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生先生

不知不觉，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从业者，已经二十六个年头了。二十六年不算长，却也不算短。《文史知识》希望我能谈谈自己在治学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和“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与青年学生来一起分享”，我不敢说自己的体会有多少普遍性，不过也可权当一次个人总结，取自我勉励之意。

一些刚刚入学的研究生或刚刚从事教学研究的青年学者，面对中国古代文学庞大的遗产，最为经常感叹的，大约就是基础不厚，功力不深，和老一辈不可同日而语了。我刚考上研究生时，也有同样的感叹。在这方面，先师程千帆先生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所谓基础，只要老老实实把一些经典著作读一些，自然就增强了。这其实正是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的不少前辈喜欢采用的读书方式，如黄侃一生治学，在八部书上下过苦功，这八部书是：《说文》、《尔雅》、《广韵》、《诗经》、《周礼》、《汉书》、《文选》、《文心雕龙》。其实，这些书，在他二十岁以前都已经读得滚瓜烂熟，有的甚至能够背诵。其后，则或不断重读，或兼及其他，触类旁通，就成为一代大师。我攻读学位时，专业虽然是唐宋文学，但是，按老师的安排，精读的书，却大多是唐以前的，如《论语》、《孟子》、《荀子》、《庄子》、《诗经》、《楚辞》、《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唐宋时的当然也有，如《李太白集》、《杜诗详注》、《李商隐诗集笺注》、《韩冬郎诗集》、《苏轼诗集》、《黄山谷诗注》等。这样的阅读，当然是出于以下的考虑：首先，古人所谓文学，并不完全是今天的文体观念，只有将文史哲结合起来，才能了解得更清楚；其次，研究唐宋或唐宋以后的文学，必须对前代的基本典籍有一定的了解，因为，那些典籍正是后代的重要资源，可以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第三，精读任何一部重要典籍，都无异于浏览了一部该典籍所在部类的发展史，这样对古代学术就不会陌生。

其实，有些基本书应该一读再读，读多了，就会像严羽说的，“自然悟入”，治学也就会不断提升境界。只是，现在社会功利性太强，为会议而写作，为升等而写作等，屡见不鲜，要做到这一点，也还颇为不易呢。

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起点，即入门之处，这方面如果选择精当，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我在学术上的起步从研究杜诗开始。杜诗是中国五七言诗发展的一个高峰，在诗史上有着承先启后的重大作用，由此入门，就能站在一定的高度，对中国古典诗学具有一定的眼光和判断力。由此，杜诗也成为我经常读的书，是最喜欢读的古代诗人的作品。

杜诗的价值，在于既是以往诗歌遗产的总结，也开启了后来诗歌创作的无数法门。1982年，我开始精读杜诗，特别对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浦起龙的《杜诗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下过功夫，第一次尝试写大篇论文，就发表在中国高规格的学术期刊《文学评论》上，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当然也是极大的鼓励。1984年开始，又在先师程千帆先生的精心指导下，系统撰写一批研杜论文，更不断加深了对杜诗的理解。其实，读杜诗，固然可以直接进行研究，但更重要的还是把杜诗作为资源，去认识中国的诗和诗学。我后来的研究对象，基本上集中在宋代和宋代以后，其中的一个深刻体会，就是研杜过程中所获得的教益始终能够贯穿其中。

在研究南宋的江湖诗派时，钱锺书先生的一个看法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认为，江西诗派提倡学习杜甫，江湖诗派就抬出晚唐来相对抗。 这就和我们平时的认识完全不同，当时的直感是，在文学史上，特别是到了宋代，杜甫的经典地位已经建构起来之后，难道还会有抛弃杜甫的现象存在吗？经过研究，才发现，其实，这只是宋代诗人的一个策略。大家都是尊崇杜甫的，只是，宋代诗人特别看重门径，学习写诗，都有一个入门之处。江西诗人是通过学习黄庭坚、李商隐到达杜甫，江湖诗人为了唱反调，就提出通过学习晚唐到达杜甫，这其中甚至还少了一个环节。这才是江湖诗人的深心，完全没有不要杜甫的问题。事实上，在唐代以后，就很难找到一种有说服力的贬抑杜甫的诗歌倾向。所以，读杜的体会指导了我研究江湖诗派，而研究江湖诗派又加深了对杜甫的理解。

除了杜甫，我也非常喜欢苏轼。这首先是源于一种乡土的亲近感。苏轼曾经在我的家乡徐州做过地方官，那里流传着他的不少故事，有着与他有关的众多遗迹，我从小就非常熟悉。当然，随着对苏轼不断增强认识，觉得更加吸引人的，还是他身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宋代是中华民族精神真正形成的重要阶段，而苏轼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品质则是宋代士人中最突出的代表：既纯净又复杂，既简单又丰富，既入于世间又超乎尘外，既棱角分明又阔大包容。在他身上，往往有一些互相矛盾的层面，这些层面，倘若换一个人，也许不可思议，可是在苏轼身上却是如此和谐地互相兼容着，充满魅力。

苏轼这个人，秉性洒脱，诙谐幽默，能够开别人的玩笑，也能够开自己的玩笑。他的生活，充满坎坷，却能微笑着对待苦难。当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到潮州，他就已经觉得自己有去无回，只怕要死在那个瘴疠之地了，于是叮嘱侄子：“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可是，苏轼一贬再贬，最后一直贬到海南岛，却仍然充满乐观，不仅宣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崛冠平生”，甚至表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种境界，绝非常人所能达到。苏轼重情，在他笔下，兄弟情、夫妻情、朋友情、君臣情等，无不写得真挚动人，作为文人，也是极致。我还喜欢他的是——好奇。这种品质，让他对这个世界永远兴致勃勃，表现在写作上，就充满探索精神，甚至充满竞争意识。我读他的作品，发现他有一个特点，即如果体认到前人有一种创造，他一定也会尝试一下，而且一定要试图后来居上。最典型的，就是他的恩师欧阳修与同僚相聚，写出“禁体物语”的雪诗，“于艰难中特出奇丽”，使得同时参与者纷纷搁笔。对此，苏轼谨记在心，不仅模仿老师写作一首，而且好多年以后，仍然念念不忘，又写了一篇难度更大的，超越了自己的老师。这种好奇，既是他的写作品质，也是他的生活品质。而理解了这些，当然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原创性问题，也会有一些独特的体会。

我们的不少前辈，都取述而不作的态度，仍然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大师。但是，进入现代学术以后，显然无法再如此率性。学者必须写作，以体现自己的阅读成果，也体现知识的积累和创新。每个学者在治学中，依性分和学养不同，各有自己的取向。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写作习惯是，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放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予以解释和分析。

比如我研究江湖诗派，就面对着一个非常独特的对象。江湖诗人在当时和后世，也往往被称为江湖谒客，这是指他们在生活中，每以诗歌为谒具，奔走势要之门，干乞钱财。这一现象应该放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去认识，而不能仅仅了解他们的一些诗就算完事。循着这一思路，我探讨了江湖谒客行谒的内容和方式、谒客阶层的形成、谒客的出现与幕府、荐举制的关系、当世显人和谒客自身对行谒的态度等，从而认为，从文化上看，宋代以来，士大夫以其拥有的文化知识参与国政，而较少像唐及先唐那样依据门第，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江湖谒客虽然都是些下层知识分子，但他们在那一特定的时代里，却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他们的种种表现，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理解。不仅如此，从中国的仕隐传统来看，江湖谒客作为一个非官非隐的阶层，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双重性格，它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而就对宋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来说，过去往往只注意了其正面形象，经常忽略那些与宋代正统的文化精神相悖的部分，这一探索则可以增强对宋代知识分子的全面理解。还有，江湖诗派的组织者陈起，以一个书商之力，就能促成一个如此规模的流派形成，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他为江湖诗人选诗，有目的地组稿刊刻，以及提供陈氏书铺作为活动中心等事实，说明了这位书商在诗派形成中的重要的声气鼓吹和组织联络作用，而这与南宋商品经济的发达，刻书业的进一步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尽管后世书商并没有像陈起那样与一个文学流派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但他们的作用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明、清两代，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其间，书商的活动往往起了迎合或推动作用。如明代嘉靖年间，翻刻旧籍之风甚盛，显然与复古运动有关；清代乾嘉之际的刻书业，似乎与乾嘉学派的出现互相配合；一直到现代，茅盾、叶圣陶等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等刊物；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主编《创造》诸刊，在当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两个组织后来形成两个流派，当与他们的出版活动不无关系。站在整个学术文化史的高度，反观陈起的诸项活动，就更能看出其独特意义了。我觉得，在文学研究中，具有一种文化史的眼光，对于开阔研究者的视野，开拓研究对象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很有必要的。

我原来是研究宋代文学的，分别撰写出版了《宋元之际作家的心灵活动》和《江湖诗派研究》二书。前者对自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临安，至元朝统治基本上巩固下来的几十年间文学史上出现的各种现象进行历史的考察，着重探索在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变动中，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修养的作家以何种态度、何种方式对待改朝换代的现实，其心灵活动有何发展变化，又怎样反映时代的。宋亡元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全面代替一个汉族政权，因而具有独特性；同时，中国历史上的易代现象并不少见，该书通过宏观的把握和理论的总结，从作家情态和文学创作的关系上，对易代时期的文学进行探索，有着一些思考。后者是我研究宋代文学的代表作。江湖诗派是南宋中后期的一个诗歌流派，也是宋代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一个诗歌流派，凡是谈中国文学史，都不可能回避这个流派。但由于资料少，难度大，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人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以致于各种文学史著作只给了它几百字或顶多上千字的篇幅。我做了扎实的文献工作，几乎翻遍了南宋所有作家的作品集，翻遍了浙江、江苏、福建、江西等省的地方志，第一次弄清了这个诗派的基本面貌。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学、心理学、美学、文化学等方面入手，进行了综合研究。特别是在文化学方面，揭示出了宋代知识分子的特殊性格。这本书在文学史研究的方法上也进行了探索，即文学史上存在着许多艺术水平虽不太高、但却很重要的中小作家群，以往学者往往认为他们价值不大，就忽略过去，这部著作所进行的多角度研究，可以为同类研究在方法上提供参考。书写出以后，也得到一些前辈学者的鼓励，如中国古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傅璇琮教授评价说：“这部书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在历史学和文艺学这些基本手段之外，广泛使用了其他学科的知识”，“作者对文学史的理解已达到如此成熟的程度，近于史学大师陈寅恪所说的，对于古人的学说，具有了解之同情”。“这部书将在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其意义及经验必将日益为学界所认识和汲取”。1998年，中国国家教育部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开评，评选程序非常严格。首先，必须是获得大部分通讯评委认可的成果才能进入学科组。其次，在学科组中，必须由外校的评委承担介绍成果的任务，以见该成果在同行专家心目中的评价。第三，必须是学科组全票通过，才能考虑二等奖以上的名次。最终，《江湖诗派研究》获得二等奖。当时获得一等奖的著作都是系列丛书，个人论著最高就是二等奖。不过，尽管人们都很看好我在宋代文学上的发展，后来我还是更多地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清代的词，这其中，也有着非常偶然的机缘。

▲《江湖诗派研究》与《清代词学的建构》

1985年初，我刚刚硕士毕业，留校任教，由于千帆师所主持的《全清词》编纂研究室需要人手，就加入进去，经历了一系列诸如抄卡、编目、采访、校点、撰写小传等完整工作，一直做到现在。一个偶然的调遣，就决定了我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也水到渠成地撰写了一批关于清词研究的文章，出版了《清代词学的建构》一书。

清词量大面广，各种现象非常丰富，可以选择的路向也很多，《清代词学的建构》只涉及了其中的若干侧面。学问的对象本身并无高低之分，可是如何去做学问，则大有可以讲究之处。我所努力想达到的，是不仅把清词中的某个问题提出来，解决掉，而且想探讨这一问题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意义。比如理论和创作的关系问题，清代以前的词学理论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作家有意识地用理论指导创作，用创作反映理论的现象还不够明显。到了清朝，这一点却开始突出起来。以张惠言的《水调歌头》五首为例，张氏致力于词的创作时，已经具有了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阅历，也带有明确的改革词风的性质，所以他的词作中有着成熟的文学思考。其作品的特点有三，一是继承了杜诗的传统，有意识地以联章之法写词，使得作品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加强，是对词学传统的一种更新；二是以赋法入词，把柳永开创的、经过辛弃疾发展的这一手法推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三是引进矛盾而又互补的风格概念，体现出沉郁和疏放这两个对立面的熔铸，从而展示了更为丰富的层面和更为开阔的境界。这些，都使作品所承载的家国之思和身世之感得到了强化。以前的研究者多认为常州词派重视理论，不擅创作，张惠言的词作可以说明，常州词派不仅能词，而且有意识地以理论指导实践，有着自己的特色。另外，即使从张惠言本身来说，他的学养也充分体现在其理论和创作中，如对《周易》的研究和对赋的探讨，都以某种形式在词中有所反映。这一事实说明，到了清代，作家的创作环境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应该更多元地去对待并加以探讨。再如对于词和诗的关系问题，尽管清代的批评家并非不知诗词之别，但为了提高词体，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词往诗上靠，形成了清代词学中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书中通过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具体探讨了这个问题。《白雨斋词话》所提出的词的最高境界是“沉郁”，这一概念来源于对杜诗的体认。杜诗忧时的情愫，温厚的性情，比兴的手法，都是沉郁风格的基本内涵。具体到词的创作中，则应该本诸儒家精神，发乎性情，用意忠厚，怨而不怒。而通过对词史的考察，陈廷焯又指出，“沉郁”之词以婉约之作更佳，但这却基本上无关乎豪放婉约的正统之争，而是从思想内蕴上立论。至于创作门径，则是以《风》、《骚》为代表的儒家诗教。“沉郁”说的学术渊源虽然主要和前代遗产有关，但也有着同时诗学建设的影响，尤其是沈德潜的格调说，阐扬“温柔敦厚”的诗学理论，几乎和陈氏之说表里一致。这就说明，清代的词学建设，除了向前代寻找借鉴外，也并不忽视同时代的资源，研究清词，要和整个清代的学术文化打通，才能取得满意的成果。陈廷焯的“沉郁”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陈廷焯经常以自己的作品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理论。有时认为自己的词足以阐释，有时则觉得有所不足。这显然为后学树立了样板，也使人更容易入门。这种把理论和创作打通的做法，在中国文学史中其实并不少见，只是我们还缺少应有的认识。

对清词应该怎么看？这是一个大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基本上，我同意前辈学人的见解，即清代是词的复兴时期，清词在不少方面都取得了超迈以往的成就。不仅如此，清词的文学史意义或许比清诗还要突出。我虽然对清诗没有很多的发言权，但就教学和研究所及，似乎清代的诗人不如清代的词人那么自信。在清代词人的品评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如杜诏《弹指词序》评顾贞观：“弹指与竹垞、迦陵埒名。……弹指则极情之至，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谭献《箧中词》评项鸿祚词：“荡气回肠，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涩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无其率，有梦窗之深细而化其滞，殆欲前无古人。”这些推许，或有过当，却非无缘无故。清代词人志在超越两宋，或者起码双峰并峙，而清代诗人似乎觉得能够达到唐宋之境界就已经满意了。当然这也并不奇怪。诗歌自唐以来，就有宋人开疆拓宇，元明两代，也历经不断探索，各有所成。所以，清代诗人所面对的是非常丰硕的成果，难免更多考虑继承的问题。而词虽经两宋大盛，但由于创作观念没有太大更新，还留有很多发展馀地，加上元明一直衰微不振，在学富才高而又立志廓清“小道”观念的清人手中，把词推向一个更新的层次，也并非痴人说梦。

>原载《文史知识》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