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济先生

主席、诸位先生、诸位同学： 

今日所讲之问题，乃吾人切身之事。今且分作两节讲。 

（甲）治学易犯过失之原因 

1.昔人谓治学所要者才、学、识。本人之意，三者难俱，而识为甚。盖才由天生，学以力致，而学力可以启发天才，唯识必才、学俱到方有。治学之士与此三者，有一不足，则生过失。 

2.昔人又谓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此言时代、风尚影响学者思想之力甚大，一为所蔽，便生过失。如清代重汉学，遂以诋斥朱子为能；宋儒重理学，遂谓工文者为玩物丧志，是其例也。故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此语非趋时之谓，乃能分别时务之是非长短之谓也。 

3.有此二因，故历代治学者亦或不免过失，必待后贤纠正，而后无弊。因一代学术，为支配一代政治社会之原动力；学术有失，则一切皆受其害。此如两晋之清谈，北宋之党争。其初皆起于个人之学术，其卒也，害及国家。 

（乙）今日治学易犯之过失为何 

1.前论治学之过失，一由才、学、识难惧全，二由为时代习俗所蔽，今日治学之人，亦难出此例外。因今日有今日之习俗，而今日治学之人，亦未必人人皆才、学、识惧全者。并且就耳目所及，略举近二三十年中治学之过失，以讨论之。 

2.此所指之学，自属我国者。至治欧美之学者，不在此内。有无得失，乃另一问题非余所及知，故置之不论不议之列。 

3.今所举之过失，亦只就其荦荦大者言，不能备，亦不能详。至所以提出此问题之意，因今后建国事大，苟学术有失，影响亦大也。惟今所论及者，乃为何种过失而非何人过失，论事论理而非论人。所重在事理者，事理明，则吾人治学不致再蹈此失，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补救的而非指责的。故但举事例，而不出人名，此点务须了解。 

4.今且先举过失之最著者七事，次讨论其致此之故。 

一曰以指为月 今人有病儒学为致弱之因者，其理由谓儒字本训柔，从需之字又多为柔顺、软弱之义。如懦——驽弱也，鉓——弱也，濡——润也，孺——孔子也之类是。不知儒家之称，出秦汉间。而礼记儒行，谓“儒之言优也，和也，能安人，能服人也”。《周礼》太宰，谓“儒以道得民”。扬雄《法言》，谓“通天地人为儒”。许慎《说文》谓“术士之称”。王充《论衡》，谓“能说一经为儒”。则皆从其性质功能立说，何来柔弱之义？且孔子以智、仁、勇立教，无怯懦之义甚明。而显然以柔弱立教者，则为老子。然观老子书中，柔胜刚，弱胜强，及柔弱者生之徒，刚强者死之徒等语，则是以柔弱为手段，亦非教人怯懦。由此言之，则谓学儒致弱者，不但不知儒，且不知道。一语而犯二失，尚何学之可言？是谓以指为月。指月之喻出自佛书，言人有不知月者，他人指月告之，其人误认此指为月，是不但失月且亦失指。 

二曰向壁虚造 昔唐道士杜光庭妄撰道书，时人遂谓凭空妄作者为杜撰。今人著书立说，杜撰亦多。而治甲骨文者尤易犯此失。因甲骨文原不易识，又难免杂以赝品。治此学者每任意立说，复根据此认识未确之字说古事，自不免凿空。其极也，遂多怪论，有谓殷商尚无文化，旧传古史不可信者，有谓殷人尚未离野蛮，且有吃人之习者，种种无稽之谈，皆由而生。不知何以解于新出土之商代精美彝器，是谓向壁虚造。 

三曰盲人摸象 近人治学，动诩为新方法，于是有取《论语》孔子答弟子自及当时人问孝、问政、问仁各章，以类排比，从而判断之，谓孔子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有此等此等诸义，自命为用归纳方法，骤观之似有条理。不知《论语》所记孔子答问之词，皆因材施教，必视问者之性行及尔时之事势而定。问者十人，答以十义，问者二十人答以二十义。此十义、二十义，不可谓孔子言孝、言政、言仁之义已尽，必须统观其学说之全部，参以后儒所论，兼用演绎法，推求其未备之旨，而后方能得其全体。苟不如此，则不免以部分武断全体之失，是谓盲人摸象。摸象之喻亦出自佛书，言王命众盲同摸一象，然后问之。摸得耳者谓象如箕，摸得牙者，谓象如萝菔根。所摸之处不同，其言亦不同，而皆非象之全体也。 

四曰以管窥天 近世治文学者，所失尤多，如以语法论文法，以散文法论诗歌，或且以外国文法论我国文法，一见不同，遂诋为不通。最佳之例，为论“红豆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二句，即以散文句法论诗之失，不知散文句原与诗句不同，反谓老杜亦不通，而主改为“鹦鹉啄馀，凤凰栖老”。不知此乃形容天宝未乱前长安之富庶与承平，通观全首便知，非言鹦鹉何所啄，凤凰何所栖也。宋诗话有人疑为倒装者亦误。今试以此二句改成骈文，则句意自明，且文从字顺矣。此二句改成骈文，句法则为：红豆啄馀无非鹦鹉之粒，碧梧栖老皆是凤凰之枝。以啄馀形容红豆之多，栖老形容碧梧之安。而鹦鹉之粒，凤凰之枝又以见其富丽如此也。上下二句，各省去三字即成诗句矣。盖骈文句法原与诗句相近也，由此言之，其非倒装，更非不通明甚。此乃论者不知己见之浅，反以讥评古人，是谓以管窥天。 

五曰矫枉过正 近人因清末文弊，作者皆无实学，以空疏词句、摇曳生姿为桐城义法，以典故，堆砌浮藻为文选家数，俗滥可厌，遂一概抹杀之，虽古人佳篇，亦视同一例。又恶清代八股家徒以经书为猎取科名之用，遂谓经学可以不讲，或又以经典中具史事，竟以史料视之，致失古哲垂教之意。其太甚者，且谓为帝王专制之利器，足以阻碍思想，于是变本加厉者，乃有礼教吃人之谬论。原其本意，不过思矫正清末之失耳。但立论过激，浅人复推波助澜，而流弊乃生。今日举国贪污无耻之徒，所以自便私图，毫无忌惮者，未必非此说有以阶之厉也。是谓矫枉过正。 

六曰比拟不伦 今人之习西方文哲学者，每喜以之比拟我国文哲学，而忘其不相类；初学之士，见其新奇，信而不疑，辗转相传，贻误实大。夫心同理同，虽地域悬隔，其间非无相同之处，但亦自有相异之点。此可以同异言，而不可谓同者必优必是，异者必劣必非，尤不可强异为同也。今人有谓屈子《天问》中之思想为怀疑哲学者，有谓并无屈子其人亦如希腊作史诗之荷马者。有谓白居易《新乐府》为写实派者，有谓庄子书中有生物学理者，皆强异为同也，不可不辨。否则与清季人士谓西洋声光化电诸科，我亦有之牵强附会者复何异。是谓比拟不伦。 

七曰认贼作子 晚近以来，学术界有一最危险之事，即窃取日人治汉学者之说是也。不知日人谋灭我国，无孔不入，即治学之士，亦怀侵略之心。其讲我国学术者皆存心破坏我国文化，丧失我人自信之心者。如谓我古史为伪造，谓我先哲有非汉族者，谓秦桧为忠于宋室，谓我西南各省为别一民族，皆欲诋毁我、分割我者。国人不学，又好异说，于是拾其牙慧，转相贩卖，不知正坠其术中。今虽日寇投降，汉奸就捕，而此种侵略阴谋，与文化汉奸，尚无知者，其害远过于前举六事，是谓认贼作子。 

上举七过，推其原因，略有四种：不自力学而喜出名，一也。厌平正之道而竞新奇，二也。此二种属之个人者。其属于时代习尚者亦有二种：一曰当国体改革之际，革命之风甚盛，影响及于学术，遂不暇辨其是非，务推翻向来一切为快；二曰西学东来，浅尝之徒，习其皮毛，自料不足见好于世，乃转向故纸堆中讨生活，以欺世盗名。此外又有以一己所遇之环境，推论古今，以一偏之思想及所好之学术测度古人之思想学术，亦难免不有过失。此最近二三十年学术界之不良现象。或谓当国家扰攘之际，乃学术变新之会，虽有不根之言，与怪异之论，乃为当然，原不足责，且此辈较墨守陈腐旧说，不求改进者，似尚胜一筹。然吾人苟欲求真知，欲得实学，欲学术果能变新，则必不能容其长此诡更任情而不衷于至当，不能令其恶影响及与国家社会，而不求补救之道，更不能坐视后来青年为其说所误，亦犹今日政治不上轨道，论者不当以过渡时期应有之现象为之辩护也。此则余今日所以讨论此问题之故也。 

>原载《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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