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人文与传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心举行了“跨学科视野下的近代早期欧洲文学与文化”青年学术工作坊，工作坊由《文贝：比较文学与文化》杂志鼎力支持协办。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詹丹教授主持开幕发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负责人刘耘华教授与朱振武教授莅临会场，发表开场赠言。与会外校嘉宾有同济大学哲学系韩潮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系王岚教授，人民大学哲学院雷思温与孙帅博士，人民大学贺晴川博士候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院《世界哲学》执行编审毛竹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执行编审郭峰博士，中山大学比较文学系肖剑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胡镓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婕老师，北京OCAT（华侨城当代艺术馆）研究中心钱文逸研究员。我院郭西安副教授，田洪敏副教授和姚云帆老师全程参与会议，并与与会嘉宾积极互动。

“跨学科视野下的近代早期欧洲文学与文化”青年学术工作坊

会议开始，詹丹教授发表了开幕讲演，詹教授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辨证关系，强调跨学科意识对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深化学科本位意识的积极作用。詹教授指出，每个学科都在寻求普遍性，想要找到一个普遍性的范式，但这个普遍性的范式是注定无法找到的。学者应该要超越普遍性，达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融合。朱振武教授强调跨学科研究中中国本位和中国立场的重要性，并以幽默的七绝概括了当代中国西学研究的诸多不足之处，并寄语青年学子勇于思考，努力攀登学术高峰。刘耘华教授指出，现代学科划分虽然把某一学科的片面性研究到极致。但是，一旦学科划分所造成的深入研究将特定学科中的专门问题，就会自然产生跨学科研究的需要，这就是跨学科研究对当代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所在。

詹丹教授开幕讲演

刘耘华教授发言

朱振武教授发言

在第一场发表研讨“斯宾诺莎和新哲学的展开”中，毛竹与贺晴川分别就“斯宾诺莎和伦理学的疑难”、“理性与激情：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人性论及其困难”分别发表了长达十五分钟的讲演，最后由雷思温作评议。

会议嘉宾毛竹

毛竹博士指出，作为近代早期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枢纽人物，斯宾诺莎在欧陆和北美的接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态。而这种差异，源于北美主流哲学界往往以斯宾诺莎“一个能够按理性的命令生活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看作斯宾诺莎哲学的核心要义，这大大窄化了斯宾诺莎哲学的思想史价值。毛竹博士从斯宾诺莎喜欢虐待动物这一“黑历史”出发，对斯宾诺莎的“努力（conatus）”概念进行了分析。毛竹博士认为，基于conatus所建立的欲望-力量秩序，彰显了斯宾诺莎哲学中的自然法则和自由原则之间的巨大鸿沟。在斯宾诺莎看来，万物 “自我保存”的努力，这一法则成为斯宾诺莎自然哲学的奠基性原则，但是，这种推演却没有办法奠定关于现代自由等的观念，这种断裂导致了写成了《伦理学》的斯宾诺莎，却造就了现代人伦理抉择的疑难。

贺晴川博士发言

随后，贺晴川博士对斯宾诺莎则的“人性论”和“理性与激情的冲突”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通过对斯宾诺莎“自因（Causa Sui）”概念的分析，贺晴川认为，不能简单接受德国唯心论转化后的斯宾诺莎“泛神论”哲学，而应该回到斯宾诺莎哲学的原初语境，将斯宾诺莎的犹太一神论原则和激进启蒙观念之间的内在张力，进行细致的分析，从而彰显出现代早期西方思想史中非常细微的曲折。贺晴川回应了毛竹的伦理学疑难问题，他指出，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疑难只能在政治哲学中得到有限解决，即在区分“按照理性原则的引导”而生活的少数人和“按照理性原则的命令”而生活的多数人的基础上，铸造一个基于理性规范主宰的现代民主制。贺晴川认为，斯宾诺莎版本的激进民主政治学，成为了少数理性人来统治感性多数人的理性君主政治。

会议嘉宾雷思温

雷思温对毛竹和贺晴川的演讲做出了精彩的评议。雷思温指出，斯宾诺莎的哲学之所以同时呈现为“心灵鸡汤哲学”和“恶魔腹黑哲学”这两副面孔，是因为近代西方思想史中“上帝的不可理解性”成为了新哲学体系奠基的神学-哲学基础。通过对现代科学范式的征用，笛卡尔、霍布斯在取消了亚里士多德体系中趋于惟一和善的目的因论断后，将现代世界理解为单纯动力因主宰的几何-力学综合体。这种对世界明细理解则使现代人无法通过任何习俗-伦理中介来理解上帝。斯宾诺莎则试图在动力因主宰的世界中，尝试超越特殊伦理经验，来理解上帝的可能性。雷思温认为，斯宾诺莎世界图式和上帝理解之间的悖谬性，是中世纪西方思想史逐步转型的必然结果，而斯宾诺莎处理这一悖谬的方式，就是通过“自因”学说，将超越的上帝理性化，却又导致了现代西方理性在源头的独断性。因此，斯宾诺莎必须回答，理性人如何与愚众相处。理性人应该统治愚众，但是由于“自我保存”，统治也是不可能的。

随后，在“世俗化中的基督教”这场讨论中。雷思温博士和孙帅博士分别对“自我救赎——卢梭与基督教问题”、“宗教改革与良知的困境”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贺晴川对此进行了评议。

雷思温从卢梭的基督教信仰出发，对卢梭抛弃基督教的天启学说背后的思想史动因进行了分析。卢梭认为，启示宗教是一种灌输的形式，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而自然宗教则是自发信仰。卢梭否认启示宗教的有效性，但却不能忍受无宗教现代世界的伦理无序,这让他不得不引入自然宗教。为了将基督教改造为自然宗教，卢梭否认了基督教的原罪学说，并将人生而为善看作新基督教的起点，从而为人理解从自然角度不可理解的上帝，进行了道德奠基。雷思温指出，卢梭对传统基督教道德学说的改造和保存，并没有获得成功，呈现为悲剧的结果。

会议嘉宾孙帅

孙帅的讲演则从“良知”这一基督教救赎论和恩典论的核心概念的近代转型入手，并结合宗教改革时期奥古斯丁主义良知观在路德宗与加尔文宗中的复兴，指出了近代早期西方宗教改革背后的伦理困境。孙帅认为，奥古斯丁良知论与救赎观有着密切的关联，对罪的良知成为称义的前提条件。这一保罗主义观点与罗马教廷的主流实践相违背，因缺乏操作性，而在中世纪被长期边缘化，通过圣礼和事功等体制化形式，天主教长期在体制上保障了信徒得救的信心，从而为稳定的宗教伦理秩序奠定了基础。而在宗教改革之后，基于对体制化救赎的不信任，路德宗和加尔文派激进化了奥古斯丁的良知学说，将救赎的可能性寄托于信徒的对“罪”感的自我体认，这最终导致了“良知”悖论：若自觉无罪，则心肠刚硬，必然完全逾越基督教伦理，无法得救；若对“罪”感觉深刻，则必然发现自己罪不可赦，找不到拯救之路，则自暴自弃，无法得救。孙帅随后以《悲惨世界》中的沙威，《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为例，说明了现代基督教“良知”悖论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贺晴川的评议则从韦伯的现代焦虑入手，来说明卢梭与基督教的关系，并对“公民宗教”和“理性宗教”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对于加尔文的焦虑感，贺晴川则表示其入世的苦行主义，产生了持久的焦虑。

韩潮教授主持圆桌会议

上午的圆桌会议，是由韩潮教授主持，韩潮教授先是肯定了会议的主题的学术敏锐性。他指出，如果不以“近代早期”这一视野来看待西方现代转型，就会造成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间的思想史连续性无法被描述，而早期近代概念的引入，则可以破除这种思想史描述上的断裂，从而开掘出更有解释力的思想史命题。韩教授进一步指出，在2000年以后的汉语学界，将“近代早期”概念引入文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思考理路，已经落在了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之后，这一方面是相关研究者的敏锐度不够，却又让我们反省既有研究范式，提供了重大契机。就哲学而言，华语学界关于近代早期哲学的研究，局限于德国唯心主义的接受视野，从而难以取得更为重大的突破，也无法对思想史转折的关键问题，形成有效回应。韩潮教授由此认为，我们认识早期现代哲学是否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也就是以其早期现代的视角来看早期现代，将其复杂性彻底有效地呈现出来。

对于韩教授的发言，雷思温以自己的思考经验为路径，进行了细致的回应。他认为，自1949年以来，国内学界对西方思想史的接收，总是与中国思想的问题与命运息息相关，从而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德国唯心主义——海德格尔存在论——后现代主义——以“两施（施特劳斯和施密特）”为代表的激进保守主义这一系列的核心命题，而在当代西学界，这一走向最终聚焦于西方文明的原发性时代：古希腊-罗马时代和转折性时代：近代早期思想。而当代的近代早期研究，必须摆脱“太现代的”现代立场，进而废除一切思想史反刍的“圈地深耕”研究，也不能走向彻底的好古主义和基要主义，将某一时代的思想命题看作判断一切思想史研究成败的金科玉律。雷斯温认为，只有从中世纪晚期发端，经由笛卡尔，最后在德国唯心主义和尼采的转化接受的思想史线索加以清理，才能澄清西方文明之所以走到今天在观念上的“不得已性”，而要理解这一不得已性，黑格尔和尼采仍然是其中的两把最为重要的钥匙。

孙帅的随后发言则强调，在近代早期视野下，对宗教改革问题的重审将成为具有现实价值的思想史研究领域。他认为，国内学界应该不再拘泥于“天主教”/“新教”二分的研究模式，对耶稣会、冉森主义和“梵二会议”成败等重要宗教思潮进行审视，从而重新审视以基督教新教模式暗中主导的世俗化逻辑是否是西方当下观念、思想和文化展开的唯一逻辑和必然逻辑。而这一思考的前提，在于对天主教“落后性”和“保守性”论断的重新反思。

会议现场热烈讨论

第三场的讨论的主题是“现代悲剧问题”。肖剑博士和胡镓博士分别就“世俗与神圣——《麦克白》剧中的时间”、“伊阿古的欲望”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肖剑博士认为，《麦克白》一剧中充满着时间的意象，例如，麦克白的称号的转变就象征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基督教的时间观是上帝处于永恒之中，是没有时间的。时间是与现世结合起来的。而文艺复兴的时间观则认为，时间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所有都在时间之中，而时间又是有始有终的。肖剑引入了马基雅维利主义对莎士比亚剧作的影响，并找出“命运是女子”的比喻同为《君主论》和《麦克白》对“时间”和“现代国家”关系的核心理解。

会议嘉宾肖剑

胡镓博士则从英国的具体历史出发，探讨了《奥赛罗》一剧对其意大利原本的改编。他认为，“Iago”是对英王詹姆斯一世（King James I and V）姓名的西班牙文转写，因此，《奥赛罗》可以阐释为对这位英主政治行为的讽谏。随后，胡镓博士对伊阿古灵魂结构中“爱欲”因素的缺失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权力欲对爱欲的替代是伊阿古内在残忍性和悲惨命运的根源。

胡镓博士在发言

会议嘉宾姚云帆

姚云帆的评议聚焦于近代早期思想分析近代早期文学作品的可能性问题，他指出，无论是柏拉图的“人类灵魂三分法”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解释，需要经历一系列的转化，并在某种程度上标记其限度。他进一步认为，詹姆斯一世本人的政治哲学著作，以及英国12世纪以来的法学传统，尚未更深入的纳入对莎剧文本的深入考察，而最近当代西方的“政治神学”范式和医学范式也会对莎剧人物心性构造的方式，提供更多的解释机制。

第四场的会议主题是“艺术史和修辞术”。钱文逸老师和姚云帆分别对“拉莫与笛卡尔：古罗马修辞学体系在近代早期法国的瓦解”、“仰面：安尼巴莱·卡拉奇的《饮酒少年》和十六世纪半身像的视觉和物质转换”发表了讲说，最后由郭峰评议。

姚云帆的会议发言在梳理Walter J. Ong和Guillory等人对拉莫思想史地位的基础上，重新对拉莫主义修辞学的本质进行了考察。通过对马洛《巴黎大屠杀》虚构场景的分析，姚云帆指出，拉莫通过对“人为论证”和“非人为论证”概念的颠倒，将古罗马修辞学立足于演说家道德信用的说服技术转化为以“上帝”这个全善者为中心的说服技术，从而笛卡尔以“明证”为基础的说服术奠定了基础。

会议嘉宾钱文逸

钱文逸则通过对《饮酒少年》这副画的分析，来表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题材的转型。出于风格主义（mannerism）和现象学分析路径的双重质疑，钱文逸强调了脖颈对于呈现画中人饮酒体验的暧昧性。通过酒瓶位置、饮酒者头部的屈度和脖颈纹理等要素的分析，钱文逸指出，在吸引观看者“看到”握饮酒体验的同时，观看者的目光阻止了这种观看的生成。

会议嘉宾郭峰

郭峰编审对上述两位发言者的论文进行了评议，他认为，如果把笛卡尔主义和拉莫主义的关系进行深入解释，姚云帆的论文会写得更为完善，而福柯对“明证”和真理关系的分析，也是可以深入探讨的议题。郭峰最后指出，钱文逸的研究是一个有细节有理论的完整研究，并且深入浅出，对大家启发很大。

下午的圆桌会议上，王岚教授表达了对这次青年学术会议的肯定，认为学术不能拘泥于一点，正如所谓的“文史哲不分家”，我们就是应该以跨学科的角度来看待不同学科之间的问题，相互生发，找出新意。而后，在座的青年学术工作者之间就修辞学、风俗画、人为论证、笛卡尔主义、理性主义修辞学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指出现代哲学是基于明证的哲学，并表现了对语言的不信任。

王岚教授发言

会议嘉宾郭西安

最后，郭西安副教授对今天的讨论进行了总结。她指出，跨界研究是学术议题常变常新的动力，今天的工作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成为了比较文学跨界研究的典范。郭教授希望，上师大比较文学系和《文贝：比较文学与文化》杂志，能够成为大家进一步碰撞学术观点，砥砺学术思想的友善平台。

这次学术会议在热烈的讨论中结束了，但会议所给人的启发却是深深地印在心里。每个学者都对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做出了最精要的演说，学者之间的讨论也是如此激烈，如此切中要点，使在场的每个人收益颇丰。

供稿：陈粮

编辑：张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