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郇庆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中长期目标制定落实中生态文明建设议题领域的重大决策部署之一。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一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方针原则的理论与政策意涵呢？在笔者看来，以下三点尤为重要。
其一，它是在生态文明先进理念指导引领下的绿色转型。以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即“5.18”讲话）为标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式确立，并成为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其最核心性的理论观点无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和“绿色”新发展理念。而尽管我们可以对此在不同层面和视角下做出诠释阐发，它们所共同彰显或强调的都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和一致性，也就是在发展中实现更高标准治理保护，有效治理保护则是为了更全面更好的发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发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统领作用，坚持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新格局为生态文明建设第一要务的理论取向，对于像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来说是尤为必要和正确的。一方面，无论从国际社会依然是竞争原则主导下的客观现实还是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在优势角度来看，我们都需要继续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现代化发展，从而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和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比如，直到2020年末我国才历史性地解决全国所有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因而，必须防止对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做一种偏执意义上的生态哲学伦理解读，过分强调其中的文化价值维度下的后现代转向意涵。无论如何，绿色转型或生态现代化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能解释为“去现代化”或反现代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及其进一步衰退趋势，的确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瓶颈或短板，因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已经上升为展现党和政府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与治理水平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环境需要的聚合点，也就成为了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现代化目标追求及其实现进程中的内在构成部分。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在充分肯定过去几年来的努力成效的同时，仍强调指出，生态环保任重道远，其深层原因就在于，“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将取决于一种更为复杂深刻的绿色转型。
其二，它是体现多维度政治与政策综合考量和统筹兼顾能力的全面转型。新中国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界对于生态文明理念及其推进战略理解的最大进步，就是不再将其视为一种生态环境问题应对之策，而是将其理解为一个包含诸多方面的整体性目标和系统性过程。也就是说，“十四五”规划以及更长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不仅是要逐步建立与完善涵盖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各个方面的公共政策体系，还要自觉致力于社会经济生产方式与大众性生活方式的绿色化，深入实施绿色低碳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之，我们要更加扎实坚定地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这方面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5.18”重要讲话中首次阐述、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再次提到的“生态文明体系”建设。它的核心意涵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最具挑战性的任务，并不是如何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政策与制度体系，而是全面开启与推动“五位一体”意义上的综合性目标落实和立体性转变，也就是努力实现生态经济体系、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环境质量目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生态安全体系之间的契合融通。比如，对于江河湖海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是上下游、左右岸、陆上水上、地表地下、水生态水资源、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等之间的多维协调困难，但同样重要的是其中必然会涉及的流域行政监管体制、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思维与行动转变，而这肯定会导致现存经济社会制度与生存生活方式的相应变革。总之，党的十八大报告所阐述的“五位一体”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十九大报告所阐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都意味着和指向一个系统化的经济社会整体性绿色变革或转型，任何单兵突进的思路都已难以真正奏效。
其三，它是一个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有计划有秩序的自我转型。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实践探索，“五年规划”以及远景目标制定实施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政策手段。当然，单就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而言，它被纳入到“五年规划”的时间相对较晚，而且还曾出现过某些指标未能按时按质完成的“尴尬情况”。但总体来说，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列入权威性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不仅可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扎实推进与顺利实现，还主动顺应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阶段性变化，即努力创造条件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断拓展升级的物质文化和美好生活需要，包括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对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十四五规划”以及远景目标的制定实施，既体现了党和政府领导下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其中的民主政治本质特征，也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规约和自觉性。对于前者，从习近平总书记本人到省市各级领导干部，都特别重视“十四五规划”以及远景目标制定实施的“问计于民”的总要求，将其作为展示与拓展新时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机遇平台，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对于后者，必须更充分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未来和强大生命力，最终在于它逐渐成为一个能动发展、自主有序的历史过程，一个充满民主与首创精神的过程。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的我国依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判断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是一个数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伟大事业，因而，很难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经济社会现代化现实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难题，其中包括根本性克服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难题。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将是一个长期性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最基本、也最为重要的就是持续自觉地致力于社会主义政治和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制度化结合，而“十四五规划”以及远景目标制定实施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抓手”。
综上所述，正如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所强调指出的，“十四五规划”以及远景目标制定实施的重要任务，就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尤其是需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
作者简介：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光明网》2020年12月2日
排版 | 陈艺文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学者新论
郇庆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三大理论品格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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