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 | 数字时代的数字建造与数字建筑

数字建筑（digital architecture）的提出对于大多数建筑学背景的人而言，往往更多地意味着数字技术在设计过程中的运用和数字媒介对于设计方案的呈现。回首6、7年前，库哈斯（Rem Koolhas）和扎哈（Zaha Hadid）的地标性作品在国内一度拥有成功学一般的号召力。在彼时的国内建筑圈，库哈斯被常常化约为通过diagram/paradigm去做设计，扎哈则几乎与参数化划上了等号。以至于很少有人去关心：库哈斯对于癫狂的纽约到底给出了怎样的侧写——那种都市空间“内”与“外”的相互穿刺；扎哈学生时代的作品，又是如何从Kazimir Malevich的画作中吸取灵感。面对库哈斯和扎哈当时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好像所有建筑学子都不得不面对一个近乎于站队的抉择：到底是追随卒姆托（Peter Zumthor）这样的建构派大师走诗意路线，还是追随当红的库哈斯、扎哈走名利双收的路线。参数化设计，作为一种方法论，即时被推上风口浪尖。

（扎哈毕业作品 Malevich's Tektonik）

也是在那时，英国AA建筑学院被视为参数化设计的大本营，其每年出版的学生作品集都被国内的建筑学生疯狂抢购，仿佛任何一位毕业生都可能是未来的扎哈。如果对AA的作品集稍加翻阅，就会发现当时对参数化设计的定义几乎是纯视觉标签化的：“非线性/曲线=参数化”。可是，追根溯源地看，所谓参数化在本质上依旧不过是一种算法；而设计的部分其实是通过具体的参数设定来完成——也就是说，通过参数变量引入对建筑基地、建筑材料等因素的考量或是某个具体的设计目标，再通过算法来模拟/验证其可实施性。在这一点上，数字人文与之非常类似：早期的数字人文也被称为“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由此可见，参数化真正的内核在于：通过参数设置来进行计算模拟。这也就意味着，建筑方案的曲线造型只不过是参数化运算得出的一种可实现的结果，却并不对应于作为方法论的参数化本身。于是，比起扎哈华丽的曲线作品，Greg Lynn那些时常出现在双年展上的“非建筑”作品反而更能全面地展现参数化设计的意义。Lynn自己亦曾在一次访谈中这般说到：我的作品并非是5000种运算结果中选出来的最完美的一个，我的目标是做5000个完美的参数化设计作品。

Greg Lynn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建筑界是非常有争议的。因为它们看上去更像某种装置艺术品，而并非一个建成的并基于日常使用的物理空间——仿佛一个建筑的成立最终依旧需要仰赖于水泥、钢、木、石等我们所熟悉的材料，立足于这些材料所提供的“生活感”。然而，仅就参数化设计而言，我们是可以完全抛开“建筑”这一命题的——参数化同样可以设计家具；在我看来，Lynn作品中所达致的对于结构和材料的双重试验才是参数化在建筑学领域拥有的真正潜能。一个最为直观的有助于我们理解参数化设计的例子莫过于近年来3D打印应用的日渐普及：3D其实代表了造型设计的那部分，而打印作为输出也同步探索了材料上对设计方案做物理呈现的诸种可能。

（Greg Lynn的胚胎房屋形变系列）

显然，通过参数化设计在方案上实现的极简与流线很可能仅仅反映了建筑师在视觉层面的审美偏好；而值得留意的是，像Greg Lynn和伊东丰雄这样的建筑师对于参数化设计的主动选择/试验却是全然出于自身对于“时代”的感知和理解（有趣的是这两位都有透过德勒兹的概念来思考，对于Lynn而言是巴洛克的“褶皱”，对于伊东则是“游牧”）。

在Greg Lynn看来，数字媒介时代的建筑就应该是可移动的巨型机器人（是不是让人想起上世纪60年代的Archigram），建筑自身就应该成为媒介。换句话说，媒介并不外在或配套于建筑。而现代都市中离散与流动的并存，成为了伊东理解德勒兹“游牧”的起点。你会看到，伊东自仙台媒体中心之后的作品，几乎都可以被视为试图用物理建筑空间去内化/营造流动性的各种尝试。

对于那些经由参数化设计并建造的建筑项目来说，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其建造周期几乎都非常的长，并且经常出现大量超预算的现象——参见扎哈所设计的体育馆在伦敦和东京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这实际上可以将我们的讨论再次引返至一个古老的话题：绘图与建造（drawing and building）之间的关系。

对于近现代的传统建筑业而言，那些在图纸或电脑上被设计出，但最终又未能建成的设计方案可谓数不胜数。在电脑尚未普及的年代，这样的建筑也被称为“纸上建筑”。虽然，作为未能建成的设计方案，纸上建筑天然地带有一种未完成的遗憾；可是绘图（drawing）本身作为媒介也天然地足以传达绘图者的想法和理念。这一类型的绘图，早可追溯至达芬奇，晚则在1960年代Archigram的引领下达致高潮。基于此现象，我们完全有理由发问：是否只有在物质/物料的层面按照设计方案建成之后，建筑才得以成为建筑？如果Archigram当年狂飙突进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绘可以被看作是建筑，那么今日存于各建筑师建筑学子电脑中的各色方案又是否亦可被视为建筑的一种？

（伊东丰雄的台中歌剧院）

当然，对于上述提问，其实有一个隐含的前提，那就是图绘设计与建造的分离。然而，随着数字媒介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即便是在伊东和扎哈的实践中，设计与建造之间的区隔也正日益缩小，几近一体（更不用提Greg Lynn的作品或3D打印）。同样在缩小的，还包括单体建筑与城市规划之间的视差。换句话说，当伊东他们在不断思考建筑空间如何呼应时代生活内核的时候，数字建造技术则已经将问题推进至：单体建筑要如何基于对人类行为的预测和模拟更加智能地接入都市系统？

如果说，前面的连续提问尚且集中在“建造”层面；那么日本3.11地震那年，东京森美术馆的一次策展则极为巧合地触及了（数字）“建筑”层面。

在这个名为 “代谢派未来都市”的展览中，代谢派建筑师上世纪60年代活跃的过去与11年3.11地震带来的惨痛，在“重建”这一议题上极为巧合地形成了一种交叠：代谢派当年需要面对战败后的都市重建，当下建筑师则需要面临3.11震后的重建。正如策展人所指出的那样：彼时代谢派建筑师种种试图在战败导致的精神创伤背景下实现“近代的超克”的尝试，亦是一种对 “国家-民族”的重新建构。而反观3.11地震所带来的精神创伤，虽然也是国族范围级的，却对应着更加原子化的个体，并没有因此产催生对“国家-民族”再建构的强烈需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潜在的，最为朴素的重建愿望（重建自家住宅），与代谢派的文献一起在不经意间开启了“作为文献的建筑”这一思考议题。换言之，假如在3.11之前对于所有的建筑都有过测绘并以数字的方式存档；那么是否现在就可直接根据所有建筑的数字档案来进行重建和复原？

零壹读者或许记得：在苏珊教授的Battle of Mount Street Bridge项目中，她们已经尝试着用3D和VR等数字工具去对历史的场景（自然包括建筑）去做一种模拟性地还原。这也就意味着，在技术层面，对建筑进行数字测绘并作为文献保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问题则在于：（也是苏珊教授在访谈中指出的）如何展开此一数字建筑的archiving工作，才能有效缓解数据存储带来的昂贵成本和保证几十乃至百年后的数据读取？

如果Archigram、代谢派那些为数众多的未建成方案，以及眼下密布于电脑中的设计方案都可被视为建筑；那么这其实也构成了我曾经试图想要讨论的“数字地理”这一议题所关涉的另一维度。此值3.11地震6周年，来进行这样一场“数字建筑”与“都市重建”的再思考，亦可谓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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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 付梅溪

责编 / 吴维忆 顾佳蕙

美编 / 张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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