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读为快 | “数字－人文”简明指南 ——《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

第五章  “数字－人文”简明指南

常见问题解答3 机构和实际操作

数字人文项目如何将课堂与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相联系？

大多数高等院校为研究和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是这些资源在完成支持核心研究、教学和培训任务之外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当代数字人文则通过将课堂拓展至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的各种资源库来深入挖掘可用资源，将这些机构定位为与学习伙伴一起进行动手实践研究的核心培训场所。

正如在自然科学实验室中一样，加入数字人文项目的学生可以在上述被扩展的课堂中接受专业信息管理者、档案学家、研究员的指导，与学习伙伴一起通过动手实践来学习。传统的人文学培训模式将技能培养和学科专业知识学习视为逐步参与原创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数字人文工作的不同之处是加速了这种学徒式学习的进程，从一开始就让学生进入各个研究社群。

数字人文项目怎样牵动大学间的合作？

许多数字人文项目的研究规模较大、外延较宽，加上它们与实体信息资源和IT基础设施建设有着紧密联系，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们是大学之间开展合作的理想平台。多个大学合作伙伴可以根据各自的优势承担项目的各项任务，科学合理地分配工作量，共享研究成果所带来的收获，并建立跨机构的合作桥梁。

这样做的优势是共同分担成本并提高获得外部资助的可能性。其实，优势不仅仅是实际操作层面上的，因为这种合作支持了“大人文”的研究模式，其研究结果可能引起广泛跨学科的、非专业的受众的兴趣。通过纳入多个机构，这样的项目协助了一种共同身份的创造，建立了一种成为更广阔研究社群的一员的归属感。它们也有助于缓解人文学学生常见的对人文知识和研究实际应用价值的忧虑。

数字人文项目如何纳入学术界之外的专家？

虽然许多数字人文项目的开发完全由某所大学或学院独立完成，但是有些项目的完成需要依靠学术圈之外或者学术圈内弱势的、边缘性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在一个设计合理的数字人文项目中完美实现院校内外专业知识的结合，往往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实现方式包括与收藏家社群、历史协会共同合作，以及对档案文献的处理、转录和注释工作进行众包等。

这些合作关系不仅能拓展人文研究的边界、提升研究品质，而且能帮助社会将消极的学术消费公民变成一批新的公民学者。

校外合作伙伴如何在数字人文项目的设计开发、支持和维系中发挥作用？

推广公共知识是数字人文学的核心价值之一。与各种专业社群、历史协会、非正式教育学习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企业、其他公共机构等大学校外伙伴的合作可以拓展人文研究在当代社会的影响范围与影响力。最成功的合作关系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合作研究成果能够处理各方共有的关键性问题，并且，这些成果在保证最高标准的学术严谨性的基础上，还能以合作伙伴各自圈内惯用的“语言”加以多种方式的表达，通过展览、表演、图书、网络出版物等形式实现在多个媒体平台上的有效传播利用。

建立合作关系还可以拓展项目所有参与者整体能力的深度和多样性，扩大项目的潜在受众与影响力，帮助巩固长期或短期的财政上的可持续性（这一点和大学校际间合作的优势类似）。

教育机构如何支持数字人文研究？

数字人文研究项目要求学术部门和机构单位之间的界限不能过于固定。这些项目常常是基于团队的，同时也呈现出采用理论知识和应用知识相融合，打破传统上相互独立的“研究”“教学”和“服务”三个领域间界限的工作模式。因此，设计工具、信息系统、多媒体制作、IT工作及基于信息资源库的研究等要素不再是简单的项目“支撑”，而是项目设计和实施不可或缺的突出要素。

各机构除了营造“打破边界、支持创新”的文化氛围，还必须积极接纳作为新人文学普遍特征之一的合作型教学（co-teaching），而不应将它视为减少工作量的机会。共同创造（co-creation）的成果也必须作为教师和学生的智力劳动得到承认，与传统形式的成果输出相辅相成。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的特殊馆藏的获取利用限制在逐步减少，这一现象为创立具有扩展性的、可以动手实践的课堂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支持了将扩大利用视为“保存”的开放获取利用模型，反对施加利用限制和控制。

高等院校处理法律事务的机构应该注意的是，不能因为不愿调解可能出现的风险而过于狭窄地解读版权法限制。对“合理利用”（fair use）的理解应该尽可能宽松，才能防止对数字人文研究施加束缚。学院的、大学的馆藏资源需要尽可能地与研究群体共享。

最终，高等院校需要在人文学中推动并培养一种不过分规避风险的文化。就像在自然科学中一样，在开展创新性、推测性的研究时，在这种文化下“失败”应当看作一种建设性成果。为了推进以创新为核心价值的研究群体的发展，有效区分具有建设性的失败和低水平的研究非常关键。

如何依托组织机构为数字人文项目提供最好的支持？

与依托单一部门、学院或机构的其他内部单位相比，横跨若干上述机构的数字人文项目通常更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即使是吸纳和支持个体学者研究的人文学研究所也未必是开展研究的理想机构（尽管这样的研究所已经有很多都成功改进了它们的政策、资助模式和基础设施以更好地支持合作性的数字人文工作）。

更典型的情况是，数字人文在独立的、自主的实验室或研究中心发展得非常迅速。这些机构拥有由学者（不仅限于人文学者）、工作人员、集展人和学生组成的社群；探索创新性学术模型的共同的浓厚兴趣将他们聚集在了一起。我们可以将他们所处的工作环境设想成是把创造、思考和娱乐融合在一起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将计算机设备、数字音像与影视生产设备以及会议和展览空间相结合的环境。

机构如何评估数字人文项目的投资规模和研究预期？

项目的规模可大可小，非常灵活。一个大型项目未必非要由大型机构承担，小型项目也未必限于小型机构开展。同理，个体学者未尝不能参与多个院校间的大型合作项目。

所以，我们认为一个项目的成功无定式可循。数字人文项目最终的规模与形式必须基于深思熟虑的项目设计，这一过程需要将研究问题、研究目标和预期成果与可用的后勤、人力与财政资源结合起来认真考虑。正如基于实验室研究的自然科学一样，这种设计最后是守成与开拓之间的平衡。

学术同行和学术带头人如何评估数字人文项目？

评估数字人文项目的质量与影响的指标体系，应该是传统人文学评估方法与新要素的结合体。虽然同行评审依然是评估的基础，但“同行”现在不仅应包括数字人文学术群体的领军人物，也应包括在基层开展相关实践的人员。为了进一步推动以创新和实验为驱动力的数字人文研究模式的形成与巩固，我们需要培养一个更勇于承担风险的文化氛围。

除了传统的同行评审标准之外，一些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被长期运用的其他评估工具也可能适用于人文领域，如引用次数、基金申请成功率、公众影响力等。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各个领域的规模大小不同，运用定量评估工具时需要非常谨慎，不然它们可能会提供非常粗糙且具有潜在误导性的评估结果。学术的原创性及严谨性依然应当是数字人文工作的本质核心。

基于印刷文化的传统“学术生产力”衡量指标体系已经受到了“印刷+”与数字出版潮流的冲击。因此，对“学术生产力”的预期需要结合如下事实：人们的知识贡献可以跨越多种媒体、多种形式和多种规模。换言之，将学术作品“具象化”的载体与技术应该与作品内容同等重要。这意味着学术作品不仅是它所传达的思想内容，而且是它的“一切”：为它的呈现与发表而设计的环境、前端用户界面与数据结构、后端数据库以及实现多种用户交互方式的程序代码。所有这些要素在学术作品的质量与严谨性评估中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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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美］安妮·伯迪克（Anne Burdick）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