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研究》||葛结根：社会保险缴费对工资和就业的转嫁效应 ——基于行业特征和经济周期的考察

社会保险缴费对工资和就业的转嫁效应

——基于行业特征和经济周期的考察

葛结根

内容提要：社会保险缴费给中国企业施加了较大的成本压力，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是否有动机对其进行转嫁呢？本文运用标准的劳动力市场模型讨论企业通过降低工资水平和减少劳动力需求的方式转嫁社会保险缴费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中国的行业特征和经济周期变化对社会保险缴费的转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风险行业的社会保险缴费对工资与就业水平的转嫁效应大于非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高风险行业，并且这一效应在萧条期被扩大，在扩张期被减弱，但是非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高风险行业的转嫁效应在萧条期和扩张期的差异较小。本文研究结论所包含的政策含义是，应适当降低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并根据行业特征和经济周期的变化增加社会保险缴费的灵活性。

关键词：社会保险缴费　工资　就业　转嫁效应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框架的确立，我国的社会保险参保率逐步上升，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2014年，我国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总体覆盖率达到80%。我国企业承担着社会保险费用的较大比例，这种现状无疑给它们施加了成本压力。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企业是否可以通过某种途径进行转嫁呢？虽然对于社会保险缴费在企业与个人之间的相对份额具有明确界定，但工资和就业水平却是可变的，于是，企业就可能通过降低工资或者减少就业的方式而隐含地把社会保险缴费的成本转嫁给员工。而且，由于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要素结构特征和劳动力需求弹性，同时在面对市场环境变化时存在不同的承受力，因此，转嫁社会保险缴费的程度也会有所差异。

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社会保险缴费的转嫁与否实质上是既定财富的分配问题，显然会对员工的福利水平和企业成本造成影响。若企业不转嫁和少转嫁社会保险缴费，则员工的福利提高，但企业的成本上升；如果由此明显地影响了企业的赢利水平甚至威胁到其生存状态，那么企业就会通过转嫁进行缓解。这种用工成本增加的压力在下列两种状况下形成一种叠加效应：一是在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总成本比例较高的行业，二是经济周期下滑所带来的冲击。因此，在面对高缴费率时，企业的转嫁行为不仅削弱了员工的社会保障水平，而且也给整个社会的就业施加较大压力。从行业特征和经济周期角度分析社会保险缴费的转嫁效应，可以进一步探讨我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取向，即如何在降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的前提下，同时体现相机抉择的灵活性特征。

然而，在理论上社会保险缴费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分歧。现有研究基本上是以劳动力成本变化为切入点讨论社会保险缴费的分担问题，在此前提下企业能否进行转嫁取决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对工资的弹性以及员工对福利水平的评价。Summers（1989）认为，社会保险强制缴费导致成本上升，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曲线发生移动。如果员工认为社会保险带来的福利小于企业支付的成本，工资降低的幅度就应该小于成本增加的幅度，此时的挤出效应使得企业增加的成本中有一部分反映在就业水平的下降上。Gurber（1997）的理论模型表明，当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如果劳动力供给弹性越小，或者劳动力需求弹性越大，则雇主以低工资的形式转嫁社会保险缴费的效应越强。在特定税收归宿框架中研究工薪税对劳动力市场效应的观点认为，增加工薪税会使特定市场工资率下总劳动成本上升，并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工作努力程度独立于总劳动成本，所以，更高的工薪税将导致失业增加的后果（Hoel，1990；Pisauro，1991；Goerke，1997)。Kugler和Kugler（2009）结合传统的劳动力市场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背景研究社会保障缴费率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企业的员工对于通过工薪税融资获得的收益和雇主缴费成本的评价无差异时，工薪税的上升可以充分地转移给员工，那么将会产生低工资和减少员工被解雇的效应；但是，如果工资是刚性的，则员工没有充分地吸收工薪税的成本，就业就会减少。

根据上述理论框架，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尝试验证社会保险缴费是否存在转嫁问题，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值得关注。Gruber和Krueger（1991）、Gruber（1994，1997）利用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发现智利的社会保险缴款和美国的工伤保险与生育补贴具有充分的转移效应，但是没有产生解雇效应。然而这种结果对于其他的社会保险税种或者国家不一定具有适用性（Gruber，1997）。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与退休储蓄相比，税收—收益的关系在工伤和生育健康保险的情形下更为紧密。另外，在不同的市场背景下，这种转移效应的程度和方式也有所差异。例如，美国工薪税的小幅增加可能很容易传递到低工资中（Gruber和Krueger，1991；Gruber，1994）；而智利的社会保险体系私有化后，工薪税的大幅降低则转换为更高的工资水平（Gruber，1997；Cox-Edwards和Edwards，2002）。然而，在拉美国家给定最低工资刚性的条件下，大幅增加工薪税的低工资转移效应比大幅降低工薪税的高工资转移效应更加困难（Maloney和Núñez，2004）。而且，大部分拉美国家采用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险系统，并且员工的退休金与社会保险缴款之间的关联度较弱，这将使得工人们很少愿意付出低工资的代价或者转移到非正式部门（Maloney，Goni和Bosch，2007）。

还有一部分研究关注工薪税的部门效应和成本效应。Kugler和Kugler（2009）、Vargas（2006）检查了工薪税变化对正式部门就业和工资的影响。1993年哥伦比亚社会保险改革后，涉及退休金与健康的工薪税增加了10.5%。但通过国家间的对比研究发现，工薪税的效应可能存在非对称性，如果工资存在向下刚性，则工薪税的大幅减少会产生充分的转移效应，而工薪税的大幅增加却不会产生相反的结果。类似的研究还包括使用微观数据比较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员工在面临工薪税变化时的工资差异（McIsaac和Rama,1997；Mondino和Montoya,2000；Vargas,2011)。Tachibanaki和Yokoyama（2008）对日本9个主要行业的分析发现，总体上看企业承担了社会保险费用，不存在明显的转嫁效应，但在分行业的研究中却出现以降低工资的形式进行转嫁的现象。Hamermesh（2004）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劳动力的成本效应，但由于劳动力成本变量包括工薪税、工资成本或解雇成本的混合效应，因此很难单独解释工薪税的影响。

国内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险缴费的相对合理范围。刘钧（2004）在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承受能力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有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合适水平为20%。边恕等（2005）以辽宁省为例的分析显示，国有企业承受的社会保险缴费的最高限度为28.3%，适度缴费限度为20.9%。二是社会保险缴费对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与工资效应。林治芬（2005）认为，由于社会保险缴费直接构成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力价格，因而影响到投资者的利润，并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Nielsen和Smith（2008）利用上海企业的统计数据，考察社会保险实际缴费率对工资的影响，发现社会保险缴费率的提高使企业面临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从而产生较强的转嫁效应，例如，2003年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大约三分之一转嫁给了员工。田宋和王飞跃（2015）通过向量自回归方法考察贵州省社会保障支出的就业效应，结果表明，增加企业所负担的社会保险费用在短期内造成就业水平的轻微下降，但在长期内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影响较小，于是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步回升。封进（2014）利用跟踪调查数据研究社会保险缴费的转嫁效应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结果发现，虽然从平均效应看员工工资受社会保险缴费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或非技术类型的员工，企业将其缴费的10%-50%以降低工资的方式转嫁给他们。

鉴于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未充分体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阶段基于行业和经济周期的特征，本文首先构建一个微观视角的理论框架，讨论企业转嫁社会保险缴费的条件，并据此解释我国企业在经济转型期这一特定背景下进行转嫁的可能性，然后采用行业分类数据检验社会保险缴费对工资和就业的转嫁效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与现有的平均和总体效应的检验方式不同，本文验证社会保险缴费的转嫁效应在不同行业间的差异性，揭示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高风险行业的反应是否更为敏感，同时，经济周期的变化是否加剧或缓解了成本压力；实证研究发现的转嫁效应可为政府采取分类和灵活的政策调整措施提供参考。

社会保险缴费既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的主要负担之一。但当企业缴费与利润下限的平衡点相冲突时，这部分缴费会被转嫁给员工，因此，员工的福利水平实际上有所降低。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看来，社会保险缴费的转嫁效应主要体现在就业水平的变化上，而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考虑行业特征时，社会保险缴费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负效应大于非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低风险行业的工资和就业水平的影响均大于高风险行业。同时，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风险行业的转嫁效应在萧条期被放大，在扩张期被减弱，而相对应的行业在两个时期的表现差异较小。

从上述结果中可看出，首先，我国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处于较高水平，尤其是在萧条期超出了企业的承受能力，这从企业通过调整缴费的转嫁幅度来熨平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可得到印证。其次，对于轻资产而重人力资本的企业，过高的缴费率导致其利润波动幅度和经营风险增大，同时，如果较少转嫁或不转嫁社会保险缴费，将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产品竞争力下降，并进一步影响经济结构的转型。因此，如何寻求企业利润与员工社会保障利益之间的平衡是当前政策急需解决的难点。再次，高缴费率还会促使企业逃避缴费，但强制执行的成本太高；而且在萧条期企业还会采取隐性方式转嫁缴费，如缩减工作时间和降低工资相结合的形式，这都将给员工的实际收入和就业造成影响。

根据这些分析结果可给出如下建议：第一，适当降低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尤其是养老保险缴费，增加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积极拓展社会保障基金的其它收入来源。企业缴纳的比例降低并不一定意味着员工的福利水平降低，比如，通过拓宽社会保障资金的投资渠道和提高其收益水平进行弥补。第二，增加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灵活性，根据企业特征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实行差异费率，尤其是要降低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率。第三，结合经济运行状况调整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率，例如在经济严重萧条或遭遇国际市场的冲击时，可根据企业的赢利状况实行临时性社会保险费减免或缓交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从而有利于社会保险政策效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作者简介：

葛结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全文刊发《财政研究》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