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丨姚建华：《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

序

郭镇之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荣休教授

姚建华副教授主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出版在即，他嘱我为此书作序。仔细阅读之后，我也觉得有一些话想说，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序言。

认识建华的时间并不久。大约是在2017年春天的时候，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举办了一次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会议。散会离去之前，我们在饭桌相遇。听到其他老师的介绍之后，建华露出了喜出望外的表情——他说，自己接触的第一篇传播政治经济学文章，就是我写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我是他走上这个研究方向的引路人。我听说建华的博士导师是与我有过几面之交的文森特·莫斯可教授，自然也感到亲切。后来，作为清华新闻传播学院学术期刊《全球传媒学刊》当时的主编，我曾约建华写一篇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综述，他很快便提供了“数字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现象与新理论”（刊登于《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3期上）。之前，建华还寄来了英文版的Digital Labour in the Media Industries（《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我也拜读了。2018年5月，我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讲座，返京时候，建华送我去机场，一路上，谈论许多圈内的故事，交流十分愉快。他提起正在编一本经典文献选读文本，我当即应允作序——没想到，这么快书稿就准备好了！

细读之下，深觉这是一本很有特点的文集。十二篇文章的作者大多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名家。建华在导言中对选本的“批判旨趣”（理论基础）、“人文关怀”（价值取向）和“社会行动”（实践品格）三方面总结得也很好。我对书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表述和数字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特别关注。感触最深的是，数字化新技术对劳动的遮蔽作用、全球化世界的技术集中化导向“自然”的不公平等等，都可以从传播政治经济的角度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印象最深刻的有好几篇，其中达拉斯·斯麦兹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盲点”是一篇。这篇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军人物挑起争论的重量级读本，无疑是本书的压舱石。斯麦兹试图以经济逻辑解释传播现象，而他面对并需要处理的又是“主观的精神实体”——看不见摸不着的“信息”、“意义”、“态度”、“操纵”等。从这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表象出发，斯麦兹提出了唯物主义实质的商品概念——“劳动（力）”（受众），并指出“受众商品”的三种异化：与工人们在工作岗位上生产的产品、消费者购买的商品以及民众为自身和后代繁衍所付出的劳动不同，这种商品和劳动是作为受众的他们在接受传播的过程中付出的在场和注意——是一种被买卖并产生价值的人力劳动，因而也是剩余价值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受众商品（买卖的对象）往往通过广告等中介来贩卖，绕了一个圈子；并以娱乐的包装掩盖劳动的实质（劳动在这里的定义是产生价值的工作）。受众在接受大众传媒提供的娱乐时，不知不觉地成为产生价值的劳动者，并被明码标价地（按照所谓的“千人成本”等量化方式）在传播市场上买卖！

斯麦兹揭示出来的这种传播政治经济秘密现在差不多已经成为常识了，经济学界甚至出现了“第一次售卖”（指信息商品的销售）、“第二次售卖”（指受众注意力销售）这样的细分方法，但在斯麦兹发现“受众商品”理论的20世纪50年代，它还属于匪夷所思的奇怪念头；在70年代斯麦兹写作本文的时候，它仍然是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一个盲点。但是，正如马克思关于价值/使用价值二重性、特别是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观点一样，斯麦兹将传播受众视为（既是消费者，同时也是）注意力经济中的劳动者的商品论点，最终都被历史证实了。透过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机制的迷雾，受众商品和“注意力经济”的盲点，就这样被揭示出来。这个理论是制造经济走向信息经济（在斯麦兹的时代，主要是广播电视亦即电子大众传播经济）的划时代发现；它为后来数字经济的理论航程点亮了指路明灯。

莫斯可对数字时代政治经济理论的研究延续了斯麦兹对掩盖式剥削的揭露和对不公平社会制度的批判。文集收入莫斯可的2篇文章，一篇“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趋势”，属于理论综述性质，其中论及的五大趋势，与他的名著《传播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数字劳工与下一代互联网”则是对数字互联时代新媒介的研究，可与本书文森特·曼泽罗尔对智能手机的研究（“移动的受众商品2.0：数字劳动与始终在线的媒介”）配合来看。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劳工，始终在线的移动媒介和隐匿不现的数字劳动“促成了传播的总体动员、认知与协作能力”，而这种新形式的财富创造能力“处于信息资本主义积累策略的核心”——说得真好！

赵月枝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传播学者，是国际知名的传播政治经济专家。她来自发展中国家，又身兼女性、少数族裔等多重身份，因而对全球跨文化的传播政治经济关系怀有特殊的敏感。近年来她穿梭于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从西到东，由北向南，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丰富的实践活动使她对全球权力转移的历史分析文章（“传播、危机与全球权力转移：多维历史性分析及去殖民化知识建构”）具有极为开阔的多维视野。也是女性学者的珍妮特·瓦斯科和莱斯利·斯蒂夫斯检视了女性主义批判与政治经济批判之间的理论差异和重叠；格雷厄姆·默多克研究了商品、礼物和公共物品中的道德经济，从相当广阔的视野对从古到今的许多现象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丹·席勒则从地缘政治经济的视角介绍了信息传播业的全球发展。

不过，我觉得，席勒的文章选用一篇讲话记录稿，从体例上说似有不足。作为“经典文献”，席勒有更知名的著作。他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包括“数字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应该都属于前卫性质。

关于印度的民族志个案研究（曼殊纳特·彭达库：“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一个印度村庄的转型”），应该说也很有价值。作为方法论的探索实例，有介绍给中国学者的必要。但读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本书上篇栏目名）的期待，是系统的方法论阐述，而非具体的个案。这一篇调查性的个案研究与大多数偏向思辨的理论和历史研究放在一起，便显得有点突兀。如果挑选几个代表性的案例，组成一个专栏，可能效果会更好。

建华在此书的后记中写下了他自己研读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过，包括心路历程。回顾自己接触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历，我也很有感触。政治经济学虽然作为我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思路，但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我只能算是一名业余者。记得是在1982年撰写关于上海民营广播电台的硕士论文时，初次接触到不知从何处经几手转来的类似受众商品的分析，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后来，在90年代初期，我曾经想要申请课题，研究“广播电视的商业性”。但那样的选题在当时的中国显然太“超前”了；而仅仅几年之后，已经“脱敏”的“资本”话语挟全球化之风呼啸而来，让人不禁惊讶于世事之变化莫测。

书中看到的许多名字让我感到亲切。2002年，我在北京广播学院曾经以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身份组织过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本来只是以全球化和国际传播为主题，但借助赵月枝、洪浚浩两位友人的学术网络请到的一批国际著名学者，许多人与传播政治经济理论有关，莫斯可、瓦斯科、丹·席勒都在受邀赴会之列。结果，那次会议开成了一次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盛会。

看到建华这几年取得的丰硕成果，我也很感慨。建华的勤奋及善于多方面汲取营养的品格，令人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他的成果得益于名师的调教，包括系统的理论训练，这对年轻学者是十分难得的机遇。好在，我国的师资队伍中，已经有大批海外归来、经受了严格学术训练的博士。本土博士的理论环境也在不断改善，大多数人有了海外交流的经历。中国的学术标准在一步步严格，学术水平也在一点点提高。从这一点看，现在的学生是有福的。至少，学生们有了更多经过懂行眼光仔细挑选的参考书，他们可以在广阔的学术海洋里遨游了。

本文转自公众号：当代文化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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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 徐力恒

责编 / 刘双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