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任侠：土星笔会和诗帆社
《诗帆》
1928年到1937年在南京这一段时间是值得回忆的。我有许多有才华的年轻朋友，大家团结在一起，做文艺活动，如今（编者按：1987年）多已是八十左右的老人，谢世的已经不少，现尚健在的，在国内、在海外的都有，海角天涯，不能晤面，只有梦中相逢，使人无尽的怀念。
我在南京美专毕业后，1927年参加北伐军，当时二十三岁，热血沸腾，愿献身于民主事业。不幸宁汉分裂，学生军在下关遭到围缴，解甲分散，流亡了半年，1928年再到南京，入大学研究古典文学，开始了艺术活动。结潜社，填词唱曲；入诗会，登高分韵；组织新剧社，演中外名剧；组织新诗社，写作新诗并翻译国际作品，在这一段时间生活可说是丰富的，而且是多彩多样的。这里我首先提出我们几个诗歌爱好者，所组织的土星笔会和出版《诗帆》的经过。
1931年我在大学文学院结业，开始在大学教书，除担任汉语教学实验外，还兼班主任和实验中学高级部主任，每天很忙，朝夕同青年们在一起，得到他们的信任，也很高兴。这个学校是有名的，如胡风，如巴金，如画家赵仲鼎，诗人陈梦家，都是以前在这里毕业的校友，所以声誉很高，课业要求很严，工作的责任很重，但我还要作校外的业余活动，可以说精力旺盛，我又和几位爱好文学艺术的朋友，组织了新诗社，因为只有六个人，而且集会常在星期六，所以定名土星笔会。也是因为北京有一个《水星》诗刊联想而起的。
当时南京的新文艺思潮很沉寂，参加陈石遗等老人们的诗会，鼓吹风雅，追踪汉唐，我在中间是最年轻的一个。由于不甘心脱离时代，便寻找我们年轻的朋友，另辟园地。哲学系出身的汪铭竹，首先倡议，印发新诗刊，形式要美观，内容要富有田园风味，或展示都市的忧郁。我们要揭露社会的罪恶，但不欢喜一联串政治口号的叫吼诗，也不趋附新月派的“商籁体”，这在上海和北京是有这种诗风的。我们用的是不整齐的无韵体，一反过去五四体和西方十四行体，与戴望舒所倡导的相近，要求内在的韵味。由我翻译俄国的叶贤宁、马雅可夫斯基，由侯佩伊翻译阿拉伯的《天方艳歌》，由滕刚翻译法国保特莱尔的《都市的忧郁》、果尔蒙的《西蒙纳集》等诗作，以表示我们爱好的趋向，我们自己的诗作，虽则各有各自的面目，但多沾染这种丰采，不觉的飘浮着新感觉派的气息。诗人章铁昭、姚业珍和女作者艾珂也是我们的同路人。还有帮助我们设计版面和插图装帧的，有郁风、罗吉眉和卜少夫，现今罗在美国，卜在台湾，他们对当时的《诗帆》都贡献过智慧和力量。创造社的滕固，则特别对我们寄以同情和支持。诗人方玮德属于新月派，对《诗帆》特别赞美，在他逝世时，曾为辑录组诗，并刊登遗像，以酬知己。
《诗帆》纪念方玮德特辑
我们的《诗帆》按期发行一年之后，得到不少青年诗人的赞美，陆续加入了新人，孙望、程千帆、沈紫曼（编者按：即沈祖棻）、孙多慈、霍薇是我们新的力量，李白凤、包白痕等也从外地寄稿。汪铭竹更编辑了一套“土星笔会丛书”。我所写的《毋忘草》便作为丛书第一本出版。另外他调查了全国出版的新诗集目录，全国新诗人目录，作为《诗帆》的附录刊行。1935年春天我去日本，购买了日本新出的多种诗刊与诗册，并且购买了《蕗谷虹儿画集》与《庇亚词侣画集》，供《诗帆》用作参考和装饰，寄赠给铭竹，使他的编辑室中，充满了资料和喜悦。在1936年底，我从日本归来，除带回不少艺术考古图籍外，又带来了斋藤昌三的《藏书票之话》、全译多图本十大册《一千零一夜物语》和精印本《一千零一夜诗集》，尤其我在高岛屋珍本书展中用重金购得一册英文珍本书《欧洲歌剧十大美姬》，其中版画插图的精美，至今尤萦梦寐，与铭竹、滕刚等友共赏，准备为《诗帆》加意装饰，使之走入国际诗坛，得到更多人的赞赏。美的内容还需有美的外表，尽我们的力量，要把她焕发出绝代的丰姿。然而接着就受到战火的侵迫，1937年，南京就变成魔鬼屠杀作乐的地方，《诗帆》停刊，同人们向西部迁移。书籍不能带走，望天边扬起了“红的笑”，一切都成了灰烬。罪恶如花，被侵略者捧在顶上，保特莱尔用诗所诅咒的，果然出现在眼前。
孙多慈绘沈祖棻画像
《诗帆》的同人，1937年冬天在长沙最后一次聚会时，我还保存一个摄影画像和笔迹的纪念小册，素描像多是孙多慈的手笔，这位多才多艺的好友，本来要随我而去武汉，从军抗敌，不料政治部陈诚歧视女性不准，她像失群的孤雁，受到个姓李的女同学的出卖，作了立法委员的交换品，在兰溪被恶人欺骗，遭遇不幸，后来抑郁而死，至今思之，不胜悲愤。
长沙一别，铭竹去贵阳，我曾为诗送别，不料从此再难晤见。我到武汉政治部，就专写战歌，到处朗诵，并由张曙、冼星海作谱，广播到敌前敌后；忘记了那些果尔蒙、叶贤宁为情颠倒、低回往日的趣味，我曾写了一本《亚细亚之黎明》诗剧，与星海合作。1938年秋天，赴粤闽视察，离开武汉，经过长沙大火，辗转而至桂林、贵阳，1939年初到了重庆。
前排左起：常任侠、艾青；后排左起：孙望、林咏泉。1941年摄于重庆
《诗帆》的同人在后方，又与许多朋友相结合，在重庆出版了《中国诗艺》，并且出版了丛书，有铭竹的诗集《自画像》、《纪德与蝶》和我的《收获期》。孙望与我合编了册《中国现代诗选》。在贵阳出版了《诗星火》，在昆明也出版了一套《百合丛书》，有我写的《蒙古调》等集，开拓了大西南的诗歌园地，培育了战地的小花，这些在我们的朋友魏荒弩所收集的《难忘的脚迹》（编者按：应为《遗忘的脚印》）诗选中，曾有更详细的介绍。
从1937年算起，五十年如转瞬，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们的朋友在哪里，《诗帆》已成了陈迹。同人分散，海角天涯，不相联系。只有吉眉在纽约，还通过两次信。据说铭竹、少夫在台湾，也无从联系。在国内只有我和千帆、孙望，还继续为诗艺努力。郁风的画境更加出色。滕刚早逝，紫曼以车祸，白凤在近年也先后谢世。我们渴望青年时代的朋友，能够白首相见，再话一次别后的生活，即使是一张照片，一页信笺，能从海天飞至，也可稍慰渴望，世界虽大，缩地的神方，不是更加神速了吗？！
1987年7月22日夜一时
写完本文不久，1987年10月，常任侠（左）来到南京，与老友程千帆再聚首
>原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收入《常任侠文集》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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