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治学经验谈：文献与史实（下）
▲莫砺锋先生
下面我们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史实。古代文学，它的发生背景是在古代，发生年代距离我们很遥远，一个文本到底有什么样的发生背景？这个作品是作家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创作而成的？作家的心态如何？他本人当时的遭遇如何？这些对我们理解文本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英美的新批评派非常强调文本本身的独立意义，文本是自给自足的，一个文本和作家没有关系，他们反对研究作家，反对作家评传，认为研究作家会影响我们对文本的理解。这种观点至少说在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古代抒情性文学像诗词等，是不可取的。古代文学研究中，搞清楚作家的生平和文本的创作背景，对于我们理解文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古代文学研究在解读文本时，一个相当重要的工作就是作家研究，也就是作家论，就是我们所说的史实问题。（像宋代文学，新旧党争、元祐党争等，就是作家研究中很重要的背景材料。）下面我就举一些具体的例子看一看作家生平如果搞不清楚，对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反过来说，如果搞清楚了作家生平，对我们的研究究竟有什么帮助。
上世纪80年代，李白研究界争论最多的是李白究竟几入长安的问题。南大举办唐代文学研究会是在1990年。我排代表名单时特意将那些研究李白几入长安的学者分进同一组，这样便于他们讨论时有共同的话题，也不会影响到别的学者的讨论。为什么学界那么关注李白几入长安的问题呢？旁观者如果不是研究李白，或者说研究方向距离比较远的，会很纳闷：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花那么大的力气？我们知道，我们搞清楚了李白几入长安，不仅是对李白这个人的生平经历有更详细的理解，而且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李白很多诗歌的解读。李白有很多诗歌是在长安写的，如果不搞清楚李白几入长安，具体到某一篇作品是哪一年在长安写的，理解时就会产生矛盾。所以说这个问题是有研究价值的。下面再来看杜甫研究中的问题。
关于杜甫的生平，学界研究的比较清楚。相对于李白来说，李杜同时代，同属于一流大诗人，但是李白的生平现在依然有很多谜，例如李白的婚姻情况，李白有没有婚外的性伴侣，等等。杜甫则不同，他的生平经历没那么复杂，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的作品比较忠实的记录了他的生平，他的诗歌既是对时代的忠实的记录，也是自己的真实写照，做了什么事，有什么样的遭遇，都写在他的诗歌里面。所以目前对于杜甫生平的研究已经进入了细节性的问题。请看下面的例子。
▲莫砺锋《杜甫评传》与《杜甫诗歌讲演录》
第一个是，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经过长安十年求官的痛苦经历后，终于有了结果，朝廷给了他一个官职：河西县尉（县尉就是我们现在的县级局长一类吧）。杜甫没有接受，他推辞了。唐代时如果授官你推辞的话，是可以改授的。朝廷就给杜甫改授了官职：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两个官职等级只相差一点，一个是从八品下，一个是从八品上，都是下级官员。那么这里就有这样一个问题：杜甫为什么没有接受河西尉这个官职？他自己有一首诗《官定后戏赠》，就是官职确定以后，开玩笑送给朋友的诗。《官定后戏赠》一开始就说：“不作河西尉，凄凉怕折腰。”这首诗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第一个是郭沫若。郭老说朝廷给杜甫河西尉这个官职，他不做，因为杜甫一心想做大官，不愿去穷乡僻壤接近劳动人民。（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里面，凡是杜甫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凡是李白的，一切都是好的。）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他说河西尉距离长安很遥远，很偏僻，在现在的四川宜宾附近。山东大学的杜甫研究专家萧涤非先生的说法则完全相反，他说这是因为杜甫关心劳动人民。因为县尉这个官是直接向劳动人民催交赋税的，所以高适被任命为封丘尉时，就不愿去做（高适《封丘县》中说“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他说杜甫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愿做河西尉。同样一句诗，却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为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呢？我看他们的根据都是把河西县定的距离长安很远，说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在四川宜宾附近。河西县究竟在哪里？郭沫若应该是沿袭闻一多的结论而来，闻一多在《少陵先生年谱会笺》里说过，河西县在云南姚安。后来我查检了资料，原来他们都搞错了，实际上河西县既不在云南的姚安，也不在四川的宜宾，河西县就在陕西，距离长安不到两百里的地方，在黄河边上，距离京城很近。本来古代文学研究很关注历史上地名的变迁，某个地名在这个历史时期叫这个名字，到另一个时期它就变化了，变成另外一个名字。闻一多说的云南姚安的河西县，历史上是有过，公元750年，云南的河西县已经被南诏攻破占领了，就在杜甫被任命为河西尉时，唐王朝正在和南诏打仗，正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的战乱年代，当时该地区已经不属于唐王朝了，试问又怎能派遣官员去一个已经沦陷的地方做官？这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郭沫若说的宜宾附近的河西县，根本就不存在。我估计他是查看了《地名大词典》，《地名大词典》说河西县属于剑南道，剑南道的管辖范围包括云南，剑南道首府在宜宾，所以他才说在宜宾附近。所以说他们两人都搞错了河西县这个地名。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要经常翻看地理志一类书籍，这方面就会比较清楚的了。所谓河西县，在杜甫的那个时代就在距离长安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后来改名夏阳县，今天改名为合阳县，在杜甫那个时代先后有六十年就叫河西县。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杜甫不愿去河西县做官不是嫌它是穷乡僻壤，是因为他有陶渊明的前车之鉴，他不愿意向乡里小儿折腰，杜甫不能忍受向那些低素质的长官恭恭敬敬地行礼！所以，这里就是一个细节问题，仅仅一个地名，就直接影响了我们对杜甫这一时期思想的理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史实问题。
下面我们再举一个关于杜甫的例子。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曾被安史叛军俘虏到了长安，幸亏他官职太小，否则就逃脱不了，因为官职小，不会引起叛军太多的注意。于是，在第二年他从长安逃出来，冒着生命危险，逃到当时唐王朝的临时政府所在地——凤翔。到达凤翔后，朝廷让他做左拾遗，也就是给朝廷提意见的官。杜甫这人很老实，他真的就去拾遗了，向皇帝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完了，皇帝就不高兴了，就逐渐疏远了杜甫，最后是让杜甫回家探亲。杜甫就回老家陕北羌村探亲，此行的结果大家都比较熟悉，都读过《羌村三首》，除了《羌村三首》外还有一首《北征》诗，这也是杜甫集中最长的叙事诗。我经常劝学生一定要把杜甫的《北征》好好读一读，我认为这是杜甫最好的诗。
《北征》里面有这样一个细节。杜甫此行的时间记录的非常清楚：“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就是肃宗皇帝的第二年秋天（763年）闰八月的初一。这一天他离开了凤翔，去陕北老家探亲，看望他的妻儿，杜甫此行带着一位仆人（此时的杜甫官职较高，薪水多点，有条件带个仆人。）杜甫写途中的情景说“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意思是说我已到了水边，我的仆人还在树顶上。胡小石先生讲杜诗时曾经问过：“人非猿猴，怎会爬到树顶上呢？”当然，他的解释非常好：杜甫走的是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地貌大家都比较熟悉，沟壑纵横，就是说杜甫已经走到了谷底的溪水边，而他的仆人还在山坡上（那时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要比现在的好，山坡上还有树），看上去就像是在树顶一样。
前人读诗读得很细。金圣叹读到此处就有疑问：为什么主人跑到前面了，而仆人还在后面？他的解释是：因为杜甫急着要回家探亲，去看望他阔别已久的妻子儿女，仆人就没有这个心态，所以就在后面逍遥自在。他的这种解释很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封建时代，仆人是受雇于主人的，是不可能落后于主人独自在后面消遥自在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原来是两人的行走状态有异。杜甫是骑着马的，仆人则是步行的，还挑着一个担子，因为我们看《北征》诗，写杜甫到家后，他从行李里拿出来好多东西。除了给儿女、给妻子添置衣服和床上的铺盖外，还有化妆品。写到他的妻子本来面黄肌瘦的，化装后就容光焕发了（古代妇女化妆是给丈夫看的，《诗经》里说“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丈夫出征后，妻子在家里蓬头垢面的）。问题是杜甫和他的仆人一起走，杜甫骑着马，他的仆人没骑马，是步行还挑着担子，所以落在后面，这个问题也搞清楚了。如果我们大家要再追问的话，那么杜甫为什么只有一匹马？这匹马是哪里来的？我们很清楚，此时的唐王朝，物质条件非常贫乏，政府正在集结军队，所有军马都要为军队所用，准备反攻长安。所以那时候朝廷里面很多大官都是步行上班，杜甫仅是一个左拾遗，哪里来的马骑？这个问题其实不大，因为杜甫另外一首诗《徒步归行》也是这次旅途中间所写，他在里面写到了借马，写的是向一个李特进将军借的马，他说：“须公枥上追风骠。”我的妻子儿女都正在家里等着我回家，我要借一匹快马回家，这里面说的很清楚，马是借来的。那么，杜甫这匹马是怎样借到的呢？旧注说是走到半路才借的，离开凤翔时，没借到马，主仆两人都是步行，走到了邠州，他的一个朋友驻扎在这里，这样才向这位朋友借的马。在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出现之前，我们对杜甫此行的了解就此为止。
▲陈贻焮与《杜甫评传》
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洋洋洒洒一百多万字，写得很详细。陈贻焮先生对很多细节问题进行追问，这一追问，问题就出来了，他发现这匹马不是从邠州借的，而是离开凤翔前就借到的，也就是说，杜甫一离开凤翔，就是骑着马的，他的仆人就是步行的，两人就是这个状态。他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杜甫离开凤翔，走到邠州，然后再走到鄜州——羌村的所在地。在凤翔和邠州之间有一个地方叫麟游，这里有唐皇帝的行宫——九成宫，杜甫有一首《九成宫》就是在此时此地所写，其中有一句“驻马更搔首”，意思是把马停下来，惆怅一番，这说明他到麟游时就是骑着马的。麟游在南边，邠州在北边，此时的杜甫心急着回家探亲，不可能到邠州借到马后又回到麟游去游览九成宫。所以他一定是在路过麟游时早已借到了马，这样的解释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当时，杜甫的一个老朋友，是当时驻扎在邠州的李特进将军，由于时局原因被调集到凤翔，杜甫就是向他借到的马。一直到这里为止，我们对杜甫《北征》里面“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的意思解读，才算搞清楚。
以上我举的两个例子，就是想说明：当我们阅读、分析古代文学的文本时，搞清楚具体的史实，哪怕是非常细小的问题，对我们解读文本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来我今天要谈的问题是比较重大一点的——杜甫之死。杜甫是大历五年（770年）去世的，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在于杜甫的具体死亡方式，学界有三种说法：一是在这年夏天因为水灾不能走，多吃了点牛肉、多喝了点白酒死的；二是这年秋冬之际，病死在湘江上的一叶扁舟中；三是这年夏天在耒阳一带碰到洪水，淹死的。我本人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说法。郭沫若则持第一种说法，他在《李白与杜甫》中说杜甫是因为牛肉白酒吃多了，因为是夏天，在唐代又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有冰箱，吃不完可以放在冰箱里，郭沫若是学过医学的，他知道牛肉过了二十四小时是最容易变质的，肉毒素最厉害，所以他说杜甫是食物中毒而死的，这种推测实在有点居心不良！
说实话，唐人关于李白、杜甫的死亡，各有传说。关于李白的死亡传说多是浪漫性的，而杜甫则不同，甚至与之相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我想可能的原因就是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吧！对于浪漫主义诗人，他活着是浪漫的，他死亡也应该是浪漫的；而杜甫太现实了，一生穷困潦倒，最后的死亡也应该是很悲惨的。这些都是民间故事编造出来的，学术上是不足为据的。关于杜甫的死亡我曾经有一篇论文《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里面详细论述了我的看法。同学们如果感兴趣，不妨去看看那篇文章。我认为，像杜甫之死这样的史实，确实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大问题。弄清楚这样的史实，有助于我们对杜甫这个人，以及杜甫的某些作品的理解，所以值得花精力去深入探讨。
今天我们关于文献与史实的问题就说到这里。总的说来，我希望同学们在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时，一定要对文献与史实这两个方面给予密切的关注，要使我们的整个研究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史料基础上，要使我们的结论具备可靠的逻辑起点。
>原载《东方丛刊》2008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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