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观念群变化的数位人文研究——以《新青年》为例（下）

金观涛，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

邱伟云，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梁颖谊，台湾政治大学统计学系博士候选人。

陈柏聿，台湾政治大学资讯科学系硕士。

沈锰坤，台湾政治大学资讯科学系教授。

刘青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

*本文出处为：金观涛、邱伟云、梁颖谊、陈柏聿、沈锰坤、刘青峰，<观念群变化的数位人文研究——以《新青年》为例>，收于项洁主编：《数位人文：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12月），页427-463. ISBN：978-986-350-198-5.

过去研究《新青年》报刊中，有关思潮转向问题的人文学者，皆会在长久浸淫阅读后，逐渐感知与掌握到一个思想转型的发展轨迹，即：有一由自由主义转向马列主义的趋势，这样的结论也为近代史学界所公认，因为这个结论，乃是奠基于人文学者日积月累的研究分析功夫之上所得之大论述。然而这样的大论述，往往因为缺少某种更为客观与宏观的证据去加以证明，所以总使得此种思想转型研究有难以掌握之感。所幸在数位人文技术发展下，我们已可透过资科统计技术，对具有540万字，发刊时间长达11年之久的《新青年》杂志进行宏观考察。透过对《新青年》十一卷资料结构的撷取，当可令我们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证据，用来验证前人对于五四青年思想转型之大论述的正确性。若果如此，则数位人文学的价值便能体现出来，对于人文学者走出过去总是苦无证据证明大论述分析的处境极有帮助。

(一）论述主轴的转移

首先我们先观察《新青年》十一卷各卷中，最大分支度的概念节点变化，是否有符合五四青年从自由主义转向马列主义发展的现象。图2为《新青年》十一卷最大节点（具有最高分支度之节点）发展趋势图。

图2《新青年》十一卷最大节点发展趋势图

从图2中可见，在第一卷（1915.9-1916.2)中，分支度最多的节点为“政治”， 这显示出在1915年之际，“政治”一词乃是一个基本概念，即无论任何论述主题皆与“政治”密切相关，这正呈现出《新青年》从创刊开始，就是以“政治”为主要办报宗旨，故各种议题皆与“政治”具有高度相关性。如《青年与国家之前途》指出：“吾侪国民，际此大难将临危亡立至之秋，其责任果安在耶？首须具有政治常识，次须具有合群之能力。”（高语罕，1916)由这可见，“政治”意识，乃是当时知识分子认为国民应具备，且应积极培植的重要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对前人的研究结果进行商榷，如前人曾指出，《新青年》应是要到第八卷之后，才开始由文学革命转向政治革命，这样的主张便有待调整（林立伟，1999 : 57)。从第一卷的最大节点为“政治”来看，我们认为，《新青年》杂志从一开始，就是在面对共和体制的腐败下，想进行政治革命；但在1915年之际，尚未找到一个能取代共和政府体制的道路，因而才先行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等候1920年之际，发现共产体制可以取代共和体制之后，才全力转向进行政治革命。因此从第一卷中最大节点为“政治”一词 的现象中，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新青年》办报初衷，实乃以“政治”为主要的核心命题。

在图二中，我们可见第二卷（1916.9-1917.2)的最大节点为“社会”一词，这显示出五四青年的论述中心，由1916年开始，有从“政治”转向“社会”的现象， 这现象代表的是知识分子，有借着“社会革命”完成“政治革命”的认识。正如陈独秀在1916年第一卷之际，就已指出从“政治”到“社会”、“道德”、“学术”的革命方向，其言：“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迄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 至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皙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陈独秀，1916b)从此可见，陈独秀已经意识到“政治”问题必然须从“社会”改革上着手，这样的理路，正可以第二卷中，“社会”一词取代“政治”一词，成为最大节点，变成论述主轴的现象来加以验证。

第三卷（1917.3-1917.8)中的最大节点，从“社会”一词变成了“中国”，这代表着当时论述主题，都围绕在“中国”，主要是将“中国”作为一个稻草人，知识分子开始批判过去中国传统中方方面面之恶，并且不断指明“中国”该如何进行改革；当然也有一批知识分子，站在护卫中国传统的立场上，不断引述“中国”。正因如此，“中国”在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讨论语境下成为了最大节点，各种概念皆与“中国”一词具有强相关关系。如“先生学贯中西。化音年之道德。似尤急于诋孔教也。前十年之人心。不如斯之恶劣。则孔教又何伤于中国哉。”（佩剑青年、陈独秀，1917)、“其思深信笃足以转移人心者。莫如俄国之托尔斯泰。德国之倭铿。信仰是等人物之精神及人格者。愚甚敬之。惟自身则不满其说。更不欲此时之中国人盛从其说也。”（俞颂华、陈独秀，1917)从这可见，论述主轴在第三卷中，从“社会”一词转向到“中国”一词，代表的是知识分子由外在的社会改革，转向到内在的中国之精神与性质之问题的讨论上。

据林立伟观察，《新青年》自第四卷（1918.1-1918.6)开始，翻译文字达到高峰，在翻译作品中文学类别达到89%左右，这正呈现出当时新文化运动之文学革命性。而为何在文学革命之中，“先生”会取代第三卷的“中国”成为最大节点呢？其关键在于第四卷中是以书信对话形式的文章，开启文学革命的讨论，这代表着近代文学革命是在思想层面上的对话讨论中完成的。如“中国文学之革新、酿酿己十余年。去冬胡适之先生草具其旨、揭于《新青年》而陈独秀先生和之。时会所演、从风者多矣。”（傅斯年，1918 )、“钱玄同先生说过，要做一篇关于应用文的文章，——他拟定的题目，已忘却了”（刘半农，1918)。而据林立伟观察，自第四卷开始，在翻译作品中已有从文言与半文言，完全转向以白话文翻译的趋势，因此自 1917年第四卷开始，即可视为是文学革命的开端。（林立伟，1999 : 58-60)“先生”一词成为第四卷的基本词汇，除喻示着当时知识分子，即使在论战时亦尊重对手，具有自由主义精神之外，也呈现出文学革命，乃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论争，而非武夫的血腥革命，故皆以“先生”互称，而“先生”一词的大量使用，也呈现出白话文学的轨迹。

到了第五卷（1918.7-1918.12)时，最大节点从“先生”变成“问题”，这表示“问题”成为当时各种论述都会使用到的词汇，其中代表着第五卷中的何种特殊现象呢？我们从史料中可以看见，当时大谈问题的关键点有二：其一，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故将所有的事情都视为一个“问题”去加以讨论与解决，如“凡讨论一问题，范围以内之材料，自当广搜博采，期于证明，此归纳法所不拒也。”（易乙玄，1918)其二，当时知识分子也受到社会学方法影响，主张要改良中国的政治、道德与社会，必须从解决各种“问题”入手，如“故研究社会问题、必须研究各个间之问题。各个所处之境遇、及各负连带之关系、因其所处之时间与地位不同、而产生之文化亦异。于是社会学家就时与地、除去各个之特性、而得一社会之通性。此即经济与道德之问题也。”（华林，1918)从上可见，实证主义与社会学视野，促使当时形成一种“问题化”的趋势，人人皆可平等且自由的对各种问题发表己见，讨论与解决存在于中国已久的各种问题，如贞操问题（胡适，1918b)、教育问题（蔡元培，1918)、政治问题（陈独秀，1918)、新文学问题（任鸿隽、胡适，1918)……等，这样的“问题化”现象，也呈现出当时崇尚自由主义的风尚，因为在自由主义语境中，人人方可平等地在《新青年》上，自由的发表个人见解，和平的讨论问题。

林立伟曾指出，《新青年》自第五卷开始翻译西方文学与政治著作，逐渐兴发，至第八卷达到高峰，其关键原因，是因为旧的伦理制度被伦理革命与文学革命所联手摧毁，因此必须引入新政治理论作为新的合法性理据。我们认为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下，自第六卷（1919.1-1919.11)开始，“社会”一词成为最大节点，一直延续到第九卷（1921.5-1922.7)，这正呈现出《新青年》，成功地以“社会”一词，贯串了新文化运动中，“文化社会”与马列主义中“经济社会”的革命路线。虽然第六卷到第九卷，皆以“社会”一词为最大节点，但仔细观察与“社会”共现的关键词丛，即可发现，各卷以“社会”为论述主轴的论述方向仍有所不同。如第六卷以“社会”作为论述主轴，是以“主义、中国、思想、先生、文学”等概念作为论述议题，因此第六卷仍是处于文化社会的改造论述中；但到了第七卷以“社会”为论述主轴时，虽然仍是以“生活、问题、中国、自己”作为论述议题，但却可见“劳动、工人、工作、人口、政府、组织”等关键词出现于概念网络图上，这些“转折型观念”的出现，正预示着第八卷向马列主义之经济社会革命论述的转向，因此从第八卷开始，可以看见“社会”论述主轴始终离不开“资本、阶级、工人”等议题。而自第八卷后，《新青年》就正式确立其马列主义立场直至终刊。

从上述各卷的最大节点变化观察中，我们可以明确指出，虽然前人定调《新青年》自第八卷后才真正成为共党机关报，但从语料结构中可见，实际上从第六卷开始，最大节点成为“社会”一词时，便可瞥见转向马列主义的迹象，而“社会”此一论述主轴，也正是架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由“文化社会革命论”朝向 “经济社会革命论”的最好 “转接观念”。从《新青年》十一卷的最大节点演变趋势图中，确实可以看到在第六卷之前，五四青年是以欧美自由主义精神自许，呈现出人人都可自由平等的争辩与讨论，借以解决中国之政治、文化与社会问题，进而改造中国的现象；而到了第六卷至第十一卷时期，虽然都同属于改造 “社会”论述，但其内涵是有所推移的，有一逐渐从文化社会转为经济社会之革命的现象，而马列主义也就在此之际，慢慢地取代了自由主义，拥有了新政治合法性的地位。从十一卷的最大节点改变，当可看出《新青年》舍弃自由主义转向马列主义的过程。【1】

(二）观念系统的转移

概念网络图所具备的人文意义，除可让人文研究者，透过最大节点的改变，指出思想转向的轨迹外，也可细致地透过各卷最大节点、强概念节点、弱概念节点的相关性位置变化，指出各卷观念系统的细部推移，从中探掘出思想观念转变时的细节。我们曾经指出，《新青年》十一卷是依照当时出刊时间顺序排列的自然卷，正好代表着中国旧知识分子向新知识分子的转化，从五四早期的自由主义杂志，朝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刊的转化过程（金观涛、刘青峰，2010 : 408)。在这转化之中，不同时期的观念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们发现在转折期中的有些观念，虽是具有高偏离值的关键词，但却不是强概念节点，这类型的观念由当时新知识分子提出，虽不是《新青年》各卷文本中思想的核心，但这些“转折型观念”，却承担着催生出下一卷观念系统转化的责任。以下我们就从十一卷概念网络图中，寻找自由主义与马列主 义的观念系统型态，以及两者之间的变化过程。

1.自由主义的观念系统形成与强化

《新青年》作为知识分子发声的管道，在1915年创刊伊始，就以西方自由主义为办报宗旨，自由主义思想是聚焦在哪些观念群、修辞结构、话语系统？我们可以透过概念网络图来进行细部观察。根据前一节最大节点的研究结果可知，《新青年》是自第六卷后，最大节点才开始转向“社会”一词，而从第八卷后，则有由“文化社会革命”转向“经济社会革命”的现象，则在第六卷之前，《新青年》杂志仍是处于欧美自由主义立场的。而《新青年》的自由主义立场，我们可从概念网络图中， 寻找到其论述结构与观念系统。

在第一卷（1915.9-1916.2)的概念网络图（图1)中，我们可以很快找到“自由”的位置，以及勾勒出与其具有强相关性的关键词，包含“主义”、“问题”、“政治”、“国民”、“精神”、“社会”等六个概念。这六个概念与“自由”一词间的强相关关系，可归纳为两个论述构面：其一，与“主义”、“精神”等连结，代表的是思想层面之“自由”论述，如将“自由”视为一种“主义”去信仰，或是以之对抗“军国主义”等（李亦民，1916 ;陈独秀，1915a)，或如《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自由”乃是个人主义之精神（陈独秀，1915b);其二，与“问题”、“政治”、“国民”、“社会”等连结，代表的则是现实层面之“自由”论述，如讨论现实世界中，国家与社会中的诸多不自由问题，像是讨论“征税”是否应视为是“自由”与否的象征（Edmund Burke，刘叔雅译，1916)，或是“国民”是否应具有“自由”权利的讨论（高一涵，1915);或是指出应该改造中国社会成为“自由”社会的主张（汪叔潜，1915)。由此可见，第一卷主要是从现实层面的议题上，藉由讨论而形成了以“自由”为核心的论述结构与观念系统。

《新青年》杂志顾名思义，是以“青年”为核心，该杂志认为救国主要行动者乃是“青年”，故特别看重，而我们在第一卷网络图中可看见其出现。过去研究者曾指称“青年”一词，乃是“自由”观念的象征承载物，因为“青年”具有“自由”精神，既然“青年”如此重要，应当要是强相关节点，为何其分支度较低？根据考察发现，因为“青年”一词在当时甫被陈独秀等人作为救国象征，故与其他概念相关性不高，因此在第一卷中，仅与“社会”、“世界”联系。从语料中可见，“青年”之重要性，是因为“青年”能够改造“社会”（陈独秀，1916b)与改造“世界”（易白沙，1916)，超越“国民”与“国家”此种关系，“青年”是直接面对“社会”与“世界”的。由此可见，“青年”并非在“国家”范围内被发现，而是在“社会”与“世界”中被发现，其身分与受到国族主义束缚的“国民”不同，其是面向“社会”与“世界”，具有自由主义与精神者，是得以改造“国家”之主人，因此“青年”一词在第一卷中，具备引领自由主义的意义。

而在网络图中，还可看见具有高偏离值，但并非强概念节点的两个关键词，分别为“萨棱”与“夫人”。这两个词的出现，是当时《新青年》为强调自由主义，因此译入西方小说的结果。从第一卷的文献分析中可知，“夫人”与“萨棱”二词，是 出现在由俄国屠格涅夫所著，陈嘏翻译的《春潮》小说中。该小说主要描述男主人公贵族青年萨棱，受到贵妇玛莉亚夫人肉体诱惑，萨棱怀抱着愧疚与恋人仙玛分开后，避世远游终结一生的故事。《春潮》之中所要表现的，是一种暴露人生真相的意图，此小说对于中国文学从理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极有帮助。小说中与革命叙事的关系，在于其中具有鲜明地以恋爱作为革命旗帜的色彩，并有以“爱”作为启蒙工具的意味，因此“萨棱”与“夫人”在第一卷中，实隐喻着一种企图从集体/理想，走向个人/写实自由精神的内涵。

在第二卷（1916.9-1917.2)的概念网络图中，我们同样以“自由”为观察焦点，找到与其强相关的概念节点为“问题”、“思想”、“社会”，如图3所示。

图3《新青年》第二卷概念网络图

从图3中可以看见“自由”观念系统已经弱化到仅与“问题、思想、社会”强相关，而“国民、政治”等概念皆已退去，这表示“自由”论述已经从“政治自由论”，明确地走向“社会自由论”，专注于社会层面上去进行自由主义革命。第二卷是主张“社会”中的“自由”，如《时局对于青年之教训》指出，“自由”呈现于“思想“、“世界”、“结社”之上（王涅，1916)。由此可见，诚然有从政治自由转到社会自由论的趋势，而且正如《袁世凯复活》一文中所示，当时有特别强调“思想”上“自由”的现象（陈独秀，1916a)，这也是自由主义成为一种思想信仰的佐证。

作为自由主义象征的“青年”，到了第二卷中，跃升为带有最高偏离值的重要关键词，其意义是“青年”已成为第二卷中最为强调的一个概念，这个现象即可视为自由主义观念的强化，因为“青年”正是自由主义精神的表征。“青年”在第二卷中的观念系统，也由“青年、社会、世界”转变为“青年、社会、中国”。上述观念系统的转变关键，在于当时有一主张，认为身为自由主义象征的青年，必须肩负起改造中国社会中不良思想的责任，如《新青年》一文中指出，改良社会正是新青年与旧青年的区隔关键（陈独秀，1916c)。正是在上述的论述结构下，“青年”自第二卷起直接与中国、社会具有强相关性。因此我们可以归结，“青年”一词从第一卷与“社会”、“世界”强相关，转移到第二卷与“中国”、“社会”强相关，这其中的转变意义是，第一卷透过“社会”与“世界”的重要性，重新确立“青年”之重要性后，第二卷开始“青年”便实际进行“中国”、“社会”之改造工程。

而在第二卷概念网络图中，另可见一重要概念的出现，即“文学”一词。 “文学”在这个时期，虽然具有较高频次，而出现于概念网络图上，但并未受到知识分子的强调（非高偏离值关键词），也并未与其他重要概念连结成任一观念系统（为无分支度的弱概念节点），因此“文学”概念，在第二卷中可视为一萌芽阶段，为第三卷“文学革命”论述的形成预作准备。在第二卷史料中，我们可以看见“文学”的论述，已有主张写实文学之说，并且提出“文学改良”之论，然而在第二卷中， 仍是仅就文学层面上进行改良，批评过去仅知押韵与神似为高的文学（胡适、陈独秀，1916)，主张精神与写实应胜过于形式（程师葛、记者，1916);且在当时还有主张化学工业更重于法政文学之说（刘叔雅，1916)，由此可知，在第二卷之际，“文学”尚未成为革命的场域。不过我们可以看见，陈独秀在第二卷最末，顺着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所提的“文学改良”主张（胡适，1917)，陈独秀更进一步地将文学扣合于政治革命论述，最终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混生提出带有政治革命色彩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1917)。而第二卷中“文学”一词虽然高频，但却非强概念节点的现象，正预示着第三卷中文学革命论述系统的登场。

在第三卷（1917.3-1917.8)的概念网络图中，可以看见“自由”不再是强概念节点（不具有分支度），如图4所示。

图4《新青年》第三卷概念网络图

第三卷的概念网络图中，“自由”已转为弱概念节点，表示第三卷论述结构中，已经很少论及“自由”。换言之，即知识分子不再以“自由”去表现自由主义精神， 这显示的是“自由”概念、精神、思想内涵，均已于第一、二卷时完成了定义工作，故第三卷中的“自由”，才会从主要论述结构与观念系统中退下。而从另一角度观察，作为自由主义象征物的“青年”，仍然与“社会”一词具有强相关性，这表示这时期的“青年”，仍然以面对与改造“社会”为主要任务，正如《青年之生死关头》一文指出，希望新青年能肩负起改造传统农工与生产之不自由社会的责任（次山，1917)，正是此种论述，致使“青年”仍与“社会”具有强相关性。

既然“自由”概念已经完成定义，自由主义不再直接用“自由”一词来进行论述，则自由主义会转而聚焦在哪个概念继续发挥呢？根据林立伟指出，知识分子在第三卷中，注重以自己的文章，表达反儒反孔，而不以翻译表达自己思想，这即呈现出文学革命，实乃自伦理革命所启（林立伟，1999 : 58-60)。据此可知，文学革命是第三卷之后，《新青年》知识分子发展的主要方向，我们可以透过观察“文学”概念，在概念网络图中所形成的观念系统，进一步考察知识分子，是如何透过 “文学”作为论述核心，进一步发挥自由主义的精神。从第三卷概念网络图中可见，“文学”一词仅与“先生”具有强相关性，这表示第三卷之际仍处于“文学革命”的酝酿期，故以“文学”为主轴的论述结构与观念系统尚未扩张。而从实际语料中可知，在第三卷之际，“文学”论述主要是在讨论白话与文言之改良问题，而这样的文学革命，是透过自由平等且互相尊重的讨论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才会出现“文学”与“先生”具有强相关性的现象，正如前文已指出，文学革命是透过知识分子在报刊上的自由论辩完成的，并非是以一言堂的方式去进行文学革命。（佩剑青年、陈独秀，1917 ;俞颂华、陈独秀，1917 ;常乃慝、陈独秀，1917)这种在公开杂志辩论文学革命的行动，在甫从钳制发言的帝制时代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看来，正是一种个人自由的最高展现，由此也可看出人人服膺于自由主义精神，尊重且肯定不同立场的主张。因此第三卷概念网络图中的一个重点，即是“文学”概念的出现，以及 透过自由发表意见与讨论所进行的文学革命，实乃彰显了自由主义之精神。

在第四卷（1918.M918.6)中的概念网络图中，我们可以看见“文学”一词与“青年、中国、先生、文字、思想、社会、小说”等概念具有强相关性，如图5所示。

图5《新青年》第四卷概念网络图

第四卷中，围绕着“文学”一词而扩张的论述系统，意味着“文学”概念从第 四卷开始，正式成为论述主轴。由此可证明《新青年》知识分子，从第四卷开始，便正式透过“文学革命”来宣扬自由主义精神，并以之作为政治革命的前导，因此可见“文学”一词处于庞大的论述结构中（林立伟，1999 : 57)。在第四卷中可以看见，“文学”的论述结构是将“文学”视为“思想”，因此“文学革命”就是“思想革命”（W.B. Trites，周作人译，1918)。而“文学”往内是“思想”，往外就是“文字”（傅斯年，1918)，在两者中介就是“小说”，故改良“文学”即是改良文学作品中的“思想”与“文字”，因此如《论小说及白话韵文》一文指出，“小说”乃是当时文学改良的一个重要媒介（胡适，1918a)。而文学与社会同时皆为群类精神之支流，故改良文学必须呼应社会需求，因此文学与社会乃密切相关（傅斯年，1918)。而改良文学必须以自由主义之精神，破除文学中的一切束缚，进而完成思想革命， 这正是文学革命论述背后自由主义精神的结穴所在。我们回顾“文学”一词从第二卷开始出现于概念网络图时，乃是以纯文学改良面貌出现，而到了第三卷，则是以文学革命论现身，在这两卷之间，都已经隐约透显出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而《新青年》中的第二卷与第三卷，正是让“文学”概念于第四卷中，可跃升为论述结构核心的发展温床。当我们考察第二、三、四卷中的“文学”一词，可以看见确实有从纯粹文学性的“文学改良”，到政治性的“文学革命”之发展历程。

第四卷中还可以看见“娜拉”与“夫人”二词，虽皆为高偏离值关键词，但却非强概念节点，如同第一卷的“萨棱”与“夫人”一样，都可视为“转折性观念”。在第四卷中的“娜拉”与“夫人”，同样是出自于《娜拉》剧本中，代表的是个人自由主义精神。如林立伟指出，《新青年》自第四卷开始，就以白话文学去支撑伦理革命，如第四卷中“易卜生专号”中《娜拉》剧本，呈现出家庭社会的黑暗腐败，并以此号召人们应当要响应家庭社会维新革命，挺立个人的自由主义精神（林立伟，1999 : 58-60)。由于《娜拉》乃是翻译剧本，故此关键词自然不会成为当时知识分子论述主轴而成为强概念节点，但《娜拉》却在具有讽喻家庭黑暗，与挺立自由主义精神的功能下，被引入《新青年》中，知识分子欲以之宣扬“娜拉”的女性自由精神，因此“娜拉”虽未成为庞大论述结构的核心，但却仍体现着自由主义精神的内涵，故“娜拉”一词作为“转折型观念”，所带出的是个人意识的独立与觉醒。

在第五卷（1918.7-1918.12)中，可以看见“文学”又回到较为简单的论述结构，仅与“中国”、“先生”具强相关，这表示文学革命论已经不再是第五卷的论述重点。而根据林立伟指出，第五卷翻译量从第四卷低谷后开始增多，一直到第八卷，因为旧的伦理制度被伦理革命与文学革命所联手摧毁后，需引入新政治理论作为新的合法性，因此第五卷开始翻译西方文学、政治著作，翻译比例逐渐兴发，至第八卷达到高峰（林立伟，1999 : 59)。从林立伟的研究中可见，自第五卷开始，文学革命已经结束，随之开启的是引入西方新政治理论的道路。在概念网络图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新概念的出现，即是 “自然”，如图6所示。

图6《新青年》第五卷概念网络图

从上图中可见，“自然”一词成为新出现的论述核心，与“先生、中国、问题、 思想、自己”等关键词具有强相关性，但“自然”一词并非齐夫定律高偏离值关键词，这意指着第五卷的“自然”论述，并非当时刻意强调的概念，但却是论述时不可或缺的概念。如当时讨论悲惨小说时指出，悲惨小说具备自然主义与科学精神，因此提出应以悲惨小说去对照中国旧小说来进行改革（周作人，1918);除此之外，胡适在《新文学问题之讨论》一文中，也有以“自然”写诗之主张（胡适，1918c)。由上可见，虽然第五卷开始，已经不再使用“文学”作为论述主轴，但仍旧有文学改良之讨论，只是不再从大的“文学”框架去谈，而是深入到小说与诗体，且更关注的是文学改良的精神，即“自然主义”。而这自然主义，即可某个程度视为自由主义在文学艺术上的代名词，故第五卷中以 “自然”概念所带领出的一套新论述结构，亦可视为自由主义的显现。

总结前五卷自由主义观念系统的转变轨迹，具有从政治自由、社会自由、思想 自由到文体自由的转变过程。而这些转变轨迹，呈现出的正是《新青年》知识分子在思考自由主义精神时的进程与发展，从政治到文学、从国家到社会、从社会到个人，归结其发展，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在当时进行了一个从外到内的深层自由主义革命。而我们透过《新青年》前五卷的论述结构分析，即可宏观的掌握《新青年》 自由主义观念系统的样态与其变化过程。

2.马列主义观念系统的转向与确立

《新青年》自第八卷转成为共产党党报后，观念系统即与之前开始有了不同。不过《新青年》转向马列主义并非骤然发生，而是自第六卷开始即逐渐转变。这线索我们可从第六卷至第八卷的最高偏离值与最大节点，皆同为“社会”一词的现象中探知，我们发现知识分子们，能从自由主义推移到马列主义的合辙关键，即在于“社会”概念的巧妙运用。这两者之间如何架接之过程？我们可从第六、七、八卷 中，以“社会”为论述核心之观念系统的变化中来进行考察。

在第六卷（1919.1-1919.11)的概念网络图中，可以看见“社会”概念是与 “自由、思想、主义、问题、个人、自己、自然、人类、世界、中国”具有强相关性，如图7所示。

图7《新青年》第六卷概念网络图

第六卷中以“社会”为主的论述，主要仍是以文学革命改造社会，以及贴近社会现实才是近代文学的言论为主。当时主张在绘画上进行改良，力主推翻社会的盲目崇拜才能输入写实主义（吕澄、陈独秀，1919);在戏曲上也有改良意见，主张以含有人道情感的戏曲对社会进行革新，传播自由思想（E. Goldman，震瀛译，1919);而文学上的改良主张，则是力推关注社会生活的写实文学，这样的写实文学便是与从前旧文学有别的近代文学。在近代文学的论述上，除指出应关注社会的写实外，同时还需面向世界，而非个人的孤独感想，应关注世界人类共同的现实问题，而不是某国的事实（知非，1919) 。由上可见，第六卷虽是以“社会”为主轴去论述文学改良，但文学改良的意见中已隐含着走向马列主义的线索，例如：对人道情感的看重，或指出文学改良应是朝向社会现实与世界人类，而非个人情感与个别国家等，这些都是能架接马列主义的桥梁。而我们也曾指出，《新青年》会开始趋向马列主义，与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失望、中国学习西方共和政治的失败，以及对以学生运动改造中国的期望有所关系（金观涛、刘青峰，2010: 418)。从第六卷中，以反对过去传统框架作为文学改良诉求，而主张以人道、写实、面向世界去改造社会的言论看起来，虽未直接逆反个人自由主义，但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自由主义（金观涛、刘青峰，2010: 419)，这一考察在第六卷概念网络图中可以得到证实。

除了上述在文学革命尾声中，可以看见与马列主义架接的线索外，实质上第六卷中已有与马列主义相关的社会论述出现，如日本新村运动中所效法的大同社会， 即具有提倡劳动协力生活的马列主义色彩（周作人，1919)。【2】而在第六卷中，更实际出现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辩，如已有主张极端自由主义会使人不担负义务，当时人们认为社会越文明则个人义务应当增加，因此就渐有反对不具义务思想的自由主义之倾向产生（蓝志先，1919)。由上可略见在第六卷中，自由主义已开始与马列主义产生交相论辩的过程，因此第六卷的“社会”论述中，确实具有一从自 由主义朝向马列主义发展的过渡现象。

而在第六卷中还有个重要概念的出现，即“经济”概念。“经济”如同“文学” 在第二卷中的位置，在第六卷中，“经济”概念虽具有较高词频而出现于概念网络图上，但并未受到知识分子的强调（非高偏离值关键词），也并未与其他重要概念连结成任一观念系统（为无分支度的弱概念节点），因此“经济”概念在第六卷中的使用，可视为处于萌芽阶段，为第七卷 “经济”论述的形成预作准备。而在第六卷中的“经济”论述，主要是作为民生主义的一个实践场域（李大钊，1919a);除此之外，还有人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结合，认为两者关系密切（高一涵，1919)。但在这时期，“经济”问题并非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时人认为要先改革家庭制度后才能发达经济，因此第六卷仍然是以家庭伦理革命为主要论述核心（夏道漳，1919) 。基本上第六卷中的“经济”概念，仍处于酝酿期中，故在此卷中有诸多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翻译文章，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一文，仔细区辨了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经济思想之不同（河上肇、李大钊译，1919 ;李大钊，1919b)。正是因为在第六卷中，“经济”概念仍处于概念介绍与形成阶段，故“经济”一词在第六卷中虽然高频使用，但并非被强调的高偏离值关键词，以及具有多点概念连结的强概念节点，原因即在于此。

到了第七卷（1919.12-1920.5)中，“社会”一词与“制度、经济、自然、问题、中国、自己、生活、自由、主义、个人”等概念具强相关性，如图8所示。

图8《新青年》第七卷概念网络图

在第七卷中，以“社会”为核心，而与“制度、经济、生活”等概念具强相关性的关联结构，是第六卷所无，这样的“社会”论述结构转变，代表着《新青年》更朝向马列主义靠近的思想轨迹。在第七卷中“社会”论述有哲学化与科学化倾向，当“社会”与哲学联系成社会哲学之际，回头观察社会生活就具有重要性（杜威讲、高一涵记，1919);而当“社会”与科学联系形成社会科学时，经济学便成为社会论述之重要一环，这是在第六卷中指出经济问题即政治与社会问题之论述的推演（杜威讲、高一涵记，1919)。而在经济与社会开始连结上之际，便出现了打破阻 碍经济之旧观念以求社会进化的主张，这与第六卷中主张改革家庭制度才能改变经济的论述结构不同。如在《本志宣言》一文中，经济已成为直接被改革的对象（陈独秀，1919b);甚至在第七卷中，出现如《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主张直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才是解决政治问题之基础，就此而言，经济生活即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陈独秀，1919b)。这样的主张与马列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略为相似，以经济决定一切思想；又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即认为新经济势力会造成新思想，进而形成新社会（李大钊，1920)。上述这样看重社会经济的主张，即是从第八卷开始，《新青年》转向马列主义（或称中国式革命观）的重要桥梁与线索（金观涛、刘青峰，2010 : 419)。

诚如大家所知，第八卷后《新青年》正式成为共党机关报，因此开始大量翻译马列主义的政治著作借以宣传马列思想。如林立伟指出，第八卷政治译作主要是 “俄罗斯研究”系列作品与社会主义文章，不同于早期的欧美自由主义著作。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新青年》转向马列主义，而《新青年》就成为了共产党机关刊物（林立伟，1999 : 60)。这样的论述，我们可从第八卷之后的概念网络图中，尝试进一步勾勒马列主义观念系统结构，以及其细部转移轨迹来加以验证。

在第八卷（1920.9-1921.4)中 “社会”作为最高偏离值关键词，且为拥有最大分支度的最大节点，可以说是第八卷概念群中最核心的基本概念，其与“工人、革命、资本、教育、国家、组织、俄国、政府、劳动、政治、阶级、制度、问题、经济、主义、自己、生活、自由”等十八个概念都有强相关性，如图9所示。

图9《新青年》第八卷概念网络图

“社会”在第八卷中与十八个概念具有强相关性，意谓着“社会”为当时最为重要的概念，这即代表着“社会”成为当时方方面面都必然要论及的概念。从十八个强相关性概念中可见，全数都是指向马列主义的概念，如“工人、革命、资本、教育、国家、组织、俄国、政府、劳动、政治、阶级”等概念，都是到了第八卷才与“社会”具强相关性，而这些都代表着自第八卷后，“社会”论述确实真正彻底成为马列主义中的社会概念。如第八卷中的“社会”论述，有以教育作为社会进化的主张，而在马列主义观念系统下，教育又以教育工人最为重要，因为工人受教育是能有效促进社会进化的方法（知耻，1920);而最为直接指明第八卷中的“社会”概念，乃是马列主义底下之社会概念的线索，可用当时有人提出最大的社会问题即是资本与劳动阶级的并立，故要解决社会问题，即是解决阶级问题的主张为代表（记者，1920)。这里显见社会革命即等于无产阶级革命，而第八卷后“资本”与 “阶级”这两个概念具有高偏离值，这是第八卷前所无，正显示出《新青年》转成党报后，该刊所强调的主要议题，聚焦在“资本”与“阶级”这两个代表共党意识型态的观念上，并以之进行“社会论述”。

而第九卷（1921.5-1922.7)中“社会”一词，仍是高偏离值关键词且为最大节点，分别与“组织、中国、劳动、政府、制度、革命、阶级、资本、政治、经济、 自己、自由”等十二个概念具强相关性；第十卷（1923.6-1924.12)中的“社会” 一词，也仍为高偏离值与强概念节点关键词，并与“问题、运动、革命、政治、无产、世界、组织、国家、主义、阶级、经济、资产”等概念具强相关性；而第十一卷（1925.4-1926.7)中的“社会”一词，虽仍为高偏离值关键词，但却已成弱概念节点，并无与其他概念具有强相关性，这意谓着马列主义不再以社会为主要论述对象，因为到第十一卷时，《新青年》知识分子已从面向社会转为面向世界发展，因此在第十一卷中可以看见“帝国”与“国际”这两个概念具高偏离值，且成为当时强调的两个重要观念。

综上，从第八卷前后的观念群变化可见，在1920年《新青年》转为党报后，观念群全成为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观念系统。藉由上述观念群的变化，确实可使人文研究者，明确客观地掌握《新青年》转向党报后，观念系统为之改变的语言证据。

首先，过去人文学者在进行思想史研究时，时常苦于没有一套较为客观地方法去进行验证，故被认为不科学，如今数位人文技术的出现，已可使过去无法观察的思想变化，能透过概念节点网络图去加以测量与掌握，而本文正是透过《新青年》十一卷文本的概念网络图，擘画出网络图中概念节点结构的改变，进而勾勒出思想主题的变化轨迹，并指出在《新青年》报刊中，确实有由自由主义转向马列主义的发展过程。透过数位人文技术的辅助，明确且客观地证实此发展轨迹，这是本文在人文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其次，在数位人文方法上，本文亦具有特殊发现，即我们提出齐夫定律高偏离值关键词，与概念网络关键词方法，两种方法皆具有特色而不可被相互取代。在齐夫定律高偏离值关键词部分，齐夫定律高偏离值关键词的特点，在于可呈现关键词使用的突变性，例如“青年”一词在第二卷中呈现高偏离值，即代表第二卷特别强调“青年”概念，这是从概念网络图中无法看出的部分，而这即是齐夫定律高偏离值关键词的特色与不可取代性；至于概念网络关键词部分，其特点是必为高频且必然是具有论述/观念联结上重要性的关键词，此方法可以呈现概念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概念的相关性考察，正是概念网络关键词的擅场所在，这也是齐夫定律高偏离值关键词所不能观察到的特殊观察视野。

再次，本文之研究在数位人文研究视野上具有两点推进作用：其一，在数位人文研究工具部分，我们发展出一套可寻找各文本中概念最大节点、强概念节点、弱概念节点，且可观察最大节点的变化总趋势与强概念节点所形成之观念系统的工具，可补强以往仅以高词频作为唯一关键词的研究中，总为人所诟病“词频”并不能代表重要性的缺憾；其二，在人文学发展部分，我们可藉由概念网络的变化，令人文研究者明确地掌握文本观念系统（或说编辑理念）改变的语言证据。综此我们认为，本文之研究当能对人文学界中研究文本思想变化的学者有所帮助。

最后，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质疑：虽然这项研究使用了数位技术去处理《新青年》的大量语料，但同时又依靠研究者的人工介入，来进行词汇与概念网络系统的筛选过滤，如此，是否还能称此研究比未经使用数位方法的文本分析方法更为客观呢？答案是肯定的。如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Pat-tree数位撷词技术，结合Zipf-Mandelbmt模型计算，将具有最大偏离值的词定为关键词，并与利用概念节点网络方法，所发现的高频重要关键词之间的互相连结状态进行对照，最后揭示出文本中复杂的意义结构及其演化方向；其中，人工介入筛选关键词，是以数位方法给定的“准词汇”为范围的，这样，相较于过去全然由研究者主观确定关键词，并以此做为分析基础，当已更具备可重复性、可验证性与客观性，也更少带有确认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令人欣慰的是，本研究采用了以上的数位人文方法，诠释《新青年》杂志由自由主义转向马列主义的思想演化轨迹，完全符合一百年来对《新青年》人文研究的共识。这恰好说明，数位人文方法在人文研究领域大有可为。需再次强调，数位人文研究是以人文研究为中心的，问题的提出和诠释都离不开人文研究者，数位方法为人文研究者提供了处理大数据的分析工具，探索如何更好地使用这一工具、揭示其潜能，则有待于人文学者与数位资讯、统计学者的共同合作与努力。

本文研究中的《新青年》资料，取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 1930)”（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开发，刘青峰主编）。由台湾政治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及文学史专业资料库（1830-1930)”计画办公室提供检索服务。本文曾发表于 “2014第五届数位典藏与数位人文国际研讨会”，蒙二位会议审查委员细心指正，尔后又蒙三位专书审查委员提供宝贵修改意见。谨此一并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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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新青年》各卷概念网络图分支度表

主编 / 陈静

责编 / 顾佳蕙

美编 / 傅春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