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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新论】宋朝龙：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衰颓与新民粹主义的崛起
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衰颓与新民粹主义的崛起
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金融资本进入新一轮全球扩张时期，大规模阶级斗争相对缓和，革命动力枯竭，诸如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女权运动、种族平等运动、同性恋、残疾人各种形式的新社会运动发展起来[1]。在这众多运动中，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是其重要的一支力量。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反对个人被物化、被异化，强调随时随地的分散斗争，强调自我意识的革命，强调主体的身份确认。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从阶级解放转向抽象的个人解放，从集体行动转向分散的个人行动，从经济决定论转向文化决定论，从必然性转向偶然性。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围绕着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社会运动日益集中起来，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衰颓，新民粹主义崛起。和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强调经济之外的边缘性话题以及强调分散的斗争不同，新民粹主义聚焦经济议题、强调集体行动。但是，从强调族群的文化和身份差异的角度，民粹主义又把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逻辑发展到了极端。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是金融资本上升期的社会运动形式，新民粹主义是金融资本下降期的社会运动形式，但是二者都不理解金融资本的本性，最后都成了金融资本统治的共谋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内在超越金融资本的统治。 一、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特点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新社会运动呈现出分散性、点状式的特点，参与主体的身份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自由贸易的反对者、清洁环境的支持者、同性恋者、女权主义者等等。在这些运动中，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是一支非常值得关注的对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和概括了这个时代的政治特征和时代精神。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试图打破经济决定论，主张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决定性作用，主张去中心化、去本质化，强调偶然性，强调随时随地的反抗，强调个体主体性的确证。拉康、福柯、普兰查斯、齐泽克、阿多尔诺、列斐伏尔等都对这种后代主义身份政治发生过重要的影响。第一，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看不到金融资本的总体性统治。金融资本的统治具有形式上的隐蔽性，因为金融资本是借助形式自由和契约关系确立自己的等级统治的，这往往使人们找不到、意识不到金融资本对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面统治。正是这种情况使后现代主义者迷失了斗争的对象。后现代主义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关系看作是无主体的权力关系，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关系当然不是无主体的，资本、金融资本就是权力关系的主体。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消解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把社会斗争形式分解为多元化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一个随形势变化而变化的、不稳定的、分散的、离散的对象。后现代主义的这种特点，早在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的矛盾观中就初见端倪。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接口反对经济决定论，而模糊了所有制关系在市民社会运行以及政治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阿尔都塞理论上的缺点被恩斯特•拉克劳和查塔尔•墨菲所发挥。拉克劳和墨菲正苦于无法说明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各种具有差异性的主体如何超越各种矛盾、如何能够在不失自身特殊性的前提下为同一个目标努力、如何在复杂的现象把握事件发生的关节点这些问题的时候，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为拉克劳和墨菲提供了帮助。拉克劳和墨菲发挥了阿尔都塞关于上层建筑特殊效能和相对独立性这一主张，他们把政治、文化与经济放在同一个层面上，继续夸大了政治、文化的作用[2]。与拉克劳和墨菲相似，普兰查斯把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从国家理论中的核心置换出去，强调多元决定国家观和阶级观，建构了政治的支配性。多元决定论把社会发展的趋势呈现为一种多元和随机的状况。在后现代主义多元随机的理论逻辑之中，就更只是看到社会现实的支离破碎的现象形态，看不到金融资本对社会生活的系统性支配地位。第二，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看不到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内部逻辑。后现代主义在资本自我否定的道路之外寻求人的解放道路。后现代主义仔细描述、揭示和渲染了个人如何被资本塑造、如何被资本所生产，例如个人的普遍勤劳的属性、作为消费者的属性、被物化的属性等等，都是资本塑造的结果。后现代主义认为个人不再是主体，而只是被资本生产出来的属性；认为资本支配了整个社会，支配了每个人，支配了每个人的生活领域；认为资本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交往、消费和观念，消解了人的主体性；认为资本把社会变成了一个囚笼，人被同质化，被完全扼杀、囚禁；人成为被彻底否定的、被完全掏空的主体，人只能从从绝境中、从自己的绝对否定状态中出发，寻求摆脱资本牢笼的自由之路。后现代主义所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被掏空的个人和无所不在的资本之战。这个战争实际上只是个人的激进而无助的反抗。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实际上夸大了资本的统治，认为资本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人的主体性完全淹没在资本的逻辑中。后现代主义看不到资本自我否定的运动。后现代主义从孤立个体的主观反叛、主观批判来寻求否定资本统治的力量，而看不到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逻辑，看不到金融资本一方面造成劳动的社会化，同时又造成一个腐蚀金融资本统治根基的寄生性的庞大积累体系。金融资本正是因为这种寄生性积累体系的膨胀而逐步腐蚀和瓦解自身统治的基础。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看不到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运动，看不到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因而找不到主观主义革命借以现实化的现实根据和现实道路，并因而陷入绝望之中。第三，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否定工人阶级作为社会联合劳动者的阶级属性。后现代主义以一种碎片化的叙事，描述个别主体的生存状态，以个别主体与世界的搏斗代替历史的规律以及阶级的使命。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以差异为基础，把个人主义发挥到极点，每一主体表现出自己的差异性，表现出区别于其他主体的一种独特性，个人的身份都是以各自的差异为基础自己建构起来的。人们不能够以任何的一种客观性质去强迫每个人接受他不愿意接受的身份[3]。后现代主义不再强调阶级而转向了个人，但这种离开了社会生产关系的个人也不再是现实的个人，而是抽象的个人。后现代主义只是在偶然性的领域中、主观意识的领域中、个人独特性和身份确认的领域内谈主体的解放。后现代主义这种政治的特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中可以清晰地折射出来。从青年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到以齐泽克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从居于革命中心地位的主体，转变为了被排除在社会主体结构之外的边缘存在，革命也从历史必然性的运动转变为了单纯的偶然性的设定，革命的目的从历史使命和历史规律的体现，转变为长远目标的缺失而只注重眼前的、个别的、偶然的目标，革命获得胜利的力量从阶级意志和阶级行动转变为个人的所谓持续不变的否定和颠覆现存秩序的死亡曲，也即一种表面激进而实则无法撼动现存秩序的个体的文化和心理革命。在后现代主义的描述中，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被肢解、被禁锢、被物化，工作结束之后，各种娱乐文化，电视中的肥皂剧，酒吧里的狂欢，各种低级的文化产品，帮助工人暂时忘记烦恼、痛苦，麻痹他们的神经，使他们忘掉自己的主体性。资本从生产、文化、娱乐等等方面生产出与资本自身需求相适应的片面的个体，资本的统治渗透到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把个人变成极度脆弱的个体，使他们被局限在各种感性、物化和异化的状态之中。齐泽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分析，就是以一种后现代主义逻辑为基础的。他认为无产阶级是一种接近绝对空无的主体，一种被剥夺了实体的主体，这种主体丧失了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种丧失了任何肯定性内容的主体，只剩下纯粹的否定性。齐泽克利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无产阶级所剩的只有死亡驱力，这种死亡驱力作为纯粹的否定性，作为革命行动的动力，维持着主体对现存秩序的持续不断的斗争。后现代主义固然揭示了资本对人的异化，但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因为看不到社会生产者阶级作为社会联合劳动者的阶级属性，看不到阶级主体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力量和希望，就只能极力把个人的批判绝对化，极力夸张个体的受压抑的深度和反叛的程度。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情景跟后现代主义所描述的是有相当距离的，孤立个人的反叛从来没有真正触动过社会的根基。后现代主义在其激进的描述中所遗失的正是个人被资本联合为社会联合劳动者这一事实，正是社会联合劳动者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能力和潜力。第四，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以自我意识的革命代替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后现代主义所寻求的解放不是个人从生产关系中的解放，而是个人在生活领域中的解放，是偶然个性和欲望的解放，是感性和审美领域的解放。后现代主义寄托于自我意识、感性意识、审美意识的自由，寄托于艺术化的实践，寄托于技术的艺术化、政治的艺术化。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抗争，主要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抗争。例如，阿多尔诺把反对总体统治的否定性辩证法引向意识的革命，力倡艺术拯救说，由此我们也能理解理论上如此激进的阿多尔诺为什么在实践上不支持当时左翼的实际运动。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试图绕开核心的所有制关系问题，绕开传统的阶级分析和政治革命的视野，从文化层面切入寻找革命的出路。本雅明把艺术生产领域作为是革命性力量生长的地方，他认为用一种艺术政治化的方式可以将感性意识拯救出来、激发起来，形成一种感性意识的集体形式，汇聚成革命实践的力量，形成变革历史的主体。在本雅明看来，感性意识是感性活动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交往意识；要唤醒革命主体就要去充分唤醒这种感性意识[4]。齐泽克认为人生活在意识形态的影响、塑造、支配和控制之中，但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总不可能是完全的，总存在一些缝隙、裂口，这些缝隙、裂口就成为主体自我彰显之地，主体就可以由这些缝隙和裂口出发，对现存意识形态发动持续攻击。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是围绕着对日常生活的消费方式、休闲方式的批判展开的。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实际上是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的革命，他以空间斗争来代替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性并不必然是空间中的核心形式，相反空间性必然是阶级性的核心形式；他的空间斗争，实质上只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空间斗争[5]。上述这些思潮说到底都是文化决定论、精神决定论、自我意识决定论，这些思想体系和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基本理论指向和基本思路上的一致性，其共同特点都是脱离经济基础来谈政治批判、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第五，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不自觉地转化为金融资本统治的共谋者。后现代主义不去分析金融资本的统治逻辑，试图在回避这个统治逻辑的前提下，来通过个体的自我身份确认、通过特立独行、自我意识革命、日常生活批判来反对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以另一种方式承认了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表面激进，实际上对金融资本的统治来说，并无妨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为金融资本统治的共谋者，因为它转移了金融资本自身矛盾的深刻性，把批判的方向引离了核心问题。例如，阿尔都塞就认为革命道路不是从空想到科学，而是从科学到乌托邦，乌托邦是必要的，他以自己是乌托邦主义者而自豪。齐泽克离开必然性去追求偶然性，他把所有的必然性都看作是现行社会的共谋者，他没有意识到这样在必然性之外坚持一个抽象的偶然性，也把就否定了资本主义自身自我否定的必然性以及社会生产者阶级的必然历史使命，从而反而使自己成为现有秩序的共谋者。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在激进地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实际上又契合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分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从抽象的个人出发。后现代主义把主体直接设定为个人，把个体看作有生命的个体，看作是自身身体、情感、意志、审美等等统一，看作是完善自足的个体。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似乎强调个人的具体性、全面性，强调个人在感性、理性上的具体性，强调日常生活的完整性，强调个人生命的完整性，但是这一切强调之中，却忽视了生产关系的具体性，忽视了对生产关系的具体分析。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表面上以差异为基础，强调每个人的身份都是构建出来的，但这种建构却因为忽视了生产关系分析而变成了主观偶然的构建。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看起来非常激进，结果却走向了与资本的共谋，因为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只在边缘地带从事主观主义的激进斗争，而对金融资本实际统治的客观逻辑则无力揭示，更无力改变。 二、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衰颓 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不理解金融资本，不理解人们的生存危机和金融资本统治的内在关系，试图以文化和自我意识的革命在金融资本统治的边缘地带寻求解放的道路，找不到能够克服金融统治的主体力量。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复兴，经济议题回到政治运动的中心，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文化和自我意识革命逐步衰颓。第一，与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对经济决定论的否定相反，美国金融危机揭示了金融资本的全面统治。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不能认识统治社会的具体主体，没有把社会批判集中到金融资本的全面统治上，否认经济决定论，而走向文化决定论。美国金融危机之后，金融资本对社会生活的统治在其所导致的一系列危机中呈现了出来。金融资本的积累通过对产业链、商业链，信用链的支配，通过对整个社会再生产链条核心环节的支配来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常出现资本过剩、生产过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靠信用消费，也即把钱借给消费者来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如果借的钱不能正常还上，信用关系、借贷关系就变成了债务关系，债务人的资产被扣押，被强制拍卖等等。信用关系变成了剥夺的手段。比如美国次贷危机当中，购房者用房产做抵押了，房产被银行收回，于是，人们就看到了一些年轻妈妈不得不推着婴儿车到马路边儿上去住这种景象。在这样的事实面前，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对人们生活的统治地位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而面对这样的问题，试图靠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革命，试图靠个人改变观念和生活方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第二，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规律的否定相反，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规律在危机中凸显了出来。金融资本在支配了产业链、商业链、信用链之后，在对职能资本的核心环节实现了垄断控制之后，就有能力通过定价权、金融投机、地租投机、国债投机、支配货币发行权等等而建立一套寄生性、剥夺性的积累体系。金融资本通过垄断低价打败竞争者，又通过垄断高价剥夺消费者，这是金融资本所支配的垄断企业从事财富积累的重要途经。金融资本还通过一系列金融机制、金融创新等等来吸引、诱惑并剥夺中小投资者。把地租合并到利润中，也是金融资本的行为逻辑之一。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向社会征收的货币，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提出土地国有化主张，列宁新型民主革命纲领的内容之一也是土地国有化[7]。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金融资本发展起来之后，地产成为金融资本的一部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还表现在支配货币发行权上。货币发行权应该属于公共权力，但是实际上公共权力是被若干家大银行所操纵的，是属于联合起来的私人权力，而不属于联合起来的公共权力。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所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就是靠印钞来解决问题，结果就造成通货膨胀，使工薪阶层的工资购买力大大贬值，这是对工薪阶层的直接剥夺。金融资本的这一套寄生性积累的体制，会反过来腐蚀和破坏金融资本自身的积累条件，会造成一系列的危机，而危机则为社会变革提供土壤和条件。当下西方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就是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一种表现。资本是推动全球化的力量，也是破坏全球化的力量。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资本推动了全球化是广度上和深度上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是每当资本积累遇到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逆全球化的浪潮就会泛起。纵观15世纪到21世纪，在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当中，贸易保护主义不止一次地发生，资本主义体系性的震荡也不止一次发生。全球化本身就是充满着矛盾冲突的运动。全球化的这些矛盾运动，可以也应该归结到金融资本的自我否定的运动中去。否定金融资本的是金融资本自身；金融资本的这种自我否定的规律正在当下西方社会的一系列变局中表现出来。第三，与后现代主义对集体行动逻辑的否定相反，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处境困难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日益集结起来，表现出集体行动的强大力量。后现代主义否定必然性，强调偶然性，强调社会边缘地带的个体抗争，强调个体的差异性，强调差异性个体的随时随地的特殊斗争，忽视经济关系对阶级共同体的塑造，否认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必要性。但美国金融危机以来，被剥夺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日益集结起来，掀起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使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那种个人的、偶然的、文化性的抗争被排挤到社会运动的舞台之后去了。例如，法国黄马甲运动反对燃油费的增加，民众中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就集结到一块去反对政府的决议，迫使政府做出修改，彰显了集体行动逻辑的力量。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出发点是认为西方社会已经是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大规模阶级集体行动的逻辑已经不再存在、不再必要。但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在金融泡沫破灭的废墟上，在债务危机的废墟上，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再贫苦的问题凸显了出来。西方社会已经不再是金字塔形状的社会，而是点对面的结构，所谓“点”就是少数寡头，而“面”，就是大面积再次陷入贫困的中下阶层。南方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研究中心杨晗旭认为：现在西方社会最大问题是社会非常不平等。金融化和房地产化导致人们把买房子视为一个巧取豪夺的手段。财富从来没有这么多创造过，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却陷入了大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人们看到一个不平等，这个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没法解决，失业越来越多。以前失业者是无产阶级的替补队员，失业了，没有工作，因为球队要解散了，要被收购了，它是打替补的，按马克思的话就是产业后备军，这是当时理解的失业人群。现在失业者连候补队员也做不成了，根本就没有就业的希望。诱导消费，透支信用卡，把未来的钱花掉，把以前积蓄、父母积蓄花掉，来填补空白，这个很大的问题。在西方民粹已经产生，民粹的一个根源在于社会把金字塔形也否掉，变成了点对面的结构，少数寡头是这样的点，面对着大面积的失业和贫困。美国跟中国闹，讲了各种理由，最根本的还是因为国内失业问题。在笔者看来，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贫困和失业，使社会生产者阶级集结起来了，表现出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发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社会运动表现出有别于以往“新社会运动”的新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运动的参与主体由分散化转向集中，运动的参与主体身份逐渐趋同。在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运动参与者无论身处何种阶层，从事何种职业都属于全球化的失业者。作为受压缩阶层，基于对共同利益的追求，基于对集体化的身份认同，使过去运动主体分化化的弱点，形成共同的反抗意识。随着运动开展的不断深入和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金融危机后参与者更加重视互联网在运动中的作用，运动方式也呈现出线上互动、线下联动的特征。运动参与者创新、共享和使用免费的开发软件，为线上线下的互动联动提供技术支持。通过线上互动，加强了舆论动员，加强了运动参与者的沟通和联系；通过线下联动，增强了运动的力量，推动了运动参与者自身利益诉求的实现。以互联网技术为中介，线上的舆论动员推动了线下运动的集中爆发，并突破国家、区域的界限，实现了运动的整合。第四，与后现代主义把政治作为艺术化的实践相反，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政治作为经济之集中表现的性质充分表现了出来。金融危机以来，各种政治运动都是围绕着经济议题展开的。物价滕贵、中产阶级衰落、失业问题、社会福利削减问题等等经济问题，都是政治运动所围绕着展开的重大问题。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救助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主要资本主义的国家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财政赤字和债务激增，例如，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22万亿美元，而国债规模却激增到23万亿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压缩政府的福利开支。由于危机带来的经济箫条以及政策的紧缩政策，使民众生活境况不断的恶化，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游行罢工以及中产阶级的抗争[6]。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的政治运动，再次证明了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面对政治运动的紧迫经济议题，那种把政治看作是个人政治艺术实践的后现代主义主张，那种把政治艺术化的做法实在是太奢侈、太远离现实了。第五，与后现代主义把意识形态独立化相反，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意识形态表现出其对经济、政治的强烈依赖关系。金融危机后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和社会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意识形态和文化博弈变得非常激烈。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遭到挑战，特朗普举起的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旗帜能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并且获得了总统竞选胜利，更显示了美国意识形态博弈的复杂性和激烈性。在美国还出现了社会主义者桑德斯，虽然桑德斯的社会主义主张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的，但是在这美国自由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前进和推动。19世纪，桑巴特曾著述论证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而如今桑德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获得了越来多的支持，还曾一度差一点儿在美国民主党内战胜希拉里。这些都不是单纯可以用人们的主观意图能够说明的。意识形态的博弈和演化趋势，充分表现出其对经济利益关系格局以及政治斗争形势的依赖性。西方世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激烈博弈，都是基于现实的、强烈的、大规模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博弈，都和后现代主义所试图强调的那种与大规模经济政治博弈相分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博弈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危机时代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博弈，充分表现了其自身与经济、政治的有机联系，表现出其自身对经济和政治的依赖关系。 三、新民粹主义的崛起 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在过去短短十年时间里，西方世界兴起了新一波的民粹主义浪潮。新民粹主义的典型表现，就是美国特朗普政权裹挟民众发起的逆全球化运动，以及英国独立党等右翼政治势力裹挟民众所发动的脱欧运动等。新民粹主义聚焦经济议题和强调集体行动，这是区别于否定经济决定论和集体行动逻辑的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但是新民粹主义又强调族群的文化和身份差异，从这一点看，新民粹主义又是对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发挥和强化，是在另一个更大的规模和层次上强调身份政治。第一，新民粹主义的实质。新民粹主义的崛起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政治气候。新民粹主义是一种获得了部分民众支持的右翼运动，是基于生产关系内在的矛盾的一种阶级博弈，但这种阶级博弈却具有一种错误的目标和形式。新民粹主义的实质是以另外一种形式来继续维持和巩固金融资本的统治。对新民粹主义的评价有两种典型观点：第一种观点把新民粹主义认作为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诉求、推动社会变革的健康力量，第二种观点把民粹主义归咎于民众的非理性，认为新民粹主义是底层群众对自由的戕害。这两种观点都是对新民粹主义的误判。新民粹主义的根源是两级分化和社会撕裂。民粹主义的参与主体包含大量的中低层民众，包括大量的、在金融资本积累关系中地位受到损害的中产阶级、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以及失业工人，这是民粹主义的基本参与主体。但是，民粹主义之所以成为民粹主义，却不在于这些参与人员的来源，而在于这些参与人员被引向了错误的方向，在于塑造这些民众运动的错误的“政治形式”。右翼政治势力利用民众的不自觉把民众运动引向其他国家和族群，把民众的注意力从金融资本的积累体系中移开，把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内部危机转嫁到外部对象上去。新民粹主义把各国自身描述为一个受害者，认为自身内部的问题是由其他外部因素所导致的。就像希特勒曾把犹太人当替罪羊一样，新民粹主义把移民、把其他国家作为靶子。美国民粹主义的先锋，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美国金融资本集团中的一员，是大地产商的成功代表。他名义上代表大众利益，实际上是把大众的目光引向国外，而在国内继续推行有利于华尔街的政策，例如，推行减税、减少管制、削减福利等政策。英国脱欧运动的最大势力是英国的脱欧派和独立党。英国独立党和脱欧派之所以强烈推行脱欧，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摆脱欧盟在金融危机之际将要出台管制措施，以期英国脱欧之后可以推行更放纵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此外，欧盟关于劳动权益的条款，也是英国金融资本试图摆脱的桎梏。这些都是在民粹主义运动之下右翼势力的真实目的。民众运动之所以被右翼利用，之所以被右翼引向民粹主义的方向，最基本的原因，还在于左翼民主运动对民众的领导乏力。民粹主义的特定内涵就是民众运动被右翼所操弄，把本应该针对金融资本的运动转变成对其他国家、民族或族群的攻击上，使民众运动称为右翼势力加强自身的工具。只有左翼政治运动在理论、纲领和组织能力上提升了，才有可能把民众运动从民粹主义的错误形式下解放出来。第二，新民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差异。新民粹主义运动的基础是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中产阶级衰落。在20实际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曾描述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神话。当时的美国梦也就是中产阶级的梦想，工人可以拥有一套住房，供养几个小孩儿，拥有汽车等高端消费品，甚至还可以购买一些股票，于是认为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消除了，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但是，自从2008年大衰退以来，中产阶级出现大面积的贫困化，陷入债务陷阱、失业、通货膨胀等等经济病痛之苦而无力摆脱。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面对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结构性危机，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已经没有用处，现在涌现的是新民粹主义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特朗普所代表的新民粹主义围绕着经济议题，既讲经济，又讲集体行动。新民粹主义是一种基于生产关系内在的矛盾的一种阶级博弈，聚焦经济议题并强调集体行动，这是和否定经济决定论和集体行动逻辑的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是不同的，二者呈现出不同的角度、规模、景象和特点。第三，新民粹主义对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继承。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认为人们的身份是自己建构起来的，而新民粹主义则利用了客观的身份差异，例如历史造成的族群差异来转嫁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矛盾。如果从新民粹主义聚焦经济议题和强调集体行动的角度来看，新民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不同的，但是从强调族群的文化和身份差异这一点看，新民粹主义以一种新的形式复兴了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是对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发挥和强化，是在另一个更大的规模和层次上强调身份政治。在西方自由主义核心地带所发展起来的民粹主义，改变了自由主义“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不再追求抽象的普世主义，而举起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旗帜，把国民身份的差异重新凸显出来。例如特朗普总统就举起“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旗帜，而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墨西哥人、中国人等等。在2018年于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玛指出：美国为应对全球竞争，采取了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手段，今天的世界没有和解，世界不但没有变成均一的，我们反而看到民族的、宗教的身份差异在加大，导致了很多悲惨的冲突。新民粹主义在更大的规模上，即在族群差异上、在各国国民之间的身份差异上做文章，凸显这种层次上的身份政治，正是要掩盖各国国内矛盾的深刻性。这一点，和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作用，是异曲同工的，即二者都通过某种层次的文化差异而掩盖了金融资本的真实统治。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身份政治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一个必要的、必然的、内在的组成部分，是一个资本主义用来转移社会真实矛盾的途径和方式。第四，新民粹主义的过渡性质。新民粹主义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是不稳定的，具有过渡性质。民粹主义一方面是草根的底层民众反抗现行体制的变现，又是精英主义实施政治统治的工具。民粹主义的运动主体是民众，但是民众对造成自身困难处境的真实原因并没有理性的理解，对金融资本积累制度和自身处境的内在联系缺乏认知。在右翼势力的蛊惑下，民众也把矛头指向其他族群、民族和国家，但是，这样一种转嫁矛盾和危机的做法，是不能解决危机的。如果各国都纷纷转嫁危机，那只能使危机更其深重。民粹主义政策只是一种过渡性的运动，民粹主义自身相互矛盾的政策、相互矛盾的承诺，都将在社会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呈现。民粹主义运动不可能真正满足民众的要求，不可能真正解决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各种矛盾。民众运动将在民粹主义运动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抛弃其错误的运动形式，而寻求到民主运动的真实内容和真实要求。第五，新民粹主义只有让位于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民众运动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新民粹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也是由社会主义左翼运动的相对衰落造成的。金融资本已经社会化了，拿个体性的意志，个人怎么可能对付的了它？不能像后现代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的，说现代西方社会是无主体的社会。现代统治西方社会的主体是金融资本，而对付金融资本不能靠孤立的个人，更不能靠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革命，更不能靠民众和右翼势力结合鼓吹民粹主义。解决金融资本剥夺社会的问题，必须依靠社会生产者阶级的联合体，在此之下，才可能有力量掌握住国家政权作为改造金融资本的工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金融资本已经支配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要否定金融资本不能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民粹主义，而应该把金融资本研究跟科学社会主义挂起钩来。民粹主义势力掌握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的民众，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一度衰落的结果。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民主党中的桑德斯、英国科尔宾领导下的工党等，还在与新民粹主义斗争，虽然成效有限。只有当民众运动为社会主义运动所掌握时，新民粹主义才能被超越。只有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才能赋予民主运动以正确的方向。 四、小结 上面我们分析了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特点、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衰颓以及新民粹主义的崛起。20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大规模阶级斗争相对缓和，新自由主义乘势崛起，作为新自由主义主流运动的补充，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发展起来。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从经济决定论转向文化和意识形态决定论，从大规模集体行动的逻辑转向分散的斗争。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复兴，经济议题回到政治运动的中心，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文化和自我意识革命逐步衰颓，新民粹主义乘势崛起。在聚焦经济议题和强调集体行动方面，新民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迥然不同，但是从强调族群的文化和身份差异的角度，民粹主义又把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发展到了极端。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是与金融资本的上升期相适应的，新民粹主义是与金融资本的下降期相适应的，但二者都因不理解金融资本的本性而把民众运动引向了错误的方向。只有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才能赋予民众运动以正确的方向。 参考文献[1] 王建勋.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对美国秩序的冲击[J].当代美国评论.2019(2)：48-67.[2] 冯燕芳.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及其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意义[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9(5):75-81.[3] 汪越.身份政治的理论逻辑[J].学术界.2018(3):85-95.[4] 夏巍.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阐释[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4):116-121.[5] 刘勇.都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空间斗争[J].福建论坛.2019(3):76-83.[6] 王娜、张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结构变化与货币政策决定——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江汉论坛.2019(5):38-44.[7] 宋朝龙.列宁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 思想的扬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3):51-57.
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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