棍上涂些动物油脂，类似于后来的蜡烛。先秦没有蜡烛，就用这个“薪”来照明。一根薪的燃烧时间是有限的，它烧不了多久。一个人的生命终归会有尽头，几十年过去，他就终结了。但是“薪尽火传”，薪尽了，火种并没有灭，从这根薪到下一根薪，火种一路传承下去，这就是文化传承。今天在这个纪念程先生的系列讲座上，由我来做开场白，我想表达的就是这点认识，希望跟朋友们共勉。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2023年5月26日在南京大学的演讲，据记录稿整理）

>原载《名作欣赏》2023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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