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云：“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句话用来形容莫砺锋老师，再贴切不过了。但细究起来，又觉似乎还有些可以说的，主要是“即之也温”这句判语，其实“即之也温”也没问题，只是“即”这个动词在莫老师那儿做起来有点难度，说白了，就是接近莫老师好像有点困难。莫老师的难以接近，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印象，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如此。以前赵益老师有一套丛书想找人撰稿，找到我们家，外子说没有时间，建议他找莫老师，说莫老师对唐代很熟。赵益说，“我不敢。”莫老师倒不是凶，但是冷，一副拒人千里的模样，即便是熟人，见面说话好像也超不过两句就没话可谈了，莫老师是话题终结高手。如果说开会时，以莫老师现在的地位，自是菩萨一样高高地供着，很高冷，也就罢了。集体活动时，莫老师也是独往独来，独行侠似的。比如乘车出行，一车人，他自己独自一座，周围热火朝天地聊天、争论、甚至打嘴仗，都与他无关，莫老师自觉就把周围屏蔽了，或者说把自己隐身了。那种在人海中把自己搞得跟孤岛似的寂寞，我推己及人，知道其实滋味并不好受。我自己是有社交恐惧症的，但莫老师倒未必如此，不过，不知如何打开自己，或者也并不愿意打开自己，大约逃不出这两种情形吧。 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如果不是天生遗传，那一定与环境有关，而性格如果发生改变，那更是外力所致无疑。莫老师小时候其实是个乖宝宝，我看莫老师的《浮生琐忆》，很有这感觉。五六岁了，因为羡慕别的小朋友有亲戚可以走动，跟妈妈的一个同事回家过周末，下午出发，没坚持到晚上，就已经想家了，到底被送回来了才算了结，且说以后再不羡慕小朋友走亲戚了。考上苏高中，爸妈尽可能收拾了被褥送他住校，却无力置办蚊帐。校长在生活老师陪同下看望新生，看到莫老师没有蚊帐，关切地询问原因，莫老师很乖地回答：“妈妈说明年再给我买蚊帐。”校长及其随同的老师都笑了，由此莫老师也得到一顶照顾的蚊帐。乖巧听话是一回事，莫老师性格也很开朗，他自己也说，小时候在中小学里，文体活动是常参加的，唱歌、朗诵之类常在人前表演，打乒乓球，因为技不如人，抢不到球台，等着人家放学回去，在暮色苍茫中也要打上几盘，直到对面人脸也看不清楚才作罢。那个时候的莫老师一点也不高冷，甚至有些热情。然而这一切，是什么时候改变了呢？
莫老师有一张照片，是恢复高考后，历尽艰辛上了大学时的照片。站在安徽大学校园一幢楼前，莫老师身穿中式棉衣，两手抄在袖子里，神情落寞，尤其是，暮气沉沉。上世纪70年代末，刚刚过去一个漫长疯狂的历史阶段，重新踏入校园的大学生，是那个时期的天之骄子，人人都是意气风发意欲有所作为的模样，像莫老师那种情形，委实不多见。但是，把时光的大钟向后拨，我们会发现一个迥然不同的莫老师。把时间定格在十一年前，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刚刚结束高中阶段的文化课学习，悄悄溜到摆放招生宣传的饭堂里，目光在清华大学招生简章上流连，然后毫不犹豫地为自己选择了“电机工程、数学力学，自动化控制”等专业，工工整整地填写在高考志愿表上。摩拳擦掌，只待考场一搏。“少年心事当拏云”，那个时候的莫老师真是豪气干云啊！时光再向后倒流三年，琼溪镇中学初三的孩子们毕业了，面临填报中考志愿，学校的教导主任亲自把一个普通职工请到学校，动员这家的孩子报考赫赫有名的苏高中，且说这个孩子是这个学校有望录取苏高中的唯一。确实，这个孩子也没有辜负学校的厚望，真的很顺利地被苏高中录取了，这成了琼溪镇中学最大的喜讯，也是当年琼溪镇上最轰动的消息。这个孩子，是莫老师。再把时光往后推移一年，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小男孩，代表学校参加县里数学竞赛，轻轻松松以满分第一名的成绩，给学校挣来荣誉，然后在全校师生的注目礼中，接受校长隆重地授奖，这个小小少年，也是莫老师。这样一个在求学路上一路顺风顺水高歌猛进的好学生，十几年之后，站在公社办公室里，面对恢复高考的志愿表，却战战兢兢犹豫彷徨，不知、不敢填写什么专业、报考什么学校，最后连宿州师专也写上了，唯恐失去这好不容易得来的可以离开农村的机会。当日的万丈豪情，已经被十几年的难堪岁月无情地消磨殆尽了。 往事不堪回首。莫老师在说自己妈妈的一生时，说妈妈的好日子在跟爸爸结婚的那一天就过完了。可能不惟妈妈如此。“爸爸”这两个字，对于莫老师来说，委实太沉重了。童年的欢乐，少年的精神滋养，青年的厄运，似乎全都来自爸爸。
莫砺锋一家（摄于1963年5月）。前排左起：母亲、小妹、父亲，后排左起：莫砺锋、大妹、弟弟。朦胧月色下，载着简单行李的小船行驶在雾霭笼罩的河面上，莫家自陆渡桥搬迁去鹿河，爸爸妈妈坐在小凳子上小声说话，两个孩子趴在船边数河上的桥；晚饭过后，妈妈忙着收拾碗筷，爸爸把孩子们带出门散步，怀里抱着一个，手里牵着一个，还有一个自觉是小男子汉了，忽前忽后地跑着；睡觉之前，是爸爸固定的讲故事时间，讲了几百遍的“大马虎”是给最小妹妹的“特供”，其余兄妹，已经从小白兔、大灰狼听到了孙悟空、聊斋，每天都在意犹未尽中走向甜美的梦乡……有爸爸的家，虽清贫，但安好。繁星满天的夏夜，小河岸边铺排满了乘凉的人家，劣质的蚊香乃至用来驱蚊的木屑，弥漫出呛人的烟雾。莫家逐渐长大的孩子，可以跟爸爸比赛背诗了，一本《唐诗三百首》是全家人的挚爱，从“床前明月光”，到“汉皇重色思倾国”……父子兄妹，你追我赶，像“抢三十”似的，“赌书消得泼茶香”的乐趣，不让易安夫妇。诗，后来成了莫老师十年知青生活的精神食粮，陪伴他度过无数连煤油灯也点不起的暗夜，使他在孤寂无聊的日子里还可以打起精神往前走，在长长的绝望中坚持下去。诗，更成了莫老师后来一生的事业，研究诗，教授诗，一辈子再也没有离开过。凡此种种，焉知不是父亲的赐予？然而，父亲，又是莫老师成长史中最灰暗的那一部分。十六岁考入军校，从没上过战场当了十年文职军人的父亲，很遗憾，当的是国民党的兵，人生最初不知结局的这一步，给自己，给家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磨难。那些难堪的往事，莫老师真的是没齿难忘了。高中三年级时，一天，正在教室看书的莫老师，意外见到出现在教室门口的爸爸。爸爸从不到学校来的，莫老师不知是喜是忧。带着父亲来到离学校不远的拙政园，爸爸告诉了他一个惊天的消息：爸爸所谓的历史问题在“四清”运动中被揭发出来了，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要被清除出“革命队伍”。那天的拙政园，虽然冷清，但风景美丽依旧，可父子俩的心却彻骨地凉。在讲阶级斗争、讲家庭出身的年代，这意味着，从此时起，莫老师一家人就被归入异类了，政治生命已经结束。花季少年，还不谙世事，人生的第一个打击来得何其迅速，何其致命！但，这只是厄运的开始。在不久后到来的那场更大规模的运动中，父亲更是被作为历史、现行反革命而被抓捕，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对“专政对象”的处罚，要在万人大会上宣判，意即不光肉体惩罚，更在精神上践踏，所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是文革中的创举。文革中的人性恶，真的是登峰造极、无出其右的了。父亲的遭遇，一家人不只是心疼，更忐忑。群众运动是没有王法的，谁知道会处以什么样的刑罚？妈妈已经身心全垮了，弟妹年幼，作为父亲的长子，莫老师要用稚嫩的肩膀，代替父亲撑起这个风雨飘摇之中的家。那天，莫老师步行二十里路，赶到宣判会场，亲历了宣判的全过程。我以前看小说《红岩》，知道国民党特务有一种很残忍的手段，就是让正常人与死刑犯一起上刑场，经历执行过程。这个手段“万人大会”也用了，宣判从死刑犯开始，然后一个、一个……作为儿子，目睹父亲在众人面前受辱，还要在惶惶之中等待不可预知的结果，这是何等残忍的极刑！莫老师那时二十岁刚出头。人生经历了这种种侮辱和损害，那个曾经活泼阳光的男孩，还可能轻松地笑对人生吗？
1974年，转到皖北泗县插队，途径南京，在父亲最崇拜的中山陵前留影从高中毕业离开中学校门，到参加高考进入大学校门，正常的时间跨度是一个暑假，莫老师的那一批“老三届”，经历了十一年。十一年，正好是抗日战争加上解放战争的完成时间，是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时间，莫老师当了十年农民。其间，入伍的，招工的，被推荐上大学的，走了一批又一批，莫老师从“小莫”做到“老莫”，终于成了“扎根农村积极分子”。少年“老成”了。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件事，莫老师五十岁那年，给新入学的研究生讲话，开口就说，“我已年过半百。”高校里，年过半百的教授，真不算老，不知莫老师为何就认为自己老了。还有，莫老师称呼自己的妻子为“老伴”，这在同龄人中，似乎也是仅见。现代人，心态都很年轻，很少有年龄感这样强烈的。所以我觉得从小知青熬到“老”知青，让莫老师落下“病根”了，就是心态老。当然不止如此，那种时光飞逝却老大无成的恐慌，更折磨人。在写给苏高中老同学顾树柏的诗里，莫老师这样感慨：“十年陇亩送年华，落尽旧时桃李花。书剑无成农圃熟，相逢但解话桑麻。”但如果只是蹉跎岁月，也还罢了，背负着家庭问题的莫老师，寻常岁月等闲度过也非易事。一次县里发现一条反动标语，排查作案对象，大队书记很反常地登门，谎称需要上报知青接受再教育事迹，让莫老师作为典型写一份思想汇报。先进当然是没有的，其实人家是把他作为怀疑对象骗取他的笔迹呢。还有一次，在学习会上，因为太无聊，莫老师悄悄拿出一本书看，大队副书记发现了，并不制止，却偷偷告诉了主持学习的大队书记，于是书记在会上旁敲侧击：“有个别出身不好的知青，偷偷在后排看封资修的书”，待成功地把大家目光吸引到莫老师身上之后，便提高嗓门，“莫砺锋，让大家看看你在看什么书！”幸好，莫老师那天看的是《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故事》。莫老师说，“那次经历使我明白了，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向大队里打小报告的。”那十年，莫老师就是这样生活在被信任与被尊重之外。莫老师在结婚三十周年写给妻子陶友红的《赠内十首之二》中这样写道，“久惯人间多白眼，逢君始见两眸青”，算是道尽了青年时期的难堪境遇。有了这样十年的生活馈赠，谁还能轻易对别人打开心扉呢？当然，莫老师三十岁以后是柳暗花明了。记得著名演员黄渤在接受采访时说，落魄时所遇皆冷眼，红了以后，似乎只有好人没有坏人了。莫老师现在所遇，自然都是好人，但长时间形成的习惯，即便是愿意打开自己，只怕也不知如何打开了。
恢复高考那年，莫砺锋的妻子陶友红也考上了大学。1978年，初进大学的她在北京八达岭。十年知青生涯，带给莫老师的改变，不独性格，其实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根本性的命运改变，就是把一个本该成为工程师的人，变成了一个人文学者。这种结局，在那十年中绝望的每一天都不敢奢望却又真真是那十年种下的因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贫穷，现代人恐怕无法想象。莫老师说他在农村的房间里没有家具，队里借给他一条长凳，既当桌子又当凳子，一头摆放煤油灯、书、碗筷，剩余部分才是凳子本来的功能。一物两用，莫老师说他“被迫设计了两种坐法：如果是白天坐着看书，或吃饭时只在饭碗上放着一块咸菜，就采取正常的坐法，两腿朝着同一方向。如果是晚上凑着灯光看书写字，或是吃饭时有一碗菜肴放在凳上，我就骑在凳子上面。”但是“骑马式的坐法不是常态，我日常的下饭菜只有一味腌制的大头菜，撕一块放在饭碗上就行，根本不用菜碗。至于点灯看书，更是很稀罕的事。那年头我每月能凭证购买一斤煤油，只够每天点半个钟头，不能经常点灯看书。”不能点灯看书的莫老师，其实也没有多少书好读，但手边恰好有几本古代文学的书，于是就反复读，没有照明的黑夜里就把读过的书在心里默诵，像《宋词选》、《古文观止》等，久而久之，整本书都可以背出来了。莫老师说他没有打算到中文系教书，确实，那个时候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念头，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当时同样的无聊岁月，别人是用另外的方式打发的，莫老师只跟书“较劲”，当然还是因为热爱。而这热爱的种子，是爸爸播下的。莫老师说过这样一件事，小时候，夏天家里祛暑的设备，是人手一把芭蕉扇，而爸爸的那一把，扇面上有爸爸手抄的烙上去的一首唐诗，羡煞了他和小妹。爸爸还有一个笔记本， 是爸爸的宝贝，爸爸精心写的诗都在上头。爸爸平生最热爱的事就是写诗，尽管他自学写诗的路并不顺，但就是热爱，以至于后来连命都搭上了。耳濡目染，作为爸爸的孩子，莫老师喜欢读书，喜欢诗歌。父亲还特别看重孩子们学文化，曾经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就是父母亲希望和快乐的源泉，而让爸爸妈妈开心，也成了孩子们学习的动力。努力学习的好习惯，使得莫老师在孤寂无聊的岁月里没有随波逐流，没有虚掷时光，而且，学习本身也是莫老师在毫无前途的十年中还能坚持下去的支撑。在学习没有任何动力、任何功利的十年中，莫老师的坚持是惊人的，除了读、背古典文学作品，莫老师还自学英语。他曾经用印刷体工工整整地把许国璋的英语教材从头到尾抄写过一遍，没有老师请教，就把英语作业寄给同学顾树柏的舅舅批改，在信件往返中完成教学。这样的学习，坚持了好几年。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那个年代，中文都没人学，何况外文，莫老师的行为在周围人的眼里就是异端，没人能够理解。套用李白的一句话，他是“独学无相亲”。但是，这又一次的无心插柳，阴差阳错，倒成了莫老师叩开命运之门的敲门砖。1978年的高考，莫老师因为超过了普通志愿的报考年龄，最终凭借英语特长，考进了大学。
这种铁杵磨成针的精神，到底成就了莫老师。我想说的是，这种坚持，也使得莫老师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能够不人云亦云，坚守初心。如今的学术界，早已不是静心做学问的环境了，好大喜功成为潮流，什么都搞“工程”，成果好像块头大更重要。报项目，申请经费，都是如此标准。但莫老师好像不为所动。像莫老师这样的身份，差不多的都会是很多大型项目的负责人以及丛书的主编之类，莫老师不是。莫老师对报奖也没有兴趣。如今的奖项很多是看名头分配的，以莫老师的名气，得奖不难，但好像没听说莫老师得过什么国家、省社科奖项。莫老师认为学术研究，主要是文科的学术研究，是很个人的事情，不是大跃进式的群众行为，他对学术界的浮夸风很反感。莫老师对做领导也没有兴趣。在官本位的社会里，有职才有权，有权才有利，但是莫老师对权利不热衷。他所谓“视富贵如浮尘”，说的是妻子，也是自况。曾经在校领导再三要求敦促下，莫老师做了一年的中文系主任，但就一年，死活不肯继续了。现在普遍的情形是，很多领导即使退了，也会为自己留条后路，像设立个什么会什么所之类的，莫老师退了就是退了，退得很彻底，搞得自己连间办公室落脚都没有了。记得当时中文系的信箱都在走廊里，恰巧对着我的办公室，莫老师每次拿信件，太多的杂志之类需要分拣一下，莫老师就站在我们门口的桌子边处理，不要的扔垃圾，留下的带走。我那时因此得了不少莫老师的馈赠，杂志有复本的都留给我了，尤其是有他自己文章的，我倒得以先睹为快了。也是因为沦落到社会底层，饱尝过生活的艰辛，莫老师的生活态度是极其平民化的。他曾经把自己的生活态度总结为三句话， “读常见书，乘公交车，吃家常饭。”而对学术研究，他的态度、视角也是平民化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特别容易恃才傲物，精英意识特强，莫老师没有这些毛病。甚至，他对杜甫情有独钟，除了受老师千帆先生影响外，我觉得与他多年底层生活不无关系。老杜的那种接地气，那样关心民间疾苦，对莫老师影响很大。或者也可以说，因为声气相通，莫老师选择了杜甫。莫老师热爱杜甫，杜甫的1458首诗他会背其中800首；他长期研究杜甫，写了《杜甫》《杜甫评传》《杜诗选注》等很多关于杜甫的著作；多次给学生开杜诗研究课，上课成果结集为《杜诗演讲录》出版。莫老师的平民意识也体现在他的做学问上。看莫老师近年精力多花在文化普及教育上，无论是被动地上百家讲坛，还是主动地写作普及读物，并没有离开自己的研究，但选择的受众变了，因而形式上活泼多样，内容上深入浅出，把高深的学问从象牙塔中请出来，变成知识惠及大众。这方面莫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汇聚成书的有《莫砺锋诗话》、《漫话东坡》、《莫砺锋说唐诗》、《唐诗课》等等。莫老师自己述说自己有一个觉悟过程：《百家讲坛》讲稿结集为《莫砺锋说唐诗》出版，第一次印数就高达十万册；讲了白居易，也出了一本书，同样印了十万册。这是学术著作无法与之比拟的。这使得莫老师意识到：“古典文学的作品，如果没有让现代的普通读者感到有意义，没有让大家都来接受，我们的研究工作从根本上说价值不大，……我觉得应该做好普及工作，让大家都知道唐诗好在什么地方，让大家相信唐诗的价值。”
莫老师的平民意识，还体现在他为人处世的原则。莫老师做系主任时，外派教师出国，派出去的都是即将退休的老师。这和以往的做法很不一样，以往的“战略思想”，好像出去是为了开疆拓土占领市场，莫老师显然不是这样考虑的。我开玩笑地说，你好像是分蛋糕啊。莫老师很认真的反问，不应该是分蛋糕吗？我后来想一想，我一向不从利益方面看问题，其实怎么会与利益无关呢？在利益面前，做到公平，是莫老师的悲悯情怀，而怜贫惜老，则可能跟他深受杜甫影响有关。我做研究生秘书时，有一年招生，莫老师特意过来打听一个学生考试情况，很关心。这在莫老师非常罕见，即使他做了系主任，找他的人肯定很多，也没见他这样做过。多年以后，我在看莫老师的书时，偶然引发联想，猜测当年被关心的那个孩子可能是某人的子侄辈，而那个人，还在社会底层生活，但他是莫老师的患难之交。莫老师在回忆文章里多次提到苏高中的一个同学陈本业，特别为他的聪明才智被埋没而惋惜。他说，如果当年高考没有取消，他和陈本业都能考进清华大学电机系，但他又说，那样“将来真能成为杰出的工程师的一定是他而不是我”。多年后莫老师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常常沿着查尔斯河散步，每每走到毗邻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处，他便想起陈本业，“我坚信陈本业本是最应该到这儿来深造的人，我也坚信这儿本是最适合陈本业发展的地方。可是事实上两者之间却风马牛不相及。我怀着失落的心情望着那些神秘莫测的实验大楼，不由得对命运之神的威严和残酷感到深深地畏惧。”关切惋惜之情，跃然纸上。并非“同学少年多不贱”，“富贵”而不相忘于江湖，难能可贵。
莫老师从昙花一现的初恋，到真正获得爱情，相隔了太久太久的时间，就像《蒹葭》里说的“道阻且长”。莫老师最好的青春岁月恰在下乡插队期间，当然，插队的村里并非没有“小芳”，但似乎都不属于莫老师。莫老师的家庭出身，实在让人望而生畏，那是一道深堑，彼时是难以逾越的。而在莫老师，即便没有什么“鸿鹄之志”，一辈子终老乡间，也还是不情愿的。所以莫老师在“恋爱季节”里没有收获。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迟到的属于莫老师的花季终于还是来了，莫老师的“真命天子”在若干年后的南京等着他呢。“前缘休说三生石，不是冤家不聚头。淮北江南行欲遍，却来白下结绸缪。”月下老人比命运之神，待莫老师要仁慈得多。
说到莫老师和妻子陶友红的伉俪情深，想起前不久一件事。那天，我儿子笑着跟我说，今天吃了莫老师一嘴狗粮！他指的是莫老师发在《中华读书报》上的文章《我与手机》。莫老师从不用手机，即使做系主任时，很多人很多事要找他，也不用，唯一即时通讯方式是座机，不太急的可以通过电子邮箱。这在现代人，有点不可思议。莫老师终于买手机了，但是号码不公开，只是为了方便与妻子的联系。原因是一次妻子独自上医院晕倒在路旁联系不上。莫老师把这件事记在了文章里。我儿子笑：这一波狗粮撒的！莫老师的《结婚三十周年赠内十首》写得非常感人，我最感动的是“平日龃龉夺门去，此时翻愿梦中来”两句。莫老师婚后有两次比较长时间与妻子分离，一次去美国哈佛，一次到韩国光州，时长分别都是一年。第一次离开时，女儿莫杞还小，刚上幼儿园，妻子工作很忙，还要照顾孩子。思念伴着担忧，不消说是很磨人的。“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相思之情，古今相同，莫老师此时与一千多年前的杜甫心意是相通的。思念到极致时，平日琐琐碎碎都涌上心头，就连拌嘴吵架都那么令人留恋，即便不可能真实再现，哪怕在梦中也是好的呀！这样的相思，真深入骨髓了。第二次在韩国时，莫老师写信安慰思念的妻子，说“现在毕竟好多了，每月可通话两次，信也是来往不断。我们只要再通上十五次电话，大概就可以见面了！”精确地计算通话的次数，可谓是掰着指头数日子，还说不相思吗？莫老师的信里接着说：“近日读诗，觉得古人的分别才真是令人断肠。薛道衡《昔昔盐》：‘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真是难以忍受。相形之下，我们要幸运多了。”说是幸运，流露出的还是对分别的“令人断肠”“难以忍受”啊！其实，这也还不算什么，莫老师对妻子的那个关心，那才是无微不至呢。看莫老师和陶友红的《两地书》，有一件事，我看了既感动又好笑。那是莫老师在韩国客座的时候。一次，妻子说到买菜，莫老师在回信中指导：“到市场买肉，先要巡视一周，挑选一处质量最好的，凡有白筋或颗粒的千万别买，看准了先问价，再按你所需量的70%叫他砍，砍下来就差不多了。每个肉贩都要多给你的，除非你硬不要，他一般不肯再切掉。也应买点鱼，挑身条较瘦长的活青鱼买，让他杀好，回家切开再腌制，不要大肚子的。”从质到量，从购买攻略到注意事项，详详细细清清楚楚。陶友红便按图索骥去做了，可是效果不佳，且说巡视一周回来，看好的肉已被人买走了。我看到此处是忍不住捧腹的，真真一对迂夫子！【问学书屋 · 今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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