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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过四次大牢的贾植芳,“思想档案”何以落户张掖丨冰川人物

2017-01-02 姚峥华 冰川思想库


贾植芳先生一生飘零,颠沛流离,历尽坎坷,其身后,他的藏书带着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思想遗产,欣然抵达广漠的大西北,“安身落户”。



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我从书架上随手拿出一本书——《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作者李辉,1989年人民日报出版社)。翻开,如坠入一个深渊,越坠越深,不可自拔。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2000多人受到波及,不少人家破人亡。


路翎、阿垅、鲁藜、牛汉、绿原、彭柏山、吕荧、贾植芳、谢韬、王元化、梅林、刘雪苇、满涛、何满子、芦甸、彭燕郊、曾卓、耿庸、张中晓、罗洛、方然、王戎、化铁这些如今已成了一个个文化符号的名字被冠以“胡风分子”罪名,难逃其咎,下场悲惨。


书页翻得我惊心动魄,开始以此为轴心,向外扩展追索。


梅志的《胡风传》,彭燕郊《回忆录:那代人》,贾植芳《狱里狱外——一个“胡风分子”的人生档案》《贾植芳致胡风书札》,晓风编的《我与胡风》,何满子《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冀汸回忆录《血色流年》,牛汉的《牛汉诗文全集》……只要是关于“胡风分子”关于冤案的作品,尽可能掘地三尺找来瞅瞅。


当然,还有舒芜的《回归五四》《舒芜口述自传》。所涉各人角度不同,都从自身出发,围绕同一个案件作各自的陈述。



▲1981年,上海。前排左起:施昌东、顾征南、任敏、贾植芳、绿原。后排左起:施鸿基、王戎、耿庸、何满子


1


多年后,我在自己“书人”系列的第一本书《书人·书事》中写到李辉,标题是《他不知道,他是我的启蒙者》。


对,李辉是我的启蒙者。在“胡风分子”及“七月派诗人”个人命运于时代大背景下的颠沛流离,他着实为我开启了一扇窗,穿越时空,开始触碰那些于历史大潮中被裹挟着沉浮又不甘为此低下头颅的生命之光。


在这些书的启蒙下,我跟着他开始“滚雪球”,从胡风,“七月派诗人”,到“五四”文化老人们……


也是多年之后,李辉谈起他写的“文化老人”系列,深切地提到了一个人,他的恩师,“胡风分子”骨干之一的贾植芳先生。


“那是1979年,当时我正在复旦念书,他则刚回到中文系资料室当图书馆管理员。每次去找书,他会与我谈上许久。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不少现代文学中的人物、作品和掌故。”


李辉大学期间研究巴金,贾植芳一直强调要看原始资料,要尽量采访当事人,所以他在大学时期开始采访巴金和巴金的朋友。


一起在贾先生指导下开始“文学学术研究之旅”的还有他的同班同学,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陈思和教授。


“这就是我‘文化雪球’的核心,之后越滚越大。”工作后,通过巴金和贾植芳,李辉又认识了更多“五四”时期的作家如冰心、萧乾、卞之琳、黄苗子、耿庸、王戎、萧军、聂绀弩、艾青、臧克家等。


三十多年来,李辉就这么“滚雪球”,埋头完成了一部部纪实作品。“贾先生对我确定研究方向和对文化感兴趣方面起了最直接的重要影响,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他心底里把贾植芳尊为父辈般的师长,敬仰并热爱着。



▲《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封面


2008年4月贾植芳先生去世,《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2009年1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贾植芳著,罗银胜编。


2008年是个文化灾年,那一年去世的文化老人一个接一个,贾植芳92岁,彭燕郊、王元化88岁……都是“胡风分子”。


还剩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2008年由三联书店刊行。


忽然有时不我待的感觉,我迅速与《新文学史料》的郭娟(时任杂志执行主编,现为主编)联系,2011年1月6号,一个寒冷的下午,我们直奔牛汉先生的北京住地朝阳区八里庄北里。


于我而言,那是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见面一刹那,心底里浮现的是“时间开始了(胡风的诗)”。我似乎亲身与历史那趟列车有了交集,牛汉先生所谈的所想的所表露出来的,此刻都已经不重要了,耳边呼啸而来的,是负重承载的列车伴随着时代风云滚滚而去。


2013年9月29日,牛汉先生去世。


2


一直说,我有“胡风情结”——对胡风及其分子的悲惨遭遇,有着深切同情。


往回推,没有恩师贾植芳,也许就没有李辉笔下的“胡风分子”……也许就没有我最初对这一系列人物的关注,甚至没有了长此以往对这个“特殊群体”所赋予的“特殊情感”,也就没有了后来目视陈思和教授领衔贾门弟子承担贾氏工程时的血脉偾张……


这只是一个假设,但它完全可以成立。


这根线就这么奇怪地串连了起来,没有缘由。直到这一天,2016年10月11日,我年休假恰巧来到塞上江南甘肃张掖河西学院的“贾植芳研究中心”。

 

后来我跟朋友说,贾植芳先生研究中心,设在甘肃张掖。对方第一句话,贾先生生前不是一直在复旦吗?紧接着第二句话,他的家乡不是山西襄汾吗?我估计其后还有第三第四个疑问,就像我第一眼看到“贾植芳研究中心”,各种问号接踵而至。



▲贾植芳(左)与胡风(右)


不奇怪。贾植芳先生真的落户张掖了。


这里先容我列上一个时间表,罗列一番大事记,再细细述说。

 

2011年9月甘肃省委组织部向上海南京两地派出了前后20名大学校长挂职学习,河西学院校长刘仁义从9月5日至2012年1月,抵达复旦大学当校长助理(此时距他到河西学院当校长为时一年),他希望两个学校“结亲”,把河西当成复旦在西北的驿站。


2012年4月两校达成协议,并于6月在复旦光华楼签署协议,同年增加复旦到河西的招生计划。


2012年9月河西学院第一批老师到复旦挂职。


2013年6月教育部正式批复文件,复旦对口支援河西学院工作全面开展。自此,从学术会议到学者互访,双方每年人员往来数百人次。


2013年底,陈晓兰(河西学院85届的校友,现任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路过贾植芳故居,得知任敏的侄女桂芙女士有处理贾植芳先生藏书的意愿,于是极力向桂芙女士和自己的老师陈思和教授建议将贾先生藏书捐赠与河西学院。


其实自2008年4月24日,贾植芳先生走完了他92年风雨人生其后几年里,如何处置贾先生宝贵的藏书,成为陈思和教授和贾先生后辈贾英、桂芙女士多次商讨的问题。


2014年3月捐书意向达成,4月8日河西学院刘仁义校长带队到复旦,与陈思和教授具体接洽。自捐书活动筹划始,复旦中文系研究生办主任刘存玲,带领陈思和教授十多位研究生,义务工作,完成了接受来书、整理盖章、清点造册和打包装箱工作,并编辑出了10多万字的《贾植芳教授捐赠书目》。


2014年4月28日贾植芳先生藏书捐赠河西学院仪式在复旦举行。贾门弟子共捐献7036册;复旦图书馆26000册;复旦出版社500多册。共七十多箱。其中,贾植芳先生个人藏书共3300多册,有签名赠书1111册。


当得知贾先生藏书将捐赠河西学院后,作家王安忆挑选自己的著作和藏书120册襄助。复旦中文系教师和贾门弟子(包括陈门弟子)共30多人以贾植芳先生名义也慷慨捐赠图书,使赠书达到了7000多册。


2014年 5月20日,这批赠书运达河西学院图书馆,图书馆设立了“贾植芳藏书陈列馆”(书法家蔡仲渝先生题写了“贾植芳藏书陈列馆”匾额)专室,并组织人员,对贾植芳先生赠书进行了盖章登记和分类编目,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实现了网络书目查询和开放阅览服务。


2014年7月7日,贾植芳先生藏书陈列馆和复旦学者文库揭牌仪式在河西学院图书馆举行。


2014年10月11日, 贾植芳弟子李辉亲赴河西学院拜瞻贾先生藏书。在他倡议下成立了河西学院 “非虚构中心”及“贾植芳讲堂”。此外,李辉捐出他与恩师贾植芳先生200多封通信中珍贵的36封,并发愿动员更多的知名文化人和贾门弟子向河西学院捐书,到河西学院“贾植芳讲堂”讲学。


其后,在李辉和陈晓兰教授协调下,贾植芳后人桂芙女士将贾先生书房的六个书柜、一组沙发、一张圆桌、一张写字台和部分贾先生生前用品(衣服、手杖)捐赠于河西学院。


2014年12月4日,河西学院图书馆书记薛栋抵达复旦将贾先生的物件运抵河西。


2016年7月2日,由复旦大学和河西学院主办的“贾植芳与中国新文学传承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西学院举办。


会议期间,进行了贾植芳雕像揭幕,国内首个“贾植芳研究中心” “贾植芳讲堂”揭牌,以及黄永玉先生为“贾植芳研究中心”“贾植芳讲堂”题名的书法作品捐赠,贾植芳先生书信捐赠。


同时陈思和教授捐书200多本,李辉及夫人应红捐书2700多册。


来自复旦大学河西学院两校师生及贾植芳后人亲属代表,以及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专家学者等近百人参加了此次学术研究会。 陈引驰教授、谢天振教授、赵建国院长、薛栋书记等都做了相关的学术报告。


2016年7月,陈思和、李辉做了题为“贾植芳先生的印象与非虚构写作”的学术讲座,为“贾植芳讲堂”的第一讲。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做了题为“谈沈从文的后半生”为“讲堂”第二讲。


2016年7月,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做题为“张爱玲搜集与整理”为“讲堂”第三讲。


2016年9月,非虚构作家梁鸿做了“我写梁庄”为“讲堂”第四讲。


2016年10月,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做了“我与观复博物馆”为“讲堂”的第五讲,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将军作了题为“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为“讲堂”第六讲。


2016年12月,著名媒体人、时事评论家曹景行先生做客贾植芳讲堂,讲述“我所经历的美国总统竞选”,为“讲堂”第七讲

……



贾植芳藏书陈列馆


从时间表可以看到,长达数年的时间,数十人上百人的力量,在接力地完成这一件不管从地域从籍贯从渊源从嫡传都似乎讲不通,但却是天高地远风清云淡至善至美的一番仁义之举。


参加揭牌仪式后,陈思和为河西学院收藏恩师贾植芳藏书深深感动,发自肺腑地说,“书在人就在,生命就在。贾先生的书在河西学院,他的精神和灵魂就在河西学院,河西学院就是我的家,我一定会再来。只要河西学院需要我召唤我,要我上课、讲学、做任何事情,如果你们愿意,我都会抽时间来,因为这里就是我的家”。


同样发自肺腑还有一个人,李辉。


在留言簿上,他写下:“历史有缘,与贾先生相遇复旦,一生从此改变。感恩唯有回报,愿为河西尽心尽力。文化传承,先生永在!”


……


发自肺腑的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河西学院“贾植芳研究中心”留言簿上落满墨迹,饱蘸深情,传递着分明是一份文化情怀,一份文学召唤。


那晚,如水夜色下,张掖宾馆的湖边,我们一圈圈地绕湖行走,比赛着谁走路的里程多。年届花甲的李辉像个小朋友,已化为“张掖人”而不能自拔。他细数着明年的讲堂版图,还有池莉、白岩松、曹可凡、毕飞宇、张炜……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他的大眼睛也一闪一闪,西北的夜空下我看到的是处处感人的光芒。


3


河西学院的校长刘仁义教授理科出身,有着深深的人文情怀。我们穿过偌大的校园,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皆整洁有序。刘校长颇为自豪,“与复旦合作,能一流就一流,打扫卫生也可以一流。建设学校,我们有理想,标准和制度。”


草坪绿地上立着一块不规则的石头,上边刻着两个红色大字“大家”,彰显着艺术之美。


在地处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兰州以西乌鲁木齐以东,2000公里范围内唯一的这一所综合性本科学院内,处处流淌一种精神,一份理念。


对,“灵魂激活了!”“捐书,建馆,安家,这是三部曲,我们要把贾植芳陈列馆变为一个交流的空间和平台,让学术薪火继续传承下去。”刘校长大展心中鸿图,“这是一个个美丽的故事。”


张掖那些天,我听到了很多美丽的故事,它似冥冥之中,如一股无形的力量,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河西学院与贾植芳先生维系起来。


缘份,其实早就种下了。



▲贾植芳、任敏夫妇与学生。 前排左起:任敏、贾植芳。后排左起:李辉、范伯群、曾华鹏、陈思和


贾植芳的弟子遍天下,陈思和教授是多年陪伴在他身边的弟子之一,与他有着亦师亦父的亲密感情。


1992年,陈思和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何清(现苏州科技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恰好来自位于张掖市的河西学院(2000年以前称张掖师专),在何清对故乡地理风物及美食的描绘下,陈思和对河西走廊及河西学院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


陈思和2000年招收的比较文学博士生陈晓兰,则是河西学院85届的校友。陈教授对母校的感情十分深厚,对贾植芳先生非常敬爱,当她听闻贾先生藏书亟待安置的消息后,极力向桂芙女士和陈思和建议将其捐赠与河西学院,并促成了这桩文苑佳话。


陈思和为此赋诗赞之:“西北芝兰海上传, 幽香暗渡黑河川,贾门三代情诚系,一纸史诗比石坚。”这首诗的墨宝以镜框装帧悬挂在河西学院图书馆的“贾植芳研究中心”内,面向东南,满屋芬芳。


更神奇的是,河西学院图书馆书记薛栋,1982年毕业,分配进河西学院(前身为张掖师专)图书馆工作,1984年5月派至复旦大学图书馆实习,有幸成为时任馆长贾植芳先生属下。


30年后的2014年4月,他再次来到复旦大学图书馆挂职3个月,又成为复旦新任陈思和馆长的属下,由此与贾门师生两代结下了难得的情缘。


此次图书的搬运及捐赠仪式,“贾植芳藏书陈列馆”揭牌仪式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作为一名在在图书馆浸润了35年,当馆长15年的“老馆藏”,他对贾植芳藏书有着与众不同的情感,在他眼里,这些书架上的书本,俨然是一个个珍藏着人生密码,有着体温和情感,诉说着世事变幻的生命。


如果说他们三个河西人与贾先生以及陈思和的相遇是一种巧合,那么,更巧合的还有——河西走廊有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发源于祁连山脉,是张掖的母亲河。


黑河边有一个古代遗址,叫“黑水国”,当我们金秋十月跋涉抵达时,那个神秘的“黑水国”只剩沙漠里一处小土堆。旷野寂辽,枯木无声。


可是,万里之远海上之滨陈思和教授的书斋,竟然取名“黑水斋”!这是暗合还是神合,惟有天知道。陈思和有感而赋诗:“黑水藏书本我愿,斋名伴读十余年,今知古国合天意,复旦河西喜结缘。”


▲贾植芳(右)与陈思和(左)


至此,我们只能感叹造物主的神奇。莫急,还有悬念。意外的事情陆续有来。


在陈列馆的玻璃橱柜里,展示着薄薄的两页书信,抬头是“尊敬的贾先生:您好!并拜问任敏先生安好!”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美丽故事呢?因字数不多,这里全文抄录:


“在1989年5月在武汉全国首届胡风文艺思想学术讨论会上有幸拜识先生,至今六年过去了,无缘再聆听指教,但对您时怀尊敬想念之心。


今托何清老师奉上《胡风文艺思想新论》一书,敬请先生批评指导。我一生身处边塞小城,教学之类工作十分繁忙,且见识闭塞,资料缺乏,利用业余时间矻矻孜孜研究胡风文艺思想,而有《新论》的出版(此书的出版也是极其艰难的)。


以我的条件,此书的浅陋可想而知,因此奉献于先生之前,觉得十分汗颜。虽然如此,此书所述,都是我个人研究中的所见所识,而且从研究中益愈崇敬胡风先生的为人和为文,也包括像对先生这样的胡风故交好友的敬仰和爱戴。


因此专诚奉上,聊表敬意。如先生能有时间一顾,并把批评意见告我,则幸欣感谢之至。”


落款“尚延龄,1995年5月26日于张掖师专”。


▲1995年,尚延龄写给贾植芳的书信原件


20多年前的一封信,从张掖河西学院的前身投寄出去,抵达贾植芳手中。贾植芳先生当年回信与否,我们现在无从查证。但信纸保存完好,规整地夹在《胡风文艺思想新论》一书的书页中,与这一批赠书一起回到河西学院。


像是一个轮回,一份由胡风思想联结而成的信之情缘天南水北二十年绵远流长。


写《胡风文艺思想新论》的尚延龄老人早已退休,回到故里。学院老师说,他儿子尚缨现为河西学院艺术系老师,他见证了父亲当年写给贾植芳先生的亲笔信回到“贾植芳研究中心”。


这让人不得不再次惊讶。


美丽的故事,自有它美丽的力量所在。


贾植芳先生是非常接地气的作家和学者,有着深深的草根情怀。


陈思和教授得其真传,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身体力行地主编推行出版了甘肃作家系列,对西北一隅的文化现象及民间文化十分关注。


也正因此,他认为把贾先生藏书安放在遥远的西部,符合贾先生一贯精神。种种缘由,促使他及一大批贾门弟子主张将贾植芳先生藏书捐赠到河西学院。


见到贾师藏书运抵“贾植芳研究中心”后,陈教授赋诗一首,表达心怀:“感念恩师灵在天,遗书护送到祁连,植芳万里丝绸玉,浩瀚精神大漠烟。”


据工作人员介绍,在“贾植芳与中国新文学传承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全情投入地朗诵这首诗,眼眶充满了泪水,在场所有人闻之无不动容。


4


贾植芳(1916-2008),“胡风分子”之一,“七月派”重要作家,翻译家,现当代文学研究权威专家,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生前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一生编著图书50多部。


在晚年的自传《我的人生档案》自序中,有这么一段


“我曾自号洪宪生人,以后又经过了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等时代。一直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的新社会,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牢,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付出过沉重的生命代价的。我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遇,都可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贾先生的四次牢狱为:


第一次进监狱,是因为参加了1935年那场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大约俩月时间;


第二次进监狱,是因为在徐州搞“策反”,被日伪抓进监狱,大约不到一年;


第三次进监狱,是因为“煽动学潮”,被国民党抓进监狱,约一年;


第四次进监狱,是因为“胡风”,被共产党抓进监狱,前后(坐牢+改造)约23年。


所幸的是,每次挨批斗之后,他便自我改善伙食,抽点好烟犒劳自己。“从心里可怜这些批斗自己的人,因为他们是‘奴在心者’。”



▲2003年,贾植芳(左)与何满子(右)重访上海提篮桥监狱


他与胡风的交往,有师生情,更深的是私谊。


陈思和教授在河西学院讲堂上讲了一个故事,那是贾植芳从日本回来后经胡风介绍到重庆某报馆谋生,之前两人没有见过面,


“胡风接到信,就匆忙地在整个重庆报界找贾植芳这个人。可能是一副落魄的样子,使他感到意外又不是意外,所以显然使他竟有些黯然伤神的表情。他的眼睛湿润了,以至他竟顾不上围绕着他的那片亲切笑容,立即从长衫口袋里摸出一卷钞票,跨步递给还坐在地上的我,声调温和地说,‘这是二十元钱,你过去在前方寄稿子来,还存有一点稿费。’” 


这些点滴细节,足以证明贾植芳心目中的胡风是何等高大。以至于后来尽管他得到来自哥哥贾芝(李大钊女婿,2016年1月去世,为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离休干部)的警告,以及各方的压力,贾植芳对胡风均无疏离避祸之举,身陷囹圄之后,也保持了志士之尊君子之风。


与妻子任敏风雨六十年的爱情,更被传为佳话。


1955年后,贾植芳因“胡风”牢狱之灾,夫妻分隔长达11年之久。


1962年,任敏被放了出来,她跑回贾的老家山西襄汾侯村。


“1963年10月,我在狱中突然收到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我激动极了,抱着包裹,流泪了。一遍遍告诉自己,她还活着,任敏还活着。”


任敏晚年犯病卧床不起,贾植芳不离不弃悉心照料。


2002年任敏离世后,贾植芳每天早上在她的遗像前放置一杯牛奶,说,这是任敏的早点。


这一习惯,保留到2008年他过世。



▲任敏(左)与贾植芳(右)


待平反之时,贾植芳已经65岁了。


之后虽然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然而他对自己的创作成就有很清醒的认识,


“我虽然从三十年代以来,就开始学习写作文学作品,并出版过小说集、散文集,也写点剧本和杂文等,但我充其量不过是文坛上的散兵游勇;虽然我甚至因文受祸,在新旧社会都吃过断命的政治官司,从五十年代以后,就基本做了绝育手续,实在算不得什么作家。八十年代初期,我又蠢蠢欲动,试图重新挣扎,写了些小说和散文。”


对自己一生的评价,他总结为,“生命的历程,对我来说,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过程。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


贾植芳的研究生严锋说,每当我结交新知,告诉人家先生是我的老师的时候,对方十有八九会立刻变作肃然起敬的神色。做先生的学生,我常常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骄傲。


此时,我就有这么一种骄傲,对着电脑屏幕,在空白的文档上,写下的是关于“贾植芳”的文字。不管份量如何,不管文笔如何,至少,我在触碰历史,触碰那些因受李辉老师启蒙而持之以恒关注的“胡风分子”命运及其他。



▲作者在签名本上的写下的心得


在“贾植芳研究中心”留言簿上,我握着笔思量了半晌,不敢轻易下笔。最后,一笔一划地写下:“端端正正做一个‘大写’的人——观贾植芳研究中心有感”,以此表达我对贾先生的敬仰和缅怀之情,也藉此做为对自己未竞之业的鞭策和警醒。


5


贾植芳曾当着夫人任敏的面对陈思和说,“我们无子无女,也没有任何家产,所有的财产就这几本书”。


河西图书馆“贾植芳藏书陈列室”里,25组定制的书架,一行行有序排开。从复旦运来的贾植芳七千多册藏书便在此处安身立命。


图书馆书记薛栋介绍,贾先生位于复旦大学第九宿舍家中的书斋藏书,是他在1978年平凡昭雪恢复工作后陆续积累起来的。


其来源一是先生20多年来节衣缩食不断光顾书店所购买;二是多年的老友、同仁、学生和出版编辑机构赠书,而赠书中签名本数量很多,每本书都有着生动的故事和特殊的纪念意义。


贾先生大量的藏书以现代文学作品集和研究类图书为主,其次为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类图书,也有部分哲学社会和研究“文革”的图书,而最具特色的当属“胡风集团”的图书和比较文学研究类图书。


我看到各架上的分类,“贾植芳藏书(中国当代小说)”“贾植芳藏书(中国文学作品集)”“贾植芳藏书(各国史 亚非欧澳美)”“贾植芳藏书(综合性图书)”“贾植芳著作与研究 七月派研究  胡风问题与胡风作品 胡风相关作家作品 罗洛 牛汉 王元化”……“胡风分子”中很多熟悉的名字,都在这里一一出现。


翻开书页,看着浓淡不一的字迹,或横或竖的亲笔签名,远近各异的落款时间,恍惚间有生命脉博在其间跃动,梅志、绿原、徐放、化铁、张中晓、路翎、王元化、阿垄、鲁藜、彭燕郊、罗洛、牛汉……


这些因“胡风案”四处飘零的“分子们”,似乎又聚拢到一起了。时间并没有把他们分开。从“七月派”到“胡风分子”,历史老人不过只是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而已。


他们,依然挺立着,正如牛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



▲贾植芳藏书综合部分


我开始找寻一个人,他很重要,又很另类,他在这一批人是格格不入的,所有因“胡风”冤案受到波涉的血雨腥风中,他甚至有“始作俑者”之嫌,以至于后半生背负着不被饶恕的荆条,踽踽独行。


是的,他便是舒芜。


在《回归五四》的序言中,舒芜曾经写到:“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


这几乎是我所能找到的他对自己最大限度的忏悔了。


拜见牛汉先生时,我特地考证了在“交信”问题上他对舒芜的态度。89岁的老人思维敏捷,逻辑清晰,面对我斩钉截铁地说:绝不原谅,决不含糊。


仿佛间,我看到了一些“平反”后的场景——


贾植芳访路翎,他们在一间无门的平房房间里见到,一块喝带去的二锅头。路翎时而默然,时而冲出房间悲愤嚎叫。其房间无书,书架上摆着瓶瓶罐罐,装着油盐酱醋,书桌上,只有一张《北京晚报》。


贾植芳访萧军,问,老萧,你还认得我吗?萧军说,“怎么敢忘记呢?胡风家里的那个贾植芳。你在我这里吃个便饭。”贾植芳说﹕“算了吧,咱们就见见面。再见面就是开追悼会了。”


再见时,头发都白了。不久讣告就来了,向遗体告别。


……


书架上,没有发现“舒芜”二字。我想,这很正常。可转念间又些微失落。


离开张掖前的一天,大侠(编注:胡洪侠)突然喊着,快,发现了一本。跑过去,薄薄的一本,《说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品相达九品,保存完好。翻开,扉页上写着“植芳任敏兄教正,舒芜1982年12月26日”。




▲舒芜赠贾植芳书并在扉页上题字


这个时间值得认真考量。因为,1982年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关心的读者应该清晰如昨。2006年,舒芜在《万象》杂志上刊发了《贾拒认舒版本考》,对“传说”中的贾植芳“拒认”舒芜事件进行了考辨。


贾植芳阅后补了一句:“这个人无聊。”有弟子从贾先生的日记中找到原委,说上边写得很清楚


“1984年我到北京参加第四次作代会时,住京西宾馆,舒芜也作为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访问我,被我拒绝情况,事实是,在会议期间,某一天上午,我听到叩门声,开门后,原来是舒芜来访。


我以对陌生人的冷淡态度问他:‘你找谁?’他则是满面笑容地像熟人的表情对我说:‘就找你。’我听后以不屑一顾的冷淡态度回答说:‘我并不认识你。’后即随手重重地把门关闭。


因为经过这几年的考察,我发现他对自己50年代犯的卖友求荣的无耻行径毫无悔罪表现,是一个有才无德的无耻之徒。因此,与他断然绝交,划清界线。”



▲舒芜


历史的烟云,总这么聚拢来又散开去,当事人亲历者最有发言权。


陈思和教授说得好:“当我研究现代文学的时候,现代文学就是一条河流,我就是这个河流里面的一块石头。……那么这个文学史就是一个活的文学史,是有生命的文学史。我是在这个里面的一个人,就像河流里的一块石头一样,我感受到这个传统在我身上这样流过去。”(《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


我这里也想套用陈思和老师的语式,因了河西学院贾植芳研究中心,因了贾植芳藏书陈列室,因了这些“七月派”作品,现代文学历史在我的眼前徐徐展开。


因为有了陈思和李辉,对我而言情况就不一样了。我脑里子看到的贾植芳便是陈思和李辉的贾植芳,而我脑子里记得的胡风就是曾经与贾植芳过从甚密的胡风了,那么,我脑子里记得的鲁迅就是曾经教育过胡风的鲁迅了……这样一来,这些人跟我的距离就完全拉近了。


陈引驰教授称贾先生藏书是“精神遗产的有形载体”,“当你打开一本书,阅读书页上的批语、感悟时,其实就是在用一种清晰可见的方式与前辈进行思想的沟通……”


不由得羡慕河西学院的学生,他们是何其幸运,可以从书架上随时拿下一本本书,随时翻开一本本签名本,随时找出一条条生命经纬,随时细细地理清脉络做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写下论文。


那将是极好的一种自我提升和历史保存。


6


历史的天空,总那么高远。


“贾植芳先生在血脉上没有后代,但在学术后代很多很多。”


“‘贾植芳藏书陈列馆’今后将进一步收藏贾植芳著作、手稿、日记、书信和贾植芳研究资料,胡风问题研究资料,“七月派”及现代文学流派研究资料,贾门弟子与复旦学者个人著述。


通过不断的专题特色文献汇集,建设国内特有的贾植芳研究文献信息中心,固化贾植芳藏书捐赠和复旦大学对口援建河西学院的成果……”


“着力打造国内贾植芳研究中心、贾植芳研究文献信息中心和贾植芳品格育人阵地……”


我所接触到的刘仁义校长赵建国院长话薛栋馆长还有王明博老师王德主任,以及很多很多河西学院的教授老师们……他们的话语在耳边响起,我听到的并非一派豪情壮语,学校大事记的目录正一行行往下延伸,进入2017年,项目还在扩展。


1947年,杭州灵隐飞来峰。前排左起:贾植芳、任敏、冀汸、胡风。后排左起:朱谷怀、余明英、路翎、罗洛   


贾植芳先生一生飘零,颠沛流离,历尽坎坷,其身后,他的藏书带着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思想遗产,欣然抵达广漠的大西北,“安身落户”。


从这个意义上讲,贾先生是幸运的,他没有后代,但贾门弟子都是他的学术后代,这一批后代还将越来越壮大,在复旦,在河西,在广大喜爱“七月派”作品的读者中,波澜壮阔起来,以先生朴素的做人理念为座右铭,认认真真划一个大写的“人”字。


薪火传承的火把,正在照亮西北塞上的天。


那么,“五四”以来的文化传承,是不是可以更加“满天星火”地传播下去?

 

(本文写作得到李辉老师、河西学院刘仁义校长、图书馆薛栋书记、文学院赵建国院长及王明博老师大力支持,同时参考了陈思和教授在河西讲堂上所做的学术讲座内容及其著作《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特此鸣谢。)




姚峥华

深圳晚报阅读周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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