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 | 宋人学杜（上）：典范的确立
蒋士铨诗云：“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当宋初的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面前正矗立着唐诗的巨大山峰，所以宋初诗坛在整体上呈现出对唐诗顶礼膜拜的姿态，诗坛风气的变化表现为选择不同的唐代诗人作为诗学典范。《蔡宽夫诗话》“宋初诗风”条云：
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景祐、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文章隐显，固自有时哉！
蔡居厚的这段话有两处遗漏：一是宋初还有崇尚贾岛的晚唐体（九僧、寇准、魏野等），这在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中说得很清楚。二是欧阳修等倡导诗文革新时曾师法韩愈诗文。值得注意的是，被宋初诗人树为典范的白居易、贾岛、李商隐、韩愈等都是学杜有得的唐代诗人。为什么宋初诗人学习白居易等人却不进而师法杜甫呢？我们认为白派诗人王禹偁的情形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王禹偁对于杜甫非常推崇，但他的作品却主要是体现了白居易诗风的影响，很少有类似杜诗者。《蔡宽夫诗话》载：
元之本学白乐天诗，在商州尝赋《春居杂兴》云：“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为诗日：“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卒不复易。
“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二句既表明王禹偁有学杜的意愿，又说明他认为杜诗的造诣高于白诗，当自己的水平还不足以学杜时，只能先学白诗。
宋初的其他诗人没有能像王禹偁那样对杜诗的价值有清醒的认识，其中如西昆派诗人甚至数典忘祖，诋杜甫为“村夫子”（见刘攽《贡父诗话》），但事实上他们学习白居易、贾岛、李商隐而不学杜甫也是由于水平不够，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我们知道，五代时社会动荡不安，诗坛落寞沉寂。身处乱世的诗人不但缺乏深情远志，而且在艺术上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气魄，所以只能以诗风浅易的白居易与境界狭小的贾岛为模仿对象。北宋的建立虽然结束了长期的动乱局面，但是文学并不能随着改朝换代而突然发生同步的变化。从沿袭旧习到树立新风，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宋初的白体、晚唐体诗人仍沿续五代诗风，而稍后的西昆体诗人选择沉博绝丽的李商隐诗作为典范，虽然带有矫正五代诗浅陋卑俗的积弊的意味，但仍然缺乏自成一家的气魄，徒得李诗之形貌而未造其深婉意境。也就是说，宋初诗人在诗歌艺术上还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还没有树立创造一代独特诗风以与唐诗争雄的信心，所以未能取法乎上，只能先以白居易等中晚唐诗人为学习的对象。然而，由于杜甫是唐诗艺术的最高典范，而白居易等都是受杜甫影响甚深的诗人，所以学习白居易等的结果终将导致学习杜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宋初诗坛的风气正暗含着以杜甫为典范的潜在价值取向。
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来看，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体现了宋人对于建立一代诗风的最初自觉。欧阳修等人对于宋初诗风是深为不满的，这种态度后来由其弟子苏轼尖锐地表示出来了：“宋兴七十余年……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居士集叙》）对宋初诗风的不满当然包含了对宋初诗坛的典范选择的不满，所以从仁宗初年开始，诗人们转而在唐代诗人中选择新的典范。这种选择的结果就是尊杜学杜。南宋的叶适说：“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徐斯远文集序》）其实尊杜的倾向在庆历以前就开始了。卒于庆历元年（1041）的石延年“大爱杜甫，独能嗣之。”（范仲淹《祭石学士文》）苏舜钦则于景祐三年（1036）编成《杜子美别集》（见《题杜子美别集后》），而石、苏二人是与欧阳修一起从事诗文革新的主要诗人。宝元二年（1039），王洙编成《杜工部集》二十卷，此本后经王琪修订，成了后世所有杜集的祖本。相传欧阳修“不甚喜杜诗”（刘攽《贡父诗话》），今本欧集中也确有“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李白杜甫诗优劣说》）之类的话，但事实上欧阳修也是尊杜的，他有诗云：“昔时李杜争横行，麒麟凤凰世所惊”（《感二子》），“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前者李杜并称，后者独尊杜甫，何尝对杜甫有所轻视？人们往往认为欧阳修作诗学韩而不学杜，然何汶《竹庄诗话》卷九载欧阳修之言：“杜子美才出人表，不可学，学必不致，徒无所成，故未始学之。韩退之才可及而每学之。”这段话虽无确证是出自欧阳修之口，但至少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推测。所以我们认为，宋代尊杜的倾向是从欧阳修的时代开始的。更为重要的是，欧阳修等人革新诗风的努力事实上包含与唐诗并驾齐驱或超越唐诗的意图，当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相继登上诗坛以图完成欧、梅提出的这个目标时，他们理所当然要取法于上，以唐诗的最高艺术典范杜甫作为学习对象了。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王安石编成《杜工部后集》，序云：“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词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呜呼，诗其难，惟有甫哉！”（《杜工部后集序》）王安石又作《杜甫画像》诗云：“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对杜甫的艺术造诣与雄强笔力极口赞颂，其友王令“镌镵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读老杜诗集》）的诗句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据说王安石还曾对李、杜进行比较：
或问王荆公云：“编《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岂白之才格语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弛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陈政敏《遁斋闲览》，《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王安石编《四家诗》，其次序为杜甫、欧阳修、韩愈、李白。这样的编排是否寓有褒贬之意？王巩《闻见近录》引安石语称“初无高下”，而惠洪《冷斋夜话》卷五却引安石语斥李白“其识污下”云云，当为传闻异辞。我们认为对此不宜随便揣测，但《遁斋闲览》所载王安石尊杜之语是可信的，因为这与王安石的其他言论相符合。）
这段话中已经把杜甫的地位置于李白之上，而且“集大成”的意思也呼之欲出了。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苏轼作《书吴道子画后》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苏轼还说过：“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大约在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秦观作《韩愈论》，正式提出了“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的著名论点。黄庭坚则指出了学杜的必要性：“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骛’也。学晚唐诗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与赵伯充》）陈师道也指出了学杜的可行性：“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后山诗话》）至此，以杜甫为诗学典范的选择已在理论上得到了论证。
有两点情况应予注意：首先，宋人选择杜甫为诗学典范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是沿着道德判断与审美判断两条途径同步进行的。宋初孙仅赞扬杜甫：“洎夫子之为也，剔陈梁、乱齐宋、抉晋魏，潴其淫波，遏其烦声，与周楚西汉相准的。”（《读杜工部诗集序》）宋祁则说杜甫“为歌诗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新唐书·杜甫传》）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在倾倒于杜诗艺术造诣的同时，也对杜甫的人格及杜诗的思想意义表示了由衷的仰慕。今人往往认为宋人对杜甫的道德判断是一种误解或歪曲，或者认为宋人以杜甫为典范的主要原因是道德判断而不是审美判断，这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我们认为宋人尊杜固然是出于双重的价值标准，但是道德判断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审美判断，宋人讨论杜诗艺术的大量言论以及受到杜诗艺术影响的大量诗作足以证明这一点。
其次，北宋中叶开始的尊杜倾向并不是少数诗坛巨子的个人选择，而是整个诗坛的共识。熙宁四年（1071），张方平作《读杜工部诗》云：“文物皇唐盛，诗家老杜豪，雅音还正始，感兴出离骚。”元丰五年（1082），宋谊作《杜工部诗序》云：“唐之时以诗鸣者最多，而杜子美迥然特异。”与他们同时的张伯玉作《读子美集》云：“寂寞风骚主，先生第一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引）毕仲游则曰：“唐人以诗名家者甚众，而皆在杜甫下。”（《陈子思传》）这些言论都与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观点如出一辙。
杜甫既然被整个诗坛奉为典范，讨论杜诗也就蔚然成风。从最早的诗话《六一诗话》开始，宋代诗话中没有哪一部不曾讨论过杜诗，而这些言论又多半是关于杜诗艺术的，仅被胡仔收入《苕溪渔隐丛话》的就达十三卷之多。请看下面这些趣闻：
予（按：蔡居厚自称）为进士时，尝舍于汴中逆旅，数同行亦论杜诗。旁有一押粮运使臣，或顾之曰：“尝亦观乎？”曰：“平生好观，然多不解。”因举“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相问曰：“既言‘无敌’，安得却似鲍照、瘐信？”时座中虽笑之，然亦不能速对，则似亦不可忽也。（《蔡宽夫诗话》）（按：杜诗《春日忆李白》云：“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胡仔针对此条云：”庾不能俊逸，鲍不能清新，白能兼之，此无敌也。武弁何足以知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我们认为杜诗意谓李白于今日诗坛为“无敌”，然于古人中则似庾、鲍，两层意思并不矛盾，胡仔的看法似不符诗意。）
吴门下（按：指吴居厚）喜论杜子美诗，每对客，未尝不言。绍圣间，为户部尚书，叶涛致远为中书舍人。待漏院每从官晨集，多未厌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复交谈。惟吴至则强与论杜诗不已，人以为苦，致远辄迁坐门外檐次。一日，忽大雨飘洒，同列呼之不至，问其故，曰：“怕老杜诗。”梁中书子美亦喜言杜诗，余为中书舍人时，梁正在本省。每同列相与白事，坐未定，即首诵杜诗，评议锋出，语不得问，往往迫上马不及白而退。（《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
乾道间，林谦之为司业，与正字彭仲举游天竺，小饮论诗。谈到少陵妙处，仲举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杀！”有俗子在邻壁，闻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业与彭正字在天竺谋杀人。”或问所谋杀者为谁？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处人？”闻者绝倒，喧传缙绅间。（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四）
宋人喜爱杜诗、讨论杜诗艺术的普遍、深入、持久，于此可见一斑。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江西派诗人举起了以杜甫为诗家宗祖的大旗。黄庭坚不但大力提倡学杜，具体指出学杜应从何入手（详见下文），而且鼓励他周围的青年诗人学杜，例如他赞扬陈师道说：“其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答王子飞书》）又赞扬高荷说：“高子勉作诗，以杜子美为标准。”（《跋高子勉诗》）陈师道既论述了学杜的可行性（见上），又指出学杜应循序渐进：“学者先黄后韩，不由黄、韩而为老杜，则失之拙易矣。”（《后山诗话》）吕本中不但主张“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然后编考他诗，自然工夫度越过人”（《童蒙诗训》“文字体式”条），而且要求学习杜甫的求新精神：“老杜诗云：‘诗清立意新’，最是作诗用力处，盖不可循习陈言，只规摹旧作也。”（同上“作诗不应只规摹古人”条）曾几则把杜甫、黄庭坚视为诗学的远祖近宗：“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东轩小室即事五首》之四）“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李商叟秀才求斋名子王元渤以养源名之求诗》之二）赵蕃也持同样的观点：“诗家初祖杜少陵，涪翁再续江西灯。”（《书紫微集》）到了宋末的方回就提出了”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为一祖三宗”（《瀛奎律髓》卷二六）的著名论点。由此可见，正是江西诗派大张旗鼓的宣传把宋代的学杜推向了高潮。
那么，宋人在创作实践中究竟是怎样学习杜诗艺术的呢？
请明天同一时间再来“程门问学”！
>节选自莫砺锋《杜甫评传》第六章第三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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