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我们何以成为“情感资本主义”之伥鬼

·隐性劳动与情感资本主义·

编者按：

最初，我其实不太能看到维忆老师所关注的问题和苗青文中的提问关联之处到底在哪里。只是当我开始切换回自己的立场去思考：复杂性为何会消解，民间为何被蚕食，劳动者何以被掩盖的时候，才看到了一个被收编的“民间”，或者说一个被网络所拉平的“民间”。

在国际贸易理论里面，有两个在我看来十分重要的基本概念：tradable goods 和 untradable goods---我们在用贸易理论去分析任何贸易行为之前，首先需要去看去区分，物品本身是否是可以被交易的。在大约八年前，要想吃到新鲜的黑牛肝菌，基本得去到云南才可以；而现在，你只需要在盒马下单。互联网络和物流网络，携手把许多untradable的风土之物变成了tradable的商品。在这个过程中，风土和民间作为一体两面，一并被消解掉了。牛肝菌也好，松茸也罢，在为数不少的人眼里，不过就是一种买得起或买不起的商品，而与它的产地无关，与采摘它的人无关，更加与《末日松茸》这样的写作无关。

物的流动替代了人的流动。原本你可以借着采集蘑菇的机会，走进山里，认识那么一两个或善良或不善良的采蘑菇的人；而现在，你只能见到给你送蘑菇的外卖骑手或顺丰快递，只能在手机上看到和你一起拼团下单的人。

我不知道本雅明会如何描述现在的网络世界。所谓的社交媒体已经变成了最大的拱廊街，每个账号都是一幅玻璃橱窗，人们在橱窗里展示自己，也围观别人如何展示自我，然而却很少有人发现：这条拱廊街上，没有行人。而这条街，曾经也属于民间，曾经也能看到那些被掩盖的人。

                                                                                                                     梅溪

我们何以成为“情感资本主义”之伥鬼

近些年来，围绕着“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情动劳动affective labor”等吸睛关键词，左右两翼的知名学者分别发表了一系列显然仍归属于批判理论流的讨论。然而这些争辩其实都还没有捅破最关键的那层窗户纸，因为毕竟批判理论也只是现代性为自己炮制的一味药，不从中挣脱就不可能脱离所谓与影子的缠斗。

奈格里与哈特

阿甘本《来临中的共同体》英译版，哈特译

阿甘本《来临中的共同体》中译版

而除了这一层对现有理论的不满意之外——暂时也拿它没办法，我的学力还差得远——一个更困扰我的问题是情感经济横行的机制：用星爷的话说就是“无厘头哦！”比如：没有任何作品、红得莫名其妙的爱豆塌房（甚至都进去）了，粉丝咋还死活不撤呢？又比如：甜宠明明塑料且无脑，我怎么一开始嗑就停不下来呢？诸如此类。

虽然淘宝的确很香，虽然鸵鸟行为是打工人戒不掉的瘾，但是，为它买单甚至非理性、反理性的一再买单，这其中心理驱动和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在自己也轻度成瘾的同时，我总觉得百思不得其解。此时很不严谨地浏览到一本书里毫不相关的一段话，却带来了解释的灵光：“由于‘强弱’成为‘判荣辱’的标准，于是‘古人言性恶，今人言竞争’；这不仅是表述的转换，更是善恶的混淆。”[1]

[1] 罗志田.2020.斯文关天地：近代新旧之间的士人与学人.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56页。

这是罗志田写陈独秀的一段话，而它游离出原文语境所带给我的启发是：我以为爱人或更泛泛的爱的能力，来自一个人的安全感；只有内在安全感足够充实的人，才敢于或者哪怕不自主地示弱（或者说“被击中”），并且对他者之主动、被动地示弱动恻隐之心。而所谓的“恋爱代餐”/工业糖精和爽剧，本质没有任何爱的成分；所有对“爱”的涂脂抹粉，拆解清洗之后剩下的就是一条慕强的逻辑。总而言之，一个以强弱作为判荣辱之唯一标准的社会是以示弱和柔软为罪的，因而也就必然是爱无能的社会；真爱的缺位或长久不显则自然使情感资本主义盛行，而将自己交付于“慕强”心理氛围的每个孤立个体，难免沦为情感资本主义的伥鬼。

尤伦斯中心（北京）安迪·沃霍展（作者自摄）

这里没有对情感资本主义做社会结构的分析，并不是要陷入心理主义自以为是的循环论证，而是想在结构性理论真正能突破现有的意识形态迷障之前，从“情感”之变异的根底寻求一些蛛丝马迹。是个人都知道，人性是复杂的，经不起考验，所以“躺平”迁移到情感生活中就是“直给”。情感资本主义的运转，恰恰是将这种复杂性分门别类，将每个人的“墙头草时刻”和“苏菲选择”化约为情节化场景下的脚本。多省事啊，以至于惯性一来，撩到的就不知道是剧中人还是看客——恰恰是要分不清楚才爽。

尤伦斯中心（北京）安迪·沃霍展（作者自摄）

那么，复杂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一点点注水稀释掉的呢？或者说在那个变异的时间点发生了什么？我以为除了结构意义上的“以强弱判荣辱”的确立，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事件：那个巨大的、无形而又无所不包的中间地带被逐渐蚕食和遮盖。这个中间地带就是所谓的民间——既是哪个吃着人血馒头的民间，也是那个屠狗仗义的民间，还是那个翁莲一般爽利大方而不自觉的民间……

《十三邀》：许知远对话姜文

经历了一个遵奉实用与效率的历史时期之后，今天的民间与大众之间是一种怎样的错位关系？又或者“大众”只是一个舶来的、未经反思的概念，原本就只在知识分子的脑海里才成立？那么不妨就顺着文化研究的惯用思路来追问：民间/大众何以被规训为了“情感代餐”的消费者（情感资本主义的伥鬼）？那个不单纯以强弱判荣辱，有着极大的包容弹性的民间在哪里？或者说，“我们”何以看不见、摸不着民间了？——这些，其实都可能只是脑袋里的假问题，生活中的现实是：当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成为了文化细粮和副食的消费者时，这个民间自然也就消隐，或是在认知意义上被熟视无睹了。市场没有人格，买单就是下单，没有买卖也就没有伤害。同样地，这里没有触及结构性的讨论。我想说的是，与吃细粮和副食的大小资产阶级为伍的知识分子，为了与他们也划清界限，往往将自己奉为理想主义者；而当我们以“现实”为名指责任何想要指责的对象群体的时候，很少会反思自己是不是早已化为了伥鬼，或是在“老虎”威风凛凛的毛爪獠牙上又添了几笔。

和这种需要时就可以拿出来标榜的便利的理想相比，真理想其实是能在复杂性之中抓住一条主心骨的能力，而真理想者是在惊涛泥泞中驭矛盾之毒龙者，不管这矛盾是枪林弹雨还是心魔一缕。好比庙堂和民间的“对立二元”在文人传统中长久存在的合法性，是因为“居庙堂之高”时忧的是民，“处江湖之远”才忧其君。当然这个君也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力抑或福柯意义上的权力，那是另一个离我们渐远了的背影。

*也许是不必补上的尾巴：苗青的文章对于结构性问题的思考已经有足够的启发意义，既然提不出更多新意，我也就不必再赘述；这里从“情感”入手，也以不那么理智严谨的方式，仅就一句话做了一些可能有些武断的阐发。给自己找补两点：一、“强弱”、“荣辱”的对举是否对应着陈独秀所认识的现代和前现代的差异，包括二者的关系演变都是一篇小文无法涵盖的思想史、社会史大问题。二、强与弱的辩证法：“清风拂山岗”或者只是一种困顿中聊以自慰的诗意，而“能够被击中”是一种稀缺的主动能力；此外，弱者从来不会彻底、永远失败。托尔金之辈对此的信心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或许并不明了，但也从不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