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博新见】吴波：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基本范式——以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为例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基本范式

——以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为例

吴   波

摘   要：《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这三篇经典文献，以其洗练精粹的篇幅、清晰明快的文风而广为流传，其内在蕴含的话语风格、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深深影响了广大党员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构建和传播具有示范性意义。这三篇经典文献勾勒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文化范式，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

政党文化是指政党在夺取政权和领导政权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学说、组织心理、价值体系等观念性文化与以政党的制度规范为主体所形成的行为模式、行为作风等实体性文化的总和。政党文化是政党组织的核心要件，发挥着引领政党政治发展，整合政党价值取向，塑造政党行为模式，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功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其领导的人口规模和区域面积，还是其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感召力较之大革命时期都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与此同时，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内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对政党的意识形态、心理品格和行为模式的塑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诞生于这一时期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等文章（俗称“老三篇”），以其短小精悍的篇幅、清晰明快的文风为广大党员群众所接受，其内在蕴含的话语风格、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深深影响了一大批党员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构建和传播具有示范性意义。虽然时代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三篇文章勾勒出以主流话语体系为外在表现，以“正能量”为主体形态的价值体系，以党员干部为载体支撑的行为模式，以人民为中心的开放形态的政党文化架构，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借鉴意义。

一、构建主流话语体系，发挥政党文化的引领功能

话语体系是解读政党文化的密码，也是政党文化的外在表现。作为指导政党行为，影响社会发展的现实形态的政党文化，要占据社会中的主流地位，其关键之处在于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的形成是与社会发展诉求、文本本身特质和政党价值理念三者密切相关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这三篇文章以民族主义为逻辑起点，以传统文化为主要依托，以共产主义为价值旨归，构建起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的话语体系，从而实现了引领社会发展的职能。

（一）以民族大义为基点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之所以得以构建并发展，占领话语高地，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了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即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积极回应社会诉求，构建出超越各党派利益的以民族大义为基点的话语体系。抗战爆发后，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成为中国社会共识。社会各界均呼吁以民族大义为重，民族主义成为凝聚社会力量的纽带。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出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先声，从而抢占了话语高地。《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创作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篇文章传递了一种开阔的民族主义情怀，从《纪念白求恩》中提出要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①]的开放性的民族心态，到《为人民服务》中所展现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②]的包容性的民族状态，以及《愚公移山》所阐述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③]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路线。这种开阔的民族主义情怀，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极大地扩展自己的执政基础，不仅仅能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也还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正是借助于民族主义的符号，以此为基点，中国共产党构建起政党文化的话语体系。

（二）以传统文化为主要依托

政党文化的演进与本国历史传统息息相关，同时也是本国文化发展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话语体系中，传统文化为其表达和传播提供了丰厚土壤。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中，表现为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和艰苦奋斗的理想信念。这些观念既能够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又能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子，为构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其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成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个人是为集体所包围，并以家庭、国家、民族为最终实践指向和价值指引。《纪念白求恩》中所提倡的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要求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④]，就是将个人的发展置于集体的环境中考察，正确认识到个人只有在集体中，在无私奉献的活动中，其价值才能够发挥最大效用。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从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思想为后代有明君主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政治思想。中国共产党将这种传统的“民本思想”提升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无论是《为人民服务》中所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口号，还是在《愚公移山》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⑤]的“人民上帝说”，就是将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历史主体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相结合的产物。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民族的优秀基因，其中“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更是深深植入到了民族的血脉之中。“愚公移山”本是中国传统的寓言故事，而在毛泽东写就《愚公移山》中，为这则寓言故事注入了坚强的秉性，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比喻为两座大山，只要坚持不懈，持续奋斗就能够挖平这两座大山。这些都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述，构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政党文化话语体系，推动了政党文化的塑造和传播。

（三）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目标

政党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蕴含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并渐渐将这种追求变成不同层次的理想目标，进而影响和鼓舞党内成员及其追随者。政党文化的形成需要理想的奠基，其发展也需要理想的传承。政党文化给予理想的指导，一般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是最高理想的追求，以给人形成终身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是近期的理想和目标，指导人不断奋进。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中，既有最高理想的追求，如在《纪念白求恩》中提倡的共产主义精神，也有在《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中寻求“全民族的解放”和“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⑥]的奋斗目标。这些远大理想和近期奋斗目标一方面影响和塑造了党员的个人理想，从而形成了推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共同精神动力，另一方面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活动，把自身的理想追求传递给社会大众，并通过自己的实践，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进而成为全社会共同奋斗的目标。

在政党文化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等通过积极回应社会，扎根传统文化，阐发奋斗目标，赢得了一大批人民群众的拥护。也正是借助于此，中国共产党政治活动的正当性和政权获取的合法性得以建立和巩固，从而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二、构建以“正能量”为主体形态的价值体系，发挥政党文化的整合功能

政党文化的核心要件在于形成统一的价值理念，并在长期的政治活动中，告知政党成员应该做什么，怎样去做，以整合政党成员的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一整套成熟的价值准则，为社会所承认，推动社会发展。《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这三篇文章，以白求恩、张思德和愚公等人物为典型示范，塑造了“对工作极端负责”的事业观，“为人民利益而死”的道义观和“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奋斗观等以“正能量”为主体形态的价值体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任务过程中提供了基本价值遵循。

（一）“对工作极端负责”的事业观

政党文化在其设立的价值体系内通过长期的政治活动和典型示范，在政党成员内部整合价值力量，达成共识，使得组织成员树立对于事业的正确观念，认识到自己应该怎样做。《纪念白求恩》通过典型示范，表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如何对待党的事业。

首先要有宏大的事业格局。始终站在全人类解放事业的理论高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优秀的理论传统。正如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发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在《纪念白求恩》中，毛泽东就提出，“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⑦]。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抱着解放全人类的宏伟理想，来考察中国的现实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发展的优良传统。从站起来阶段，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到富起来阶段，邓小平作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研判，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都是基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宏大格局，而规划出事业发展蓝图。

其次要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职业道德。这是无产阶级道德实践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⑧]。在《纪念白求恩》中，毛泽东也指出，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主要表现就是“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⑨]，在《为人民服务》也提出“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⑩]。这种集体主义的道德实践，就是政党文化的价值整合功能的生动体现，同时只有在党内形成优良的党风，才能凝聚共识，推动社会发展。

最后要有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事业观的一种重要表现就是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11]。只有不断追求专业上的精进，才能推动事业的发展，而对于那些藐视技术工作的人，毛泽东也提出了批评，认为白求恩这种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12]。重视专业态度的培育，是做好一番事业的基石，能够培育政党成员积极向上的心态，提升政党品质。

（二）“为人民利益而死”的道义观

道义观是人生观的重要一面，也是道义伦理的重要遵循。所谓道义，乃是指道德正义，是指人类崇真、向善、求美的力量指引，是人类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价值遵守。习近平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牢牢占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13]。要占据道义制高点，就需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明确价值秉持。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为共产党人的道义观写下了生动的注脚。

一方面确定了党的宗旨，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4]。争取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是占据道义制高点的关键。一个政党要想引领社会发展，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具备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代表最广大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虽处偏僻之地，却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转变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力量，其主要原因是坚持以解放中国的贫苦大众为目标，从而在实践中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取向，使得中国共产党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更加强调要“完全”、“彻底”地服务人民，“不要半心半意，或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5]。只有完全为人民着想，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才能获取执政的合法性，才能牢牢占据道义制高点。

另一方面指明了共产党员的生死观，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16]。这是共产党员生死观的生动要求，生而为实现人民的利益工作，死而为捍卫人民的利益献身，并将此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和追求。在革命年代，共产党党员时刻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但他们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17]。随着历史的沉淀和社会的发展，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生活的一种道德行为规范。在引领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党的道义观会逐步影响和渗透到社会核心价值观，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规范，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三）“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奋斗观

政党成员的心理培育是政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关系政党成员以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去应对政党活动。政党必须有着鲜明的心理引导，才能给予党内坚强的精神动力。《愚公移山》通过对这则传统寓言故事意象的重构，为其注入了坚韧奋斗的秉性，塑造了“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奋斗心理，增强了政党的战斗力，也扩大了政党的吸引力。

在《愚公移山》中，毛泽东描绘出积极乐观，持续奋斗的愚公形象，以此作为党员的奋进标杆。他指出党员干部们要有信心，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抗战的胜利，不仅如此，还要联合人民群众，促进人民群众的觉悟，和人民群众一起并肩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为把中国引向光明而奋进。这种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努力奋斗的心理状态深深地融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之中。迈斯纳将其称之为“苦行主义价值观”，认为“它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使中国人民能够改造自己，改造自然，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揭示的存在于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中的‘真正人的生活’”[18]。诚然美好生活的愿景，需要奋斗才能实现。但是这种奋斗观不仅仅是通向未来美好社会的一种手段，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价值性的需求。只有在奋斗中，人的本质力量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正如毛泽东所言“人没有饿死，就要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19]。奋斗基因也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一大特色。时代的变迁，使得“愚公移山”的政治隐喻发生了变化，“山”不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两座大山，“移山”中的“革命”色彩也变得暗淡。但是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却为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进入到新时代，更是要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诚如习近平所言，“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20]，也正是在这种奋击拼搏的精神引领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汲聚社会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构建以党员干部为载体支撑的行为模式，发挥政党文化的塑造功能

政党成员是构成政党有机体的细胞，而政党成员的行为作风直接决定了政党形象。政党成员政治行为的发生，是源于对政党文化的把握、理解和体会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可以说，政党文化对于党内成员的行为方式具有规制和塑造作用。这一方面表现在党章党规的“硬性”约束，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价值引导、情感培育等“软性”控制。《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主要从行为准则的匡正、党内关系的调试和文化标识的塑造等三个方面构建了以党员群众为载体支撑的行为模式，这是政党文化的外在表现。

第一是提供行为准则，匡正党员的政治行为。政党文化通过价值引领、情感沟通和观念塑造等方式，向政党成员发出行动指令。这种指令一方面使党员通过价值取向或情感选择而执行，并将自己融入到政党的系统之中；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于党员政治行为的一种纠偏（抑或匡正），以防止其偏离政党的价值框架。《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分别树立了白求恩、张思德和愚公三个政治行为模范，为引导党员的行为提供了指引，同时也对偏离这些行为的党员提出了批评和纠正，这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表现得很明显，“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21]。对于这类不敢担当、先人后己等有悖于共产党价值理念的行为，《纪念白求恩》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行为不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的所应该具备的，从而纠正党员的的实践方式，确保党员的行为模式符合政党的价值理念。

第二是坚持“五湖四海”，协调党员的交往行为。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党员的政治行为是具有一定目的取向的。从生物学意义上看，任何个体行为的目的在于追求自身利益，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而从社会学意义上看，人总是受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制约，在与他人和社会的交往过程中，个体与他人与社会形成了复杂的利益网络，特别是在政党内部，因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各种小团体，将会不断地冲击和破坏政党的运行系统。如何有效应对这一现象，既要有制度性的规范，又要有价值性的引导。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五湖四海”的理念，他指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22]。“五湖四海”原则意蕴，不仅仅是指地理意义上的广泛性，更应该包括政见上的包容性，正如毛泽东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中所讲的，“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划清界限”[23]。在更高的层次上，“五湖四海”原则还应囊括干部选拔任用上的多样性，其目的在于维护党内团结，杜绝党内小山头、小团体、小圈子的存在。“五湖四海”原则的提出一方面维护了党内的团结，另一方面则是规范了党员的交往行为，不以地域，个人利益为限，而是以“共同的革命目标”为原则，团结同志，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这一原则也为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和发展。进入到新时代，针对党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现象时，习近平也强调“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24]。“五湖四海”原则的确立，规范了党员的交往行为，为维护党内团结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第三是树立文化标识，彰显党员的良好形象。不同的政党文化因其价值判断不同，催生出不同的行为模式而展现出不同的形象。成熟的政党文化能够塑造本党特色的身份标识，以此来凸显党员形象，进而向社会传递政党的价值追求和文化理念。与西方政党注重候选人的相貌、口才和性格等外在形象的塑造不同，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政党形象的实质性提升，这包括政党的执政形象，组织形象和作风形象。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中主要体现的是政党的组织形象和党员的作风形象。组织形象主要是指党内团结形象，在《愚公移山》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其开篇第一段在谈到会议结果的时候，就谈到“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自此以后，中共历次党代会闭幕词都会出现“胜利”，“团结”的字眼，这成为塑造党内团结形象的经典表述。除此之外，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出的“五湖四海”的原则也是塑造党内团结形象的重要手段。党员的作风形象塑造是通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加拿大共产党党员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的普通党员张思德和作为整个党员形象代表的团结奋进的“愚公”等，通过这种形象的塑造，党员的身份标识开始展现，使民众认识到共产党员就是在人民群众之中，是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的中国共产党特色的行为模式。

政党文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孕育出一种品格，这种品格通过党员的行动展现出来，从而提升了政党的辨识度，中国共产党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等简明的文化品格，阐明了与其他政党的差异。与此同时，这些文化品格又反过来指引与调试共产党员的行为模式，将其塑造出一个合乎共产党价值理念的党员。

四、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开放性政党文化体系，发挥政党文化的凝聚功能

政党文化一方面塑造着政党自身的制度规范、价值理念和行为风格，另一方面也对社会文化的培育和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良性的政党文化能够以其先进性的品格和优势性的政治地位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这种实现机制，正如毛泽东所言“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25]。政党文化也是通过塑造党员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从而带动社会文化的发展。然而政党文化作为一种精英文化要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首先需要为民众所理解、接受和认同。《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通过政党话语的大众表达，人民英雄的形象塑造，构建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开放性政党文化体系，发挥着政党文化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

政党话语与大众话语因所面对的目标群体不同而存在主体间距。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的过程中，要将自己的政治意识传递给民众，则必须采取大众化的表达形式，这是争取民众支持的必要方式，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大众化的原因所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篇幅不长，但却向民众传达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和带领中国走向光明的奋斗目标。其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五湖四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愚公移山”等等一系列大众化的表达方式，既鼓舞人心，也向社会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这些词句至今仍然为人们所用，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市场化的冲击，政党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的分野日趋扩大，政党话语所传递的理念不能为大众所理解，特别是在政党文件话语中，其语言使用的“考究”，让广大民众无法读懂，往往需要专家的解读和宣讲来传递。这一方面与政治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则暴露出党群关系的紧张状态。转变文风和话风便成为当前政党文化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此，习近平提出要纠正长、空、假的文风，提倡短、时、新的文风，认为“要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无病呻吟的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讲明白通俗的话不讲故作高深的话”[26]。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话语风格的转变，“中国梦”，“精准扶贫”，“新常态”等政党话语的热频词汇的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这就逐渐消弭了政党话语与大众话语的主体间距，提升了政党的社会认可度。

树立典型、发掘英雄人物形象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又一特色。通过树立优秀党员形象，将其作为重点对象宣传，使民众受到感染和激励，进而塑造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能够提升政党的社会感召力。如上所述，《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树立了白求恩、张思德、愚公等党员标杆，特别是在《为人民服务》中张思德，他自幼生活贫困，6岁就下地干活，18岁加入红军，随后参加长征，29岁因炭窑崩塌而牺牲。其短暂的一生中，工作不辞劳累，处处起着模范带头的作用，这是当时许多共产党生活境遇的真实写照。通过对张思德式的英雄形象的塑造，既增强了党员的认同感，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众心目中崇高的形象。不仅如此，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塑造了一大批生活在社会底层，早年生活凄惨的平民英雄，有“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27]，“对生产事业有着高度积极性”的吴满有[28] ，“勤快、忠厚、俭朴、奉公、孝顺”的刘玉厚[29]等等。通过对这些平民人物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了榜样的示范作用，极大地增强了政党的社会影响力。

在这三篇文章中，通过大众化的表达方式和平民化的模范塑造，中国共产党缩小了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提升了民众的社会认可度。在与人民的良性互动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了基于人民为中心的主体间开放性政党文化体系。在现代社会，政党的生存与发展更加依赖于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作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更是要注重自身政党文化的提升，在与民众的双向互动中，承担起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责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3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1097页。

[18]（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2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5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284页。

[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55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26]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2页。

[27] 《新中国的女儿诞生了》，解放日报，1942年2月13日，第4版。

[28] 《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第1版。

[29] 《劳动人民的旗帜》，解放日报，1943年5月18日，第4版。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2期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