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读为快 | 风起云涌 ——《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

第四章  风起云涌

人文学的工作将依赖于新的评估模式与教育培训模式，也会依托于人们对学者、公民和业余爱好者的知识贡献的价值评价。

公民学者和大人文项目的兴起会将学术界和社会联系起来，但同时也会加深关于公共人文项目应承担何种社会角色的争议。

尽管大学在很久以前就建立了评估源于印刷时代的人文科研、教学和行政管理的标准规范，但数字人文的学术带头人面临的是新境况。目前的事实是：大多数的数字项目都是基于团队完成的；许多项目需要依托于基金资助（和理工科研究一样）项目需要涉及众多的校外合作；项目内部的研究成分、教学成分和服务成分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项目往往具有迭代性并可能需要延长研究时间。上述数字项目的每一个本质特征都会带来一些额外的社会方面和学科方面的复杂性。在这些复杂性的基础上，我们还得加上对与传统形式的论证不完全相同的智力输出成果进行评估的客观需求。应该由谁来评估这些成果？哪些是同行群体？专业评审群体又该由谁组成？专业评审中应如何纳入对设计创新性和技术创新性的考虑？谁能够对数字人文学者进行资格认证？数字人文是一个专业还是仅仅是一套附属的能力？

伴随着这些与数字人文作为一个“专业”相关的严肃问题，纳入非大学合作伙伴以及拓展社会影响也会带来其他问题。开展大型合作项目意味着项目负责人的控制力会减弱，而他们还不得不承受迎合“他人”以争取持续合作的压力。如果一个项目负责人在与当地靠自发的热情运营的历史协会进行合作时还采用极为严格的评判标准，来自历史协会的支持肯定会减弱。反之，如果项目负责人更加灵活，历史协会作为合作伙伴会满意，但是该项目可能会被专业的历史学家视为“为扩大社会支持和影响”开展的项目而被轻视。在此背景下，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应该在何种程度上被视为衡量成功的标准？

数字人文机构化和制度化的一面在未来会面临诸多挑战。除了争取紧张的资源之外，数字人文还有一个迫切的需要：建立一套能够确切描述数字项目的语言，以及一套能够对原生数字项目和平台的动画、导航、信息构建及其他要素进行评估的通用（且富有弹性的）标准。

对历史材料进行分层保护的理念和手段将会取代19世纪以来无差别保护的意识和方法论。

对于人文工作的前沿拓展，消除和遗忘将会变得同保存和铭记一样重要。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集中化收集、处理和保护的种种实践确保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复原与史料获取利用的成功实现。然而，这些实践也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困境：收集到的材料的广度和深度急剧扩展、需要收集和保存的潜在对象持续增多、当代档案资源中普遍存在大量冗余等现象，创造出远远超出社会记忆机构处理能力的资源总量，造成这些机构永远都有处理不完的材料在积压。

解决此问题包含两方面的要素。首先，我们必须开发出敏捷的保存、保护和处理模型，将研究者、档案学者、图书馆员、其他信息资源管理者以及公众联合起来。这些模型必须将“简单粗暴”的自动化处理设置为默认规则，且仅对选定的个别资源进行完整全面的处理和保管。为了让资源能够更加迅速地被用户群体利用，我们需要充分运用元数据的自动生成、用户标记、众包等技术手段。总之，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档案库——而不是以文档或对象为中心的档案库——必须成为准则。档案库作为封闭保护基地的时代已经过去。

其次，我们需要认识到总体保护与保存已不再可能，尽管它从未实现过。从建立初始，社会记忆机构就在对历史记录积极地进行筛选和过滤，而这些操作主要都是封闭进行的。在数字时代，这一选择的过程正趋于民主化，数字人文学者被要求在历史记录的存档和保管工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就保存策略做出决策，并对文化遗忘与丢失在社会中起到的影响进行批判性反思。

数字档案极其脆弱，只能依靠冗余和备份手段来缓解这种脆弱。数据衰变会出现；每一次传输都是一次转变；没有一个案卷是从不发生变化的。认识到文化记忆的任务并不是保留全部而是选择性保存，并且意识到保留下来的东西和未被保留的东西对于我们的身份塑造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一直是人文主义学术的根本原则，也是强调所有知识都有情境性的原则。面对历史文化资源建设的核心任务，这些原则将会受到挑战。历史文化资料消除的研究，历史文化资源的建设、保管、解读、注释，以及历史语料库的研究都会在未来的数字人文中扮演核心角色。

一种新型的数字人文学者正在崭露头角：他们既接受了某个人文学分支领域的纵深性专业培训，又具备来自设计、计算机科学、媒体工作、信息保管和图书馆学等方面的综合技能。

在研究生教育中，“折线型”培养模型将取代“直线型”培养模型。

学者将不再按照学科分成不同的社群，而是依据实践领域重新组成新社群。

综合知识模型（即便是存在于特定学科内部）必将瓦解。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人文学研究生教育所采用的各种综合式培训模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自然科学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各学科的分支学科爆炸式增长，另一方面是由于各种新的跨学科领域兴起。这种现象导致，即便在一个单个学科内，开展真正的综合教育培训也只能局限于纸上谈兵。实践中，博士生往往先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度专门化领域的专家，然后再将自己的领域与其上级学科内或其他学科内的微观领域进行结合，并常常用所谓的“理论”作为自己参与整个人文学或者社会中更广泛的探讨的“桥梁”。

数字人文突飞猛进的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在当前的博士生教育中仍被采用的“直线型”教育模型已经逐渐被“折线型”模型所取代。“折线型”教育意味着培养学生在应用研究与纯理论研究、实践创作与思考、将工作经历作为研究和将研究经历作为工作等构面之间来回穿梭。学科“外部”的技能（如来自设计、计算机科学、媒体应用、信息保管、图书馆学等领域的技能）在任何一个人文学专业中的重要性都在不断增加，与学科内的核心培训逐步变得平起平坐，而且这些“外部”技能与核心培训以一种务实（尽管往往是专门适用于本领域而没有考虑更广的拓展应用）的方式进行结合。其结果是，新一代人文学者的专业技能具有更显著的多元丰富性，面对就业市场的要求也具有更强的灵活适应性。他们不再仅仅具备做学术科研工作的能力，而是在理论知识和具体实践两方面都得心应手，同时也能在各个社会记忆机构、产业和学界之间更加灵活地流动。数字人文改变了我们对“学者”这一概念的认识：学者不再仅仅是坐在迷宫般的办公楼里获得了终身职位的智者，而是涵盖了更广泛的人群，包括研究培训者、社群档案管理者、文化资源的保管者、参与人文项目的设计者、专门从事跨学科工具开发的程序员等。我们对“开展学术”的内涵在认识上的拓展，常常伴随着对大学教师终身职位的削减以及更多兼职教师和不稳定人员被吸纳进学术领域，而这带有一定的风险。如同在其他学科中一样，最好或最坏的意图都可能顶着“数字人文”的名号。因此，愿意被称为数字人文学者的人需要在看到机遇的同时，警惕它可能带来的风险。

数字人文的研究文化会变得更具有“创业”性，就像是设计领域和当代理工科的某些领域一样。职业发展将会以回答各种问题为中心，如：“最有意思的机会在哪里？”“资源最丰富的档案资源库在哪里？”“什么样的项目能够得到资助？”“哪一个实验室正在做最令人兴奋的研究？”数字人文学者的身份认同将会更多地源于共同开展实践的社群（在此社群内使用的工具和方法是最重要的，具体研究对象是次要的），而不是根植于某一个学科或者专门领域。

设计将成为知识定义和知识生产的新基础。

设计方法将会影响人文实践的各个方面，就像是修辞曾经既是人文学的基本写作技巧，又是维系人文学各分支之间紧密联系的黏合剂。

在当代，好口才、影响力和说服力的形成，需要将传统的语言表达、论证技巧与对多媒体的熟练应用结合起来，并且需要融入对设计原理的理解。

当运转良好的印刷文化发现自身变得难以应对数字时代灵活多变的混合媒体时，我们无法再理所当然地判定知识的形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知识生产与知识设计紧密交织，以至于数字人文学者发现自己需要与设计人员不断合作，甚至承担设计者的角色。

设计的含义是塑造知识并赋予其形态。设计这一领域本身就包含了论证的结构。我们已经讨论了“设计”这个含义丰富的“伞概念”包括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项目设计、数据库构建设计、元数据方案设计、图形与文字设计、用户界面设计、数据可视化设计、信息构建设计、互动性设计以及在多种媒体中对不同的叙事结构和议论结构的设计。

数字人文学者不可能精通上述所有工作，但每一个数字人文学者都必须熟悉上述工作。原因很简单——任何规模的数字项目从设计开发到实施的各个阶段，都需要由团队而不是个人完成。理解一个项目中的技术组件如何配合，与掌握具体的技术同样重要。

设计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意味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新挑战主要在于灵活的设计需要专门技能，但这些技能并不在传统人文学者的基础知识范围之内。许多早期的数字人文实验项目都遭遇了业余设计带来的困扰，这成为其过早夭折的原因之一。未来的学术项目如果不追求最高的设计标准，很难造成公众影响或获得持久的效果。这也正是我们专注于设计能带来新机遇的原因：精良的设计能够孕育出丰富而强大的数字工具和资源，并且能够把专门化的知识和问题变得更容易被广泛的受众与用户群体所理解。

对于网络化资源库、通信系统和新媒体环境的设计与创造，数字人文学者仍然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运用数字工具与平台对知识进行建模能够提供一个强大的新视角，用来对语言修辞的力量及其模式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实践和理论在创造的过程中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没有生产，理论就失去了牵引力；没有理论，实践也会失去关键的驱动力。

早期的数字人文从业者常常乐意与技术打交道，并在学习技术的过程中渡过种种难关。虽然基于数字的学术已经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创新的实现必须依托人文学者真正走进技术，深入平台和网络协议的内部运作，对它们的了解至少要达到能对自己所用的工具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创造性设想的程度。技术工具与研究问题并非无关。编程可以是非常机械的，知道如何操作并不代表有深刻的见解。但是，如果没有对底层技术或多或少的理解，人们对媒介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批判性研究就会受到限制。

图解思维的时代已经到来。为了进行多角度和多媒体的创作，我们需要图形化的界面，而这些界面要充分运用计算机在多维度上集合、整合、组织论点的能力。著述和呈现需要被整合起来，这种整合方式既要确保论证清楚明晰，又要保证论证能以图形化和空间化的形式进行表达。在此过程中，可见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思维的语言单元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易处理。通过并列、层级、等价和其他的空间关系概念来描述关系、构建可视化论证，不仅引入了新的解读维度，而且能丰富我们对信息设计过程的认识。

在未来，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的“玻璃屏”必须变得更加“灵活可塑”。综合运用以各种媒介进行论证的操作，必须变得如同在纸上用水彩笔画画一样灵活顺手。

如果人文学希望走向繁荣而不是仅仅蜷缩于特权领域的墙角，它必须能够明确展示出其在数字时代为知识与社会做出的贡献。

这意味着我们要塑造所在时代的语言，而不是对其进行机械模仿或简单使用。

无论我们在总结部分描述的这些情景是多么的矛盾和多元，可能或不可能，在数字人文建设的当下和未来，它们都能引发我们对可能塑造数字人文发展前景的根本性要素的思考。如果我们不希望人文学退化成研究型大学中的“装饰性”学科，那么就必须对数字人文的愿景进行大胆设想。人文学不能止步于熟练运用我们这个时代已有的核心语言——它还必须证明自己能够为这些语言的发展做出贡献。

正是对日益成熟的数字人文能够承担这项重任拥有信心，我们才撰写了本书。数字人文被认为是在文化共享空间的公共实验室进行的一项重要的实验性实践；它既是一项进展中的工作，又是一个对未来的承诺，通过设计、调查和探索人类文化记录的具体内容而推动数字工具和数字平台的发展。

在传统人文主义学术发现自己已经被嘈杂的商业、24小时循环的快节奏新闻播报和经济主义、职业主义的凶猛浪潮所淹没的年代，数字人文能否拯救人文学？时间将告诉我们答案。但是，值得思考的是，消费主义和持续性信息超载的现象，其实只是专家和普通民众都能对信息进行前所未有的获取的时代的另一侧面而已。人们的读写能力已经延伸出多种形态，文化产业正在以20世纪无法想象的速度繁荣发展。这些不同方面的拓展延伸给文化价值传统和权威经典带来了挑战。至少有一点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人文学的未来发展将取决于我们如何与塑造我们的时代、社群甚至是我们自身的历史力量进行深入而又富有想象力的积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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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美］安妮·伯迪克（Anne Burdick）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