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远征军，那些孩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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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蒙尘，忠勇双全汤恩伯（中）
日军老兵曾在回忆录里，记忆犹新记载：1944年，在硝烟滚滚的松山战场，漫山遍野，是向死冲锋国军宋希濂部组织的敢死队。
喊杀声，有孩子们未及变声的童音。
大量16岁上下的少年兵，穿着草鞋，举起步枪，冒着弹雨，跟着老兵，向海拔千米以上的松山，发起了九次敢死攻击。
这段悲壮的历史涂抹昨天的鲜血，黯淡而又无限残忍。
把孩子推向战场，无疑，是民族最大的苦涩与悲凉——这正是抗战遗留给今天的最沉重的思考之一。
每每目睹花季年华的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孩子，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满脸童贞的微笑走向战场，苦涩与悲凉之余，确实能够让人更深去感悟、理解那个时代。
淞沪会战爆发，中日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遑论现代化，甚至近代化军制改革都尚未完成。
当时，中国古代兵役制，诸如兵农合一、全民皆兵、以及征兵制、军户制、团结兵制、民兵制、募兵制等等落后的古老的兵役，都混杂体现在由国军主力，到各路地方国军里面。
大量的孩子兵，参加了最早的七七事变、淞沪事变，他们经历武汉会战、桂南会战，直到最后的滇缅反攻，湘西会战。中国全程的抗战，都可以看到孩子们的身影。
这是客观的历史，也是我们应该抱愧的抗战史。
随着抗战烽烟漫延，中国更多地域陷入战乱，以及由战乱引发的自然灾害和其他灾难。
颠沛流离，成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人最不陌生的生活、生存体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1940年，第2集团军司令长官孙连仲在河南叶县成立集团军难童教养院，勉力抢救、收容战区流离儿童达1500人以上。
这年，第9集团军一部，按照重庆政府要求在防区内收容难童，一月不到，即收容难童达57人。该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于路途收容一位低龄女童，后认为养女。
来自云南的第60军，在1939年始转战江西、湖南战场，到1942年第60军奉调返回云南。随军收容难童59人，最低龄仅5岁。
这仅仅是我可以查找到的战时儿童收容数据。
抗战时期战乱地域之广，被卷入战争的人口之众，以及日军发起侵略，喜怒无常的无差别攻击。由此可想而知，失去家庭的儿童数量之大，可能非常人能够估计。
辛酸而难言的往事，被日本人忘却，更被我们自己忘却。
然而，黯淡而又无限残忍中，抗战依然孕育着无限的希望。
抗战期间，重庆在军、集团军和战区，以及靠近战场的地方政府，普遍设置战时儿童收容机构。
很多国军将领和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地方政府官员，在军务、政务同时，也积极为之工作。
1941年中期，抗战到达最艰苦极限。
正是这时，蒋介石坚持保护教育，要“不仅在战时，还要看到战后”。拒绝签署和说服同僚提议的征召适龄大学生和高中生入伍文件。
在蒋介石夫妇以及更多有识之士努力下，重庆抗战政府以继续“完成学业，待战后为国家重建出力”，作为一项重要的开展国策。
受此政策影响，各部国军重申对学校、教师、学生纪律。“抓学丁”、“抓童丁”罕见发生。偶尔发生强行征兵学生，当事主官多被执行枪毙。
抗战让人欣慰的数据是，中国在校中学生，由1936年的48万余人，增加到在1942年126万余人。
千万不要以为现在大学遍地开花，中学更不稀奇。但是当年，正是这批中学生，成为了承担五十年代国家建设的各行各业的栋梁。
中国抗战历时8年，伤亡超过300万，征召入伍超过1400万人。
即便以0.5%计算，孩子兵至少超过7万人——这些看似冷漠的数据，实则是民族良性深沉最为颤抖的伤痛。
再次唏嘘，关于孩子的抗战，现在几乎看不到抗战史上有相应的重视、研究。
虽然，现在很少有人愿意回顾、重视、研究那些在战火中的孩子们了。然而，当时国力孱弱，强敌压境，苦苦支撑的大势下，他们依然是重庆军政于抗战中，最为重视的群体。
保护学生的命令下达的同年，1941年，蒋介石和何应钦联合签署命令，要求清理各部抗日军队孩子兵现象。
命令措辞强硬，要求各部国军，以现有“未成年兵以及以后所征来之未成年兵，皆集中一处编为一少年队”，加以精神与教育之训练，并且，重视其“生活与体格，特别注意其营养以健全其发育”。
文件强调，严禁“少年兵于成年兵一同生活与作战等情事”。
以少年兵上战场，蒋介石等人痛心疾首，认为，“是为我国军莫大之耻辱”。
1943年，蒋介石联合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商震、宪兵司令贺国光，就孩子兵现象再次下达命令。
命令要求各地稽查“军服之少年兵”，要求宪兵负责严查以“运输与交通机关”为主的少年兵情况。
命令强调，“如再发现有此等情事，应将其主管官惩处为要”。
然而，战争惨烈处，命令也无法实施。
于是，我们今天得以目睹1944年以后，美国人拍摄的远征军里孩子兵的照片。
这张照片的小主人，名叫马国光，云南人。是年，13岁。
1942年，马国光和他的父亲在缅甸随国军逃难。途中，为日机轰炸，父子离散，为国军收容。
一路向西，经历艰险之后，马国光成为“我国驻印军中最小的弟兄”。
在印度，聪明的马国光学会了“驾吉普车，骑健驴”，以及射击。并且能操国语、英语和缅甸、印度、喀钦、那加等地语言。备受国军将士和美军教官呵护。
当时，中央社以“我驻印军佳话，多才多艺少年兵”发文，报道马国光事迹，介绍了马国光抗日杀敌的决心——“我的投军，是因为不愿看到日军再毁坏我的家国”。
报道也强调，马国光“因为年龄还小，不能作战，就投入军中当通译，颇能完成任务。”
此外，在远征军另外一幅孩子兵照片，我们看到了一位孩子兵，面对镜头，竖立大拇指，站在行军队伍旁边，天真无邪地微笑。
在2012年8月，参与“贵州省抗战老兵关怀计划”的志愿者们在一次慰问中，奇迹般找到了照片的主人——时年12岁，第5军第200师第600团第3营第8连连长勤务兵陈友礼。
陈友礼11岁时，在贵州要求从军，因年幼没有通过。次年，年仅12岁的他再次找到招兵处，软磨硬泡，丢下一句“我虽然小，但我也能抗日”，自愿从军。
贵州，和四川、云南一样，是抗战时期重要的新兵源地。抗战八年，很多部队在贵州各地招兵。
贵州人口平均十四之一征召成为抗战军人，人数超过70万人，伤亡超过30万人。
尤其黔籍国军，尚有“府兵制”遗风。黔军抗战牺牲惨烈，该部官佐、士兵，习惯以同乡、同学、同事关系，直接回故乡招募新兵。所以，陈友礼和大量的孩子能够低龄从军。
——这也可以看出，重庆军政严令杜绝“少年兵”，并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为抗战局势险恶，中国牺牲巨大。无奈，人们似乎默认“牺牲一代男人”，以抵抗、打败日本的事实。
1944年，滇缅大反攻奉命攻击松山的远征军第8军，正是能吃苦，敢血拼的贵州子弟兵。该部20岁以下的战士占了战斗兵80%。
可是，当时贵州物产贫瘠，人口不过千万，连连战争，近万一线战斗兵，又有多少齐刷刷的18岁到20岁的青年战士？
所以，散见文字记载，松山战役漫山遍野出现孩子未变声的喊杀、冲锋声，可谓事实。
远征军第8军全歼松山日军的战役，该军牺牲将士8000余人。牺牲人数是第8军的三分之一；轻、重伤4000余人，是第8军的二分之一。
以未满十六岁的孩子兵占伤亡总数十分之一估计，是役孩子兵伤亡千人以上。
以少年兵上战场，“是为我国军莫大之耻辱”。诚然。
现在，抗战烽烟于七十多年间，正渐行渐远，袅袅散却。人们更习惯那些把日军拖在横店电视剧里，激情“胖揍”的神剧。或者为钓鱼岛去砸日本车的间歇性“抗日”。
实际上，我们可能对抗战了解得太少了。
正因为对抗战了解得太少了，所以每个人似乎都理直气壮认为，自己知道抗战，自己可以滔滔不绝大谈“爱国”。
实则，假如我们恭敬、谦卑地走近那段岁月，得以了解、认知曾经八年抗战的苦难历程，抱愧，将是我们唯一的心情。
缅怀那些为抗战卷入苦难的孩子们，缅怀那些为保卫中国独立、自由而战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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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系列连载中：
第一次远征军《中国远征军，出战国门》，《临危赴难》，《血战同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