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宋朝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本文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1期
摘要：列宁把辩证法运用于金融资本的批判，说明了金融资本的形成、内在矛盾和替代道路，形成了金融资本批判的完整的、科学的逻辑体系。金融资本是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中产生的总资本形态。金融资本不仅推动劳动的社会化，它还通过价格垄断、滥用信用、垄断地租、支配国债等途径，建立了一套寄生性的积累机制。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因其向帝国主义转化而巩固起来，帝国主义的危机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了条件。金融资本统治被社会主义取代的道路率先从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从落后国家突破，并将通过一个长期的、迂回的道路而完成。二战之后，旧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了，金融资本获得了新的发展。金融资本仍然是新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列宁金融资本批判理论的科学逻辑仍有其充分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列宁；金融资本批判；金融资本的寄生性；新帝国主义
列宁把辩证法运用于批判金融资本，说明了金融资本的内在逻辑，规定了改造金融资本的路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的金融资本批判理论要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格局来理解。当时资本主义发生了两个转变：一是在垄断的基础之上形成了金融资本，二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殖民地的瓜分已经完毕。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发生了世界大战。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金融资本，另外一个是殖民主义。二战之后，金融资本获得了新的发展，旧殖民主义转化成了新殖民主义，这样旧帝国主义就转化为了新帝国主义。列宁对金融资本的批判分析仍然是我们今天认知当代世界的工具。
列宁是从生产关系的运动来讲金融资本的生成的。金融资本是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融合中产生的一种资本形式，是从职能资本的垄断融合中产生又反过来支配职能资本的总资本形态，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的。
第一，金融资本建立在资本集中趋势的基础上。资本积累的趋势是从分散走向集中。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各自都有集中的趋势。竞争和信用是资本集中的两个主要的杠杆。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集中，使生产和交换取得了一定的计划性，使资本主义的产业和商业组织能够有计划地组织原料供应，有计划地指挥原料依次加工，有计划地把产品分配给广大的消费者。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集中一样，银行资本也存在着集中的趋势，小银行为大银行所取代。随着银行的集中，银行在经济体系中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银行最初的基本业务是在支付中发挥中介作用，把各种货币收入集中起来并转给产业或商业资本家支配。银行业的集中使银行逐步集中起巨额的资本和货币收入，把分散的经济统一起来。产业、商业和银行资本不仅各自有集中的趋势，而且它们各自的集中又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产业资本的集中推动了银行的集中，银行的集中也反过来推动了产业资本的集中，例如，银行与经营良好的产业的结合，就加速了对其他资本的剥夺过程，促进了资本的集中。
第二，金融资本生成于职能资本的垄断融合。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等各职能资本在集中的基础上走向垄断，走向工业垄断、商业垄断和银行垄断，垄断起来的职能资本又彼此发生融合。随着信用由流通信用向资本信用的倾斜以及资本信用由流动资本信用向固定资本信用的倾斜，银行与企业的关系也由暂时的、偶然的利害关系转变为长远的、不可分割的利害关系。股份公司的产生，更促进了银行和产业的融合。银行为股份公司发行股票，可以分享相当比例的创业利润。巨额创业利润的诱惑使得银行产生对产业进一步控制的强烈冲动。工业垄断组织和银行业巨头不仅通过业务和所有权的相互渗透，还通过人事的结合、通过相互兼任董事而日益融合起来。从职能资本的这种垄断融合中产生了一种总体形态的资本，这就是金融资本。希法亭正是从职能资本的垄断融合中来说明金融资本的：“产业资本是圣父,它生下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作为圣子,而货币资本则是圣灵。它们是三位,但在金融资本中却是一体的。”列宁肯定了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的分析。列宁指出：“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第三，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支配者和统治者。金融资本对自由竞争的企业形成了一种收取贡赋的特权。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代办处等遍布世界各地，它们统治着巨大的生产部门。金融寡头通过剥夺原料、控制运输工具、切断销路、停止提供信贷、施行价格垄断、收买股票等方式来制服局外企业。“金融寡头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附关系的密网”。金融资本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正主体、真正实体，金融资本是一个总体性范畴，支配着生产、流通和信用的高端环节。食利资本、生息资本、虚拟资本这些概念只反映了金融资本某一方面的属性，而不能反映作为主体和总体的金融资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例如，考茨基、卢森堡等人，都没有把握住在资本集中基础上资本形式的变化，都没能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体运动中把握金融资本的生成过程，没有把握住金融资本的独立主体性。考茨基和卢森堡等仍是从产业资本的角度把握当时资本主义的矛盾。考茨基是从工农业比例失调的角度、卢森堡是从剩余价值实现在纯资本主义环境下的不可能性出发来分析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列宁批判了考茨基和卢森堡。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基础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
第四，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是《资本论》逻辑规划的实现。《资本论》的方法为分析金融资本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根基。在马克思所在的时代，主导英法等国内政外交的仍然是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集团。金融贵族支配着铁路、矿山，支配着商业和信贷。金融贵族与土地贵族相结合，对英法等国的政治生活发生支配性的影响。马克思在分析1848法国二月革命之后的阶级斗争形势时，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分析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在反对民主主义革命中所发挥的决定性影响。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更充分地分析了英国金融贵族的积累方式和政治倾向。马克思不仅在政论文章中直接分析了当时的金融贵族，而且《资本论》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规划，也是潜在地指向金融资本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资本论》通过分析价值形式的转化，即通过分析价值形式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分化为职能资本的形式，实现了逻辑上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资本论》分析了银行资本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形式上的统治地位，这种形式上的统治地位发展为实质上的统治地位，就正是希法亭和列宁所揭示的金融资本的生成过程。因而，可以说，《资本论》留下来的、需要继续完成的逻辑环节就正是金融资本的形成，而列宁金融资本理论则可以看作《资本论》逻辑规划的具体实现。如果深入《资本论》的逻辑进程中，那么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资本形式转化的论述，正是指向金融资本的。马克思指出：“财富本身越是远离直接生产，越是又对两个各自就其本身来看已表现为经济的形式关系的方面起媒介作用，它就表现得越是明显和广泛。［这是由于］货币从手段变成了目的，较高级的媒介形式作为资本到处都把较低级的媒介形式即本身又表现为劳动的媒介形式，只是看作剩余价值的源泉。例如，拿票据经纪人或银行家等等同工厂主和农场主的关系来说，后者对于前者相对地处在劳动（使用价值）的规定上，而前者对于后者则表现为资本，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这种情况在金融家身上表现为最疯狂的形式。”马克思的这段话天才地预示了金融资本的生成逻辑。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正潜含在《资本论》的逻辑规划之中，而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正是《资本论》逻辑规划的实现。
第五，列宁关于金融资本形成过程的分析，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生成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列宁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曾概括地介绍了辩证法的特点：实体即主体；主体是在过程中形成的；主体的生成既是对中介过程的依赖，又是对中介过程的扬弃。这一方法，也正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哲学合理内核的概括，即作为推动原则和作为生成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资本论》中所体现的也正是这一方法。在马克思对货币的分析中，就鲜明地体现了“主体借中介过程而形成”这一辩证方法：货币是从交换手段中发展起来，但是货币一旦作为交换手段中介着所有商品交换，货币就把自身固定为社会劳动的一般表现，就把自身确定为各个商品生产者都要追逐的对象，从而把自身从手段变成了目的，从客体变成了主体；这种主体进一步发展，货币转变为自我增值的价值，这样货币就转化为了资本。马克思还根据这种辩证方法，分析了资本形式的进一步转化：“资产阶级财富，当它表现为媒介，表现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极间的媒介时，总是在最高次方上表现为交换价值。这个中项总是表现为完成的经济关系，因为它把两个对立面综合在一起，并且，归根到底，这个中项对于两极本身来说总是表现为片面的较高次方的东西，因为最初在两极间起媒介作用的运动或关系，按照辩证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这种关系表现为它自己的媒介，表现为主体，两极只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存在，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独立的东西。在宗教领域内也是这样，耶稣，即上帝与人之间的媒介——两者之间的单纯流通工具——变成了二者的统一体，变成了神人，而且作为神人变得比上帝更重要；圣徒比耶稣更重要；牧师比圣徒更重要。”“在商业本身内部也有同样的情形：批发商作为工厂主和零售商之间，或工厂主和农业家之间，或不同工厂主之间的媒介，他也是这样的较高的中项。商品经纪人对批发商来说也是这样。此外，银行对产业家和商人来说；股份公司对简单生产来说也是这样；金融家则是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最高级的媒介。”金融资本就是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中产生而又高于这些职能资本的一种能动性更强、主体性更强的资本形态，就是一个既依赖中介过程又扬弃中介过程的主体。列宁对银行从中介者变成万能的统治者的论述，列宁关于金融资本生成过程的论述，就正体现了黑格尔所揭示、马克思所肯定和运用的这种辩证法。
金融资本的本质中包含着内在矛盾，正是这一内在矛盾决定了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运动。从事物本质自身的矛盾来把握事物，这正是列宁所强调的辩证法的本质特征。在《哲学笔记》中，列宁讲到三种辩证法：现象与现象的矛盾，现象与本质的矛盾，本质自身的矛盾。列宁指出：“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在对象的本质中发现它自身所具有的矛盾（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约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列宁把辩证法的这一核心要义运用于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现象上，当然也运用于金融资本的分析上。金融资本本质自身的矛盾表现为：一方面金融资本体现了劳动的社会化，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又在劳动社会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套寄生性的积累体系；社会化大生产和寄生性积累成为金融资本本质自身的矛盾。
第一，社会化大生产和寄生性积累的矛盾是包含在金融资本本质自身中的矛盾。金融资本有推动劳动社会化的一面。金融资本所主导的经济“是社会化的经济，就是说，它为千百万人工作，它通过自己的各种业务把成百、成千、成万个家庭直接或间接地连在一起”。希法亭甚至认为金融资本已经进入一个“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金融资本已经可以有组织调节和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意味着生产已经由计划原则来调节，已经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可以消灭经济危机。但是，就在希法亭阐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理论后不久，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危机爆发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宣告破产。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之所以有这么严重的缺陷，是因为他只看到了金融资本与社会化大生产的联系，而没有看到金融资本的另一个规定，即金融资本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寄生性，没有看到寄生性积累是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这是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的一个原则性的缺陷。列宁指出，希法亭“比露骨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英国人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在对金融资本的分析中，列宁着重揭示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是列宁规定金融资本本质内涵的一个重要规定。寄生性、腐朽性不是金融资本的偶然属性，而是其本质规定中的本质属性。
第二，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依赖的生产关系。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不是在生产关系之外建立的，而是在对生产关系进行全面支配的基础上建立的，具体说来，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建立在价格垄断、证券发行、国债投机、地产寻租等基础上。其一，金融资本通过技术垄断，通过垄断价格，通过定价权收割社会财富。列宁指出，技术垄断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势：“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二，金融资本通过发行证券，占有“创业利润”。在金融资本时代，获得最大成就的，并不是最善于经营管理、最善于开发潜在需求的工商业者，而是那些与寡头相联系的投机天才。列宁指出：在德国，没有哪一桩生意能比发行证券更赚钱。“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其三，地产寻租。金融资本凭借着对土地的垄断，可以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像石油、矿山、房地产等领域，由级差地租提供的超额利润以及由垄断地租提供的垄断利润常常是惊人的。金融资本和土地所有者结合起来，或者自己就转变为土地所有者，因而各类地租收入也成为金融资本的重要利润来源。金融寡头可以通过自己庞大的实力和广泛的关系网，收买行政当局，获取土地开发权，甚至能够根据自己地块的位置随便改变交通运输的布局，借此获取大量的级差地租或垄断地租。其四，金融资本经营国债。替国家发行国债，也是金融资本的重要业务。在金融资本的经营下，国家日益贫困，陷入深深的债务陷阱之中。列宁对金融资本积累和国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揭示。
第三，食利国的形成。金融资本支配公共权力、世界市场和国际关系，形成少数寄生在世界市场上的食利国。金融寡头亲自出马或委派其代理人到政府机构中担任各种重要职务，以各种手段收买政府高级官员、国会议员等操纵国家机器，还通过建立各种政策咨询机构等方式，影响政府的决策。金融资本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持垄断利润，施行所谓卡特尔关税，也即垄断资本恰恰是对那些具有出口能力的产业提供关税保护。金融资本到落后国家去开办银行，修铁路、开工厂，控制石油、矿产、煤站、港口，支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财政、税收、信贷和国债等。在借贷资本输出时，债权国常常向债务国强求贸易特权，强求港口建设、租让特权，强求债务国用贷款购买自己的商品等等。列宁指出，在从事借贷资本输出时金融资本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第一张皮，贷款利息；第二张皮，同一笔贷款用来购买债权国产品时所取得的利润。列宁总结到：“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文明”世界愈来愈变成叮在各族人民身上的寄生虫。
第四，金融资本向帝国主义转化。金融资本向帝国主义转化，以便垄断性地支配殖民地。列宁指出：金融资本的密网布满了全世界，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同盟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了按实力瓜分世界市场的国际垄断同盟，并进一步导致了对世界领土的直接瓜分。“资本家国际同盟……拼命地致力于剥夺对方进行竞争的一切可能，收买譬如蕴藏铁矿的土地或石油资源等等。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证垄断组织自如地应付同竞争者的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列宁指出，不仅已经发现原料的地方，而且可能蕴藏资源的地方，对金融资本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技术发展非常迅速，现在无用的土地，明天就可能找到开发的方法。托拉斯估计到将来“可能获得的”而不是现有的利润，估计到将来垄断利润的前景，把预期的垄断利润带到股票市场上进行资本化，这成为金融资本进行殖民地掠夺的强大动力。金融资本谋划到可能获得的原料产地，在争夺世界领土的斗争中唯恐落后于他人。列宁认为，金融资本统治向帝国主义的转变是必然的。列宁还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观点。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的正常秩序是依靠对外贸易来解决原料短缺问题，因而依靠帝国主义来解决原料短缺，只是资本主义的偶然状态，只是对正常状态的偏离。列宁批判道：“考茨基派……引述‘健全的’‘和平的’建立在‘和平关系’上的资本主义的种种事实，拿这些事实同金融掠夺、银行垄断、银行和政权的勾结、殖民压迫等对比，认为这是正常的东西同不正常的东西、合乎愿望的东西同不合乎愿望的东西、进步的东西同反动的东西、根本的东西同偶然的东西等等对比。”考茨基企图“‘粉饰’资本主义，只谈好的，不谈坏的，是……‘用马克思主义伪装起来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金融资本（垄断、银行、寡头、收买等等）并不是资本主义偶然的赘瘤，而是资本主义的无法消除的继续和产物……不仅是殖民地，而且是（a）资本输出，(b)垄断，(c)金融联系和依附网，(d)银行的无限权力，(e)租让和收买，等等等等。”
第五，金融资本帝国主义走向危机的必然性。列宁揭示了金融资本帝国本质自身的矛盾及其走向危机的必然性。首先是金融资本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其次，金融资本向帝国主义的转化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深刻矛盾。列宁提出了金融资本帝国的不平衡规律，并在此规律基础上分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到19世纪末，殖民地已经被分割完毕，英国、比利时、荷兰等这些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占有很多殖民地，而德国虽然金融资本发展很快，却没有殖民地。在世界领土已经被瓜分完毕的前提上，要根据金融资本的实力再重新瓜分殖民地，除了用战争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世界大战就这样爆发了。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无论美国或德国，‘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都是给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农民)建立了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了天堂”。在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危机日益加深。列宁指出，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
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把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从而长久地保障各国人民的和平、独立和自由。”
第一，金融资本世界统治的薄弱环节在落后国家。金融资本的世界统治，在中心国家造成了工人阶层的贵族化，却加剧了落后国家的矛盾。列宁指出：“食利国是寄生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动的两个主要派别。”其实，早在1858年，恩格斯就指出英国工人阶级贵族化的情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情况更加发展了。相比之下，落后国家成为了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在那里矛盾比较集中，比较容易开展革命运动。1919年4月，列宁在《第三国际及其历史上的地位》提出，落后的俄国开始革命比较容易：其一，俄国由于政治上落后，人民没有和平的、“合法”斗争的权力，只能进行暴力革命。其二，俄国农民群众占人口多数，农民中蕴含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其三，俄国工农群众可以不断地总结和吸收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可以学习和借鉴西方工人运动的最新成就。其四，俄国无产阶级同农民建立的密切联盟，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容易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容易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改造金融资本的政治革命前提。到1917年春，战争使俄国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工人、农民的革命激情被点燃起来。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统治，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由十月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掌握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个是工农代表苏维埃。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对临时政府采取了妥协投降的政策。临时政府与金融贵族、土地贵族相结合，没有停止战争，没有解决工人和农民“和平、面包和土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号召布尔什维克继续革命、把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7月，临时政府战败的消息传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举行游行示威，遭到了军事当局的残酷镇压。七月事变标志着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告结束。8月25日沙皇的将军、军队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在立宪民主党的支持下，把“野蛮师”和哥萨克调往彼得格勒，企图公开建立军人专政，复辟君主制度。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农民和士兵平息了科尼尔洛夫叛乱，此后，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迅速提高。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列宁分析了俄国革命的新形势，指出：“如果认为我们离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更远了，那是不对的。不，我们是大大接近这个任务了，不过不是正面接近，而是从侧面接近。”俄旧历10月25日，临时政府被推翻，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列宁豪迈地宣布：“第一次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地球上一亿人首先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世界。以后的革命一定会使全人类摆脱这种战争和这个世界。”
第三，对金融资本加以改造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金融资本是造成帝国主义一系列危机的根源。如何对待金融资本？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列宁就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回答。其一，取消金融资本的商业秘密。列宁指出，垄断资本的商业秘密是与投机相联系的。在资本主义的垄断经济中，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并非是为生产或交换服务的，而是为投机以及诈骗行为服务的。在大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护商业秘密，就保护真正一小撮人的特权而损害全体人民，特别保护那些为军事订货提供贷款的大公司和大银行，它们大发横财就是盗窃国库。只有取消大垄断资本的商业秘密，“才能使监督成为认真的和民主的监督”。其二，强迫参加联合组织。列宁认为，联合化的目的是要建立完备、严格和详细的报表制度，把购买原料、销售产品、节省国民财力和人力方面的业务联合起来。其三，对土地、石油、矿山等资源进行国有化。土地、石油、矿山等资源可以带来巨额地租收入，是金融资本的重要的经营和控制领域。针对土地等不动产资源，列宁提出了国有化的纲领。土地国有化的经济意义在于：把级差地租交给国家，消除绝对地租，减轻农民的经营负担。其四，银行国有化。银行是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只有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大银行，只有把银行联合起来并进行国有化，国家才能了解资本家的财产状况，才能知道巨额货币的流动方式和方向，才不致于发生隐瞒财产和收入的事情，国家才能真正征到所得税，才能获得经费来经营大规模的国家业务，才能调节经济生活。此外，银行国有化也对农民和小业主有利，因为他们的信贷将会变得方便和容易。其五，辛迪加国有化。列宁指出，要认真调节经济生活，就要把辛迪加也收归国有。要把辛迪加从“反动官僚方式的调节变为革命民主方式的调节”。其六，改造沙皇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沙皇俄国建立起来的辛迪加，比如糖业辛迪加等等，在管理模式上确实充满着最反动的官僚气息。这种官僚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应该受到革命政权的改造。
第四，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扬弃金融资本世界统治的迂回道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直接目标不能设定为消灭一切资本，而只能设定为消灭金融垄断资本；不仅如此，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还要利用国内外具有生产性的资本主义来服务于自身经济基础的建设。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的最初几个月，就迅速实现了银行的国有化、大工厂企业的国有化。1918年，在列宁的倡议和主持下，集中全国200多名优秀的工程师和农艺师制定了为期10－15年的全国电气化计划；这被誉为苏俄当时的“第二个党纲”。列宁认为，为了实现电气化计划，需要利用外国的资本和生产资料。列宁指出必须做出最大的努力来迅速恢复国际贸易关系。除贸易外，租让制也是电气化计划实现的条件之一。租让制能给苏俄带来工业化所需要的产品、科学知识和技能，可以使苏俄预先利用自己当时还无力开发的森林、荒地、矿藏等等。为了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恢复贸易关系，列宁认为，应该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其中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结成一定的同盟，以反对那些试图破坏和苏俄贸易联系的更反动的势力。在国内，为了实现电气化计划，苏俄政权又不得不从农民那里寻找支持，不得不调整好与农民的关系，不得不调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余粮收集制，贸易被等同于投机，实践证明，直接消灭商品货币关系，这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还做不到。在列宁的主导下，苏俄及时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列宁指出：“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第五，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替代金融资本世界统治的新型国际战略。在俄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列宁逐步认识到，从落后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对金融资本帝国世界统治的替代，这不是违背世界历史的偶然情况，不是对世界历史一般规律的违背，而是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的实现形式、表现形式。列宁指出，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不仅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发展顺序上表现出某种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从条件上说，一种生产方式取代另一种生产方式需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变革，而从具体途径上说，生产方式的取代，是首先在一个社会体系的薄弱地带取得生产关系的变革，然后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再吸收原有社会体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精华并加以大大的推进，从而为自身创造相适应的生产力基础。列宁在1918年说，历史的演进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两者紧挨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德国和俄国在 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列宁还一直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要巩固和发展，需要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俄国抗击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竟能延续三年之久。结果，无论这一方还是那一方，无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结果，资本主义阵营和苏俄之间形成了一种战略均势。在新的形势下，列宁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替代金融资本世界统治的新型国际战略：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组织与西方和平势力的统一战线，构建与帝国主义的战略均势；在战略均势之下，通过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利用、通过对农民的让步、通过在一定限度内承认和利用资本主义发展，来建设和巩固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站稳脚跟并巩固起来的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将成为扬弃金融资本帝国世界统治的一个新的、坚实的基础。
列宁金融资本批判的科学逻辑，在当代仍然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二战之后，旧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了，但是金融资本的根基却保存了下来，并获得了新的深度和广度。只要金融资本支配世界市场，只要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根基没被触动，世界的乱局就难以结束，列宁的金融资本批判和改造理论仍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提供了金融资本批判的完整的科学逻辑。列宁把辩证法运用于金融资本批判，说明了金融资本的形成、内在矛盾和替代道路，形成了金融资本批判的完整的、科学的逻辑体系。列宁金融资本批判的科学逻辑包含三个基本的环节：其一，关于金融资本的生成。列宁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中揭示金融资本的生成，即从资本集中以及职能资本的垄断融合中来揭示金融资本的生成机制，把金融资本作为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资本形态来阐释，这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仅仅从资产证券化、虚拟资本和股票运动的角度来理解金融资本。列宁关于金融资本生成路径的分析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关系原理；在对金融资本生成机制的说明中，列宁描述了“中介者”向“统治者”的飞跃，这种说明方法体现着辩证法的智慧。其二，关于金融资本本质自身的矛盾及其危机。列宁规定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这一本质内涵，指出：金融资本推动着劳动的社会化，却也通过价格垄断、投机信用、控制地租、支配国债等途径建立了一套寄生性积累机制，而为了扩大和保护这一套寄生性积累机制，金融资本向帝国主义转化，并因帝国主义的反动而走向总危机。列宁从寄生性积累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来揭示金融资本的本质自身的矛盾，这克服了第二国际时期思想家对金融的抽象崇拜。例如，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既然已经支配了达到了势力极大的垄断形态，所以就有能力克服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把资本主义达到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阶段，由此形成了对金融资本的一种抽象崇拜。除希法亭外，库诺夫也有类似的金融资本崇拜观念。而列宁则紧紧抓住金融资本本质自身的内在矛盾，把辩证法运用于分析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运动。其三，关于金融资本世界统治被替代的道路。否定金融资本，不是简单地消除虚拟经济或者消除金融资本的某些过度投机，金融资本在现实形态上是一个世界体系，是金融资本帝国。对金融资本的替代是与金融资本帝国主义斗争相联系的，而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又是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相联系的。列宁认为，金融资本帝国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必然性首先在金融资本帝国的薄弱链条即落后国家表现出来，率先获得胜利的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构建与帝国主义的战略均势，通过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利用、通过对农民的让步、通过在一定限度内承认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进一步成为扬弃金融资本世界统治的一个坚实基础。金融资本的生成、金融资本本质自身的矛盾、金融资本被替代的道路，这三个环节统一起来，形成了列宁金融资本批判的完整的科学的逻辑。第二，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是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的理论工具。二战之后，旧殖民帝国虽然瓦解了，但金融资本的基础被保存下来，而且在美国这个新大陆国家获得了更新的发展。旧殖民主义体系解体之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获得了政治解放，但政治解放不等于经济解放。诸多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经济关系没有得到革命民主改造，国际金融资本与本地的土地贵族、金融贵族相结合，仍然支配着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政治关系。加之第三世界在道路探索上的一些失误，国际金融资本又逐步重新获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关系的支配权。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的两种形式，即金融资本宗主国对落后国家直接殖民的形式和间接支配的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在《论民族自决权》《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等著作中，列宁指出，消除金融资本帝国对殖民地的政治“兼并”，并不能消除经济上的“兼并”。列宁还举出了一系列的例子来论证这一点。挪威的“自决”没能阻止英国人对挪威的收买。德国金融资本曾在波兰“起作用”，不管波兰政治上是否独立，德国金融资本还会继续“起作用”。阿根廷虽然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虽然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阿根廷在经济上对英国负有债务，阿根廷的铁路、矿山、土地被英国金融资本支配，阿根廷实际上成了英国的商业殖民地。葡萄牙在反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斗争中，英国保护了葡萄牙，换得了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输出商品尤其是输出资本的优惠条件，换得了使用葡萄牙的港口、岛屿、电缆等等的便利，葡萄牙实际上变成了英国的附属国。在上述的论述中，列宁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包含在旧殖民帝国中的一种新型的金融资本帝国的萌芽，即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新帝国主义萌芽。二战后，旧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了，但是金融资本以及金融资本的世界霸权并没有消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战后，金融资本在全球化、跨国公司、金融霸权和世界警察权的基础上，建立了金融资本大国联合统治的新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仍然是新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对分析新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仍具有充分的理论价值。第三，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是分析战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理论工具。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仍然需要联系列宁所揭示的金融资本的基本规定，才能获得更好的理解。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国际金融资本积累方式的新变化上。二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金融资本获得了新的发展形态，其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其一，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更加建立在知识和技术垄断的基础之上。二战之后，金融资本推动了第三次、第四次技术革命，使人类的生产、交往技术提升了一个新的水平。高新技术的垄断是金融资本支配生产、控制市场、获取信用、击败对手、打击落后国家独立自主道路、保障世界市场垄断权的重要根基。第二，战后金融资本的发展更加依赖跨国公司这样一种经营组织形式。金融资本在跨国公司内部实现全球产业的整合，实现跨国投资、跨国避税。在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贸易和全球投资的基础之上，国际金融资本推动了WTO等国际组织的建立，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第三，战后金融资本建立了更复杂的信用制度。为了更充分地对全球货币资本进行动员，金融资本在信用制度上作了一系列的创新，使资本流动更加顺畅，使资本市场更加活跃，也使资本投机更加猖獗，使虚拟资本更加膨胀、更加脱离产业的实际支撑能力，给经济体系带来更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尤其是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纸币失去了与贵金属的联系，这为美国进行信用扩张、信用滥用、过量发行美元、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提供了基础，使全球经济风险增大起来。第四，新帝国主义时代的金融资本更加强了对关键资源的控制。金融资本以所控制的关键资源来支撑起产业、商业垄断，保证高额的超额利润，再把这超额的利润拿到资本市场上去资本化，带来了巨额的利润，巩固了金融资本的垄断地位和信用能力。因而，对关键资源的控制是金融资本的新帝国主义的内在逻辑，只不过在新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经常不表现为对民族国家的整体控制，而是更加强调对某些关键资源实行定点控制，例如定点控制某些特定的石油、矿产、港口、码头等等。第五，虽然金融资本的新帝国主义不再求助于旧殖民主义的统治逻辑，但也还是经常求助于超经济的强制，求助于军事霸权。为了巩固自身对世界市场的支配，为了支配一些民族国家的关键资源，金融资本帝国不惜动用武力，发动一些局部战争，削弱过于独立的主权国家。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在中东进行的战争，更清晰地暴露了新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金融资本的新帝国主义还把军事霸权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相配合，通过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结合去肢解后发国家的主权。新帝国主义的霸权是在后发国家主权有限论、惩罚流氓国家、拯救失败国家、输出自由民主、人权高于主权等等的名义之下，是在为世界提供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等的名义下进行的，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金融资本的旧殖民帝国相比，帝国主义缓和了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大体上实现了金融资本的国际联合，实现了金融资本帝国对后发国家的联合统治，使后发国家更加难以利用金融资本帝国内部的矛盾，更加受制于国际金融资本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的统治。上述五个方面的变化，是金融资本在旧殖民帝国解体之后的新变化。但是无论金融资本有多少新变化，这些变化都是在金融资本这一根基的基础上而不是在金融资本之外发生的。我们仍然要联系列宁所制定的金融资本概念，联系着金融资本的基本方面，才能更好地理解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第四，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是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工具。列宁所揭示的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仍是造成新帝国主义危机的根源。二战后，金融资本推动了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革命，推动了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4.0、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得到广泛的应用。作为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垄断融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形态，金融资本把生产、流通和信用的革命作为自身积累的手段，金融资本推动了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是金融资本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所推动的人类进步。列宁曾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也获得了新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庇护下，美国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更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通过垄断产品的定价权、股票投机、国债投机、支配地产、投机汇率、操弄主权债务、控制货币发行等手段，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日益膨胀起来。通过金融技术的创新，通过资产打包出售，金融资本发展起了一套复杂的赌博和投机技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元滥发，投机汇率，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资金，拯救了金融机构，却使公共权力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增加了工薪阶层的生活成本和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导致制造业的国际转移。工薪阶层陷入失业、贫困和债务关系之中。面对各种危机，金融资本及其代理人政府仍继续推行放纵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政策，不但没有解决危机，反而加深了危机。金融资本饮鸩止渴式的危机解决办法正推动着金融资本帝国从局部性危机走向总危机。第五，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替代金融资本世界统治的国际战略，在金融资本帝国逆全球化的当下，正日益彰显其理论和实践价值。二战后，金融资本的统治在美、日、西欧等地区得以重建，金融资本的发展空间因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而缩小了，却又因旧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而相对扩大了。从旧殖民主义体系下解放出来的第三世界国家，除了少数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大部分国家经过一定的曲折过程，又融入到金融资本积累的世界体系中去了。冷战结束后，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被纳入金融资本的世界体系之中。一时之间，金融资本的帝国似乎统治了全球，历史似乎将终结于美国金融资本帝国的世界秩序之下。但是，金融资本在自身成就的基础上，寄生性积累日益膨胀，致使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陷入全面的深刻危机之中。解决危机的办法本身制造了更大的危机，解决危机的手段正是使危机的解决手段越来越少的手段，是使危机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在新的形式上继续积累的手段。只要金融寡头还支配着社会生产关系，还支配着公共权力，还支配着知识生产和意识形态，还支配着制度安排和政策走向，那么金融寡头就不可能靠损害自身的利益而只能用转嫁危机的方式解决危机。特朗普正是金融资本逻辑在危机时代的执行人。特朗普制造了美国同世界诸多国家的冲突，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公开鼓吹“白人优越论”，鼓吹种族主义。通过右翼民粹主义走上半法西斯主义，仍是西方金融资本帝国的潜在趋势，金融资本帝国转嫁由自身的寄生性积累所导致的危机，仍是全球乱局的根源。面对新帝国主义的冒险，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等等方案，都是无能为力的。金融资本帝国的危机将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创造条件。金融资本的危机也是金融资本全球积累体系的危机。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导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矛盾的加深，为了转移矛盾，金融资本帝国与第三世界的矛盾也将进一步加深。金融资本帝国的制造业转移、资本输出、产业链重组等等，很多都是在第三世界展开的。在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拉美、俄罗斯、东南亚等已经爆发过多次危机，外围国家多次爆发危机以后，危机才转移到中心国家。中心国家爆发危机之后，美国在右翼民粹主义的主导下，以对外转嫁危机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危机，把危机和矛盾输入到世界市场和第三世界，这将是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国际关系的主要现象。这种现象所带来的结果，将是越来越多的外围国家怀疑和质疑美国的体系，探索新的道路，这为社会主义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当然，有人会问：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社会主义为什么没有走上高潮？这个问题，要从历史发展的长周期来看。美国金融危机之前，自由主义流行于世界。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自身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变化。再度贫困化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正愤怒起来、行动起来。新自由主义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甚至共和党内部也分裂出特朗普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右翼民粹主义实际上是试图以民粹主义面貌把日益不满的民众掌握起来。在共和党向右翼民粹主义转化的同时，民主党内部也逐步分化出现桑德斯这样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另外，从国际范围之内来看，世界多个地方的社会民主运动，也在逐步活跃。变化已经首先在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里发生，然后随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发生。总之，金融资本仍然支配着当代世界，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仍然是造成当代西方社会危机的原因，金融资本转嫁寄生性积累的危机仍是全球乱局的根源，通过右翼民粹主义走上半法西斯主义，仍是西方金融帝国的趋势，社会主义仍然是解决金融资本帝国危机的现实方向。在这样的世界大变局时代，列宁对金融资本的批判、对替代金融资本帝国统治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将再次彰显其理论和实践价值。列宁的金融资本批判理论，把金融资本放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中来分析，把金融资本作为支配生产关系的总资本形态来看待，揭示了金融资本的生成机制、其本质自身的矛盾以及金融资本被否定的道路。就像列宁成功地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帝国战争和革命时代的各个重大问题的分析上一样，列宁也把唯物辩证法成功运用于金融资本的批判分析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为我们分析和批判当代的金融资本帝国及其危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列宁之所以能在金融资本批判上取得科学的理论成就，是和列宁一贯从辩证法的高度上掌握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时代发展的重大现实出发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从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寻求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工具相联系的。列宁的金融资本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是我们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时不可忽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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