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还是话语？“大数据”的陷阱 【对撞机】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经济的崛起，大数据的影响力迅速波及了包括传统工商业在内的社会经济多个领域。与此相应的是在传播领域掀起的“大数据”风潮，以及大众对大数据的认知、接受度的显著提升。然而，科技和经济领域的大数据技术与传播领域的种种大数据话语实则并不等同，其界限也有待厘清。

大数据带来的认知陷阱

人类生活及其所处环境的高度数字化，是大数据话语所描绘的未来图景的一个侧面。在技术的工具性意义之外，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将不可避免地深入个体的精神世界，关涉到主体性与认知的本质问题。

大数据技术使人类处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基于此，人们憧憬着摆脱感觉和经验的限制，依靠数据科学地决策。然而问题在于，数据化的压缩处理会不可避免地损失决策任务所涉及的事实背景和其他大量细节。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人类一直在时空交织的具体语境中体验并解释事件与行为的意义，数据化和量化分析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剔除感觉和经验在技术上也未必可行，因为价值选择始终贯穿于数据采集和利用的全过程。大数据技术无疑是有效的分析手段，然而对“全知”视角的过分鼓吹或对大数据的过分依赖，则可能使决策者掉入无形的泥淖——无法选择甚至不敢决策的处境。

强制的数字记忆

高度数字化对人类认知的另一影响是对记忆的形式和性质的改变。技术的进步正在逐步实现“数字化一切”的宏愿，而随着跨产业合作导致的线上、线下界限的消弭，似乎一切都已被纳入数字化存储的范畴。与此同时，廉价数据库和云技术大大降低了存储的成本，删除记忆反而成了大费周折的事情。遗忘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固有缺陷，而数字形式的记忆却正在成为超出个人意志和能力范围的强制事实。

大数据技术研究专家针对强制性记忆开出了诸多药方，但无论是设定有效期限，还是对有意义和无意义的数据进行区分，其实施的困难在于对信息权利的归属以及信息处理责任的界定，而不在技术本身。如何确定“有意义”和“无意义”的边界？谁是记忆处理规则的制定者？如何制定对所有利益相关者均公正有效且可行的规则？人们何以能期待信息资本与权力的垄断者会选择遵循限制自身权力的规则？从记忆自然且必然地消亡，到人自主地、选择性地遗忘，人类是否已经准备好承担此一决断的责任了呢？

大数据话语的编织（fabrication）

一方面，大数据话语利用大数据技术的工具便利性掩饰并装点着深层的霸权和压迫，使信息资源、技术和资本的占有、分配秩序进一步固化，又通过对个体认知与行为的塑造和影响，将这种深层的不平等内化为个体经验的一部分，进而获得了近乎于共识和常识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充分张扬了工具理性，后者的效用与功能正是编织“大数据时代”神话的客观基础。然而，当工具理性发展到极致（以至于取消了对本质与价值的追问），技术也就随之超越主体，成为独立的存在。

大数据话语的吊诡之处还在于：人们目之所及只能看到这一种可能，故而不免将这“唯一”可能视为应然，以至于堕入历史与超验性均告终结的冷酷绝境，却全然不知自己其实不过身处信息资本借助大数据话语所构建的云端霸权——生产本位让位于绝对控制的新资本主义秩序，也更加不会意识到自己对“大数据”的全盘接纳正是完成秩序锁链必要的一环……

节选自“云端的霸权——‘大数据时代’的双重隐喻批判”，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4期，页93-96。这次推送时经过重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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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 吴维忆

责编 / 徐力恒  付梅溪  顾佳蕙

美编 / 张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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