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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赋”在文学领域中的三种涵义

周勋初 程门问学 2022-07-15


“赋”这个词,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经常运用,它有多种不同的涵义,因此在理解上常滋纷扰。《汉书・艺文志》引《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指的是春秋时期的赋诗之风;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指的是一种文体;《毛诗序》:“诗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指的是一种写作手法。——三者名同实异,不能混为一谈。《文心雕龙・诠赋》篇中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意在折衷群说,融会贯通,但却缺少应有的疏理,不免流于笼统。后代有人继续作过钻研,只是三者之间的关系仍未说清楚,因而对此还有再作探讨的必要。

应该说,赋诗之风对赋体的产生和赋这一手法的形成确有关系,不过中间还有许多曲折的过程,需要作些论证,才能阐明其间演变的经过。

春秋之时有赋诗的风气,《左传》中屡见记载,下面举昭公十六年的一次赋诗为例:

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


这样的赋诗,简直象猜谜,好在彼此都有这方面的特殊修养,因而能够做到心照不宣,非但不发生误会,反而联络了感情。郑六卿赋的大都是情诗,韩宣子却领会到它是“皆昵燕好”的表示;反之,宣子的答辞,郑六卿也能默契于心。酬答之间都显得很机智。

根据民俗学者的研究,世界上各古老民族无不重视谜语,我国古代也不例外。《国语・晋语》五载“秦客廋辞于朝”,韦昭注:“廋,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这种好隐的风气,先秦各国皆然,尤以齐、楚二国为最,《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新序》、《列女传》等书中屡见记载。《新序・杂事》篇曾记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汉书・艺文志》载《隐书》十八篇,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隐书者,疑其言以相问,对者以虑思之,可以无不谕。”说明好“隐”就是喜欢猜谜。这种玩艺与赋诗在本质上是一回事。

时人认为通过制谜与猜谜可以测度对手的智力,从而推断该人其他方面的表现。秦客设廋辞,目的在测验晋国大夫的智力,从而推断他们的政治才能。和这一样,通过赋诗酬答,也可以测验从政者的智力。因此,凡是应答如响的政治家,就能给本国争取光荣,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晋公子重耳至秦国求助,子犯自知水平差,不敢当此大任,改荐赵衰应付,结果果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些不能应付赋诗酬酢的人,就会给本国带来耻辱,例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宋华定聘鲁,因为不知对方赋诗用意,又不答赋,结果被人断为昏庸“必亡”。这就说明赋诗言志之事确与国家体面有关。因为卿大夫智力的高下会直接影响到一国政治的盛衰,所以《汉书・艺文志》上说它可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从这里也就可以了解到儒家中人为什么这样重视《诗》的原因了。

由上可知,赋诗之风是在“隐”的影响下产生的,它植根在古人重视谜语的基础之上。可以说,赋诗是在有诗书教养的士大夫间形成的一种特殊的、“雅致”的猜谜方法。

战国末年,儒学大师荀卿首先写作赋体,当与赋诗之风有关。他熟悉古时礼制,因此一定会熟悉赋诗之事。他曾游学于齐,仕宦于楚,因此定然会受到两国好隐风气的影响。在他丰富的文化教养和社会经历的基础之上,也就酝酿出了一种新兴的文体——“赋”。

前人也已看到荀卿赋与隐之间的关系。《文心雕龙・谐讔》篇中说:“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衒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至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刘勰举《蚕赋》为代表,这类作品都是“先疑其言以相问”,然后揭开谜底,与“隐”的原理完全一样。赋诗言志也以这种方式表现,这在荀卿当然是熟悉的,他之所以以“赋”为名,看来就是受了赋诗之风的启示。

综上所言,可以概括如下:赋这种文体,是在“隐”的影响下产生的;它的得名,则由赋诗之事而来。

荀卿是咏物小赋的首倡者,自此之后作者辈出。赋家把客观事物的具体形态细致地刻画出来,读者则从描绘的形象中享受其文学情趣,因此汉魏六朝都视咏物小赋为娱玩之具。

(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汉书・枚皋传》)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汉书・王褒传》)
(上)好醉赋,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汉武故事》,《太平御览》卷八八引)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杂赋”类载《杂鼓琴剑戏赋》十篇、《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杂器械草木赋》三十三篇,说明汉代这类小赋的创作甚为繁荣。它们与荀卿赋之间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那在中间必然会有共同的特点。研究起来,这类咏物小赋在写作方法上有着明显的一致之处。

这里可举相传为西汉初期路乔如的《鹤赋》为例以说明之。

白鸟朱冠,鼓翼池干。举修距而跃跃,奋皓翅之䎒䎒。宛修颈而顾步,啄砂碛而相欢。岂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盘桓。饮清流而不举,食稻粱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脱笼樊;赖吾王之广爱,虽禽鸟兮抱恩,方腾骧而鸣舞,凭朱槛而为欢。(《西京杂记》卷四)


和荀卿《蚕》、《箴》诸赋相比,可以看到,这类小赋都注意描摹事物外形,采取如实敷写的手法,很少运用比喻,也没有什么深的寄托寓意,因此从写作手法上说,它们主要是用六义中的“赋”写成的。

汉人总结《诗经》的创作成果,提出了“六义”之说。他们归纳出了赋、比、兴三种不同的写作方法。这并非《诗》中特有,其他文体也有应用,只是由于要求不同,因而各有偏重罢了。《诗》中用比、兴的地方比较多,但用赋的地方也不少。皇甫谧《三都赋序》曰:“诗人之作,杂有赋体”,也就是说诗人运用了赋这种手法。汉人在给这种手法命名时,定会联想到当时大量存在着的赋体上去;他们看到赋家用以写作的就是这种手法,因而径以赋为“六义”之一。这样的推断,应当是合乎情理的。“赋”这种手法的得名,当由赋体移用而来。

由此可知,“赋”之一词在文学领域中包含着三种不同的意义,不加区别容易造成混乱,但中间确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的发展途径是:政治上的一种特殊风气影响到文学,产生一种相应的文体,然后形成一种具体的写作手法。

这里应作解释的是:屈原等人的作品为什么可以称之为“赋”?司马相如等人的大型作品为什么也以“赋”名?

刘向、班固等人称屈原的作品为赋,实则这种作品本无赋称,只有荀卿的作品才取名为“赋”,屈、宋的作品应该正称之为“楚辞”。然而自从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大赋产生之后,有人看到它与楚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也就顺口改称楚辞为赋罢了。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将大赋的写作范围归结为“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小赋的写作范围归结为“草区禽族,庶品杂类”,二者写作对象不同,写作要求不同,也就决定二者篇幅上有差异。但它们在写作手法上却无甚不同,主要都采用了六义中的赋”法,不过由于描写对象及应用场合等条件不同,小赋的敷陈较有限制,大赋的敷陈更淋漓尽致罢了。

枚乘作《七发》,为大赋不祧之祖,但不以赋名;所作小赋,当以接受荀卿影响之故,已以赋名篇。足见大“赋”之称本由小赋发展而来。其所以如此,如上所言,则以二者之间本来存在着共通之点,尤其是写作手法上的一致。

>原题《释“赋”》,载《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第4期。此据《文心雕龙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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