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龙｜战略竞争框架下的美国遏华国际传播策略探析

摘要

总体看，美国遏华国际传播策略主要有：将渲染“中国原罪”作为叙事主调；全面遏制、全面对立的传播修辞策略；主体固定、政府主导、外围带动的舆论炒作路线。应从长远考虑，重视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阐释，重视美国政治运作规律，发挥民间传播渠道对遏华传播的对冲作用。

作者

陈  龙，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

刊载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项目

本文系2019年“大运河文化带”对外传播研究重大项目(项目编号：AS142007)的阶段性成果

引  言

国际传播是美国国际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长期以来，美国舆论战在其国际战略竞争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随着中美两国在经贸、科技和安全等领域的竞争不断升级。美国的决策层和学界已经形成共识：对华接触已经失败，取而代之的应是对华战略竞争。确保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全面“狙击”中国崛起已上升为美国国家战略。自奥巴马执政时期以来，美国精英决策层早已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了，到特朗普执政时期他们遏制中国崛起的愿望已经不加掩饰。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2018年10 月4 日，由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演讲，开列出美国对中国的意见清单。彭斯演讲的核心思想就是“遏华”，这并不是彭斯个人甚至也不是特朗普个人的想法，而是美国精英决策层的总体意见。为全面开展对华竞争，特朗普政府设计和实施了一系列各有侧重而又相互呼应的政策手段，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脱钩、限制和施压。基于这种战略竞争框架，2020年1月以来，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打压开始向“纵向升级”演变，有些行为已显露出急不可耐的势头。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际舆论诸领域开始协调一致地将中国视为对手、敌人，努力寻求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的机会，完成其要遏制中国崛起的计划，遏华国际传播渐渐成为美国的一条政治主线。这一传播现象值得我们重视，需要审慎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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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遏华国际传播及其合法性来源

“遏华国际传播”在漫长的中美关系史上是一种特殊现象，是服务于特朗普对华竞争战略中的一个子系统，具体表现为美国应对中国崛起所做的言论表达和新闻传播。面对一个更加自信、进取、有所作为的中国，如何开展涉华的国际传播，这是一个尚在完善之中的美国对外传播体系。当下美国朝野对华强烈的情绪化反应与特朗普执政团队的煽动式国际传播密不可分。反华、排华、遏华的声音在美国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亢。美国国内的各路遏华、反华力量正在向政治中心聚集，渐渐成为一种美国朝野的自觉行为，并形成气候。

要实施遏华、制华战略，就得师出有名。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是任何一项决策都需要民意的支持，国家意志的实行取决于民意，这是政府行为合法性来源。“合法性”(legitimacy)概念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他认为，在任何一种具有命令——服从关系的统治形式中，都包含着最起码的自愿服从的成分。在政治统治中，这种自愿服从一般出于理想和信仰。韦伯指出，暴力统治可以通过信仰体系获得合法性。这种理念来源于民主制度下的基本常识。如雷蒙·博兰指出“凡是建立在价值基础之上并以此得到公众舆论承认的即为合法的”。美国学者P.塞尔茨尼克认为，“统治就是行使权力的人必须证实他们有权利这样做。它并不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或一个罕见的民主准则，而是一个普遍的政治必然。每一个想要为自己聚敛特权或剥夺他人特权的统治团体，都必须遵守一个被共同体承认为判断权力存在与否的原则，这种教条就是合法性原则，其作用是建立与赤裸裸的权力截然不同的权威。当大多数应该服从的人是自愿地和非强制地服从一个规则时，这个规则便是以权威为基础的”。基于这种认知，美国政府祭出“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这两面大旗，作为开展对华战略竞争的理由，轻松获得了美国国民的广泛认同。

既然美国媒体奉行的是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国家利益自然也是美国媒体新闻报道背后的重要结构，因为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与主流意识形态是基本一致的。国家利益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这个国家人民的价值核心。汉斯·摩根索(Hans Mogensau)曾认为国家利益应该包括三个方面：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国家安全”经常成为美国对中国实施打压战略的一个重要幌子，以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美国政府的一些政客轻松地蒙骗了美国民众，并获得了不知就里的民众支持。美国政府的遏华言论，大多都被披上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外衣，因此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而在这一外衣下美国政府的真实动机就是营造国际舆论，抓住一切机遇不遗余力打压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的脚步。

 法国传播学者德布雷指出，“任何实施统治的政治权力都是需要话语的，这是在福柯之后甚至之前就已经被明确的一条定律，权力再生产的同时也是言论的再生产，后者可以在社会实践层面上建构抽象精神与物质力量的自我循环”。这个解释在某种意义上概括了传播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近年来，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展开传播话语生产。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不断唱衰中国经济、抹黑中国形象、攻击中国政府治理能力与政治制度，等等，“反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其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合法性”有三个逻辑依据：一是中国科技迅猛发展，可能冲击美国在科技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二是中国若占据科技的领先地位，就会影响到美国的国际地位。例如，华为在5G技术上的成就“妨碍”和“影响”了特朗普“美国至上”的一贯主张。特朗普曾在关于5G建设的讲话中表示，“5G关乎美国的繁荣和未来，美国必须赢下5G竞赛这一仗，确保5G网络不被敌人控制”。这可以看出特朗普对5G建设的重视和隐含的对华为的敌视；三是中国科技领先就会侵蚀美国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虽然也有美国民众并不认同特朗普政府这一做法，但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出发，久而久之认同其合理性。加强合法性、合理性阐述，就是为美国展开对华竞争营造国际舆论。为了策应经贸领域里的行动，特朗普政府编制了两套国家安全标准，即他所说的“真国家安全”和“假国家安全”。贸易保护主义需建立在“真国家安全”的理由之上，遏华国际传播则是建立在“假国家安全”基础之上，完全是出于与中国的政治斗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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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冷战思维下的

美国遏华国际传播及其特点

美国的对外传播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对苏“Drop Shot”计划中的舆论战、心理战，为形势所迫，对外传播在冷战开始后一下子被突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冷战时期，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是美苏争霸的第二战场。阿伦特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美国政府“对非欧洲世界进行资本输出即扩张与此相适应，为了保护这种扩张而运用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进行‘权力输出’，而且，为了这种扩张而创造出独特的支配形式，以及使这种支配正当化的意识形态体系”。很显然，军事、外交与意识形态的宣传是密不可分的。冷战以来，尽管冷战已结束，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影响，美国精英群体习惯于两大阵营的对垒，其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的憎恶并未削减，它所代表的冷战思维也没多少改变。而此时正需要寻找替代的敌对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在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美国精英群体的不安心理加大了。在民主党奥巴马执政时期，就已经强烈的呼吁，要求遏制中国崛起。这反应了美国精英层的恐惧心理越来越强。于是，在军事层面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经济领域推进TPP以取代WTO，总体看，这是冷战思维抬头的最初形态。与此同时，美国政客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制造恐怖舆论以配合军事、外交的行动。

特朗普执政以来，其反华、遏华的动作一改奥巴马时代相对温和的特点而变得越来越激烈，超越历史任何时期。如果梳理一下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的涉华言论，可以看出在对华关系上主张强硬的保守派一直在主导着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从特朗普执政初期的班农，到后来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经济顾问库德洛、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和国务卿蓬佩奥等人，无一不是持有对华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此次借新冠疫情向中国发难也是美国当局遏华“组合拳”的最新一招，其目的是在国际场合污名化、妖魔化中国，进而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总体看，这是一种体系化的策略，背后明显可以看出旧冷战一代幕僚的固有成见在作祟。在特朗普时代，这种战略层面的思维风格，脉络更清晰的展露出来。应对中国崛起问题，在奥巴马时代美国涉华国际传播政策以政治议题、国家安全为主，经济议题为辅；到了特朗普时代，则转变为以经济议题为主的国家安全议题。特朗普及一些政客发现，中国崛起已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因此，他们一边猛批前几任总统在中国问题上的“失误”，一边迫不及待制定政策，试图“亡羊补牢”，将中国视为挑战其地位的“对手”。

后冷战时代，美国致力于确立其一超独大的地位， 为防止可能危及美国利益的地区霸权国的出现，美国精英决策层认为，“我们首要的目标就是防止新的对手的重现”。正是基于这种战略目标的考虑， 美国对全球可能出现的新兴大国保持着高度警觉。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特别是中国仍然实行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这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是对美国现实潜在的威胁，也让美国国内那些宣告“历史的终结”的精英们感到十分失望。他们认为，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意识形态之争的终结， 也暗示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胜利。然而，期望中国通过经济改革带动政治变革，经过四十年发展被证明这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总体看，美国政府遏华国际传播策略有如下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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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染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对立。

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美国历届政府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新课题。面对中国崛起， 美国精英阶层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失败感，并由此产生焦虑和受到威胁的错综复杂的情绪。美国精英决策人士认为， 冷战的胜利不仅是其超强军事、经济实力的胜利， 也是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输出的胜利。然而，中国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 在政治制度方面并没有朝着美国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与积极的经济报道形成强烈的对比，中国政治正处在令人不寒而栗的一面( chilling side) ”。美国精英决策层的判断，中国作为冷战时期的争取对象和应对苏联的盟友这样的角色不复存在了。战略调整必然在国际传播舞台上也表现出来，美国的策略就是如何将对华战略包装成一种合理、合法的逻辑。特朗普时代，由于其内阁成员和幕僚团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冷战时代的过来人，他们固持着意识形态的偏见，因此，其对外传播会本能的对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持批评、排斥、攻击的态度。曾担任过中情局局长的国务卿蓬佩奥在多个场合都表达了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和阴暗的反共心理。

02

建立“国家利益”价值观“我群”，

渲染“中国威胁”。

在强化宣传西方价值观的过程中，突出西方世界的认同基础，以此建立紧密联盟，以抵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所以就其对外传播的内容来看，其诉求就是建立价值观同盟。美国精英决策层不能接受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存，因此，划分“你群”“我群”就成为首选工作。美国政要不遗余力地拉拢西方国家建立广泛的联盟，在对外传播中强调建立价值观统一战线。在阻挠欧洲国家使用华为5G设备上，强调华为技术的安全威胁。西方各国在建立遏华统一战线问题上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这使得美国在对外传播中，不断加大力度渲染“中国威胁论”，此举在国际上响应者寥寥。最为典型的案例是，2020年3月26日G7外交部长视频会议上，蓬佩奥以“继续促进我们自由和善治的共同价值观”为号召，试图强化“伙伴合作”，要求将所谓的“武汉病毒”写入《共同声明》，未获得其他国家外长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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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树为“敌人”、抹黑中国。

美国政府需要通过树立敌人来进行社会控制，或者加强控制系统的价值观，并且为整个国家的信仰寻求支持。冷战结束后，世界上能够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寥寥无几，因此，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差异很大，自然成为美国潜在的敌人。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正对美国形成追赶之势。于是，展开贸易战，打压中国科技成为首选任务。美国遏华国际传播策略的展开是全方位的，以意识形态邪恶论抹黑中国共产党，以“专制”“独裁”等抹黑中国社会制度，丑化中国政府形象。以“偷窃”“强制转让”“不公平交易”“违法规则”等词语来抹黑中国的科技发展，编造“莫须有”罪名，来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在海外的发展进行种种的打压和限制。在中国科技、香港事务、新疆问题等方面，肆意歪曲事实，妄加评论，搬弄是非，造成中国国家形象的受损。新冠病毒肺炎爆发以来，一些谣言、种族歧视言论不胫而走。右翼保守派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媒体人安·科特最早在推特上称国会没有禁止中国人进入美国以阻止“杀死美国人的新冠病毒，应受到谴责”。与此同时，另一位极右翼的保守派评论员纳什·林伯也诬称新冠病毒为“中共病毒”，并要求特朗普政府马上禁止中国人入境美国。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派领袖、共和党议员凯文·麦卡锡近日也在推特上以种族主义的口吻将“新冠病毒”说成是“中国冠状病毒”。蓬佩奥和一些美国共和党政客和保守派媒体人，都曾公开使用过“武汉病毒”或“中国冠状病毒”这样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名称。2020年3月17日，特朗普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刻意将新冠病毒肺炎改为“Chinese virus”，其试图将病毒起源归咎于中国以引导国内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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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新闻事件，引发国际负面观感。

出于本能的反感，或是本能的敌对，经常制造一些事端，也可以达到口头谩骂所达不到的效果。这种传播策略，往往是隐蔽的，看似正常事件，其实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阴谋。美国政府和一些政客，常常用一些恶意指控煽动对华仇恨，通过法庭判决、FBI调查等，站在道德、法律高地刁难中国相关人和事。2016年以来，FBI针对华裔科学家、华为、中兴等展开的诉讼指控、调查不计其数。这些事件本身就是一种精心的策划，常常带动媒体炒作，大肆宣扬，让公众产生不良联想，恶化中国形象。例如，美国政府宣布将中国驻美国新闻机构改为外交机构，对5家中国主流媒体在美分支机构人员限制至100人。美方先是要求中国主流媒体在美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后又进一步把他们认定为外国使团，现在又大幅压缩中国驻美记者数量。美方针对中国媒体所做的却是政治性全面打压。美国打媒体战争完全是从国际传播的有利性角度考虑的。挑起针对媒体的战争，是美国政府的一种传播策略，可以起到败坏对手名声，达到羞辱对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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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遏华国际传播的主要策略

伴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反华、遏华战略更加具体、全面，在国际传播中更加注重策略化、系统化。国际传播配合经贸问题“边打边谈”“打打谈谈”，制造舆论氛围。从话语竞争的角度讲，在总体传播框架的设定后，何时说、说什么、如何说却有着一定技巧和奥秘。从冷战时期走来的美国政客深谙此道，建构不同的解释模式和辩解框架，从而获得有利于自身的话语模式和象征指向，营造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舆论。“公共舆论从政治‘理性’意义出发，在公共范畴内可以理解为与治理是相关的，通过广泛传播的观点而赢得了特别的说服力。” “在公共舆论是社会控制这样的观念中，论辩的质量并不是讨论的中心。一切只取决于两个阵营中哪一派在争论中足够强势，从而使得对立的一派受到被孤立、被排斥、被驱逐的威胁。”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对公共舆论的研究固然源于西方国家的选举政治，但其研究结果在很多方面适用于国际公共舆论的生成，正如上文所看到的中美之间关于网络间谍、知识产权、病毒疫情等的争论，都属于国家安全议题下的国际舆论建构。国家安全议题的全球话语竞争，意味着在国际公共舆论中谁能更具优势，从而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并为战略安全赢得空间。总结美国政府的遏华国际传播策略，不难看出有以下几个趋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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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渲染“中国原罪”作为叙事主调。

从早期的“离岸平衡”战略到奥巴马时期的“诱导”与“融合”战略，都强调了“接触”的重要性。然而，随着美国精英决策层的判断转型，遏华战略成为主要模式。在这种背景下，冷战时期盛行的“敌我”冲突框架，成为美国遏华国际传播的主流。这种非此即彼划分群体的“二分法”的核心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不同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差别，容易激化民族矛盾，形成意识形态的对立。美国朝野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基本判断，即中国是借助美国对华宽容、优惠政策，利用WTO规则漏洞，靠“窃取”和“强制转让”美国知识产权等不平等手段，赢得了今天的发展局面，并且固执地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没有变化，这种崛起必然对美国构成威胁。于是，其遏华国际传播在看似无体系的表象下，潜意识地形成了一套毫无争议的共识体系。

美国的“中国原罪”是一种深入美国精英决策层骨髓的“集体无意识”，在他们看来，中国政治制度“原罪”，中国执政党原罪，中国的意识形态原罪，甚至中国人原罪。这一集体无意识反映了美国一些人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和恐慌心态。在将中国政府、中国人、中国制造等“原罪”化后，一切关于中国和中国科技的“阴谋”“间谍”“窃听后门”等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叙事就自然而然可以理解了，在政客们的炒作下，关于华为、关于华裔科学家的罪名渐渐为美国民众乃至世界民众所接受，形成刻板印象。新冠病毒疫情在欧美爆发，也被欧美政客“原罪化”叙事，甚至有政客提出要跟中国“秋后算账”。在美国一些政客看来，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本身是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这在当前基本是朝野两党的共识。碍于国际交往中的基本规则、礼仪，美国方面并没有将这一理由公开表达。然而，我们从大量的新闻报道、司法文书、政要发言中却处处可以看出这种原罪叙事的基调。在美国的炒作下，这种原罪基调正渐渐在欧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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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遏制、全面对立的传播修辞策略。

所谓修辞策略，其实就是观点(perspective)的保卫战。美国学者罗伯特·休斯(R.L.Heath)认为，组织言说的目的，不外乎建立“公共参考框架”(public frames of reference)，争取压制性的观点(dominant viewpoints)，然后转化为大多数网民的“共识”，从而采取共同的思想和行动。在底层天然正义的表述框架和解释框架建立起来后，就可以把“意义”放到人们注意力的核心位置，而把其他意义赶到边缘。美国学者班诺特(W.L.Benoit)将这种修辞策略称为“超越”(transcendence)，即作为超越眼前现实问题的抽象法则，其背后尚隐藏有更重要的价值。“超越”在“终极价值”包装中是看不到的，由于事件经过“终极价值”的包装，极具感染力和号召力，因此在网络空间影响力就很大。而“超越”部分的内容是什么呢？是敌视中共的意识形态、敌视中国政治制度、敌视中国的一切成就。将中国的一切原罪化，例如，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政治化，诽谤这种共同发展的做法是制造所在国的“债务陷阱”，因此，这种积极主动“定性”，也就是修辞学所说的“定义霸权”(definitional hegemony)，控制事件的解释权，直接影响后续讨论和判断，于是，“公共参考框架”由此就产生了。

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中国务卿、国防部长、商务部长等均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反华、遏华言论。他们惯常通过污名化(stigmatized)、妖魔化(demonized)等手段为西方公众建立“公共参考框架”，内容是冷战时代形成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从而让西方世界的人们“超越”现实认知，而相信某种教义或法则。

在实际操作中其具体做法，一是贴意识形态标签，不断渲染红色恐怖。白宫官员中蓬佩奥是急先锋，自他接任美国国务卿以来，在出访五大洲期间，多次诬蔑中伤中国。在他的言论中，不加掩饰地传达错误信息，诬称中共“正在塑造一种这个世界很长时间都没有见过的新威权主义”。话语修辞中，已经将中国贴上了前苏联的标签。

二是不断进行话语勾连。蓬佩奥污蔑、中伤中国的做法是瞄准中国政府和执政党，不断进行冷战印象勾连，肆意抹黑中国共产党形象。利用西方公众对中国新疆事务缺少了解的情况，无中生有、搬弄是非将新疆反恐维稳的具体做法抹黑成“集中营”直接勾连其人们对纳粹集中营的想象。2019年11月，他在德国就柏林墙倒塌30周年发表讲话时，猛烈抨击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诬称中共“正在塑造一种这个世界很长时间都没有见过的新威权主义”，表现出的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2020年1月30日蓬佩奥攻击正全力以赴领导中国人民抗击灾难的中国共产党是“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威胁”。华盛顿的激进政治精英们正在调整对华舆论战的策略，越来越明显地集中火力抹黑中共，不断地调动意识形态议题，试图让大规模的对华攻击在西方语境下显得不那么突兀，调动西方人的冷战记忆，使他们对华发起的疯狂地缘政治攻击看上去像是针对“中共威胁”的意识形态宣战。有的聒噪“中国已成为美国头号地缘政治对手”，有的借新冠肺炎疫情挑拨中国与邻国关系，甚至还有的对媒体散布谣言，称中国希望通过帮助非洲建立疾控中心窃取非洲大量基因数据。操弄意识形态议题，手法与冷战时期的做法异曲同工，甚至有过之无不及。美国政府对外传播策略中，有一条明确的主线，即在全球范围内努力对抗或抵消中国推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将之视为洪水猛兽，试图强化西方世界价值观认同。

03

主体固定、政府主导、

外围带动的舆论炒作路线。

所谓主体固定是指在美国政府政客及其背后的那个“deep state”精英决策群体，他们对华战略思维是固定的，它的传播思路和观点是固定的，它的传播主体，代言人是固定的。不属于这个群体的外围组织、机构、人员会在这个固定主体的带动下发声，美国媒体如奥巴马执政时期的CNN，特朗普执政当下的Fox，一些非政府组织、机构如哈德森研究所、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索罗斯基金会等都是典型的外围组织，他们有时受指使发声，有时是习惯性发声，都有意无意地充当舆论急先锋，在台湾问题、新疆问题、香港问题等涉华实务上极尽抹黑中国之能事。以特朗普为首的政客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爆发时期将流行病命名为“中国病毒”，美国保守派外交政策学者沃尔特·米德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的辱华文章，赤裸裸地宣扬种族歧视。此次美国政客公开污名化中国也并非偶然，因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美中“脱钩”论已在华盛顿盛行了一段时间。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2月底在哈得森研究所发表讲话中甚至力主以新冠肺炎疫情为楔子撬断美中关系。可以说，近年来美国政府营造的这种遏华国际传播氛围，正在大面积的扩散。

美国精英决策层擅于引导媒体，实现舆论同步共振。因为有共振，所以美国政府经常利用这种机制进行对外宣传。除了政府自己控制的媒体如“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之声”等外，还通过各种手段影响商业媒体在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政策。媒体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美国媒体在全世界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媒体传达信息的同时也推销了形象和观念，这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作了舆论的铺垫。长期以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N、Fox新闻等美国媒体，对中国政府、中国政治体制保持一种批判态度。这是美国政府实现舆论共振的基础。以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为例，美国主流媒体对疫情下的中国地方政府进行了大肆批判，认为中国各级政府低估疫情严重程度，调查不够透明，卫生处理不够专业等，导致了“武汉疫情悲剧”的发生。“中国脆弱论”“治理危机论”甚至把中国视为《1984》小说中用技术控制个人行为的“新型1984论”开始在美国媒体中翻炒。应该看到这些美国媒体的言论与美国政府的相关表现是不谋而合的。当蓬佩奥等美国政客将新冠病毒命名为“武汉病毒”或“中国病毒”时，Fox新闻也在炒作相关议题，2020年3月16日晚Fox新闻“塔克·卡尔森今晚”节目，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现场连线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吉姆·班克斯，讨论所谓“中国是否要对新冠病毒负责”的问题，引发全美公众关注。自特朗普上台以来，Fox新闻就追随共和党遏华宣传。卡尔森本人就曾以“中国冠状病毒”称呼新冠病毒。3月2日，另一名福克斯主持人杰西·沃特斯在节目中妄称病毒“起源中国”，还要求“中方正式道歉”。这些可以看出，政府主导和带动的舆论营造效应，在美国时时刻刻都会表现出来，并成为一种战略常态。

04

应对美遏华国际传播战略的几点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下，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在贸易上存在竞争是事实，但由此推论说中国有意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构成威胁等，却不是事实。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某种程度也是对这一担忧的回应。可以预见，无论由谁执掌美国政府，美国精英决策团队的对华遏制模式短期内不会改变，相应的，其涉华国际传播模式也不会有所改变。如何应对这种有害中美关系、有害中国国际形象的美国国际传播战略格局？

首先，要认识到这是长期斗争形态，短时间没有扭转的可能。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敌视、不满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调。认识到这一点，当美国在开展遏华国际传播时，我们应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丢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适时作出应对举措。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当前，应当看到，美国制造遏华国际传播，其目的无非是要打压中国、抹黑中国，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领导地位。将世界上多数国家拉拢到自己一边，形成反华同盟。如果任由其舆论持续发酵，欧盟、日本、印度等一些国家就会站到美国一边，在国际场合形成制华、遏华风潮，对未来我国的国际形象必然有所损害，对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都会形成掣肘，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全面掌握美国政治变革的总体趋势及其国际传播的运作方式。美国政党政治缠斗是一种常态，每逢大选之年，中国问题总是各党派拿来说事的议题，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发展到今天，遏华、制华成为两党罕见的共识，对华政策上“比狠”将成为一种新动向。新冠疫情会对美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打击，不排除一些政客会将各种社会矛盾嫁祸给中国。因此，一些政客口无遮拦，随意发表辱华言论，这在美国大选时期以及后疫情时期可能是大概率事件。准确判断美国国家政治波动的周期律，判断其总体走向以及由此出现的涉华传播动作，对于精准施策开展对外传播大有裨益。美国政治建制派作为制度体系的维护者，其意识形态是社会主流，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这是产生各种摩擦的政治根源。从历史看，旁门左道的政治是另类现象，非社会主流。在美国“后真相”传播盛行的当下，慎防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所利用，是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当前，美国社会撕裂严重，党派政治尖锐对立，社会底层民众生活未得到显著改善必然在政治层面有所反应。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在美国内开始沉渣泛起。美国政客往往以迎合这种社会思潮的异动，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采取一些伤害国与国关系的极端行为。我们的对外传播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再次，重视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和中国道义观的阐释。应当看到，美国政府精英决策层的遏华国际传播，始终自诩占据价值观制高点，并自以为是国际认同的优势。鉴于这种情势，我国的对外传播应作出相应调整。一、重视对外传播中的价值观阐释，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世界各国价值观的相通之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价值观、人道主义精神为基本立场，揭批美国遏华言论的实质，赢取世界各国民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二、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道义观。突出大国姿态，从基本道义观出发，摒弃意识形态思维，放弃零和竞争观，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作为对外传播的底色。在对外话语上强调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恪守互利共赢原则，反对以邻为壑。用国际道义姿态占领世界舆论高地。三、改变对外传播中由政府部门单一发声的做法，留出外交弹性缓冲空间，在发声主体上应发挥人大委员会委员、政协委员、网络大V的作用，培养可靠的意见领袖，从立法、司法、道德等层面阐述中国立场，表达中国的观点，努力使他们在国际信息流通中发挥议题设置的功能，成为舆论引领主体。

第四，开辟对外传播的“第二战场”，营造对外传播的话语对冲机制。政府引领、外围跟随、社交媒体散点化传播是美国遏华国际传播的新趋势，而我国对外传播的主要问题是过于依赖国家传播机器的发声作用，用这一做法改变国家形象，不可避免的出现“官腔”“官调”，难以唤起国外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同。如何改变这一新趋势？国相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长期以来，对外文化传播中存在“传播赤字”，其根源在于忽视了民间传播的价值。通过民间对话方式形成对美遏华国际传播的话语对冲机制。实践证明，李子柒式的民间传播路径，即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拉近了世界各国民众与中国的距离，在传播中建立起信任和彼此的亲近感。日本的国际传播没有什么大道理，全部在走民间化路线，这对我国的国际传播具有借鉴意义。多种形式的民间传播，有助于西方民众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崛起的无害性。

结  语

纵观美国遏华国际传播的总体特点，不难看出其机制、手段的多样化。核心部分是建构以美国为首的“朋友圈”，其思想体系就是美国价值观。从传播学角度看有其科学合理之处。特朗普时代美国政府打破了国际传播的基本规则，一些美国政客发表言论越来越随意，言辞越来越脱离国际交往基本礼仪。应对这种新动向，我们需要足够的耐心，尽管对方声音比较刺耳，但我们仍然要允许对方表达自己的观点，倾听对方的意见。本着化解争端和矛盾的目的，我们需要突出对话诚意，这是应对遏华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在中美围绕“病毒起源”而进行的摩擦中，崔天凯大使利用美国媒体很好地表达了中国立场，有效地化解了中美外交中的风险，再次证明了对话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性。长期看，无论是“遏制”战略还是“接触”战略， 在美国政府外交政策选项中均不可能单独实行， 因为它们都是“理想化”的状态， 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但是， 这两种战略思想是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其他战略的“母体”。冷战思维下的遏制战略决定了其无法走远，开展对话是解决争端的唯一有效途径。

研究美国应对中国崛起所做的言论表达， 有利于深刻了解美国的战略意图和手段， 有利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维护良好的发展环境。应当清醒地看到，美国既占据价值观叙事的高地，又拥有庞大的国际传播媒体，因此，他们始终轻松掌控着对外传播话语权。因而在任何政治、经济的纷争中美国总是有“理”的一方。比如，同样是限制出口，中国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态环境限制稀土出口就是错误的，而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就是正确的。对和不对的标准，都由美国说了算。这里所谓的“理”其实就是话语权。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有“理”。当前，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就要努力传播中国传统的道义观，让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众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了解中国的发展与西方的共赢关系。尊重传播规律，用好传播策略，沉着、自信、耐心应对美国遏华国际传播，合理、稳健、科学地开展对外传播，未来的对外传播必将有根本的改善，最终有助于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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