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四川盆地，一遇三伏天高温闷热，最为难受。不过今年例外，竟然愉快地度过了难熬的三伏，把外出避暑的计划，也干脆取消了。这倒不是因为天公作美，而是恰好在这个时候拜读到砺锋兄、友红嫂惠赠的大著《嘈嘈切切错杂弹》。咱们平时多泡在上课、批作业、改文章等教学事务中，而节假日，又多消磨在课题、论文、表格、会议里，一点机动时间也常被分割得七零八落，要将手中一切放下，把一册新书从头到尾读完，多半是一种奢望。但这次，却是认认真真地听完了他们一家子的“嘈嘈切切错杂弹”的。砺锋兄的“大弦嘈嘈”、友红嫂的“小弦切切”，就连他们小千金不时夹杂在“嘈嘈切切”中的“错杂弹”，也没放过。听完之后，意犹未尽，禁不住写下了自己的一点杂感。
首先有感于操弦者。在他们三位中，我最先认识的，自然是“大弦嘈嘈”的砺锋兄。时间大约是在1985年深秋，砺锋兄陪着恩师千帆先生来四川大学出席“宋代文学研讨会”，那次会议，我也有幸参加了，但我们没有机缘交谈与相互认识。我对砺锋兄有印象，是因为他似乎是到会的唯一一位古代文学博士，我们几位当时只是硕士的年轻教师，对一位戴着眼睛，穿着夹克衫，虽不很活跃，但却很阳光的博士，自然很敬重。但就那以后，一个偶然的缘故，我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移，本来是唐宋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出身，却一下转到了元明清文学，此后十多年，就很少再参加唐宋文学的会，自然也无缘再见砺锋兄。因此，我们第二次的相见就相隔得很久远了，依稀记得是在17年后的2002年冬。我当时已调到佛山大学任教，砺锋兄与钟振振兄一起到广州参加一个会，应我之邀，两位仁兄同台为佛山大学文学院师生做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演讲。记得砺锋兄在开场白中曾说：“与钟先生同在南京数十年，同台演讲却还是第一次。”而我与砺锋兄互相认识，也应该是第一次。紧接着的相见就隔得近些，2005年初冬，在浙江绍兴，砺锋兄以陆游研究会会长身份主持“陆游诞辰880周年暨越中山水文化国际研讨会”，我有个大会发言，得砺锋兄在点评中谬赞。再然后，我于2006年调回母校西华师范大学任教，2012年又再调到现在供职的四川师范大学，蒙砺锋兄不忘旧谊，又分别于2008年、2014年应邀来西华师范大学和四川师范大学讲学，咱们于是又相见两次。2015年秋我去南京开一个戏曲的会，本来还应该有一次相见的，但就在我东飞南京的那天，砺锋兄却要西飞重庆出席杜甫的会，他是中国杜甫研究会的会长，此会自然不能不去，但他在行前却为我安排了在南大的讲座，虽然未能见其人，但却趁机去南大仙林校区参观了砺锋兄工作的文学院，并见到了他的一些同事。砺锋兄不用手机，也不用微信，我们平时联系得少，只是在年终岁末，会通过电邮互致问候。但他的文章，我倒时常在网络读到，如《嘈嘈切切错杂弹》一书中所收的《洛珈山下的哀思》《我的两个师母》《赠内十首》等等，便都是先前曾拜读过的。
认识“小弦切切如私语”的友红嫂，则是2002年，砺锋兄到佛山大学讲学，友红嫂随往，我才有幸得见芳容，自然印象很好。优雅，文静，少言语，多少有些腼腆，可能因为不太熟悉的缘故吧。然后，便是2008年在南充，2014年在成都，都因为友红嫂追随砺锋兄讲学足迹，所以，咱们又得相见。按理，一回生，二回熟，我们应该是熟人了，但还是不见她在寒暄之后有多余的话，于是我断定，她少言寡语的内敛，应该是天生的。但不知道她能写出文如其人的优雅文字。
至于那位八零后，也加入了“错杂弹”的小莫杞，则至今尚未得见。想象中，她似乎比妈妈胆子大一点，也可能比妈妈多一点儿闯劲，好像受爸爸影响更多一些，说不定比爸爸还活泼外向一点。她比我的女儿小3岁。
顺便再啰嗦几句。我与砺锋兄、友红嫂是同龄人。砺锋兄仅长我4岁，恰好沾上民国的边，他1966年高中毕业，却因那场“史无前例”耽误，到1977才参加高考，1978年春上大学，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我1965年升初中，跟砺锋兄一样，也属于“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有点冤枉），但初中才读一年，便因文革失学，后来读中师、教小学，在1977年春上大学，比砺锋兄早一年，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冒充的）。读研究生，我倒与砺锋兄恰好是同一届，1979年入学，1982年毕业，不过他在东南，我在西蜀。友红嫂长我一岁，也“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又都是1965年升初，都因文革失学。她和砺锋兄去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我自然也回到了“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因为我们都是同龄人，又有些共同经历，所以，他们“嘈嘈切切错杂弹”的每个音符，在我听来都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就不禁油然而生了。
这《嘈嘈切切错杂弹》一书，从头到尾，没有风起云涌、激动人心的社会历史大叙事，也没有魔幻现实的谲诡，打打杀杀的刺激，海阔天空、花前月下的浪漫，总之，既非“主旋律”，也非“副旋律”，更非休闲“快餐”。书中所写，除了追昔忆旧、访古寻幽、会议演讲、异乡人情风物之外，便是往来书简，也无非日常生活，多是书斋闲话。那么，它究竟凭什么吸引读者？我的感觉，是以普通人生真善美熔炼而成的自然清醇之味，是“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和谐优雅之音。
砺锋兄的“大弦嘈嘈”，大致是随着自己人生轨迹的变化，在每个重要阶段，或多或少都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感。他所记录的那些有意义的人生经历，那些给人留下深刻记忆的场景，那些曾经让人感动的人和事，总会在不经意间扣动读者的心扉，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入某些场景，与作者一同去见识那些人，经历那些事，体验那些感动。在追昔忆旧的话题中出现的恩师千帆先生，当年武汉大学的大右派，由一位已经被退休的街道居民，到南京大学著名博士生导师的传奇经历，由千帆先生的人生巨变所折射出来的南大匡亚明校长怜才惜人的胆识、心胸和气魄，千帆先生对弟子的种种关爱，以及千帆先生临终时念念不忘先师黄季刚先生遗著出版的动人场景；还有两位师母的才情、贤德和善良，尤其沈师母“莺花风絮”“斜阳春愁”的词赋才情，陶师母倾情协助晚年的千帆先生整理沈师母遗稿而“超越世情俗态的举动”等等；这些身边人真实的前尘往事，作者都用自己赤诚的心，去感受并再现了他们情感的真、心地的善和德操的美，也表现了作者“风月易斑搜句鬓，星霜难改感恩心”（杜荀鹤《寄临海姚中丞》）的赤子情怀。让读者在他深情的追忆中，记住了这些堪称师表者的美德，于是在无形中受到了感染，接受了熏陶。
莫砺锋夫妇在羌村（2015）
在访古寻幽的叙述中，作者礼赞了成都草堂、天水杜祠所凝聚的两地人民对诗圣杜甫的崇敬；记载了羌村之行，于“暮色苍茫”之中，面对传说中的杜老故居，“与老伴一起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的虔诚；叙述了海南讲学之后，“舍弃三亚的碧海蓝天，冒着三十五度的高温直奔儋州”寻访东坡故居遗址的劳苦；抒发了拜谒铅山稼轩墓园时，如江潮浩荡的激越情怀等等；尽管有一些“访古碑多缺，探幽路不真”（项斯《游烂柯山》）的遗憾和辛劳，但作者那不惧跋涉之劳的虔诚，所流露出来的是对前贤往圣的由衷膜拜，是文化人异代不同时的惺惺相惜，是华夏文脉代代相传的形象见证。此等膜拜诗圣文豪的真情实感，以榜样的力量，在无声中启示后学：文化人，自己首先要尊重文化，要礼敬先贤，在前贤往圣面前，在真正的大师面前，要放低姿态，要有敬畏之心，要怀崇敬之感。这对门生后学，自有潜移默化之效。
在记载异乡人情风物的篇章中，友红嫂的“小弦切切”，似乎看点更多一些，常常给人新奇之感。如香港赛马场“古老优雅，雅俗共赏”的热闹而和谐的氛围，澳门教师和公务员不能进赌场的严格规定和教授们自觉遵守的情景，台湾恒春半岛建于光绪八年的灯塔“东亚之光”，在美国吃外国馆子的经历和感受，美国校车所享受的“警车、救护车、救火车、总统车驾”都得让路的特权，美加边境“水汽冲天，水声如雷”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神奇壮观等等，都会让读者觉得新奇。当然其中有的见闻也引人深思，不免要让人跟自己周边一些情景做一些对比，生一些感慨，这大概是作者意想不到的。
除了引人入胜的他乡人情风物，友红嫂也有一些追昔忆旧之作，比如回忆儿时所憧憬的戴花年味，少女时期盼的春游与暑假电影，物质匮乏时代如电池等日用品短缺的生活情景等等，都可以勾起同龄人的回忆与晚辈们的好奇。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那位“十九岁的恽老师”，她对十四五岁孩子“早恋”的妥善处理，“她用年轻的心爱护着我们比她更年轻的心，小心地把两个男生纯洁的情意完好地传递给了我”，友红嫂回忆说。读着友红嫂的深情回忆，不禁使我想起自己当年读初一时母校所发生的同样事件，但结局却完全两样：一位高二的男生给同班唯一女生写了封求爱信，不料被告到班主任那里，结果那位男生被开除了，而且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读了自己的检讨书才离开学校的，那年月被学校开除，这一生不就毁了么。真可惜我母校的那位高二男生，可惜他当年没有遇到一位善良的“恽老师”。总之，友红嫂的“小弦切切”，与砺锋兄的“大弦嘈嘈”一样，都是用自己的赤子之心，体验并回味着人世间的真情挚爱，带给读者的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真诚与善良，给人一种素朴的却又是温馨的审美愉悦。
如果说前面的“嘈嘈切切”，其所思所忆大多关乎身边恩人和亲朋好友的话，那么，在“错杂弹”的两地书简中，就是他们伉俪之间以絮絮叨叨的家常作为很特别的“绵绵情话”了。我相信，读过这些文字后，读者对他俩的故有印象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比如我自己，从前以为砺锋兄只是一个读书种子，可从来就没有想到他还是一位多情种子；从前以为友红嫂大概天生的少言寡语，原来她的“闲话”还是不少，只不过不向外人“唠叨”罢了。他俩“错杂弹”的两地书简，缘于砺锋兄的出境访学或讲学所造成的三次离别。第一次是1986年至1987年赴美国哈弗大学访学一年，存两人往来书简34封；第二次是1996年至1997年赴韩国全南大学任教一年，存两地往来书简46封；第三次是2001年赴台湾清华大学讲学半年，存两地往来书简21封。我之所以把他们后两次的往来书信称为“两地”而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称作“两人”，是因为后两次在他们伉俪二人的两地书中，不时地还“夹杂着一些女儿写的片段”，于是丰富了“错杂弹”的内容。
在这些两地书中写到的，偶尔有点国事、时事，但最多的是家事、日常生活与工作琐事。两人之间、家人之间、师友之间的相互牵挂和关怀体贴，对老人的孝敬，对小女的疼爱，对亲友的帮助等等。从异国他乡报告回来的，从课程安排、学习和工作内容，人际关系，居住条件，作息时间，周边环境，个人安全，商店距离，品类与物价，以及教学中的师生互动，异乡人情风物等等，可谓五花八门；从家里传递出去的，有白天繁琐的家事，夜里的思念，老人生病，小孩上学，单位发钱，家里开支，代为填表复函等等，真是事无巨细。但是，就在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琐事的絮絮叨叨中，你会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平平淡淡才是真”。特别是他们伉俪之间的相互关心和体贴，相互信任和依恋，相互劝慰与祝福，离别相思和深情爱恋，都在这种看似平平淡淡的絮絮叨叨中得以表现。感动着他们那份难得的纯情真意，体味他们很多时候那份难耐的两地离愁，我忽然想起，古人“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夜雨寄北》）的期待，“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一剪梅》）的苦盼，他俩肯定是一次又一次地体验过了的。作为同龄人，其中许多内容会唤起我们对过往的回忆，也会让下一代感到好奇，甚至不可思议。比如，因为工资收入低，消费不起昂贵的电话费，但隔一段时间又想听到亲人的声音，于是就在书信里先向对方约好将要通话的时间，先想好要说的内容，到时尽量简明扼要，以免费时费钱，此类琐事，信中多次出现，这对于我们这代过来人，是很熟悉的事，但现在天天玩着手机的年轻人恐难以想象了。
总之，读完他们的两地书简，我感慨良多。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从“金光大道上”走来，从小树立了“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远大理想”，一心要“解放全人类”。尽管连过年都曾饿得哇哇叫，但并不觉得自己在受苦受难，我们只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没有个人观念，也不能有“私”字，更不敢谈情说爱，那基本上是禁区。即便男女之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两情相悦了，也不叫爱情，而叫“革命友谊”，结婚了叫“革命伴侣”，“革命”两字不仅时刻挂在嘴边而且也落实在行动，比如两人拍个结婚照，也还双双手持《毛主席语录》，做出一副“革命”姿态。总之，“革命”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印记。可是，在他们的两地书中，就是丝毫见不到经历过“革命”洗礼之后的任何痕迹，难道他们身上的时代印痕都磨灭了？但后来我逐渐从他们的文字中发现，原来，那一场接一场的“浩浩荡荡”与“轰轰烈烈”，他们和我一样，也根本就没有被真正卷入过。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也不得不疏离那些繁华与喧嚣，做局外人，作壁上观。后来，也就逐渐养成自己“读常见书，乘公交车，吃家常饭”的人生态度，不受泥沙俱下的时代浪潮的裹挟，没有成为被“运动”的群众，虽然失去了一次次被写上红榜、坐在前排的机会，但也没有被开除民籍，踩在脚下，于是自然而然进入了古人所向往的“淡泊生真趣，逍遥息世机”（郑谷《华山》）“黄尘意外，青山眼里”（滕斌【中吕·普天乐】）的人生境界了，真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缘于这份“淡泊”与“逍遥”，将“黄尘”置于“意外”，使自己的情怀心地，还保存了那份难得的原始的真与善，使它免受“黄尘”“世机”的糟蹋与污染，所以，在对“读常见书，乘公交车，吃家常饭”的琐事唠叨中，也就自然地流露了那份“真趣”，一份难得的素朴与清醇之美，如碧空秋月，如夏夜晚风，如岭上晴云，如山间清泉，给人以清新愉悦之美。
莫砺锋夫妇在泰山（1994）
陶醉在那份难得的素朴与清醇之美中，不仅是那份情感，还有那清新自然却又不失趣味的语言表达，如果用我的感受来说，便是：绝无花言，却有巧语趣语。如卷首的《高考，1977（代序）》追忆高考促成了他们美好姻缘时说：“高考不但是人生道路上最大的转折点，也是月下老人手中的那根红绳子。”比喻贴切精妙，一句道尽高考对于他们人生的重大意义。在《〈凝眸〉赞》中赞扬人的“凝眸”才具有独特的审美感知时说：“人不是世上唯一能凝眸的动物，但只有人的凝眸才具有无比丰富的意义。虎豹都能长时间目不转睛地盯着草丛中的羚羊、斑马，但它们不会欣赏猎物身上美丽的斑纹。鹰隼的目光比人更为犀利，但它们只关注在地面奔跑的野兔野狐，而不会掉转目光对准夜晚的星空。……”巧妙地以物衬人，在对比映衬中突出只有人的“凝眸”才能超越功利而进入审美。在《致陶红友》中以试探的口吻向梦中情人表白说：“丘比特久久地弯弓作势之后，终于射出了它的金箭。它被射中了，射穿了，它鲜血直淌，它在颤抖。它现在急于想知道的是：这支神矢是不是同时也穿透了另外一颗心？长着双翅的小神箭手从来都是一箭叠双的，但愿他这一次也没有发生意外……”字里行间有堕入爱河的沉酣，有掏心掏肺的真情表白，有急切的询问，有忧心忡忡的担心，有深情的期待，多么丰富复杂的感情，表达得却是如此巧妙，即便好事不成，也不至于有失去体面和风度的尴尬，朋友还是有得做的。
友红嫂母女俩笔下的巧言趣语，又另是一种风格，是那种我本不有意为巧、为趣，而人却以为巧、以为趣的不期然而然的巧与趣，更具有一种自然朴拙却又自有妙趣的特点。友红嫂心念丈夫又担心女儿时说：“我总希望天下的好运都落到你们身上，天下的厄运都让你们躲开。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求一道符贴在你们的背后”（《旅美书简·致莫砺锋之十二》）；在告知丈夫自己会注意人身安全时说：“安全问题我会注意的，每天晚上，我都将老虎钳放在枕头底下，如有坏人，就给他一下，不过不知道到时我是否会发抖”（《旅美书简·致莫砺锋之十三》）；在对丈夫归来的急切期盼中说：“据说时间会‘转瞬即逝’，那么我今天下班回到家中，能不能看到你坐在房间里写字台前呢？你总是像哄孩子一样地哄我”（《旅美书简·致莫砺锋之十三》）；这些饱含深情的痴语，既巧也趣，巧得朴拙，趣得天然，但都缘于真情挚爱。他们的小千金，八零后的小莫杞，虽然仅在爸爸妈妈的《旅韩书简》中留下一些儿时天真烂漫的片段文字，但她无意中记下来的一些生活与学习的内容，却带有“中国特色”，成为时代的剪影。如她在1997年6月香港回归前夕中考以后单独（也“代表妈妈”）写给爸爸的信中说：“小作文与香港有关……政治卷子每题都与香港有关，书上的内容反而考得少。连化学卷子都有一题与香港回归有关：‘南京市为了庆祝香港回归铸了一口“警世钟”，问铸钟选用哪种金属？为什么选用这种金属？”小莫杞写的时候只是实录，但现在看起来，就不能不让人忍俊不禁了。
莫砺锋夫妇在鹅湖书院（2017）
尽管此文已经写得不短了，但我本人跟诗词曲打了几十年交道，当然有一种本能的偏爱，所以，对书中砺锋兄的《赠内十首》，也就忍不住还要说几句。此十首绝句，自肺腑中流出，真可谓字字珠玑，但我还是最偏爱其四、其五、其六、其十这四首。其四有云：“家无四壁愧黔娄，搜索空囊鬼亦愁。岂有瑶环定情物，嫁衣犹仗孟光筹。”一介书生，穷困如此，竟然“家无四壁”，有过司马相如“家徒四壁”者，说白了，就是还没有分到房，根本就无以为家，这且不说，更有甚者，是面对新婚，不仅连订婚礼品都没有，而且还要新娘自备嫁衣，倒贴妆奁，这该是一个怎样穷愁的新郎！但托前世修来的福分，却能遇到如此重情重义、灵心慧眼、胸怀豁达的新娘！其五：“秋霜春雨夏惊雷，黄卷青灯岁月催。长夜感君相伴坐，剪刀唧唧把衣裁。”黄卷青灯，相伴苦读，不是富贵人家“红袖添香”的旖旎豪华，而是贫家小户自剪自缝的深更夜作，若无亲身经历，何能道得出！其六：“我居西海君东海，寄雁传书隔月回。平日龃龉夺门去，此时翻愿梦中来。”平时生活中有些纠纷，让人生气，而久别相思，当独对寂寞孤愁之时，就连平时的争吵，回想起来也觉得幸福，多希望昔日情景再现眼前，哪怕是在梦中，哪怕是惹我生气。若非经历过刻骨的相思之苦，又何来此种体验！其十：“苍颜白发两相怜，细话平生叹逝川。我向天公祈后死，伴君垂老坐炉前。”感叹人生须臾，相爱短暂，决心珍惜此生，誓要终身相伴，这是最真情的告白，是最庄严的承诺，也是为纪念三十年婚龄而献给对方的最珍贵纪念品！
文也读了，诗也品了，领略了作者“嘈嘈切切错杂弹”的妙奏，在“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优雅美妙的旋律中陶醉了，难熬的三伏天，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愉快地结束了。我对妻说：读此书，真好，可以避暑，看来，好书是应该留到三伏天来读的。妻却说：好书，什么时候读都好，不必三伏天。说完，就从我手里把书抢走了。我担心她晚上会忘记提醒我：该睡觉了。
>原载《西南作家》2019年第3期
【相关阅读】
莫砺锋1981年情书曝光：三个月前，你突然闯进了我的生活……
徐涛：“师者”莫砺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