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被掩盖的“劳动者”——“网络零工”或“幽灵工人”

·隐性劳动与情感资本主义·

   被掩盖的“劳动者”

    “网络零工”或“幽灵工人”

  人工智能还是人工？

18世纪晚期，一台名为Mechanical Turk的全自动下棋机开启了欧美巡回之旅，在近84年的“职业生涯”中，它不仅赢得了大部分比赛，还曾和拿破仑与富兰克林对弈。但Turk却并不是什么“机械奇迹”，而是由优秀棋手躲在机器中进行操纵的产物。如今，亚马逊推出了同名按需零工平台Amazon Mechanical Turk(Mturk)，雇主发布名为“Human Intelligence Tasks (HITs)”的任务，零工们则紧盯屏幕随时“捕捉”，这些任务多为简单重复的工作，如识别图片或视频，参与调查，撰写产品说明等，每个任务的完成时间多为几秒钟，每小时平均薪酬约为2美元。虽然科技含量不可同日而语，但21世纪的Mturk与18世纪的Mturk却“殊途同归”，人工都藏在机器背后。

“两代”Turk

从肉眼可见的外壳到数字世界的算法，“人的痕迹”似乎成为了被清除的对象。在Mturk上“蹲守”任务的网络零工只不过是一个个编号，从任务的开始到结束，一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如果雇主被告知，这一切都是人工智能完成的，全程没有人力参与，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任何问题。用户每天向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站上传大量内容，而决定用户“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的“审查员”同样踪迹难寻，大部分用户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群体的存在。人工智能时代呼啸而来，但科技领域的许多方面仍然离不开大量人工，没有大工厂也没有小作坊，没有“栖身之处”的网络零工们从事着大量“一次性”工作，从一项任务到另一项，从一位雇主到另一位，从一个代码成为另一个，丧失了固定身份的他们变成了虚拟世界中“飘忽不定”的“幽灵”。

谁制造了机器中的幽灵？

用户似乎更倾向将互联网提供的便利视为“自动化的产物”，而人工痕迹会使“高科技”显得“不那么智能”。瞬间刷新的视频象征着智能高效，“落后”重复的人工审核被“刻意掩盖”；随意取阅的海量电子书意味着省时省力，耗时费力的人工扫描被“自动忽略”。而从事这些“看不见的工作”的劳动者多为缺乏福利保障，流动性极强的零工。

正如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 Lilly Irani 教授所强调的，“网络零工经济对科技的强调让我们将人视为电脑的一部分。在当下世界，有些人成为创造者（creators），而有些人沦为计算者（computers）”[1]。当前的机器缺乏共情能力，我们亦不会对机器共情，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网络零工的存在。

[1] Jeremias Prassl. Humans As a Service :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Work in the Gig Econom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6.

各大科技巨头似乎也不希望零工们“光明正大”地存在。互联网企业更倾向于关注“脑力工作者”，而非“体力工作者”。在记录短片《谷歌大门》（Workers Leaving the Googleplex)中，为谷歌电子书计划扫描纸质书的工人们不能和工程师们一同上下班，亦不能共享谷歌声名在外的丰厚福利，甚至不能被工程师们发现。谷歌“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这些“干一阵子”就会离开的零工们。在信息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对劳动的任何关注几乎都集中在发明者、创新者和系统建设者的高技能'知识工作'上”，而从事“低技能”工作的零工群体一边在壮大，一边被“隐藏”[2]。“藏起来”似乎意味着“不存在”，而任何人都无需为“不存在”的人负责任。

[2] Aad Blok. Uncovering Labour in Information Revolutions,1750-2000, eds. Aad Blok and Greg Down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5.

《谷歌大门》截图，图源官方油管

虽然经常被置于“看不到的角落”，零工经济（gig economy)依托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成为难以忽视的全球性现象。从积极层面出发，对零工个体而言，零工经济为他们带来了收入和不需要掌握技术也能在互联网时代生存下去的方法，如果站在更宏大的角度，网络零工们也带来了一个很多人希望看到的判断——机器终究无法完全取代人，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创意行业。但同时我们更应看到，网络零工们大多拿着微薄的工资，做着时有时无的工作，难以获得技能提升，时间自由约等于随时待命，独立自主意味着缺乏保障，每天和算法打交道，难以满足社交需求的同时也难以共同发声。

《工厂大门》剧照

《谷歌大门》(Workers Leaving the Googleplex) 显然致敬了卢米埃尔兄弟的短片《工厂大门》（Workers Leaving the Lumière Factory)，从走出19世纪的工厂到离开21世纪的科技园区，工人们面临的问题似乎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需要争取的权利亦是惊人地一致。

新问题？旧问题？

网络零工们的生存困境并非是随着互联网发展而生发出的新问题。纪录片《网络审查员》中有着这样一个对比，之前在堆满“洋垃圾”垃圾场工作的人，现在作为“第N层”外包员工，为同样来自大洋彼岸的大互联网公司审查“不合适的内容”。审查员们日夜倒班，用鼠标作出机械的动作，“ignore, delete, ignore……”如此循环往复，他们还需要承担审查内容引发精神损害的潜在风险，他们的报酬与工作量并不匹配，更没有应有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和在垃圾场辛勤劳动的上一辈非常相似。而在硅谷工作的同行们虽然拥有更高的学历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但合同只有1-2年，时间一到就必须走人，他们仍然难以获得足够的“安全感”。

《网络审查员》海报

带来“劳动安全感”的“七项劳工保障”（seven forms of labour-related security）[3]没有被当代网络零工们充分享有，加之被“隐藏”起来，争取权利变得更为困难。

[3] Guy Standing. "Denizens and the precariat." A Precariat Charter: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1–32.

劳动力市场保障（labour market security）需要充足的工作机会支撑，网络零工经济确实提供了更多工作，但大部分工作并不能满足雇佣保障（labour market security）的要求，“精心设计”的合同或根本不存在的合同无法保障网络零工们的权益，他们随时被雇佣，随时被解雇，巨大的流动性和可替代性也无法满足职位保障（job security)。少量且不稳定的收入难以符合收入保障（income security)的要求，缺乏健康保险和工作时间限制意味着缺乏工作保障（work security)。无论是用户还是平台，都很少按照“传统”提供技能培训和晋升机会，技能再生产保障（skill reproduction security)也就无从谈起，网络零工们只能在缺乏各种保障的情况下机械地工作，直到被替代。而互联网通讯的即时性，匿名性，全球性，以及实体工作场景的“缺席”都让各项保障离零工们越来越远。

但同时，网络零工经济也面临着一个新问题——谁是雇主？谁该为零工们负责？平台还是用户？平台认为自己只是提供了一个“场地”，而实际的雇佣关系是发生在用户和零工之间的，而用户则认为平台应承担更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网络零工更被“挤”向了“灰色地带”。改善网络零工的生存状态，需要采取的措施和“看得见的工人”非常相似，即给予他们充分的保障，而在这之前，他们需要从“灰色地带”走出，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注，他们需要“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