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陵中学时期的程千帆

1928年秋天，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在私塾学习改进新式学校，从汉口到南京，成为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的一名插班生。此后，便一直接受现代教育到1936年大学毕业。

在到南京以前，我的知识主要来自私塾，而以1925年到1928年这几年所得为多。我当时的老师是堂伯父君硕先生。他名士经，号苞轩，是叔祖子大先生的长子。自幼才华出众，十多岁时便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曼殊沙馆初集》，但也是他惟一的文学结集。他的才华如同在那个社会的多数文士一样，被困扼的生活压折了。

他那时流寓汉口，在家中办了一个名为有恒斋的私塾，招收了十名左右十二三岁到二十岁的青少年，教读自给。20年代，即使在汉口这样的大都市，新式学校还是不多的，能够出钱送子弟进这类学校的人家也不多，所以私塾也还不少。这个私塾就设在他家里，先在汉口模范区蔼吉里，后在特二区三教街。

有恒斋的主要特点是档次高。按照君硕先生的设想，他几乎要把传统士大夫应当具备的文化知识都教给我们，所以学习是艰苦而繁重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学过的主要经典著作有《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其中除《礼记》、《文选》外，都是通读的。课程中没有其他私塾里常念的《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是君硕先生认为这类书是不知义法的俗学，因而《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书之不在其列，就更不足怪了。

他的讲授常常是文辞义理并重，所以选授《礼记》时，《曲礼》、《少仪》、《内则》以及有关丧服诸篇说得颇详，而于《礼运》、《大学》、《中庸》尤为重视。这，对我一辈子做人，起了一定的作用。

君硕先生虽然生活很贫困，但仍有些藏书。他常常指点我们在正课之外读些书。我从《日知录》初识考据门径，从《近思录》、《呻吟语》初识理学面目，从《小仓山房尺牍》略知应酬文字写法。

注意写作训练是有恒斋的另一特点（当然全是用文言文）。每天一定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日常生活，读书心得。这既练习了文笔，又锻炼了恒心，当然是十分有益的。记得这些日记我在大学时还保存着，曾将有关《礼记》的一部分整理出来发表过。汪辟疆老师看到了，还曾夸奖说：今天学生肯治经的不多。我可没有敢对老师说，这是从读私塾时的日记中摘抄的。现在的兴趣已经不在经学了。

除了日记之外，每周还要作文一篇，这可是正儿巴经的。伯父改得可仔细，坏的墨杠，好的浓圈，赏罚分明，我们也就不敢随随便便。记得在一篇游记中有“隔江灯火，下垅牛羊”之句，又云：“烟波荡我心胸，晨昏异其观感”。他老人家高兴地说：也难为你了。

写字也是每天必做的功课，这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正确，即不准写错字、别字（包括碑帖上的异体）。这颇与今天要求的汉字规范化相同。另一个是优美，即要把字写得好看。这就要读帖和临帖，我常用的帖：小字是《洛神赋》、《灵飞经》，大字隶书是《张迁碑》、《曹全碑》，楷书是颜真卿《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褚遂良《倪宽赞》、《圣教序》，欧阳询《醴泉铭》等，但没有学过篆书和草书。总之，要求能知能行，写作俱佳，也包括在君硕先生教学目的之内。

说实在的，当日读这些书、许多地方没有懂，其中部分至今茫然。但懂了的、逐渐成为我知识结构的一部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说在国学上打了一些底子了。在吸收和表现能力两方面也有了一点基础。

在高中时，我遇到了一位极好的化学教师，宁波王实铭先生，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我对化学兴趣大增，成绩也极好。因此我升入金陵大学时，准备读化学系。但当我去注册交费时，才知竟然要付一百多块钱，我父亲当时失业，无力负担。于是我便查各系交费情况，发现中文系只要化学系的一半，我就进了中文系，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也似乎有些偶然。人生道路是被偶然决定的呢，还是有些必然性？对此，我感到迷惘。我不知道偶然性只是在诸必然的交叉点上出现的说法，是否能说明这个令人迷惘的问题。这样，我就没有机会当戴安邦等老师的学生，却做了黄侃、吴梅诸位老师的学生。我对祖国做出的一点点贡献也仅仅限于对祖国古代文化文学的研究方面。但我还是这样设想，如果当初成了戴老师的学生，我也会在配位化学方面努力做出成绩来，不会当戴老师的不争气的门徒的。

>原载1995年10月19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