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 | “后人类”——一个玩味性的解读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取代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后人类”，Posthuman（或者post-human），是一个舶来的概念，相关的理念思辨实质上深植于西方知识、伦理之两条传统的交错螺旋中——以哲学为例即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对立。①而“后人类”与“赛博格”（cyborg）和“控制论”（cybernetics）之间的自然联想，则是由于科技、社会、政治经济等外围因素的作用，使信息、数字等主题从更加宏观、庞杂的背景——对作为“类”的人及其命运的思索中——突显而成为前景，即当前思考“后人类”的一个主要论域。

针对无实体的智能/主体（disembodied intelligence/subject），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海耶斯（N. Katherine Hayles）等后人类领域的重量级学者都有过针锋相对的精彩论述。②然而从个人的视角和兴趣而言，笔者更希望将关注点转向背景，从“后人类”这一目前看来略显泛滥的语汇中剥离出反人类（anti-humanism）和超人类（trans-humanism）的内涵，在技术话语之外拣择出相对形而上的哲学、伦理、美学脉络。当然，即便是观念史的梳理也不可能容纳在一篇简短的随笔之中，因此，这里仅以比喻、模拟的方式，借用一个电影文本做一次玩味性的解读尝试。

后人类的讨论，所预设的恰是最终要回归人性（humanity）这一根本命题。而针对人性的思索，简而言之，包括了抽象性的“神—人/灵—肉”以及整体式的“人类—自然/人类—人造物”两组二元关系。而这两组二元对立之间关系则是：横向地、对人类边界和极限的突破——具体表现为肢体、心智以及技术等多种形式的超人主义（trans-humanism）——都会在某个临界点上与纵向地、对于人类处境和去处的无尽探索——包括针对内生于探索之中的反人类主义（anti-humanism）的隐忧——相重合。此类枯燥的问题往往是在科幻电影的艺术呈现之后方为人所津津乐道，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千钧一发》（Gattaca）。选择这部片子的主要原因是它囊括了针对超人主义和反人类主义两大主题的反思，在几位主角不同命运的展开过程中，巧妙地将个体对其生理局限的超越以及人类对其宇宙中归宿的寻找相互交融。《千钧一发》是一部老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百度剧情或是直接找资源重温。以下要解读的，是情节之外的一些隐喻，以及这些隐喻能如何帮助我们重新在更宏观的背景中思考“后人类”这一日渐紧迫的命题。

首先是导演兼编剧安德鲁·尼科尔（Andrew Niccol）。他在《千钧一发》上映翌年所推出的影片是《楚门的世界》，后者虽然不再是科幻主题，但“命运”、“真实”和“抗争”等主题延续，仍然使这两部影片构成了强烈的互文，同时也共同带有了对《美丽新世界》的致敬意味。尼科尔的作品年表说明，他针对人性之横向拓展（extension）与纵向超越（transcendence）两个面向的审慎批判，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当然遗憾的是，他近年来的作品鲜有达到这两部的高度。

其次，以文本分析的思路来看《千钧一发》：片中盖特卡宇航公司（Gattaca Aerospace Corporation）只录用改造人为宇航员的设定，融合了基因工程和太空探索。更有意思的是三位主要人物。男主角Vincent Freeman的姓意指“自由之人”与他作为自然生育的“残缺人”却一心想要进入太空的种种抗争，特别是游泳战胜弟弟Anton（改造人）的情节恰好体现了导演对超人类主义内在的反人类本质的嘲讽：以统计、工程等手段超越生理机能的局限，反而使人甘愿戴上“合理性”（可计算的可能性probability）的枷锁而封杀了所谓的“理想”——因无法计算而尚不可见的“可能性”（不可计算的可能性potentiality）。男配角改造人Jerome Morrow，为Vincent提供优等DNA材料，因为意外残疾被断送运动生涯，于是自行否定了自己的未来（讽刺地是，Morrow是次日、翌日之意）。他在与Vincent的商业交易中逐渐为其不顾一切的理想所感染，而他最终的救赎途径是将肉身及理想的延续寄托于Vincent，那个世人以为的Jerome，以选择死亡的方式将自主性重新握在了自己的手中。最初，Jerome困于“完美”而完全物化为一具仅能提供生物材料的躯体；最后，当他抛弃这具肉身的牢笼爬向焚烧炉，下一秒即燃烧出向死而生的灵性之美。从情节上看，Vincent与Jerome各取所需；从人物上看，两人的互补亦构成了导演对“神—人/灵—肉”关系的理解。

最后，《千钧一发》中Vincent航天梦的实现，还指涉了更为广阔的人类探索的宏大叙事。这里涉及到第三位主要人物，同样也是改造人的女主角Irène Cassini。Irène是希腊神话中和平女神的名字，暗合着Irène在片中调和、包容的人物设定。更关键也更有趣的是，Cassini与著名的卡西尼计划（Cassini Mission）重名。③从上述尼科尔对“追问生命”、“探索宇宙”等主题的偏好来看，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更像是暗喻。一个印证之处是：当Vincent历尽波折终于作为高级领航员踏上飞船时，他所前往的目的地就是泰坦星，即土卫六——迄今所发现的除地球外唯一一个在表面存在大量液体的星球。而现实中，卡西尼号搭载的惠更斯（Huygens）着陆器于2005年降落在泰坦星，拍摄了关于泰坦星陆地与水面的细节。值得一提的是，卡西尼号已从2016年11月开始调整轨道，就在今年，“9月15日，在进入土星大气层后，这颗探测器将坠落土星地面，最后被压力和高温蒸发殆尽，完全投入土星的怀抱。”——这段来自百度百科的略带煽情的文字是否意味着，易感的人类对于承担了我们探索使命的人造物也总是倾向于投射情感、将之人格化？而事实上，这种倾向也应和了后人类的人性内核中“人类—人造物”这一组二元关系。

《千钧一发》作为一个文本，可以连接更多类似的分析和更加发散的想象。但更重要的是以它为例，开启对“后人类”论题在纯粹技术之外的背景性探讨。就像卡西尼号之后还不断有更多、更新的探索计划；或许，使我们从动物世界中站立的，④并不（仅仅）是对工具的使用抑或是对彼此的识别和认同，⑤而是一次又一次、即便我们自己也并不甚解其意的，对于头顶星空的仰望。当前对于后人类的讨论，如何避免被编织进入智性审慎、自我批判的封闭螺旋之中？在“星空”这个诗性的起点处，还有诸多智性尚未也不能触及的奥秘。毕竟，就像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生物大历史的论述中所说的，进化趋势，只是人类为自己演绎的神话；毕竟，智性和诗性作为揭开伊西斯面纱的一双手，并不可分，就像Vincent在飞船中的独白： “……他们说我们身体里的每个原子都曾是某颗星星的一部分。或许，我并没有离开。或许，我是在归家。（They say every atom in our bodies was once part of a star. Maybe I'm not leaving. Maybe I'm going home.）”

① 参见Steve Fuller. 2011. Humanity 2.0: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algrave McMillan. 第80页。

② 参见 Nicholas Gane. 2005. Radical post-humanism: Friedrich Kittler and the primacy of technolog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2(3): 25-41.

③ 参见NASA网站卡西尼计划主页：https://www.nasa.gov/mission_pages/cassini/main/index.html

④ 当然从生态学的后人类视角来看，这一分离并不意味着任何的优越性

⑤ 生物研究表明动物也有文化、情感、伦理甚至性格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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